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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划与管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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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管理方式在农村的美国和荷兰绿色社区规划评述
弗兰斯J.GPADT和AE luloffB-奥泰拉部分和研究中心，瓦格宁根大学，邮政信箱476700AA，荷兰瓦格宁根，B国立宾州州立大学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学，大学园区，PA，16801出版的美国在线：2011年4月8日。
引用文本：弗兰斯J.G.PADT与AE luloff（2011）的管理方式在农村的美国和荷兰绿色社区规划的严格审查，环境规划和管理，54：4，445-456，DOI杂志：10.1080/09640568.2010.509629
链接文本：http://dx.doi.org/10.1080/09640568.2010.506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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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划与管理Vol.No.4，2011杂志，445-456

一种管理方式在农村的美国和荷兰绿色社区规划评述
（2010年2月收到，最终版本是定于2010年7月13日）
现代管理方法是在政策支持的“绿色”社区在农村社区规划？这个问题是使用的政策安排方法解决（PAA）。当PAA在美国和荷兰被运用到农村政策时，我们观察到增加的效果，这两个国家在过去的10-15年管理方法，包括绩效合同和评估工具的使用和自给自足，在社区层面的公共企业推广。在本文中，我们探讨这种管理方法的影响在美国和荷兰农村绿色社区规划。社区规划是利用四个方面分析：话语，演员联盟，资源和权力，和游戏规则。我们的分析表明，管理方法加强了国家权力，并努力解决风险社会的高阶的绿色需求。创造机会，鼓励公共领导的出现的方法不同，以及新的制度设计，是必须的。
关键词：农村政策；环境规划；公共管理；制度变迁；领导
1.介绍
大约20年前，新闻记者戴维奥斯本和前城市经理特德发表政府再造（1992）.他们建议一个革命的公共部门的固定结构调整正在进行，一个美国的改革：
为了熔化脂肪，我们必须改变基本的激励措施，推动我国政府。我们必须把官僚机构转变为企业机构，准备扼杀过时的计划，准备好做的多与少，渴望吸收新思想，我们不需要更多或更少的政府，我们需要更好的政府。更准确地说，我们需要更好的治理。治理是指我们共同解决我们的问题，满足我们社会的需要。政府是我们使用的仪器。该仪器是过时的，再造的过程已经开始了。（奥斯本和盖布勒1992，23-24页；原斜体）
使用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功故事，顾问和公共管理者的会议，和偶尔的积极参与，他们建议用10原则，企业政府已经超过传统的许多优点。企业政府被描述为：竞争；社区拥有的；结果导向；任务驱动；顾客导向；预期；进取；分散；市场化；催化。作者们坚称他们不提供原始的想法，而是有许多想法和全国创新的实践者和积极分子的经验。自从出版以来，这本书激励了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公共管理者，管理顾问和政治家。
再造运动形式的全球更多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应对金融危机的一部分，大多数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为了减少中央政府的角色政治权力的新自由主义议程和提供更多的空间，所谓的“自由市场”（圣马丁2000）。只有想到美国里根政府（1981-1989），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代（1929-1990），在荷兰，在最初的两个“没有废话”吕贝尔斯政府（1982-1989）回忆起一个时期的金融压力，人民币升值经济利益，私有化和官僚作业效率。新公共管理已移植这些新自由主义思想为公共部门，自那以后，这些引起了无数的公共部门改革（OECD1995，Boivard和Loffler2003，波利特和Bouckaert2004）。最初，改革者强调市场导向与公共部门的成本降低。许多从业者和学者逐渐接受和链接这种方法，作为一个结果，出现了或多或少相干的，必要的，和可行的方法的现代公共行政（波利特和Bouckaert2004）。给个的例子包括公共服务的新市场引进大型外包；公务员；绩效工资；权力下放次国家级的输出；融资；新的参与形式；绩效管理。
在这里，我们批判性地评估这种管理方法是怎样在美国和荷兰的农村政策中被适当地运用和它是如何在实践中影响绿色社区规划。我们使用“管理办法”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方法，简要介绍了以上的速记。我们的意思是由绿色社区规划目标的确立，为一组特定的社区自然环境政策和程序（参见组2007）。我们使用的政策安排的方法评估（PAA；艺术和勒鲁瓦2006）。PAA是一个理论上知情的方法分析政策的发展在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遵从PAA，我们采用了话语和组织规划维数PAA承担政治现代化新政策引导形成。政治现代化一般是指国家之间的转移关系，在更大的社会政治领域市场和民间社会，也指对（所谓的）转变，从政府到治理。我们认为管理方法在农村政策上作为一种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PAA被用于绿色社区规划在农村的美国和荷兰。虽然不同的规模，两个国家都经历了一个增加的使用的一种管理方法，在过去的10-15年（组2007，组luloff2009）。在本文中，我们详细阐述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我们描述的管理方法（政治现代化）在之后的两个部分沿两个维度的绿色社区规划。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管理方法如何在实践中有可能地改变绿色社区规划。在最后一节中，我们讨论社区领导作为一种可供替代的片面的管理方法。
2农村政策的管理转向
不同国家管理改革方针的形式不同。在P和B 2004年的文献中总结了一条12经合组织（12 OECD-nations）的公众管理改革的相关分析。其中提到两种国家，第一类也是最为人熟悉的一类是由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以及总是说得比做得多的美国。这几个国家力寻通过用更多公众部门间的竞争和管理经营技巧来建立基础改革，这些国家热衷准市场，大规模的外部采购，市场测试和履行公职人员的劳务费用。
第二类是由现代欧洲大陆国家组成的一类。P和B认为欧洲大陆确实是大国但是也是公认的需要行政改革的地区。该大陆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类是北部欧洲国家（芬兰，荷兰和瑞典）这些国家趋向于共享现代化，比如亚地区的权力转移制的增进和用户反应，高质量服务，公众参与的发展。另一组成部分是欧洲中部国家（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则更倾向与管理制现代化。比如，集中管理系统，工具和技能。在这份文献中没有明确之处德国隶属于哪种国家，但这两位作者认为以亚国名水平标准来看，德国与北欧国家很相似。
鉴于为农村政策做了新公众管理的回顾，我们确实需要进一步看看美国和荷兰在这些方面上有哪些不同。2007年美国农业部法案规定（USDA 2006a, 2006b），应该极力鼓励基础市场发展（刺激）与社会基础发展（社会补助金）相关联。事实上，社团如果你能提供足够证明来证明他们的需求而且如果资助可以定向发送到那些美国农村最需要政府资助的地方，那么这些组织和团体应该收到联邦的资助。与此同时，农村企业家也被鼓励作为农村投资的一种启动方法。一个市场临近通常是由现存美国农业部保护计划引进的，这种引进是通过以下几点实施：（1）生态系统服务款项提供收入支撑；（2）私有部门市场所持有的获得环境物和服务的权益；（3）加强价格，收益和保护之间联系的跨合规性手段（USDA 2006b）。总之，P和B在他们2004年出版的文献中指出美国新农村公众管理提议影响了一个基础市场的临近。
荷兰也应用了一项管理临近方案，虽然与前者比有些不同。中央政府和省会认为农村发展应基于执行合同上。这项合同是针对当地参与者遇到的一般政策，多批方案和复杂规则的相关问题，一方面中央政府发起的问题，另一方面对其他解决地方一级的实际问题的重要性。P和B提出这项合同说明了，权利从高层移交给政府下层。合同的设计者从多方面受到维护。首先，公认的国家政府所面临的地区性问题短板。其次，他们认为国家政府并不是农村发展一体化目标的适当行政水平，其归咎于政府的高程度政策区分。而事实上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最理想的水平是政策一体化。再次，他们声称，农村政策相关规定太多，杂且细碎。最后，值得提出的是，当把区分化和一体化结合一起时，可塑造实行合同的基本框架。这项合约阐明了国家政府和各省会已经统一各种目标和资源数年了，且每个省都可以决定如何分配资源只要他们能明确自己的目标。以上所说的这项合约花了两年的时间直到2005年被认可。一项新的一系列合约从2007年发起直到2013年被认可。
现今美国和荷兰的农村发展侵入很好的折射出新政管理。新政管理是如何影响绿色社区计划的将在接下来的章节做出介绍。

3绿色社区规划
在PAA，我们使用的话语和组织维度分析绿色社区规划。第一个维度是指一个共享的，结构化的说话方式，思维，解释和代表在世界上的事情。论述，一方面，是“刻”的制度结构（索普2007）。他们代表了思维的一个制度性的方式，理所当然的很多。很多人都说社区赋权，农村创业，权力下放和在农村政策自我充分说明这样话语的政治性（米奇利和利弗莫尔2005）。另一方面，人们可能会给予新的诠释的话语在他们的日常沟通和行动中，并逐渐转变了他们。根据第二种观点，语篇是一个“集合”，情感和修辞支撑当地社区的结构，最终成为工人的“社区”（宝洁公司2005，12页；又见konig1968，luloff和斯旺森1990，威尔金森1991，luloff1998）。两种话语的体制和交际方面反映社区作为一种社会建设，是社会构成的感知。
社区规划的组织维度包括演员参与决策过程和他们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盟；资源分割，这些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和影响力；和互动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社区联盟可能围绕一定范围内的局部问题，包括具体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发展。我们跟随威尔金森（1991）（参见luloff和斯旺森1995，luloff和Bridger2003，弗林特和luloff2007）在强调“真正的”社区联盟发展周围高阶的社区是公民整体社会和环境福利的需要。社会和环境福利密切相关：
… 社会福祉，鼓励行动，保护生态平衡，好的…好的-是一个质量的生态圈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可以提高整体的一部分的任何其他部分的生活费用的质量。
这样的前提下，鼓励“绿色”联盟，代表来自国家，市场和民间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成功的绿色社区。
在一个社区资源分布反映了结构的统治和权力行使的演员。演员试图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资源分配。农村社区所面临的挑战是重新分配资源，使他们能够最好的满足当地的需求（luloff和布里杰2003）。最后，一个社区规则是有正式和非正式的。正正式的规则通常包括法律和资金的规则。非正式规则通常描述房间调动在决策策略和采取行动。行动，例如可以直接在社区或社会不平等的立法提供的权利和保护。他们也可以针对选举人公职，追求变化（mondros2005）。
政治话语和组织是相互关联的。在政策话语的变化导致在演员联盟的变化，权力关系和规则。反之，在政策组织的变化导致新的政策话语。此外，一个可以期待新公共管理是这一过程的驱动力，它仍然影响着农村政策和实际的社区规划实践。接下来，我们详细阐述这一命题。

4 绿色社区计划的管理方法
为了评估新的公共管理方法对绿色社区计划在实际中的影响，我们用美国和荷兰的两个案例来研究。选择这两个国家是因为他们在对新的公共管理拨款方式上的不同（见第二部分）。通过案例的比较研究我们期望找到更多的不同点。案例研究地点坐落于宾西法尼亚阿利根尼山脉南部和荷兰东南部布拉班特省皮地区。这些案例的早期研究（Padt 2007,Padt和Luloff 2009)并没有从比较的角度出发。
4.1 阿利根尼山脉南部（美国）
阿利根尼山脉南部位于宾西法尼亚中南部，面积12，051平方公里，包括6个县和58个市。大约66%的地方是丛林，17%植被覆盖，2%是牧场。这个地方的问题包括废弃的矿井排水系统，非法转储，沉积物和养分径流，污水处理，丛林和湿地流失，有历史意义的地方，雨水径流和公共水供应遭到破坏。
阿利根尼山脉南部在1990年被视为资源保护的发展（RC&D)地区。RC&D是由美国资源保护服务协会管理的联合国农业发展项目。RC&D的目标在于加速保护、发展和利用自然资源；去提高经济活动的传统等级；去改善RC&D地区的环境和生活水平。另外，该项目有助于当地居民的能力去计划和实施该项目，项目强调自然资源和社区发展问题以及通过社区的地理区域。项目目标强调：改善生活质量，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担忧；持续谨慎的使用自然资源；以及加强当地居民在USDA和其他联邦机构的帮助下使用可利用的资源的能力（USDA 2006b,p.23 ）。
在全国范围内，RC&D项目采用区域性的方法平均包括7个城市。这个项目于1962年推出，在2002年的农业法案中得到永久的授权。2006年，RC&D地区达到375处。每一处的RC&D委员会由当地政府官员、农民、农场主、公民领袖和商业领袖组成。这个委员会由法律授权去准备和实施该计划。阿利根尼山脉南部的RC&D委员会于1988年成立，1990年由美国农业部长正式授权。第一个区域计划在1992年被采用并于2003年修改。
项目参与者的评估表明是积极的（NCRS2006）。他们欣赏解决当地问题的灵活性，建立项目和地方社区会议的需要。与此同时，联邦机构对他们控制RC&D项目结果的能力并不满意。例如，仅有23%的委员会成员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目标以及实现他们的时间表。此外，2/3的总资金（联邦的和非联邦的）用于社区活动，剩余的用于土地保护、水资源管理的土地管理。最终，白宫管理和预算官员声称在策略计划、适当测量项目结果以及问责制（NCRS2006）上有不足。基于这些评估，政府推荐继续对RC&D项目的联邦支持，但是降低了等级。此外，也提出根据每一个RC&D地区的表现来决定适当的扶持等级。为了实现后者，需要长期的性能目标与方法，以及一个支持白宫管理系统的新的性能报告系统。这两方面的建议可以视为在社区支持的积极结果与问责制消极结果的一种妥协。这个妥协清楚的反映和鼓舞在描述农村发展管理上。
管理方法在地区是如何影响绿色社区计划的？从阿利根尼山脉南部地区的经验表明联邦政府逐步增加行使对散漫的和有组织维度的管理控制。首先，通过强制性遵从特殊的RC&D项目需求和NRCS在2005-2010的战略计划控制话语构建。这项目需求总结在表一中；每一个都需要包含RC&D区域计划。战略计划有以下优先权：空气质量、能源保护、可再生能源和生物燃料，以及空间站连接，意味着阻止城市的扩张和空间站的碎片。联邦政府也控制着联盟。当多个组织申请格兰特的时候，它通过给予高信誉度来鼓励区域伙伴之间的合作来实现。第二，资源分配控制通过建立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的包含特殊项目信息的信息和管理系统（POINTS)。POINTS被用来根据RC&D地区的性能来分配预算。这需要额外的文书工作，它对小项目起到抑制作用。此外，基于绩效的方法使得RC&D地区的联邦资金大量流失。例如，联邦政府过去支持阿利根尼山脉南部地区四家不同的机构。后来，他们仅为一家提供资金。类似地，该计划过去有其自己的资源，但他们最终变成了完全的格兰特驱动进程。最终，联邦政府掌控了规则。
表一 RC&D区域计划需要的元素
RC&D项目元素 目的
土地保护 控制侵蚀和沉积
水资源管理 保护、利用以及水的质量，包括灌
溉和农村水资源供应
缓解洪水和高水位
修复和改善水库
提高农业水资源管理
提高水的质量
社区发展 发展基础工业
保护农村工业免受自然资源的破坏
大力发展农村水资源和污水的处理
提高基础设施重建质量
提高农村住房质量
提供足够的健康和教育设施
满足必要的交通和交流的需要
确保食品安全，经济和教育的发展
土地管理 能源保护，包括能源作物的保护
保护农业用地，确保适当的用作他用
耕地保护
鱼类以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

由于其统一与分散的组织结构，它逐渐认为RC&D是一个应用工具。这使得联邦政府常见的建立有联系的地方社区的做法不能改变，这也使得对他们无权授予资金。
联邦控制社区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少见的问题。然而，一方面管理强调在于高效的支出和性能能阻碍社区全面的发展和有能力建立联盟动员资源和鼓励社区行动去改善他们当地的环境。然而，阿利根尼山脉南部地区的经验表明其他方法也用于阻碍这些的发生。例如，阿利根尼山脉南部地区RC&D委员会尝试去实施一个新的综合的绿色计划措施，包括发展生物能源项目。后者尝试去教育地主为生产能源而种植作物。因为它结合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目标，这个尝试可以为当地社区重振农业的发展。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委员会对当地社区问题协作解决的不断努力。RC&D委员会已经和社区组织、当地政府、商业和工业组织合作，已经有超过50的伙伴和赞助者投身于地区项目中。这有助于成功的动员一切资源。而且，委员会积极的参加宾夕法尼亚和RC&D区域协会的游说活动。最后，RC&D委员会通过灵活的运用规则实现的许多原本被认为不可能的事情。这些成功包括矿山复垦、农业土地保护、侵蚀和沉积污染控制、营养管理、暴雨管理和分水岭保护。尝试的范围展示了RC&D领导者在处理绿色社区发展相关问题的能力。阿利根尼山脉南部地区RC&D委员会给当地社区授权，鼓励他们在当地创业。
尽管有这些成功，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当地社区做这些事情是在联邦和州政府的期待下进行的。他们的合法化的行动对非政府来说已经是逐渐减少的管理理由。这一减少的缺点就是政府的缺席当需要解决地区综合性的问题时。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我们仔细分析这一悖论。
4.2 布拉班特皮尔（荷兰）
布拉班特皮尔是荷兰东南部一个大型填海区的一部分，该地区二十多年来一直严重遭受着农业资源方面的污染，如土地污染、地表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等。除了这些环境问题以外，农业的扩张同样影响着该地区传统的乡村景观和当地畜牧业发展弹性。
1998年，皮尔地区被公认为重建区。重建的区域包括位于荷兰南部和东部的沙区，而这些沙区则涵盖有大型的畜牧业种植集中区，并且对环境污染的抵抗力较弱。随后该重建工程则以法律的形式被正式确立。猪农改革条令（1998）强制规定牲畜群的养殖规模一般要缩减10%，并且，改革条令（2002）促使将一个地区从空间上划分为发展区、过渡区和扩展区的行为合法化。通过这些举措，密集型的畜牧业才有可能完成从扩展区到发展区的迁移。要选择并实现这种类型的区域规划，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整合性的方式，这其中包括农业、环境保护、水资源管理、大自然保护、景观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保护和发展委员会一样，一个重建区会有一个由当地的政府官员、农民、大农场工人、公民领袖和企业领袖所组成的重建委员会。同样，该委员会依据法律规定必须做好准备并执行区域重建计划。经过六年的准备，布拉班特皮尔的区域重建计划于2005年发布。
在重建工程实施的同时，中央政府及各省份还准备制定了之前提到的执行合同。重建目标和预算都包含在该合同内，该合同从而把重建作为这一种管理方法的主体。至于南部的阿勒格尼，我们也会提出同样的问题：这种管理方法是如何对该地区的绿色社区规划起作用？为了阐释这个问题，我们把焦点集中在布拉班特皮尔北部的海默特巴克尔市，该市占地面积124平方千米，其中农业种植区占16%，林地自然区占3%，还有5%的人工建造区。海默特巴克尔是皮尔区重建工程较早的参与者，因此在较大的皮尔区中也算是一个较好的案例研究区。
与资源保护和发展委员会相同的是，荷兰中央政府从四个相同方面不断地提升对绿色区域规划的执行和管理控制能力。然而，不同的是，执行合同才是核心。该合同通过强调与目标的一致性来把握其论述的基调，这些目标又紧跟国民战略规划的步伐，并且很难改变同时，这份合同针对包括自然、农业、娱乐、土地管理和水资源管理在内的不同主题共设立了26个目标（LNV 2006）。而由荷兰环境评估局所做的科学性阐释几乎避免了公众的争论。另外，由于国会在2013年之前已经通过合同达成一致，并且到了2013年才能进行修改，因此从本质讲，国会并未谈及到这些目标。综合上述来看，这进一步表明乡村政策的去政治化：该合同旨在降低在社区发展上走弯路的可能性。
这份合同同样有助于控制合并。合同双方之间的密切性合并，即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的合作在当地社区水平合作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对于当地非参与的小组成员来说，为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成为这个更大合并组织中的一部分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从定义上讲，对资源的控制是通过这份合同实现的，而这份合同的核心则是资金和预算根据各省份的目标实现程度进行分配。通过这种方式，中央政府轻而易举地避免了在没有考虑各地的具体情况下阻碍资金流动的行为。最后也是最重要是规则，该执行合同以及辅助性的法律条令，给中央政府控制农村地区社区发展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传统上讲，荷兰的中央法几乎对于解决所有的农村问题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另外，现在一系列新的管理制度----该合同决定了农村地区未来的发展。
而该合同的许多负面影响似乎被夸大了。一些人认为它赋予当地的社区一些权力，并刺激当地的企业去完成。毕竟，2007---2013年，当地的社区自己决定如何实现预计的目标。另外，他们在决定如何利用资源方面被赋予了更多的灵活性。海默特巴克尔的经验表明以上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一方面，许多当地的联合企业能够参与到该项目工程的更多方面。人们能够调用当地和其它资源，直至把它们自己的资源用完。该工程包含了在可持续农业、娱乐、森林保护、环境、水资源管理、景观、居住环境的质量、文化历史和经济等多方面的努力。海默特巴克尔当地的一个半自治的开发局在当地活动实施中担任领导者，并且在当地政党和政府制作决策时担任调解人。尽管对于成功完成所有项目来说人员不足，但这种方法很成功。另一方面，遵守合同和其它规则虽然带来了许多不安，但却很有必要。如下所引用发展局一位官员的话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
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我们逐渐形成统一想法，并帮助同伴把这些想法付诸于实践。当你越过这些限制和规则，而经常也会是这样，你在如何处理特定问题时会变得保守。当你回顾时，你也许会发现，改变正在发生，但它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也令人很痛苦。
海默特巴克尔很好地阐释了在管理控制时代一个社区提供领导力的这种能力。正如在南部阿勒格尼一样，海默特巴克尔赋予了当地社区一些权力，使它们能够在当地企业家精神氛围中能够综合不同的部门政策和建立合作。这是荷兰农村政策的典型特点（引用邓肯等学者的观点，2009）。同时，它也遇到了南部阿勒格尼同样存在的悖论。尽管中央政府的中心任务是解决非常棘手的问题，但两个民族的社区都在降低政府的参与程度，并使这种方式合法化。
5.结论及讨论
前面的部分观察了这样一个悖论：一些地方实践了成立一个角色弱化的政府，但是往往又需要一个角色更明确更强的政府来处理一些事务，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悖论”一词说明了这是一个矛盾。首先，地方团体自身实力的壮大和权利的获得的结果完美的和中央政府对效益成本和实际效果的效果是一致的。所有的党派——地方的、地区的或者国家的，都在寻求能工作得更好，费用更少并且能获取令美国人[或荷兰人]能满意的结果的管理项目（阿 戈尔 解释，1993）。这是一种新型的公共管理。第二，新型公共管理并不如其拥护者所说的是政治中立，其本质其实政治性很强。促进推广管理的价值观，包括赋予地方更多权力和鼓励当地的创业精神，能够确保农村政策的执行。同时，参与社区事务有利于利用一些管理技术，包括系统性能和评价等工具。从这些方面看，促进农村发展的管理项目并不代表回倒退，反而是前进并且加强了国家权力。

在前一篇论文 （Padt and Luloff，2009） 中，我们对美国的农村政策进行了制度分析并且识别了几项联邦政府设置的限制。在这里，我们拓宽一下的视野，对两个有巨大差异设置的农村发展方式进行比较研究。基于Pollitt和 Boukaert 的研究成果(2004年)和我们对美国和荷兰开展的管理方法的分析研究，我们试图找到在美国绿色社区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法和在荷兰基于合同的办法这两周规划管理方法的差异，然而，我们却发现一些相似之处。例如，南Alleghenies的发展研究委员会和Gemert-Bakel的发展办公室可以视为是当地的“增长机器”去执行农村发展管理项目。这一结果和Logan和 Molotch在城市地区的房地产开发研究（1987年）中观察到的结果相似。农村经济增长机器由管理项目中的既得利益团体来驱动，这个精英团体包括：一些政客、 当地的企业家，专业人士、 当地媒体及环保团体。这样的精英团体努力解决对'绿色'需要求高度需求并且有着风险的社区，这样做往往很容易引发反社区发展（见第3部分）

我们认为需要有促进真正的绿色社区发展的新办法。我们的两个案例研究提供提供了一些启示。我们证明了南Alleghenies的发展研究委员会和Gemert-Bakel的发展办公室如何采取了合适的管理项目去解决他们具体的问题。他们没有盲目地跟随中央政府，反而更为自主的分别干涉了本地的RC&D和重建事务。Newman称这是现代化的微型政治（2005年）。这种做法更多是在“小的，日常的行为中起作用、挪用和改造政府的意志并且选择性地耦合到他们自己的框架中”（731页）。这一过程表明社区领导人必须被视为有能力建立广泛的活跃性和创造性科目“绿色” 的联盟，能动员资源和创造性地应对法律框架去满足社区相应的需求。正是通过这样的领导，农村政策的管理项目能够成功，抗击了对社区的侵蚀。鉴于这个新兴的环境，社区领导人不能只是个经理。能不能满足社区的高度急需的需求是关键。为此，我们认为发现能促进公共领导出现的新政策及办法和新的制度设计是必要的。

致谢
感谢荷兰Radboud大学的Pieter · Leroy 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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