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边疆邮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pdf

107【摘要】邮驿制是古代中国社会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数千年来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对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汉唐时期尤重边疆邮驿建设，其突出特征体现为“拓疆置邮”利交往、“以驿治边”利交流、“驿路归心”利交融，其历史经验可为后世借鉴。【关键词】汉唐 边疆邮驿 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汉唐边疆邮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喻发胜 王圆方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驿递，天下之血脉也。”我国古代邮驿萌芽于周代，初兴于秦汉，繁荣于隋唐，全盛于元明清，衰退于清末民初。邮驿制是古代中国社会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自诞生起即与中华文明相伴相生，数千年来一直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盐铁论地广曰：“边境强，则中国安。”边疆邮驿为历代经略边疆之要务，在政治、经济、外交及思想文化诸方面均负重任，是历代中央政府守边治边赖以依托的“基础性媒介”。汉唐两代尤重“以驿治边”，其历史经验值得总结与借鉴。谋长远之策：“拓疆置邮”利交往公元前 221 年，“秦遂并兼四海”，次年即“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先后修建驰道、新道、直道、五尺道等，在极短时间内修建起从中央通往边疆的邮驿网络。汉承秦制。汉代邮驿继承了秦代丰厚的遗产且更为发达，东汉思想家王充曾以“星宿”喻汉代邮亭。张骞通西域后，汉中央政府在酒泉、玉门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一线“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邮，“竟上行书舍”，因军事之需在边疆迅速发展，悬泉汉简、居延汉简等多见“以邮行”简文。后“汉改邮为置”，在敦煌郡设鱼离置、悬泉置、遮要置等；在东海郡设博望置等。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距敦煌64 公里之处发掘出“丝绸之路”上唯一的驿站遗址悬泉置遗址，为汉代“拓疆置邮”的实证之物。据出土的悬泉汉简记载：“郡当西域空道，案厩置九所，传马员三百六十匹。”由此可知，敦煌郡当时有九个类似悬泉置这样的邮驿机构。事实上，“从今天的西安到敦煌近2000 千米的距离，除上述两段空白 300 千米外，其余1700 千米的路段上，分布着 45 个停靠站点，平均每个站点相距约 38 千米”。汉代邮亭驿置之多，正如王充所言，繁若星宿。汉武帝还为加强中央与西南地区之沟通，元光五年（公元前 130 年）遣唐蒙修筑南夷道，汉书 武帝纪载：“发巴蜀卒，治南夷道。”华阳国志南中志也有相关记载：“自僰道、南广有八亭，道通平夷。”“南夷道”修通后，汉中央政府即沿途“置邮亭，比内郡焉”。“南夷始置邮亭”标志着邮驿制度在西南地区（夜郎）开启中原化、系统化的进程。史学家严耕望曾评介：“汉制，县有蛮夷曰道，正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主要行政措施，惟道路之维持与控制，以利政令之推行，物资之聚散，祈渐达成民族文化之融和耳。”盛唐，邮驿更兴，韩愈则以“鱼鳞”喻唐代驿站。唐六典载：“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108文化纵横Culture Dimensions敦煌文献沙州图经记载唐中央政府在敦煌周围设有清泉、白亭、阶亭、双泉、悬泉、黄谷等二十一个驿站。据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文物记载，玄宗天宝十二年至十四年（公元 753755 年），仅西州境内就设有交河、天山、银山、柳谷、柳中、赤亭、吕光等十四个驿站。“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诗人岑参自长安赴安西（今新疆库车）途中作诗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真实记录了一个个驿使骑着快马在京城长安与边疆之间飞驰的场景。行固本之举：“以驿治边”利交流在信息以“递”相传的时代，邮驿是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进行信息交流不可或缺的通道。基于驿路、驿站建构的古代中国发达的信息传递系统，能有效提高中央集权体制的效能。汉唐疆域辽阔，邮驿“传命而达四方之政”。论衡别通曰：“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邮驿承担政令的传递，包括皇帝诏书、政府公文、地方郡守的通告等，也包括军令的传递和情报的送达。后汉书舆服志注记载：“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千里为程。”“驿骑行”是传递加急的皇帝“玺书”和其他紧急文书，一般文书则是“亭次行”“以亭行”或“以邮行”。宣帝神爵年间赵充国因羌人之事在金城呈报军情，据汉书赵充国传载：“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充国计焉。”“按金城至长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反倍之，中间更下公卿议臣，而自上书至得报，首尾才七日。”可见边疆邮驿效率之高。著名史学家史念海曾评介汉代的交通：“此伟大之帝国所以能历久而不隳者，固赖其政治之优良与夫制度之精密，然其时交通之发达要亦其一因也。”至唐，开道置驿仍是巩固政权、对边疆进行有效治理的重要举措。唐六典兵部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 年），全国有驿站 1639 所，其中陆驿 1297 所，水驿 260 所，水陆相兼驿 86 所。唐时，信息交流因邮驿体系的发达而日益便利。当时，中央的法令推行到全国只需要两个月时间。“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可谓王权所及，邮驿必至。边疆邮驿是汉唐时期重要的“基础性媒介”。边疆邮驿也是各民族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通道。“西域以孝武（汉武帝）时始通”，随后汉中央政府在河西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丝绸之路”由之开启。是时，“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丝绸之路”一片繁忙。两千年后，悬泉置遗址出土了大量关于西域诸国向汉朝进贡马匹、骆驼的简牍，甚至还有涉及远途奢侈品贸易的简文，所谓“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一时间“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中原商人将贸易活动扩展到了西域，“多以政治使节之名，行丝绸贸易之实”。通过边疆邮驿体系，汉代边境贸易已颇具规模。至唐时，日益完备的邮驿体系则使“丝绸之路”更为繁荣。资治通鉴记载了唐天宝年间的“丝路”盛况：“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1959 年，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发掘的唐墓出土“载物骆驼”三彩釉陶；2010 年，河南省洛阳城遗址唐安国相王李旦孺人唐氏墓出土两幅骆驼驮丝绸壁画，表明运输丝绸等物品的驼队为当时常见场景。唐人张籍在凉州词中描述了凉州道路上运输丝绸的盛况：“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汉唐时期，基于边疆邮驿网络形成的跨区域的远距离贸易体系，增进了各民族在经济上的互嵌和依赖，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边疆邮驿还是汉唐时期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自“张骞凿空”始，汉频繁遣使外国，同时“外国使来众”。汉书西域传载：“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以给使外国者。”悬泉汉简保留了汉中央政府与大月氏、乌孙、大宛、康居、精绝、楼兰、于阗、疏勒等相互往来的诸多记录。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 64 年），公主弟子、少主相夫出嫁元贵靡，“遣使者至乌孙，先迎取聘”。元康五年（实为神爵元年，即公元前 61 年）长罗侯常惠及随员前往乌孙，途经悬泉置，留下了著名的汉简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至唐，国力更为强盛，对外交往的邮驿体系更为完备，“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主要的七条国际交通线有“营州入安东道”“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109回纥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广州通海夷道”“登州入高丽渤海道”。此外，边疆邮驿促使唐与吐蕃邦交和睦。公元 821 年，唐蕃第八次会盟，称之为“甥舅会盟”。公元 823 年，双方会盟内容镌刻于石碑之上：“然舅甥相好之义，善谊。每须通传，彼此驿骑一往一来，悉遵囊昔旧路。”“唐蕃会盟碑”至今仍屹立在拉萨大昭寺前，成为汉藏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汉唐不断向外拓展的边疆邮驿系统，使中原社会与外部世界开展更为频繁的交流与交往。王维曾以“九天闾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施”描述盛唐京师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盛况。彼时，慕华之风四起，各国使节、商客、僧旅等通过边疆驿站络绎往来，域外诸国以内附册封、入朝纳贡、请婚和亲等方式与汉唐帝国友好交往，边疆邮驿通过“开外国道”而“结四夷之好”。古人喻邮驿为“天下之血脉”，古代驿路、驿站如同今日之公路、机场、电讯网络等基础设施。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基础设施构成了至关重要的权力放大系统，不仅有强大的连结功能，更规定了人们的存在方式，因而构成我们社会中重要的 基础性媒介。”汉唐两代重视“以驿治边”，在政治、经济、外交等诸方面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相互交流，实乃固本之举。成长治之业：“驿路归心”利交融邮驿既为信息交流、人员交往、物资交通之媒介，也为文化与情感交融之媒介。作为媒介的边疆驿路与驿站，不仅是自然之物建构的“物质场域”，更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意义场域”。随着西汉疆域的开拓，儒家文化通过驿路、驿站等通道从中原向广袤的边疆传播，河西乃至西域自此受到儒家思想的浸润。唐代推行“国朝一家天下，华夷如一”的民族政策，旧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四年）夏四月丁酉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当时西北诸少数民族心向大唐，共同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资治通鉴 载：贞观二十一年（公元 647 年）西北诸酋长“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路相通，心相交、情相融。“驿路归心”、文化认同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长治之业。我国历史地理学家严耕望曾言：“交通为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盖无论政令推行，政情沟通，军事进退，经济开发，物资流通，与夫文化宗教之传播，民族感情之融合，国际关系之亲睦，皆受交通畅阻之影响。”边疆邮驿不仅是驿路、驿站建构的“物质场域”，也是包含丰富文化内蕴的“意义场域”。数千年岁月里，边疆驿站与驿路犹如“生命的界碑”与“历史的缆绳”，守护着中华家园，滋养着中华文明，使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作者分别为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喀什大学讲师）【注释】出自悬泉汉简：II 90DXT0115 ：80。张德芳：西北汉简中的丝绸之路，中原文化研究，2014 年第期。晋 常璩撰、刘琳校：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 年，第 417 页。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 1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1 页。宋 洪迈撰：容斋随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55 年，第 209 页。史念海：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536 页。宋 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45 页。汉 司马迁：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3261 页。张荣芳：西汉屯田与“丝绸之路”，中国史研究，1983 年第 4 期。汉 班固：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2604 页。王尧：吐蕃金石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第 41 页。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序言。责编/银冰瑶 美编/陈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