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杂社会的医疗慈善：民国旅沪浙商与宁绍地域的公共医疗建设.pdf

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178 混杂社会的医疗慈善:民国旅沪浙商与宁绍地域的公共医疗建设*邵钢锋*【摘要】旅沪浙商如何切入宁绍地域的公共医疗建设呢?本文对该案例 民国时期旅沪浙商在宁绍地域的公共医疗建设的缘起、人事组织模式、资金运作体系和浙商背后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在近代中国“混杂社会”的概念框架下呈现民国时期旅沪浙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策略和非制度性安排。本文归纳了旅沪浙商与宁绍地域社会公共医疗建设的常规做法:旅沪浙商以宁波旅沪同乡会、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等为依托,以大上海为舞台,以商人之间董事个人特别捐、同乡同业之间的日常捐等为公共医疗慈善募款。这些公共医疗慈善机构既有王晓籁捐资设立的嵊县毓源济生善会等传统善会善堂,也有宋汉章出资、医学博士宋梧生担任院长的新式医院 余姚阳明医院。概言之,这种基于同乡同业的社会关系网络,不断强化外埠商人与故里的种种关联,从而能够保证商人利益集团的乡土之链不断。【关键词】旅沪浙商;宁绍地域;医疗慈善;社会治理*本文系2017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运河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7ZDA184)、北京用友基金会“商的长城”重点课题“浙商群体研究及中国商人数据库建设”(2019-Z06)的阶段性成果。邵钢锋,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学系讲师,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公益慈善史。179 混杂社会的医疗慈善民国旅沪浙商与宁绍地域的公共医疗建设近年来,关于近代医疗慈善方面的研究一度成为热点。周秋光的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 认为,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代表的民间慈善团体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所担负的救赈工作已成为调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份力量(周秋光,2000)。胡成的 何以心系中国 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 1911)认为,近代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得到当地社会和普通民众的高度尊敬与慷慨捐助,使他们心系中国,这同时也是被接纳和善待的一个过程(胡成,2010)。陶飞亚、王皓的 近代医学共同体的嬗变:从博医会到中华医学会(2014)与郝先中的 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肇始(2005)一致认为,近代西方传教会中国化的身份转移与资源整合,推动了民国医学行政界的合作,成为近代中国科学共同体洋为中用的一种范式。实际上,流风所及,不惟近代的传教士如此,近代以来的绅商群体更是在西医东渐过程中默默无闻地发挥了实际效能。例如,旅沪浙商朱葆三等不仅参与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建,还专心致力于华洋义赈会、四明公所、四明医院、上海公立医院、上海孤儿院、上海时疫医院等多家机构的医疗慈善事业。像旅沪浙商宋汉章还曾担任中国红十字会董事、上海妇孺救济会董事。又如,绍兴嵊县芷湘医院由名医王邈达、旅沪浙商王晓籁、西医博士王孝本三兄弟创建,以其父名芷湘命名。此外,还有宁波的慈溪保黎医院、镇海同义医院均由旅沪浙商虞洽卿等共同创办。这些旅沪浙商重视团结合作,重视信用。他们之所以成功,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其生存的土壤与社会环境、当时的行业选择与契约精神,都缺一不可。事实上,深入研究民国旅沪浙商的医疗慈善行为,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当前浙商参与慈善公益事业有着重要意义。旅沪浙商身处“混杂社会”通过社会募资的方式方法,对于当下我们筹办公共医疗慈善事业也有着深刻启迪。民国时期的旅沪浙商,从其发展历史来看,又恰是当代浙商的前身。因此,我们进行民国时期旅沪浙商及其医疗慈善事业的相关研究,应认为是有必要的。一 混杂社会的医疗慈善缘起应当指出,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并非纯之又纯的封建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可以概括,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夹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形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180 态”(马敏,1994:11 12)。马俊亚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形态是混合型的,中国近代社会的阶级同样也是混合型的”(马俊亚,2003:25)。事实上,近代中国社会的地域性差异极大,而同一地域出身的商帮群体则往往又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杂形态。这种混合之中又杂糅了太多同乡同业等共同体要素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诸多领域的主要形态。笔者所提及的“混杂社会”主要指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形态。需要注意的是,近代盛产浙商的宁绍地域水患灾害频发,各县时疫时有蔓延。每当冬春时节,宁绍各县往往久旱河干,寒冷不常,加之当地百姓饮食不洁,各县时有病疫发生。一村之中往往十室九空,一家之中十人九死,棺木石板所售一空,枕尸待装,不知其数(申报,1918a)。1918 年,绍兴、余姚、上虞各县时疫流行,死亡相继(申报,1918d)。1923 年,宁波地区疾病流行甚剧,起初腹痛,继则手冷腹泻,移时毙命,治愈者十无一二,城厢以江北岸及东门一带为最,乡镇以镇海柴桥镇为最,该镇患疫死者已一百二十余人(申报,1923)。1932 年,绍属同乡来沪报告,“今秋亢旱之后,绍兴、上虞、余姚三县,时疫流行,疾发时往往施救不及”(申报,1932)。鉴于宁绍各属时疫蔓延,中国红十字会特派西医曹思劬等携带医疗器用由沪搭宁绍轮赴甬,分道组设防疫队(申报,1918b)。另有上海中国济生学会也前往宁绍等处施救时疫(申报,1918c)。事实上,不管是中国红十字会,还是上海中国济生学会,作为旅沪浙商的朱葆三、宋汉章、王一亭等人都是其核心领导成员。由此可见,近代宁绍地域疫情反复无常而且来势凶猛,几乎影响到了各区县及广大农村地区。旅沪浙商通过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中国红十字会、上海中国济生学会、宁波旅沪同乡会等各种途径向故乡父老施予援救。当然,这样说,也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国情紧密相关。事实上,相比“鱼米之乡”的杭嘉湖平原而言,宁绍地域地形复杂多样,生存的条件也自然恶劣很多。广大农村地区限于经济条件,医疗资源极为匮乏,一旦发现痢疾,基本宣告死亡。“病者辄以道途遥远,阻于方隅,又或病起一时,势难延缓。”“乡民智识浅薄,伤风咳嗽,辄视症恙。”(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2014:332 333)当时肺结核一症,为最严要的卫生问题之一,而初镇海同义医院二十年汇志文献。181 混杂社会的医疗慈善民国旅沪浙商与宁绍地域的公共医疗建设期患者以为受寒伤风咳,且民间对于卫生常识之缺乏,既不能与病者隔离而居,又往往任病者随意吐痰,致传染愈广(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2014:317)。由此可见,宁绍地域乡民由于缺少必要的卫生常识,往往误把肺结核等当作伤风咳嗽等寻常病症,一旦发现则直接毙命,再之平时随意吐痰等恶习,种种因素直接导致肺结核等越传越广。另一方面,明清以降江南地区的善会善堂一度非常发达。单就宁绍地域而言,本地绅商一直有主持创办慈善机构的风俗习惯,这些善会善堂本身兼有施医送药功能。比如,鄞县的体仁局,道光十四年(1834)并立,施穷民棺,合和暑药以 6 月施送,置田 212 亩 7 分有奇。同治八年(1869),象山绅商郑泰焉、赵世阜等捐资创设敦仁堂,“办理施医、舍药、给棺、掩露、惜字、恤孤等善举”。光绪六年(1880),镇海绅商顾心田、沈履斋、向凤楼等人在镇海米行街筹设公善堂,设立医局,施医送药(时事公报,1922)。由此可见,宁绍地域历来就有兴办善会善堂的传统,这一方面固然是传统社会因果报应观念的历史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当地士绅在地方威望之表征。所有这些变化,是在错综复杂的近代中国社会中进行的,是一个包含着复杂的利益矛盾与合作的过程。首先,虞洽卿、董杏生等旅沪浙商创办地方公共医疗慈善,最初发心也是受此过去的传统浸染。镇海同义医院发起人叶贻铨、虞和德等呈称:“对于地方公益,如学校、消防保卫等事,均次第修举,筹资合办,惟医院未设,引为缺憾。兹就本邑庄市镇东首横河堰地方,创设医院一所,名曰同义,取同乡尚义之意。”(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2014:140)医院作为当时地方自治事业之一,有识之士普遍认为自当谋之(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2014:29)。宁波作为通商口岸,风气开通亦早。当时除了洋人设立医院外,鄞有公益,慈有保黎,城中亦有公善医院,而乡镇独付阙如。叶雨庵、包雨塘、庄云章有鉴于此,商诸叶子衡发起创办。在沪在乡历次会商,先行组织,同志会友,章程就绪,禀县立案。就水陆交通之处,于庄市镇横河堰地方创设医院,名曰同义,意在救济贫病,以同济桑梓之义务(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2014:129 130)。由此可见,虞洽卿等旅沪浙商虽然常年在外奔波,但他们仍与过去的地方绅商一样,最初更多是为了家乡父老以及地方自治事业的董沛、张恕、徐时栋纂 光绪鄞县志 卷二 义举,第 16 页。陈汉章总纂 民国象山县志,第 878 页。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182 发展。然就其思想观念的延续而言,同样受到明清以来江南地区办理善会善堂等传统观念的影响。1911 年 1 月,嵊县芷湘医院由名医王邈达、旅沪浙商王晓籁、西医博士王孝本三兄弟创建,以父名芷湘命名。“嵊邑芷湘医院系邑绅王邈达、王晓籁兄弟私资所建,计建筑开办经常等费,共约二十万金,规模宏大。”(申报,1922)据悉,该院有西式楼房 4 幢,中式楼房 2 幢,计 63 间。初设中医、西医两部(嵊县志编纂委员会,1989:485)。1917 年,上虞马家堰乡旅沪浙商田时霖笃爱桑梓,拟在上虞设立医院一所。兹悉该院定名永济,其中一切规模参仿慈溪保黎医院办理,对于急症种痘等项尤为注重,至于开办费一层,已由田绅独立承担(申报,1917)。永济医院当时布置颇完备,内外妇孺各科均由陈召恩医生主任,其产科一门另延女医生支持(申报,1919)。1937 年,旅沪浙商宋汉章为造福桑梓,创设余姚阳明医院。嗣因中日事变遂告停顿,胜利以还纠合若干旅沪浙商,赓续旧志于 1936 年组织筹备会,以司其事。由此可见,近代以来,由旅沪浙商出资建设医疗慈善,已然成为宁绍地域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二 公共医疗慈善的组织及其配备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公立医院,商人所办的私立医疗慈善一般由院董事会及院医护人员组成,部分医院还有董监事会,负责医院日常院务工作。例如,为谋乡间便利推广以及开通风气起见,经名誉董事庄保衡提议,镇海同义医院董事会决定常产、难产及重要外科手术费减半征收。药物只收定价之半,余均施送,故一般贫病者争赴之。为保持公众健康并予贫病者相当救济,院董监事会决定免收 10 里以内急救赤贫难产医金与舆金,住院难产只收膳金,不收医疗等费,并由医院广贴广告以便周知。由此可见,旅沪浙商在这些医疗慈善运作的关键节点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尤其是由旅沪浙商组成的董事会在医院医疗费用减免、医院高层人事任命、普通医务人员招募以及医疗设备采购等诸多伪余姚县阳明医院概况(1948 年 4 月),浙江省余姚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档案号:11-18-17-2。镇海同义医院二十年汇志历年议案。183 混杂社会的医疗慈善民国旅沪浙商与宁绍地域的公共医疗建设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公共医疗慈善的组织架构当时这些公共医疗慈善创建之初,医院往往会陆续订有同志会章程及医院章程两种。同时,他们还会驻沪设立医院董事会。例如,驻沪镇海同义医院董事会,专以保障同义医院基础及维护该医院经济等。董事会全体 5 人,若有 1人缺席,须由其他 4 人负责延聘足数以维院务。董事会每年定常会 4 次,分春夏秋冬四季举行,必要时得随时召集临时会议(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2014:321)。除同志会外,医院还会有董事会及理事会,为医院执行机关。以同志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产生执监委员并经济总监,复由执监委员会征经济总监之同意聘请院长。由此可见,旅沪浙商在这些公共医疗慈善的创建之初还发挥着遥领的重要作用。实际上,这一时期,宁绍地域部分县城仍存在传统善会组织的施医诊所。例如,嵊县毓源济生善会施医所,于 1928 年由旅沪浙商王晓籁邀同当地绅商喻忠唐等地方人士创设。据悉,该会施医所置理事长 1 人,理事 4 人,候补理事2 人,监事 1 人,候补监事 1 人;置总务、施医、施药、救济 4 股,每股置主任1 人或 2 人。1946 年 1 月,旅沪浙商代表人物王晓籁亲自敦聘西医张诗观先生为嵊县毓源济生善会施诊股义务医师。由此可见,当时嵊县毓源济生善会集合同志,对己以修身养性为砥砺,对人则创办各种慈善事业以济生为目的。我们从救济设施人事调查表了解到,嵊县毓源济生善会的董事同样以商人群体为主,其中包括了旅沪浙商王晓籁,具体执行层面由嵊县商会前会长喻忠唐负责,此外还有茶茧商、嵊县商会前副会长张湘雯,宏济堂药号经理董西生等。该善会既有明清时期传统善会善堂的旧道德一面,又有近代公共医疗慈善的主要职能,两者相得益彰,较好地体现了旅沪浙商与地方绅商群体的有机结合。(二)公共医疗慈善的医务人员配置一般而言,这些公共医疗慈善分为日常门诊与特殊诊断。日常门诊以驻院镇海同义医院二十年汇志各种章则。嵊县救济设施调查表(1946 1949 年),浙江省嵊州市档案馆藏,敌伪政治档案卷宗,档案号:67-1-2-41。有关毓源济生善会会员名单及行文(1946 1949 年),浙江省嵊州市档案馆藏,敌伪政治档案卷宗,档案号:67-1-2-7。嵊县毓源济生善会救济设施认识调查表(1946 1949 年),浙江省嵊州市档案馆藏,敌伪政治档案卷宗,档案号:67-1-3-24。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184 门诊为主,特殊诊断则是以疫情期间外出施医赠药为主。以余姚阳明医院为例,其聘请宋梧生博士为院长,当时余姚阳明医院临时门诊部开幕当天,求诊者络绎不绝,截至上午 12 时,应诊人数共 225 名,计外科 102 名,内科 98 名(急症 2 名),注射 25 名,由宋院长亲自主持诊疗(宁绍新报,1947d)。由此可见,地方的公共医疗慈善多以熟人主持工作,其中不乏高学历的亲友加盟。由余姚县阳明医院医务人员资历一览表可知,第一,绝大多数医务工作者都接受过专业教育,其中不乏国立医学院毕业生,比如副院长兼外科主任李学易、内科主任李宗明以及妇产科主任毕婵琴等。院长宋梧生更是法国里昂大学医学博士。还有部分助理医师系刚毕业的医学院大学生,如外科助理医师章百哉系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 1946 年毕业生,外科助理医师姜百男系英士大学医学部 1946 年毕业生,内科助理医师陆汾孙系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 1947 年毕业生。第二,余姚阳明医院虽系地方县一级私立医院,但科室齐备,从院长到副院长,从内科、外科再到妇产科,从护理部到药物部,从化验师到助产士、药剂师,还有总务主任、病室护士长、护士、助理员等现代化医院应当具备的职位职员一应俱全。第三,从主要科室医生的履历可知,当时已出现持证上岗现象。例如,李学易副院长就持有部证 4647 号,李宗明主任就持有部证医字1862 号,毕婵琴主任持有部证医字 2342 号,章百哉助理医师持有部证 887号,其他姜百男助理医师与陆汾孙助理医师当时也在申领中。以上种种现象表明,余姚县的阳明医院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由旅沪浙商的至亲主持日常工作,大部分的医务人员接受过职业的医学教育,是一家初具现代化气息的正规私立医院。(三)公共医疗慈善的医疗设备构成通常,这些公共医疗慈善包括院舍建筑、医疗设备、病房设备、检验设备等,均由旅沪浙商或亲自,或委派专人负责采购与维护。以余姚阳明医院为例,该院董事会公推徐侠钧、史久鳌、严成德、罗四维、杨一顺等来姚验收。“徐侠钧等此来曾携有药品数十箱,因须报关之故,致稽延一日,始于 5 日到余姚县,即往该院包工代表遂部验收。晚间由邵余庆、张克和两人在中一信托公司设宴,为徐等洗尘,晚餐后该院沪姚两方董事,假中一信托公司会议室举行座谈会,伪余姚县阳明医院概况(1948 年 4 月),浙江省余姚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档案号:11-18-17-3。185 混杂社会的医疗慈善民国旅沪浙商与宁绍地域的公共医疗建设商讨院方四周布置花木办法,及收取病人住院经费诸问。闻罗四维、杨一顺已返沪。”(宁绍新报,1947e)需要注意的是,当时上海中一信托公司在余姚设子公司,旅沪浙商徐侠钧一方面负责验收余姚阳明医院,另一方面负责沟通公司商务事宜。实际上,宋汉章作为旅沪浙商的领导性人物,主要起牵头引领作用,具体执行分别由严成德、潘久芬、徐侠钧、杨一顺等同人负责。而旅沪浙商严成德、潘久芬是宋汉章银钱事业上的左膀右臂,两位长期担任中国银行副理一职,其中严成德长期担任中一信托公司负责人。余姚县阳明医院拥有院舍建筑假 4 层院舍 1 所,2 层宿舍 1 所,厨房及洗衣间1 所,太平间、车间1 所,公共厕所1 所,活动房屋2 所。医疗设备有内科静脉与皮下盐水注射器、腹水与胸水穿刺器、胸骨穿刺器、腰脊穿刺器、输血与静脉切开术之设置、人工气胸直肠镜检查设施。X 光科设备有 Fishhez30M.A.XI、Pihchen 15M.A.XI X-Ray Fishez。外科及手术室有可折器械台、开刀灯具、开刀台架。一般开刀用具大部齐备。妇产科有产床(最新标准式)1只、手术用灯具、消毒器,各种难产用具齐备,输血管通气器全套、子宫颈扩张器及子宫剖术用具全套、产前检查器械全副、婴儿磅秤 1 具。病房设备(行总赠与务资)有病床 150 只、靠背架 6 只、枕套 300 只、睡衣裤 100 套、绒毯108 条、羊毛毯 25 条、羽毛枕 25 只、绿蚊帐 2040 码、床垫 50 只、被毯 6 捆。自行装置有电铃,每床 1 只,床几、靠椅、痰盂每床 1 只,水电卫生设备俱全。同时,部分公共医疗慈善工作人员全凭义务,不予支薪。例如,嵊县毓源济生善会所办的慈善事业需款并无定额,全由理事开会核定,实支实销,各理事及办事人员各尽义务,不支薪给。由此可见,当时这些公共医疗慈善虽没有固定的经费划拨,但实际的门诊开销全靠理事们的义务支撑。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经费筹募正是浙商兴办这些公共医疗慈善的重中之重。伪余姚县阳明医院概况(1948 年 4 月),浙江省余姚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档案号:11-18-17-4。伪余姚县阳明医院概况(1948 年 4 月),浙江省余姚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档案号:11-18-17-5。嵊县毓源济生善会简则(1946 1949 年),浙江省嵊州市档案馆藏,敌伪政治档案卷宗,档案号:67-1-3-10。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186 三 公共医疗慈善的经费筹募及其运作体系通常,医疗慈善的经费源于捐款,募款方式可分董事会董事个人特别捐、同乡同业日常捐、地方公款等多种。关于董事个人特别捐,如鄞奉公益医院“独立捐建洋式病室 5 间,迄冬月大致告成。本年(指 1920 年)复由何氏二君捐银 1000 元,筑造石砌并墈上垣墙,填筑病室及院舍外四周土方。至病室内应备具由孙梅堂君募资购办,亦略完备”。同乡同业日常捐如“本院经费悉由同志热心捐输经募,并由经济总监之筹划而来”。镇海同义医院,历经世界经济恐慌及我国农村破产与国难严重之时期,幸能在风雨飘摇之中维持不坠,端赖乐善君子有以助成之也(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2014:73)。实际上,不管是董事个人特别捐,还是同乡同业日常捐,都不足以满足宁绍地域医疗慈善的长期开支运行,这就迫切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医疗慈善的经费筹募工作。在创办医疗慈善之前,不少旅沪浙商往往都会成立专门的董事会,董事由同业或同乡所组成,董事间不少掺杂有股东或姻亲关系,董事会同时会邀请具有一定社会威望的旅沪浙商担任首席董事。如余姚县阳明医院创立基金 30 亿元,基金董事会组织计董事 42 人,董事长宋汉章,副董事长严成德、洪元初,财务董事潘久芬、沈景、洪佐尧、沈浩生、吴柏年、罗四维。事实上,像宋汉章、严成德、潘久芬、沈景等都是绍帮上海银钱业的资深前辈。宋汉章长期担任中国银行高层领导,1925 年曾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而严成德曾担任中国银行沪杭副经理,后担任中一信托公司董事长;潘久芬曾长期担任中国银行副经理;而沈景担任宝丰钱庄总经理。以上四位均为沪上浙商的翘楚。(一)董事会董事个人特别捐这些公共医疗慈善的募款赈济活动往往会选择在上海举行,一般先由董事鄞奉公益医院第二次报告书进行事略报告。镇海同义医院二十年汇志各种章则。伪余姚县阳明医院概况(1948 年 4 月),浙江省余姚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档案号:11-18-17-4。187 混杂社会的医疗慈善民国旅沪浙商与宁绍地域的公共医疗建设会成员登报,然后择一日在同乡会公所或董事会的董事公司举办劝募活动。例如“余姚旅沪巨绅宋汉章,为纪念先贤王阳明先生,特于去年发起创办 阳明医院,筹集资金 8 万万元,昨在外滩中国银行 3 楼,举行全体董事会议,到丁山桂等 20 余人。公推宋汉章、洪元初、严成德、徐侠钧等 19 人为常务董事,并由宋汉章任董事长”(申报,1947)。又如“假此间客室举行(慈溪)保黎常任董事会。由余主席请魏友记录。余主席先报告医院现状及筹费之必要,次议设董事会于上海,在慈另设办事董事”。实际上,董事会的董事往往兼有同乡同业之缘,不少旅沪浙商还是合伙企业的股东。比如严成德、潘久芬、沈景同时也是上海中一信托公司的董事。为此,沪上的募款活动往往在同乡会会所或者同乡的公司如宋汉章之中国银行举行。每一次劝募活动,同时也是旅沪浙商见面沟通的机会,这对于商人来说尤为重要,尤其是旅沪浙商与同乡前辈畅叙乡情,也是一次无障碍的商业合作交流会。作为董事会董事个人特别捐的董事长,威望在旅沪浙商中可能不一定最高,但责任心无疑是最强的,所付出的心血自然也最多。如旅沪浙商董杏生更为深谋远虑计,征请同乡前辈私人共同参加该院事,而董杏生被推为董事长,岁中各斥巨资,以补经费之不足。俞佐庭、方稼孙、刘敏斋、乐汝成四人皆旅沪巨绅,令闻广誉,桑梓硕望,乐善而好施予者(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2014:113)。由此可知,董杏生、俞佐庭、方稼孙、刘敏斋、乐汝成等人都是极富责任心的旅沪浙商,正是有了他们所搭建的由同乡组成的董事会等组织,广大旅沪同乡才能发挥热忱,真正将劝募基金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还应该指出,旅沪浙商对于时疫医院的支持地域性较为明显,他们因具有同乡地缘优势,作用极为关键。1947 年,为了防止疫疾流行,定海临时时疫医院开诊,兼治其他病疾。诸位董事即席自非叙餐,由陈翊庭董事代表桑梓贫病,向陈连宝、郭宝昌、邱国桢等热心辛劳者敬酒致谢(宁绍新报,1947c)。该院最初经费额定 1 亿元,先由王启宇、周三元、马仲达合填 1000 万元。定海旅沪同乡会议决:“(甲)另设医院定曰定海旅沪同乡会主办定海临时时疫医院;(乙)公推王启宇为主任委员,邱国桢为总务主任,陈连宝为财务主任,林熊飞为医务主任;(丙)暂假城内都神殿为临时时疫医院院址;(丁)经费劝募数陈谦夫先生纪念册日记,1947 年印行。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188 额为一万万元。由王启宇、周三元、马仲达三君先合垫付一千万元,即席推聘王统元、包赓笙、周祥生、周三元、马仲达、夏才圭、陆守伦、梁凤翔、刘念义为劝募委员,并请洪琪良君为定海办事处主任,郭宝昌、舒明量为副主任。”(宁绍新报,1947b)由此可见,旅沪浙商以各自的旅沪同乡会为基轴,并与其他旅沪商会相熟稔。单以旅沪浙商陈翊庭为例,他既是奉记玻璃厂经理,还是上海总商会的执行委员,同时兼有定海旅沪同乡会会长职务。(二)同乡同业日常捐这种同乡同业日常捐的募款方式,不外乎董事会牵头动员同乡募捐、组建征募小队以及登报通告几种。不少旅沪同乡受旅沪浙商的桑梓情怀感召,纷纷加入这个队伍中来。余姚县旅沪金融巨子宋汉章,会同沪上同乡募集巨款发起筹建阳明医院于余姚城西水阊,该院董事上海中国银行协理潘久芬、医学博士宋梧生以及海上巨商罗四维、杨一顺等,均联袂专车自沪抵县(宁绍新报,1947a)。镇海同义医院自开诊以来,成效卓著,所有前捐巨款概作建筑及开办之用,已详载报告册。鄞奉公益医院理事长江西溟日夕奔走于诸慈善之门,往来沪甬各地,呼吁请求,席不暇暖,募集公私款项3 万余金。应该说,旅沪浙商内部夹杂了太多的同乡同业甚至师生关系,这给同乡同业日常捐款带来了诸多的便利,同时亲缘关系也有利于进一步凝聚人心,加强商业合作上的互信与认同。事实上,旅沪浙商的同乡同业日常捐也有购买公债券为基本金、众筹、定向捐赠等多种方式。鄞奉公益医院在上海开会,何绍庭、江北溟、陈益钦、何天生议决设法募集 2 万元,购公债券为基本金,由孙梅堂、江西溟各认募万元,1920 年医药预算 2400 元亦由二君分半承担(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2014:73)。樊时勋以 300 金首倡,后又约戚友量力饮助,不到数月功夫而集 3000 余金(向道深,2012:229)。上海交通银行慨以鄞奉公益医院迁居新屋筵移资助洋 100 元(申报,1920)。由此可见,旅沪浙商的筹募方式不仅多种多样,而且遥遥领先于过去一般意义上的劝募活动。医院董事会由旅沪浙商担任董事,并定期组织董事常务会议,共商医院日常规章制度等事项。“镇海同义医院,院务由叶雨庵暨董监会、旅沪干事诸君主鄞奉公益医院第二次报告书。189 混杂社会的医疗慈善民国旅沪浙商与宁绍地域的公共医疗建设持,余纵在局外亦颇关怀。余自维才铨识浅,恐未克臻此重任,第为桑梓幸福计,为贯彻初衷计,均属义不容辞。是为余直接参与院务之始。”(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2014:165)镇海同义医院,由旅沪募捐事务所诸君热心积极筹建,同人殊深钦佩,无不竭诚劝募。普通诊期原定号金每名小洋 1 角,贫病诊期号金每名铜元 6 枚,贫病诊期求诊者众,当时“医务上恐难遍及,不如改为每日上午每名号金铜元 6 枚,以昭平允”(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2014:162 163)。由此可见,由旅沪浙商组成医院董事会并负责医院院长的任命工作,医院门诊的费用极为低廉,这种种优势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基层百姓的福祉。随着报纸等新式媒体的不断普及,民国时期这些公共医疗慈善的募集资金活动也往往采用登报形式。大凡捐户姓名、捐款数目以及日常开支等通过上海申、新两报或以征信录的形式加以开诚布公,以示鼓励。例如,庄祥泰认为筹捐事宜应登日报,经叶雨庵议宜登上海新、申两报以及宁波 四明日报,以一星期为限,须间日登载,得延至两星期,俾众咸知,以资易于筹捐(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2014:160)。鄞奉公益医院规定,凡捐户姓名、捐款数目以及经常收支、各项规约,或条分缕析,纲举目张,或详加统计,胪列图表。每届年度终了,必举其概况,刊登篇幅,以供众览。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登报筹资已相当成熟,这种方式一方面有利于劝募基金,另一方面账目的不断公开化也有利于广大浙商的社会威望进一步扩大。四 公共医疗慈善背后的浙商社会关系网络事实上,近代上海市场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历来是各地商帮和金融投资家的天堂。在近代上海的“混杂社会”之中,地域往往又是精心构建复杂的社会基础设施最重要的因素(安克强,2022)。事实上,早在明清时期,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发展就已经呈现出愈往后乡土的结合愈凝固,他们之间壁垒森严、分割市场的状态(傅衣凌,1956:39)。尤其是在近代上海的工商业与金融界,旅沪浙商又是诸多地域性商帮中的佼佼者。这些旅沪的商人积鄞奉公益医院十九年度报告册弁言。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190 聚在城市中,他们通过地缘、业缘等共同体要素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不受侵害。宁绍地域这些公共医疗慈善的陆续开设,离不开广大旅沪同乡尤其是旅沪浙商的大力支持,更考验董事会尤其是董事长的持续性付出。这些公共医疗慈善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同一地域出身的旅沪浙商的社会身份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商人出于日常社会交往的需要。随着宁绍地域公共医疗设施的建立,宁绍地域的社会经济脉搏也紧随着中国经济中心上海而跳动。这种公共医疗慈善的陆续开设,自然离不开地方上较为宽松的营商环境。例如,1921 年 6 月 14 日,宁绍地域的黄道尹专程赴沪邀集朱葆三等旅沪浙商 30 余人,于 16 日午刻假座四马路一枝香,开会集议筹款(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2014:104)。旅沪浙商何绍裕、何绍庭独立捐建洋式病室 5 间,迄冬月大致告成。后复由何氏二君捐银 1000 元。奉化知事姜若氏乃据情面请会稽道尹张公鼎铭奖何绍裕、绍庭二君,以“荫庇恫”四字悬额(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2014:73 74)。由此可见,不仅部分地方官员亲赴沪上邀请旅沪浙商参与家乡地方建设,而且政府还会褒奖部分佼佼者,这样的营商环境自然有利于旅沪浙商不断为家乡做出贡献。另一方面,这些公共医疗慈善的实际出资人为旅沪的商人群体,他们与现实的政治会保持一定距离,始终以救济贫病作为第一目的,部分地区的公共医疗慈善甚至还带有明清以来传统善会善堂的惯习。例如,嵊县毓源济生善会要求提倡道德、救济贫苦,不涉党派政治。该会以维持道德、倡化善俗、救济贫病、实行公益为目的。实际上,嵊县毓源济生善会本身并无固定经费,每年由各会员之介绍,听凭本会会员或乐善家自动乐输,公决分配开支。例如,每本捐册募足50 元者,如系1 户所捐,该户在本院立单式长生禄位,并为永远董事,每年酌给免费优待各券若干,若系 2 户以上零星所捐者,则一切享受俱由经募人出面;每本捐册募足100 元者,如系1 户所捐,该户在本院立复式长生禄位,余同前;每本捐册募足300 元、500 元、1000 元者,除照前条办理外,按照捐数呈嵊县毓源济生善会简则(1946 1949 年),浙江省嵊州市档案馆藏,敌伪政治档案卷宗,档案号:67-1-3-1。嵊县毓源济生善会简章(1946 1949 年),浙江省嵊州市档案馆藏,敌伪政治档案卷宗,档案号:67-1-3-6。嵊县毓源济生善会简章(1946 1949 年),浙江省嵊州市档案馆藏,敌伪政治档案卷宗,档案号:67-1-3-6。191 混杂社会的医疗慈善民国旅沪浙商与宁绍地域的公共医疗建设请地方长官分别给奖;免费优待各券应如何给法,俟捐册交齐后,请经募人开会公议(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2014:72)。由此可见,该会捐额以自愿为主,同时数额并不算大,作为民国时期的地方善会组织明显有旧道德的影子在。随着上海金融业的不断发展和交通方式的改进,旅沪浙商有了更大的灵活性。这些公共医疗慈善陆续开办,旅沪浙商之间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合作往来。这些公共医疗慈善的陆续创办,间接扩大了旅沪浙商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同时也是旅沪浙商抱团取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以余姚县阳明医院为例,其中不少医院董事均为中一信托公司的常务董事及董事。院长宋梧生博士是中一信托公司的董事,医院董事潘久芬、严成德、罗怀凯等人也是中一信托公司的董事。此外,嵊县王晓籁担任了中一信托公司的董事长,上虞裴云卿担任了中一信托公司的常务董事。余姚方面的宋汉章、王鞠如、阮葭仙等人担任中一信托公司的董事,上虞方面的李济生、田亦民、袁钝初亦担任中一信托公司的董事。实际上,中一信托公司常务董事沈景、裴云卿是上海钱业公会资深经理,董事宋汉章、严成德,常务董事潘久芬又是中国银行的同事兼余姚同乡。董事田亦民、协理田我醒还是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田祈原同族。我们注意到,虽然中一信托公司董事的籍贯有嵊县、嘉定,但主要是上虞、余姚邻县;行业分布以同润钱庄、宝丰钱庄、滋丰钱庄、安裕钱庄、衡通钱庄等上海钱庄绍兴帮为主,亦不乏新式银行如中国银行、光华银行、中国垦业银行、中华懋业银行等,其中还有如胡庆余堂国药号、久记木材公司、永兴祥五金号、大中化学工业厂、南洋煤球厂、广益书局、义泰兴煤号、协兴记木行等商号。实际上,他们的身份往往是多元的,甚至可以说是“混杂”的。此外,我们发现,部分董事在居住地选择上,也往往会与同乡比邻而居。事实上,他们既是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的领袖级人物,同时也是中一信托公司的董事成员。此外,他们还是余姚阳明医院、余上永济医院的董事会董事。总体来看,自从五口通商以来,身处“混杂社会”的旅沪浙商一直是上海商界翘楚。而由旅沪浙商发起的公共医疗慈善的数量,也是无法精确统计的。中一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现任董事监察人及重要职员姓名籍贯住址清册(1947 年 7 月 2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92-1-505。中一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现任董事监察人及重要职员姓名籍贯简历清册(1947 年 7 月 2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92-1-505。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192 因为近代绝大部分的公共医疗慈善,是私人募集捐赠的。因此,这些公共医疗慈善,对旅沪浙商而言,又是非营利性慈善事业。由旅沪浙商发起的这些公共医疗慈善,也是近代中国慈善史一个重要的侧面。图 1 阳明医院旅沪董事摄影纪念图片来源:余姚市人民医院官网,http:/ 结论由上述可知,“混杂社会”的医疗慈善事业正是针对民国时期的医疗慈善事业而言,当时正处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善会善堂向现代慈善公益事业转型之际,作为社会重要力量的商人群体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案例研究反映出,民国时期的旅沪浙商通过旅沪同乡会、上海钱业公会等社会关系网络,将分散各处的商人整合起来,无形中凝聚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从而将医疗慈善事业进行到底。“混杂社会”有如下三个特点:其一是社会人群的边界模糊,不少人物兼有多种身份,并从其中产生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他们使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或拥有相当实力的社会财富,雇用了大批的劳动者。其二,在“混杂社会”的历史条件之下,传统意义上的中央政府往往处在弱统治的情况下,地方的商人、官僚、地主三位一体,不断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治理,不亟亟于物质生产活动。其三,身处“混杂社会”的商人群体一方面面临外资压迫、封建193 混杂社会的医疗慈善民国旅沪浙商与宁绍地域的公共医疗建设势力的经济阻碍,另一方面又迫切想要得到政府的支持。而获得政府支持的商人,又往往是德高望重、与官场及地方公益慈善事业紧密关联的善人。总之,笔者认为民国时期,宁绍地域的宁波、绍兴、余姚、嵊县等地的医疗慈善事业发展正是得益于近代上海对周边城市的不断辐射与涓滴效应,其中主要得益于旅沪浙商的报团取暖与地方实践。本文的主题是民国时期的旅沪浙商在宁绍地域如何建立起一批公共医疗设施,这些公共医疗慈善活动如何影响了近代浙商的不断发展,促使浙商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地域性商帮群体。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民国时期旅沪浙商创办这些公共医疗慈善,是浙商关怀桑梓的一种表达方式,正是由于这些公共医疗慈善的陆续创办,作为新兴的地域性商帮群体的旅沪浙商的威望和口碑得以比较迅速的提升。早期旅沪浙商协助外国洋行推销洋货、搜罗土产,获得资本。而这些资本有相当一部分由钱庄的利润转化为银行信托等,部分旅沪浙商还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企业,从而取得更多的企业利润。旅沪浙商资本从商贸流通领域向社会医疗慈善领域转化,旅沪浙商从附着于外国企业到自办企业,代表了其由明清时期传统意义上的商帮群体向近代企业家的不断转化,客观上亦是历史之进步。于今而言,针对民国时期“混杂社会”医疗慈善事业的研究,对于当下发展慈善事业尤其是医疗慈善事业尤为重要。地方政府尤其要重视旅外商会对本地公益慈善事业的作用,加强政策层面的有机引导,在各项优惠条件上,执行要落在实处。在当前的推进共同富裕事业中,重要一环就是动员广大社会力量,尤其是要发挥商人群体参与中国医疗慈善事业在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积极作用。当代浙商是积极落实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公共医疗慈善又是眼下中国百姓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着力推进浙商与公共医疗慈善的相关研究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不管是民国时期还是当下,旅沪浙商群体在金融、贸易、航运等商贸流通领域颇有建树,与浙江的社会经济往来历来密切频繁。旅沪浙商宁绍地域的医疗慈善事业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也正是中国近代企业家创办地方公共医疗慈善事业的缩影。如果一部分浙商、地主和官僚是近代企业家的前身,那么一部分公共医疗慈善机构就是近代中国地方公共医疗慈善机构的先声。民国时期的浙商群体,从其发展的历史来看,不仅延续了明清时期商人的特点,更是拉开了当代浙商的帷幕。因此,我们进行民国时期浙商及医疗慈善事业的C中 国 非 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