文化与中国文化.doc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culture
文化的定义及分类
1. 文化的定义
一是广泛的知识并能将之活学活用；二是内心的精神和修养。
传统的观念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饰、日常用品等，它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分别指生活制度、 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它们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的内容。
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
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文化是一切生命文明行为的代称，大自然是人类文化的根本导师和启蒙者。我们几乎没有一样科学发明是凭空想来的，莫不受自然的启示。人类的文化是大自然的恩赐。”——李二和《舟船的起源》
“文化本不属人类所独有，我们更应该以更开放和更宽容的态度解读文化。文化是生命衍生的所谓具有人文意味的现象，它是与生俱来的。许多生命的言语或行为都有着先天的文化属性，我们也许以示高贵而只愿意称它为本能。”
——李二和《舟船的起源》
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狭义的文化就是在历史上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形式的总和。
In the words of British anthropologist Tylor E. B it is "that plex whole which includes knowledge, belief, art, morals, law, custom and any other capabilities and habits acquired by man as a member of society."
Tylor E.B. [1871]. Primitive culture
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了狭义文化的早期经典学说，即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文化也可以称之为社会团体共同的思维特征。不过“文化”有多少定义，但有一点还是很明确的，即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有人才能创造文化。文化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人创造不同的文化。人创造了文化，也享受文化，同时也受约束于文化，最终又要不断地改造文化。我们都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享受者和改造者。人虽然要受文化的约束，但人在文化中永远是主动的。没有人的主动创造，文化便失去了光彩，失去了活力，甚至失去了生命。我们了解和研究文化，其实主要是观察和研究人的创造思想、创造行为、创造心理、创造手段及其最后成果。
The Cambridge English dictionary states that culture is "the way of life, especially the general customs and beliefs, of a particular group of people at a particular time."

2. 文化的分类
Material culture : it covers the physical expressions of culture, such as technology, architecture and art.
Immaterial culture : the aspects of culture such as principl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mythology, philosophy , literature, and science etc.
斯特恩H. H. Stern（1992：208）根据文化的结构和范畴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文化即大写的文化（Culture with a big C），狭义的文化即小写的文化（culture with a small c）。
汉科特・汉默里Hammerly(1982）把文化分为信息文化、行为文化和成就文化。信息文化指一般受教育本族语者所掌握的关于社会、地理、历史、等知识；行为文化指人的生活方式、实际行为、态度、价值等，它是成功交际最重要的因素；成就文化是指艺术和文学成就，它是传统的文化概念。

3. 文化与文明区别
①从内容上看，文化是人类征服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的活动、过程、成果等多方面内容的总和，而文明则主要是指文化成果中的精华部分。
②从时间上看，文化存在于人类生存的始终，人类在文明社会之前便已产生原始文化，文明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定阶段。
③从表现形态上看，文化是动态的渐进的不间断的发展过程，文明则是相对稳定的静态的跳跃式发展过程。
④文化是中性概念，文明是褒义概念。人类征服自然和社会过程中化物化人的活动、过程和结果是一种客观存在，其中既包括优秀成果，也有糟粕，既有有益于人类的内容，也有不利于人类的因素，它们都是文化。文明则和某种价值观相联系，它是指文化的积极成果和进步方面，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它是一个褒义概念。

4. 文化的特点
Non-selectivity and stability
1）The habits of people in a culture are difficult to change.
2） Culture can be extended and inherited
Patriarchal system—→ Clan system
The adaptability of culture
In a certain society, the overall, continuous and direct contact with cultures from outside brings some changes to the native culture.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ways of living, lifestyle, social networks, habits and etiquette, and so on.

5. 汉语中的“文”与“文化”
1）古代中国“文”含义：
A、彩色交错。亦指彩色交错的图形。
《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
清王夫之 《读四书大全说·论语·泰伯篇十二》：“异色成彩之谓文。”
《易经·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此处的“文”是纹理的意思。 、
B、自然界的某些现象。如：天文；地文；水文。
程颐曾说：“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
宋濂在《华川书舍记》中写道：“呜呼！文岂易言哉，日月照耀，风霆流行，云霞卷舒变化不常者，天之文也。山川列峙，江河流布，草木发越，神妙莫测者，地之文也。”
C、指锦绣等织物。《楚辞·招魂》：“被（p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 王逸注：“文谓绮绣也。”
D、人文——“天文”和“地文”的语义中蕴含着古代中国人的自然及宇宙意识，那么“人文”则体现了一种对人类活动的认识，有指礼乐教化，也泛指其他文化现象。
《论语·子罕》：“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朱熹 集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
《礼记·乐记》：“始奏以文，复乱以武。” 郑玄 注：“文谓鼓也，武谓金也。”
2）文化——人文的教化与传播
刘向《说苑·指武篇》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诛之。”
《文选·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影响民俗），敷文化以柔远。” 李善注：“神理，犹神道也。”这里所谓“文”的内容包含了道德、风尚、习俗、教育等人文形态。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culture
中华文化背景知识
1. Question：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geographic environment?
中国文化特征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联
中国传统文化诞生在中国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里,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地理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特征
（1）具有连续性和持久性
 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进程中,中国文化是唯一不曾中断的、具有连续性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的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归功于中国拥有一块完整而广阔的地理环境。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周边外来文化进行潜移默化中,始终保持着自己完整的风格和日趋完善的系统,
长期绵延不绝,使中国文化具有较强的自信心和稳定的发展过程。
（2）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内生文化, 内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使生息于黄河流域的汉民族率先发展了自己的文化, 随后便不断融合了中国境内其他的地区及民族的文化,中国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羯、契丹、辽金等最终自觉或不自觉的接受了中华文化并融入她的血脉之中, 没有这种融合, 就没有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文化的这种融合力和同化力正是一个独立的古文化系统得以保存和延续的先决条件。
（3）具有保守性和封闭性
中国文化是在三面陆地、一面临海,四周较为封闭的地域里发展起来的。自然障碍将古代中国人与外界隔开,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这样很容易造成一种隔绝机制,阻断了中国同外部世界更多的交往。加上内部优越的自然条件,几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再加上因早熟的农业文明,周边地区的相对落后,使一向以“天朝自居”的中国人更不愿主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及封闭性,使得中国在近代没能及时地吸收和受容外来的优秀文化,导致中国近代历史上出现屈辱。
地理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1）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形成和延续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素称“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各朝统治者都是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究其原因，地理环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以农业立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文化中国有极为广袤的疆土，其内部平原广阔，特别是黄河，长江两流域平原毗连，没有明显的天然的屏障，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都易于统一，所以历史上强悍的游牧民族南侵，中国纵使丧失了首当其冲的黄河流域，仍有广大的退路可供周旋。其他古文明地区沦亡于外族的入侵，即一蹶不振，独中国能对边族潜移默化，始终保持着自己文化的独特风格和完整系统，并使之绵延不绝。
（2）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 
中国复杂的地形和多样的气候,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缘文化和区域思想观念。早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各具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及岭南文化等。中原地区由于对农业的重视而养成重土安迁的观念;东南沿海一带由于耕地有限,重视海外贸易,思想观念开放,西北的绿洲地区因土地限制和地处交通要道,商业发达较早;
北方游牧民族由于环境恶劣,不得不以频繁的迁徙和战争来对付环境的压力。中国的区域文化虽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又并存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多元结构。随着中国农耕经济向周边的扩张,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包容性又促使区域文化的相辅相成、渐趋合一。儒、道、佛三教的并行而立,盛唐时的胡汉交融,都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及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生机与活力。  
（3）地理环境对开放和封闭的影响
地理环境的开放与封闭是相对的，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生产力对环境有不同要求，也会产生不同结果。中国有较易于隔离的地理环境。东面临海，西北横亘漫漫沙漠，西南有世界上最大的青藏高原。这些都是地理上的阻绝地带，给予农业民族无法突破的限制。这种一面临海，其它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形成一种与外部世界半隔绝的状态，使中国没有向外部拓展的野心，养成了独自经营，和平温顺的国民性格。所以，中国文化大体上是在本土独自酝酿成长，虽偶有外来文化成分由西域或海上传入，皆能雍容消纳，使中国文化的发展稳定而富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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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
春秋的时候，没有高明的国君任用孔子，施行仁政，所以孔子感慨说：我周游列国，本来是想辅佐君王，大行王道，上助国君，下泽黎民。如今世人不能理解我，国家不能任用我，我的治国大道不能实行于天下了，虽然还住在国内，又能做点什么呢？不如乘着木筏，泛舟远洋，去天涯海角做个隐士吧。如果我的弟子中还有跟我一起去的人，那一定是仲由（子路）了。子路勇武过人，忠义之士，故能临险不避，所以孔子认为弟子中有和自己一样勇猛的人，肯定是子路。但是孔子此言也只是感伤自己怀才不遇，并没有真的要退隐于海上。子路听了，以为孔子没挑别人，单单选了自己随夫子出海，就信以为真，所以高兴的不得了。孔子教育他说：凡人懦弱的多，害怕涉足险境，仲由不怕出海的危险，反而以随我一道而喜悦，这样的勇武我都比不上他。但是海上怎么是居住的地方呢？我能是出海避世的人吗？不过是伤心的时候发发牢骚罢了，仲由却信以为真，这说明他只知道勇往直前，而不会审时度势，是不经思考就做的决定啊。孔子教导子路的话，说明孔子虽然也有心灰意冷的时候，但是始终以天下为己任，不会遁世以求自保。以孔子的圣明而不被任用，天下只能动乱了好多年。
雪公说：孔子乃曰，由也勇过于我，不合中道，然而，再取如子路此种人材亦无矣。虽然批评他，其实也在夸他，引导他完善自己优秀的品质并用在合理的地方。

3. 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方式
（1）奴隶制的确立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夏朝农业工具以木石工具为主，出现了原始灌溉农业，适应了农业发展的需要。夏朝有历法，指导了农业生产。商朝农奴制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畜牧业也占重要地位，特别是手工业中的青铜也最为突出。西周承袭了商的井田制，并走向盛行。农作物比商朝多，手工业分工细。春秋时期，奴隶主为了争霸战争的需要，重视农业生产、发展经济。这一时期铁器和牛耕出现，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私田增多，土地私有制出现，阶级关系也发生变化，形成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春秋后期，鲁国出现了“初税亩”，各国也展开了赋税改革，承认了私田主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奴隶制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井田制瓦解了，中国奴隶社会走向解体。
（2）战国时期，封建制度的确立，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生产工具的发明与改进，水利的兴修，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奴隶制的崩溃，也导致了手工业奴隶转化为个体手工业者，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城市兴起，中原市场繁荣。
（3）秦灭六国后，统一了中国，还统一了货币度量衡、车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但由于秦的暴政，使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秦朝也随之灭亡。汉初社会贫困，为了巩固政权，增加财政收入，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采取了修养生息的政策，重视发展农业，减轻赋税，牛耕普及，工具改进，兴修水利，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清明统治时期：“文景之治”。汉初经济发展又为汉武帝大一统奠定了物质基础。西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到了东汉初年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成为依附农民，东汉末年军阀混战，黄河流域生产又遭到极大的破坏。
（4）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此时北方又陷入战乱，大量农民南迁，江南开发，为我国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北方到北魏时，同意了黄河流域并通过孝文帝改革，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北方的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南北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为隋统一中国创造了客观条件。
（5）隋唐时期。隋统一中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大运河的开凿，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但由于隋炀帝滥用民力，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引发了农民战争，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唐初，接受了隋亡的教训，调整政策，沿用了均田制，实行租庸调制；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全面发展，经济呈现繁荣局面。对少数民族采用开明政策，对外交往频繁，唐都长安成为亚洲经济文化的中心。为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唐中期后，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破坏了，租庸调制无法实行。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780年唐政府采纳了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改变以往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唐后期由于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使社会生产力又遭到极大的破坏，中国开始了经济中心南移的经济格局。
（6）五代十国时期由于黄河流域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直到后周世宗时期，实行改革，经济才有了恢复，而此时的南方，由于安史之乱后，北方人民大量南迁，割据政权为了保住半壁江山，也劝课农桑，使南方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北宋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局面，农业、手工业有了发展，商品经济也空前繁荣；南宋时，江南经济超过北方，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的格局；元朝统一中国后，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棉花种植面积扩大，棉纺织业技术进一步改革与推广，海运、漕运的开凿保证了南粮北运，大都成为闻名世界的大都市，对外贸易发达。但由于元末整治黑暗，人民反抗，经济崩溃。
（7）明初统治者调整政策，积极恢复与发展生产，到了明中期，农业、手工业都超过前代水平，大量的手工业品与农产品投放市场，出现了一批具有专业职能的工商业城市。白银成为流通的货币。在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基础上，在江南的一些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它比较弱小，但它是中国社会内部的新现象。明朝中期后，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生产遭到破坏，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张居正实行了“一条鞭法”，由于大地主、大官僚的反对而被迫废止。但用银两收税方式却保留下来了，明末农民战争还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直接触及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8）清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奖励垦荒，实行更名田和摊丁入亩，征收统一的地丁银制度，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在缓慢、艰难地发展，但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社会的主导地位。

4. “胡焕庸线”
在中国人口地理上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一直为国内外人口学者和地理学者所承认和引用，并且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田心源教授称为“胡焕庸线”。
“瑷珲—腾冲一线”（或作“爱辉—腾冲一线”在地理学（特别是人口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以及人口学上，具有重大意义。
这条线从黑龙江省瑷珲（1956年改称爱珲，1983年改称黑河市）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线。线东南方36%国土居住着96%人口（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利用ArcGIS进行的精确计算表明，按胡焕庸线计算而得的东南半壁占全国国土面积43.8%、总人口94.1%。），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游牧民族的天下。因而划出两个迥然不同自然和人文地域。
“胡焕庸线”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目前城镇化水平的分割线。这条线的东南各省区市，绝大多数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条线的西北各省区，绝大多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5. 晁错《论贵粟疏》
《论贵粟疏》出自《汉书·食货志》，作者晁错，是当时给汉文帝的奏疏，文章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摆事实，讲道理，前后相承，步步深入，明允笃诚，强志成务。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南西北。珠玉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人们还是看重它，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珠玉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随便地离开家乡，盗贼受到了鼓励，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收获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拿不动它，也不为奸邪的人所贪图；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6. 《老子》第八十章
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使国家变小，使人民稀少。即使有各种各样的器具，却并不使用；使人民重视死亡，而不向远方迁徙；虽然有船只车辆，却不必每次坐它；虽然有武器装备，却没有地方去布阵打仗；使人民再回复到远古结绳记事的自然状态之中。国家治理得好极了，使人民吃得香甜，穿得漂亮、住得安适，过得快乐。国与国之间互相望得见，鸡犬的叫声都可以听得见，但人民从生到死，也不互相往来。
小国寡民是老子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它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老子幻想着回复到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原始社会时代，在那里，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战争和掠夺，没有文化，也没有凶悍和恐惧。这种单纯的、质朴的社会，实在是古代农村生活理想化的描绘。胡寄窗说：“我们研究老子小国寡民思想，要分析产生这种理想的阶级根源、时代因素以及其所企图要解决的问题。所谓小国寡民是针对当时的广土众民政策而发的。他们认为广土众民政策是一切祸患的根源。作到小国寡民便可以消弭兼并战争，做到‘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便可以避免因获取物质资料而酿成社会纷扰的工艺技巧，‘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便可以取消使民难治的智慧，而且结绳以记事的方法来代替；便可能使人安于俭朴生活，不为奢泰的嗜欲所诱惑；便可以使人民重死而远徒，以至老死不相往来，连舟车等交通工具都可一并废除。他们不了解，广土众民政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新的生产关系要求一个全国统一的地主政权这一历史任务在各大国的政策上的反映。”但是老子“忘记了在‘有什伯之器而不用’的原始‘乐园’中，并没有甘食美服，也没有代他们生产甘食美服的被剥削的人。老子作者尽管在世界观上是唯物主义的，而在社会观上特别是在经济问题的看法上却陷入于唯心主义的幻想。”这个批评是中肯的。老子面对急剧动荡变革的社会现实，感到一种失落，便开始怀念远古蒙昧时代结绳记事的原始生活，这是一种抵触情绪的发泄。晋朝时陶渊明写了一篇传诵至今的名篇《桃花源记》，应该讲，此文显然受到老子八十章内容的影响。这是一个美丽的幻想，同时也表达了他对社会黑暗的不满，反映了人民摆脱贫困和离乱的愿望。在这一点上，老子和陶渊明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7. 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社会学术语)是一个在社会学中广泛应用的术语，但是很少有明确的定义，最早的使用应该在20世纪初汉语社会科学的形成时期。在当前的汉语社会科学中，这个模糊的概念仍然被广泛使用，广义地讲，它可以指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多方面的结构状况，狭义地讲，在社会学中主要是指社会阶层结构。但是，在欧美社会理论语境中，社会结构常常还在更加抽象的层次上使用，用来指独立于有主动性的人并对人有制约的外部整体环境，经常与“能动性”对立使用。一定意义上，这种对立类似于“社会VS个人”的对立。
社会结构的阶段性变化及各阶段主要特征
社会结构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从不同角度观察社会，便可得出不同的社会结构模式。西周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从西周初到春秋初为第一阶段，春秋战国为第二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为第三阶段，隋唐五代为第四阶段，宋元明清(至鸦片战争)为第五阶段。现依次叙述如下。
1）关于第一阶段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我们用“天下”.“国”、“家”这三个基本概念来描述。在周代，所谓天下，是指由臣服于周的所有诸侯国构成的社会共同体。所谓“国”，就是指周代诸侯国。所谓“家”，是指“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左传》桓公二年)之家，即诸侯分封给卿大夫的土地民人，在卿大夫统理下构成的一种如同国中之国的社会共同体。我们认为，正是这三种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即天下与国、国与国、国与家、家与家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这一时期一种重要的社会结构形式。在春秋以前，家、国、天下体系结构大体平衡稳定。基本上是家与家相安，国与国相安，家听命于国，国听命于周室。所以，我们可以称这一时期为平衡期。
2）自春秋始，国与国、家与家竞争加剧，兼并战争日益频繁，社会进人了一个大变动时期。这种变动，不是一般的动荡，不是单纯的改朝换代。这是周代家、国、天下结构体系被打破、被改造、被更新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称这一阶段为变动期。这个变动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原来的结构是被逐步打破和更新的。经过周代数百年的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国实力大大增长了，许多行政权力系统掌握了比原来多得多的物质财富，为扩大控制范围打下了物质力量基础;礼乐制度的实行，大大增强了社会各部分的文化认同感;家相并，国相兼也促进了社会各部分的实际交流和融合;家亡国破的变动，宗法秩序的紊乱，又使相当一部分工商业者和文武士人失去了原来的依靠，摆脱了原来的束缚，而自由流动于家际、国际间，这种自由流动进一步增强社会各部分在经济上的交往、心理上的相容、文化观念上的一致，物质财富的积累、大量游士的出现和规模扩大着的家、国对人才的需求为各类人物(如各级军事将领、各级行政管理人员、军政参谋、政治家、思想家)的大量涌现提供了最好的条件，以至于像孔子这类专门造士的教育家也应运而生，这一切表明，社会控制能力已大大提高了。由于社会控制能力的提高，一些诸侯国为加强内部统一性，便开始尽量减少分封而努力扩大国家直接控制的范围。郡县制便在这时候被创造出来。郡县制是扩大国家直接控制范围的一种现实形式。社会控制能力的提高和郡县制的出现，为根本革除旧的社会结构、建立新的社会结构，提供了基本条件。
3）秦汉结束了列国纷争，建起了行政上一统的国家，同时也确立了一新的社会结构。从此社会结构演化进人了一个新的平衡期。新结构由三支主要的社会力量构成。这三支力量是在旧结构解体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消灭旧家、国，废除分封制后，取而代之的是行政统一的集权制政府，这是支配社会行为的第一个重要力量。“家”的旧政治形式被消灭了，但是家族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并没有被消灭，它是第二支重要社会力量。这个力量相当强大，它不仅使国家行政权在它的内部难以有效行使，而且，它还能影响一方，使得国家行政权难以有效行使。以至于地方官员不得不与他们妥协，联手合作，共同掌握地方权力。家族势力的影响，更突出地表现在它与朝廷高级官员、权要重臣是一体通贯的。因为这些高官显贵也都有自己的家族，他们的家族更有条件迅速膨胀，成为大家世族。另一方面对于有重大影响的地方大族，朝廷也往往笼络以高官厚禄，因此，高官重臣与世家大族联为一体是必然趋势。家族势力的膨胀发展，大大削弱了行政系统的权威，降低了行政系统的社会控制功能。从县邑州郡到朝堂之上，行政系统都不得不与世家大族相妥协。世家大族成为可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社会力量。第三支社会力量是从旧家国中解放出来的奴隶、农奴和平民。他们现在都统一地成了朝廷的子民，或者说是统治对象。事实上，他们当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依附于世家大族的。在新的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社会力量，还是政府行政系统和世族大家，双方的平衡是这一结构稳定存在的基本条件。因此也可以说，双方平衡是这一结构的一个主要特点。从历史进程上看，两汉时期，行政系统凭借朝廷武力统一天下的余威，对控制社会起着主导作用，而家族势力则处于一个发展时期，特别是在渗入政治、与行政系统打交道方面，还处于摸索尝试阶段，因而给人以不足与政府系统分庭抗礼的印象。但即使如此，行政系统对世家大族的关系也已成为社会的一个基本关系。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成为政治社会的一支足以与行政系统抗衡的力量。皇家已经很难单独靠行政系统来控制天下了，所以只好与世家大族妥协，皇家与士族共同决定行政系统的运作，共同控制社会。由于这种结构是以世家大族的存在和世家大族势力与皇权相平衡为特点的，因此，在这种结构下，社会的凝聚力是最差的。大家族与皇家之间大家族彼此之间矛盾重重、勾心斗角，平衡极难把握，动荡极易发生。南北割据，政权更迭频繁局面的形成，便是这种社会结构的自然结果。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就必须根本削弱世家大族。
4)隋唐时期，世家大族逐步衰落。它的衰落，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所以我们把隋唐视为社会结构的第二个变动期。社会动荡并不意味着社会结构变化，社会结构变化也不见得都要表现为社会动荡。世家大族的衰落，也许有许多原因，但有一个原因，最为关键，那就是科举制的实行。实行科举制，有社会条件问题，有皇家动机问题，这些我们都姑且不论，在此，我们需要谈的只是它的宏观效果。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中正官几乎全被大族把持，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高级官职为士族所垄断。科举制由中央政府主持考试，以考试成绩论品第，定官职，考生无论士族、庶族，理论上是平等竞争的，这势必打破士族对高级官职的垄断。久而久之，世家大族在官场上的优势地位也会丧失。世家大族的存在是依赖于世代为官、世代为大官这个条件的。这个特权一旦丧失，其社会影响就会相应减弱，而且其内部也会“族大而析、家大而分”，涣散瓦解，再难联合成为足以与朝廷抗衡的社会力量。
5)唐朝统治数百年，削弱了世家大族的势力和社会影响，根本改变了原来的社会结构，使新的社会结构渐渐生成。从与前一种社会结构的因革关系上考虑，我们用官、民、士三个概念来表述这种结构的特点。所谓官，是指中央集权的行政系统。从体制上看，中国自秦汉就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制，但在宋以前，由于有世家大族的平衡作用，那种中央集权是受到很大限制的，是名不副实的。自宋以后，中央集权的行政系统才真正享有了社会上普遍有效的政治权力。在世家大族被根本削弱之后，行政系统的真正对象便凸显出来了，这就是“民”。传统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说，我们以为士与其他三民差异甚大，并在社会结构关系中有其特殊功能，所以把士从中取出，而以农工商为民。关于“民”，有三点需略加说明:第一，官民关系，并不是自宋代才有的，历代皆有。只因以往各历史阶段都有其特殊关系，特殊关系更能表现该时期的特点，所以我们在描述以往社会结构的特点时不谈官民关系。第二，以往的民对官而言，并没有达到一般化、普遍化，它被分为若干不同的、特殊的部分。如世家大族，亦官亦民，他们对官的关系与庶民百姓就不同。庶民百姓，由于其中有一部分依附于世家大族，因而，他们对官的关系也不相同。所以，那时的官民关系没有像宋以后那样，简单而直接地呈现出来。士是介乎官民之间的一个特殊阶层。士阶层中的个体在官民之间流动。官与民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这种对立统一较集中体现在士上，通过士的社会活动表现出来。士来自于民，出仕而为官，一旦辞官或遭罢免，复又为士、为民。它来自于民的各个部分，入于官的各个系列层次。社会清明、世风廉正时，士能起到沟通官民，缓解官民矛盾的作用;社会昏暗，世风颓下时，士则起到隔绝官民，激化矛盾的作用。需要指出，士是古已有之的。西周时，士大约是一种位在卿大夫之下的固定身份，并在国家中有一定职事之人。春秋战国时代，大量的士游离于家际、国际间，而且士的种类颇多。秦汉以后，士主要是指读书奔仕途之人了。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有出于平民百姓者，有出于士族者，有出于平民而依附于士族者，士族成为士的主导。经过长期推行科举制后，士才成了直接为国家所用，不被特殊集团所分割，本质上没有身份差异的统一的社会阶层。所以，宋以后的士阶层，虽与历史上的士有渊源关系，但其时代性差异还是很明显的。无论官、民、士都达到了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一种社会普遍性和统一性。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新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这种结构也许是古代农业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了，所以它历经宋、元、明、清，延续了近千年之久。

8. 确立宗法制度
宗法制：一种以血缘为纽带，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皇位继承秩序以及宗族各成员不同权利和义务的法则与制度。
所谓宗法，就是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统远近区别亲疏的法则。这种法则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同一血缘系统的人都要尊崇共同的祖先，并且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为不同地位的宗族成员规定各自不同的权力和义务。 中国宗法制度虽源于原始氏族社会，其确立则是在西周初期，创立者是周公旦。西汉伏胜《尚书大传》： 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两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 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Ø 嫡长子继承的制度
原始社会早期实行禅让制，部落联盟首领是选拔的，不考虑血缘关系。但禹时却改变了这种态势，虽然他没有将位置直接传给其子启，但是在暗中却成就了这个动机。启之后，血缘关系成为权力交接的主要依据。
嫡长子继承制是指宗法制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即王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是嫡妻（正妻）所生的长子。
嫡长子继承制的基本原则：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西周的嫡长子继承制目的在于解决权位和财产的继承与分配，稳定社会的统治秩序。
Ø 封邦建国的制度
封邦建国简称封建，就是分封制。国指诸侯领地。分封的目的就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分封制与宗法制互为表里，紧密结合，在家庭范围内为宗法制，在国家范围内为分封制。
古代中国的“天子”将土地分给亲属，功臣或先代贵族，所封之地称为“诸侯国”、“封国”或“藩国”等等，统治封地的君主被称为“诸侯”、“藩王”等等。
为了维护统治，分封制规定，诸侯必须：
①服从周天子的命令；
②诸侯有为周天子镇守疆土的义务；
③随从作战；
④交纳贡赋；
⑤朝觐述职的义务。
同时，诸侯在自己的封疆内，又对卿大夫实行再分封。卿大夫再将土地和人民分赐给士。卿大夫和士也要向上一级承担作战等义务。这样层层分封下去，形成了贵族统治阶层内部的森严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
Ø 宗庙祭祀的制度
宗法制度十分强调尊祖敬宗。宗庙祭祀就是维护宗族团结的重要手段。周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太庙居中，然后分左昭右穆排列，总共祭祀七代君主。周代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对于维护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和巩固政权，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一传统被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并发展成左宗右社的格局。左宗是宗法的标志。右社是国土的象征。

战国以后，宗法制逐渐松散，但是由宗法制产生的血缘和宗族传统观念逐渐及于中、小贵族，以及庶民中间。中原地区的名门望族迁入徽州这样封闭的区域以后，效法宗法制，形成以宗族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以男子为首要地位的宗族制度。经过宋、元而至明、清得到进一步稳固和发展，使徽州成为一个封建宗法社会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