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评析.pdf

年 月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第 期 总第 期 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评析高小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海外传播研究中心，陕西 杨凌）摘 要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具有重大的奠基意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关于党的建设的做法和举措，不仅强化了党的自身建设，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新时代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和参考，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持续关注和研究兴趣。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研究先后经历了早期的初步探索、改革开放后的研究反思及新世纪以来的新发展等三个阶段。总体来看，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呈现四大特点，即美国学者是核心研究力量、英国的中国季刊和美国的近代中国是最主要的研究交流平台、研究具有比较强的功利性，海外学者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海外学者获取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相关知识和信息的途径、海外学者所在的国家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关系状态、中国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解读和对外传播方式，以及意识形态因素等共同塑造着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研究和认知。关键词海外学者；延安时期；党的建设；海外中共学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关键期之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的一系列关于党的建设的做法和举措，不仅强化了党的自身建设，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新时代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和参考。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也引起海外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海外中共学研究的热点议题之一。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上的诸多做法大都可以在延安时期找到其雏形，这也使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值得持续和深入研究。一、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的历程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起步较早。早在 世纪 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实地造访延安，并出版了首部海外学界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纪实性文献 红星照耀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际社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美欧视角下的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研究”（）。作者简介高小升（），男，法学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海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海外中国学。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内涵丰富，在这里主要是指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围绕自身建设，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道路，其主要内容包括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等方面。中国，该著作不仅让国际社会第一次全面认识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而且激起了海外学界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兴趣。此后，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迅速发展，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也成为海外学者优先关注和持续跟进的热点研究议题之一，并延续至今。具体来说，海外学者关于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的初步探索（年）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状况的描述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海外学界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的起步阶段，面对相对陌生的研究对象，海外学者的首要任务是弄清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状况。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除少数学者能够来到延安进行实地考察，大多数学者主要通过整理分析到过延安的相关人士的所见所闻来开展研究。这一时期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学术性相对较弱，没有专门研究这一议题的著作出版。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这一时期海外学者对党的建设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作为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著作中的一部分而出现，代表性研究成果有美国博伊西州立大学沃伦托泽的重新审视外国记者的 年延安之行、英国评论家兼记者潘迪和博南格的民主圣地延安：旅途印象等。海外具有一定研究深度的学术成果开始出现。虽然这一阶段海外学界相关研究的学术性较低，但也有少量著作出版。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前主席、明尼苏达大学哈罗德奎格利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崛起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成效和影响做了较深入的分析；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约翰鲁的专著失势时的毛泽东（）也有部分章节对延安整风运动的起因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助理马克塞尔登打破美国麦卡锡时代所形成的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出版了系统论述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经典论著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海外关于党的建设的回忆录和报告陆续出版。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访问延安之后出版了延安采访录；美国军官包瑞德也出版了回忆录性质的著作 迪克西使团：年美国军事考察团在延安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成果均非专门研究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论著。（二）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的反思和重新审视（年）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来到中国开展实地调查和研究，掌握了大量关于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第一手资料，借此对既有研究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估。由此，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进入反思期，并产出一批形式多样、具有深远影响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文献被海外学界编译出版。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伊顿康普顿于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年编辑出版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整风运动文件集（）以来，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要文献在海外先后出版。在这其中，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托尼赛奇和杨炳章等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路：官方文件及其分析最具代表性。该书收录了自 年到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文献，是截至目前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官方文献的集大成者，因其在国外的重大影响而被世界知名出版社 罗德里奇在 年再版。此外，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官方文献也以单行本的方式被翻译成外文（主要是英文），并在海外学者中引起较大的反响，如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邦尼麦克杜格尔编译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引起了围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对延安整风运动的一轮研究热潮。系统研究和反思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高水平论文和著作相继问世，形成了海外学界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的新判断。中国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海外学者研究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第一手资料缺乏的问题，并催生了一批高质量、有深度的研究成果。美国历史和社会学教授马克塞尔登在充分占有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一手资料的情况后，反思其既有著作的研究观点，在海外中国研究主流期刊近代中国（）发表题为重新审视延安时期的共产主义的重要论文，形成了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的新观点。印度尼赫鲁大学 德什潘德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 周年之际，在社会主义科学家杂志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 年后的中国的研究论文，对 年来延安座谈会及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美国中国学研究专家齐慕实（）也在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等期刊发表长篇论文分析反思和评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意义和影响。（三）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的新发展（年以来）新世纪以来，海外学界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进入新阶段。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党和国家领导人越来越重视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经验对新时代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价值，指出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在此背景下，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形成新一轮研究热潮。研究论文方面，海外学界重点剖析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现实影响和当代价值。海外学者以比较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对比延安时期和新时代党的建设上主要举措的异同点，剖析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影响和意义。此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分析如英国卡迪夫大学中国史终身教授班国瑞在国际中国研究期刊发表的后毛泽东改革前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异议的态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邓腾克撰写的整风运动：党规、知识重塑和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对延安整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评析（），：，：，（），：，：，“”：，：，“”，“”，“”，风运动进行了全新视角的分析和研究。以撰写书评的方式增进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新认识。海外学者对在 世纪 年代出版的一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著作重新撰写了书评。如海外学者为美国学者马克塞尔登教授 年出版的经典著作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重新撰写了多篇书评。哈佛大学托尼赛奇和杨炳章等编辑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路：官方文件及其分析 年再版后，受到多位海外学者的评论。这其中不乏海外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知名学者，如新西兰惠林顿维多利亚大学纪保宁（）、加拿大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包德瑞等。此外，中国学者的部分研究著作被海外学者译成英文时，也出版了一系列书评，如南京大学高华的著作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于 年被翻译成英文并在海外出版后，海外学者围绕该书撰写了系列书评。一批系统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专著出版，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方面的研究著作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将延安时期党的建设放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的进程中进行考察和研究，如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凯瑞布朗的朋友和敌人：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赵世玲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崛起时代的教育（），以及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加州曼隆学院卡萝尔卡特的延安使命：年美国考察组在延安等。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尤其是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以百年党史为历史维度，出版了许多关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著作，其中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又有更深入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主要有：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齐慕实等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基于 个案例的百年考察、美国哈佛大学中共党史研究权威托尼赛奇的从造反者到统治者：百年中国共产党史等。这些成果虽然并非单独研究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然而将其置于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发展史中来进行审视和考量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另一类成果主要是基于新获得的资料对已经出版的研究著作进行重新修订。美国康奈尔大学马克塞尔登对其 年出版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进行了修订，于 年以革命中的中国：重新审视延安道路在罗德里奇出版社重新出版。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权威比尔布鲁格的著作中国：解放与变革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 ，“：，”，（），：，代表性书评主要有：，“（）：；”，；，“（）：”，较有代表性的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历史学教授毕仰高（）撰写的书评，参见 ，“：”，：，：，：，：，：，（），：，：，；，：，：，：，：，（）也于 年再版。所有这些都凸显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的新进展，这些利用最新文献所形成的研究成果对人们考察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学术准备，其中美国哈佛大学托尼赛奇的从革命者到掌权者：百年中国共产党史最具有代表性。二、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的基本特点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日益重视，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显得更加突出。总体来看，海外学者的研究呈现四大特征。（一）美国学者是海外学界关于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的主要力量早在 世纪 年代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部分有战略眼光的美国学者就主张不仅研究当时的国民政府，而且要对中国共产党给予高度重视，由此开启了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党的建设作为研究内容之一也受到美国学界的关注。美国学界从事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研究人员主要有三类群体。以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记者兼评论家。这类群体的研究严格来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更多是一种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纪实和新闻分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实际上属于新闻类写实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让整个西方世界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引起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重新认识，并带来了以美国记者兼评论家为主的海外人士陆续对延安进行实地探访和调研。譬如，第一位到达延安的外国女记者、美国社会活动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记者、社会活动家海伦斯诺，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被誉为中国人民的宣传家 美国著名记者安娜斯特朗，以及以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等为代表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等。具有美国政府背景的官员型学者。这类学者以美国官方的身份来华，撰写了大量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评论和分析，其中对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作了不少描述和分析，如美国军官包瑞德在 年出版的迪克西使团：年美国军事考察团在延安。美军延安观察组中的多位军人也积极介绍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曾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卫队长、美国驻华武官埃文斯卡尔逊（）等。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美国学界从汉学研究转向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中国学，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美国学者越来越多，其中不少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给予了积极的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评析，：，：，：，：，安娜斯特朗（）一生先后六次来到中国，她高度关注延安的“红色理论”，并通过纽约亚美杂志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向世界推介。年 月 日，毛泽东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并通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报道而广泛传播。毛泽东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也以和美国记者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为题，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关于外国记者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交往情况，具体可参见尹恒：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外国记者与中国革命的不解之缘，陕西档案 年第 期。关于埃文斯卡尔逊在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上的认知，可参见吕彤邻：卡尔逊与罗斯福谈中国：，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年。研究。他们不仅是美国学界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和“中国通”，而且大都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美国里海大学雷蒙德威利、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斯图尔特斯拉姆、美国斯坦福大学易劳逸等。（二）英国的中国季刊和美国的近代中国成为最主要的研究交流平台虽然海外学界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关注较早，但真正的学术性研究却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专门研究中国的国外期刊也逐步创刊。年，英国伦敦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前身）创办了中国季刊（），这是西方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学术期刊，也是海外学者尤其是美欧学者发表中国研究成果最主要的平台之一，被视为海外中国研究的旗舰期刊和权威期刊。年，美国学界又创刊了近代中国，该刊主要从历史和文化视角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中国季刊和近代中国已经成为海外学者研究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乃至海外学界中国研究成果最为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发布和交流平台。海外学者关于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的一些重要研究论文和书评大都在中国季刊和近代中国上刊发。譬如，美国波斯顿大学终身教授谷梅论述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论文知识分子对 年中国共产党的批评、澳大利亚中国共产党研究权威费德里克泰维斯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权威论述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解放前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净化和教育等均发表在中国季刊。虽然近代中国比中国季刊创刊晚了整整 年，但自创刊之初就成为海外学界围绕延安时期党的建设、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主要交流渠道之一。（三）海外学界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具有较强的功利性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真正受到海外学界的重视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换句话说，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的重视是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的背景下开始的，其研究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海外学者对研究议题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目的。党的建设是一个内涵和外延较为广泛的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关于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可参见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以历史学为中心，上海：中西书局，年。雷蒙德威利（）的代表作有两部：中国：一场农民革命和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等。具体可参见 ，：，；，：，：，作为西方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斯图尔特斯拉姆（）著作颇丰，其研究内容围绕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展开，其中大量论述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主要的代表性论著有：毛泽东传（）、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毛泽东的思想（）等，具体可参见 ，；，；，：，易劳逸（），美国知名中国历史学者，师从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中国历史，先后任教于美国康乃狄克学院、俄亥俄州立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因其对中国研究的杰出贡献，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于 年授予其“大学资深学者”的荣誉称号。易劳逸的代表作主要有：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和流产的革命：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等。，“”，；，“：”，从 世纪 年代开始，海外学者围绕着毛泽东思想（其中涉及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研究进行了四次论战，从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成果，而各方论战的主要平台就是中国季刊近代中国和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研究领域，然而不管是占据主流的美欧学者、还是日本、澳大利亚等其他发达国家学者，或是处于国际学术界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学者，均选择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动因与意图、成效与影响及其对世界政党建设的借鉴意义等作为研究议题。这些研究议题的最大共同点在于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这些学者更好地认识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启示，进而为这些学者所在国的政策决策提供参考。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进展深受实用主义目的的驱动。海外学界关于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研究的侧重点和主要内容有着较大的不同，但是，驱动力却是相近的，即通过分析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诸多做法为海外学者更好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自身建设提供支撑，从而更好地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发展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未来走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海外学界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自始至终都有着非常明确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四）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认知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虽然海外学者在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议题上存在较大的相似之处，然而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资料的不同使研究结论差异很大，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建设的动因与意图上，而且体现在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成效、对世界政党建设的启示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未来发展的影响上。以海外学者对延安整风运动的起因研究为例，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斯图尔特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在 年 月号召进行的党的建设导致了 年的整风运动，该运动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日本成蹊大学法学部国际交流委员会主席宇野重昭教授（）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是为战胜边区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困难，稳定党员情绪，改变党和群众的疏远关系而发动的”。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尼克奈特则提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批评和克服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教条，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使全党按照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所理解的含义，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实上，这样的认知分歧很难说谁对谁错，但凸显了不同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一种理解，这样的认知差异在研究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其他议题中也同样存在。三、影响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的因素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呈现上述特点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既有认知因素，也有利益因素，既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总体来看，影响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的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相关知识和信息的获取途径和方式曾有学者撰文指出，“任何时候准确地认识一个国家都是很不容易的，而正确认识当下迅速变化的中国尤其不容易，正确认识中国，真正了解中国，可能是全世界社会科学届最大的挑战”。国际社会认识中国乃至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最大挑战，即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熟悉程度不够。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际社会就对中国进行了大量关注、研究和报道。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序言曾就 世纪 年代以前海外中国的研究进展表示，“中国曾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评析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延安整风运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金灿荣：影响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主客观因素，北京日报 年 月 日。经遗忘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愈加重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然而在此过程中，海外学者获取中国共产党知识和信息的途径是不一样的，对中国的熟悉和了解程度也就存在明显的差异，如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的学者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不仅起步早，而且注重实地调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受中美关系的影响，研究者获取资料相对比较困难，但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努力下，美欧的中国研究也取得了不小进展，形成了稳定的获取中国信息和资料的途径，美国也由此奠定了海外中国研究重镇的地位。就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资料而言，美欧学者不仅有着相对较稳定的信息和资料的获取渠道，而且有着较好的前期研究基础，加上美欧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投入资金多，这促使美欧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关注多，并且分析和研究也更加深入。其他国家的学者没有美欧学者那样的便利条件，加上受语言的限制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海外学者在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上的认识和判断上存在不小的差异。（二）海外学者所在国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关系状态当今世界各国之间，虽然形成了越来越紧密的依存关系，但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政治经济中最为主要的行为体，各行为体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依然受到其所在国的明显影响，海外学者也不例外。在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上，海外学者至少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所在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英国杜伦大学中国研究奠基人雷蒙德道森在其代表作 中国变色龙：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几个概念辨析中指出：“我们对于中国或者其他文明的认知和反应，一方面取决于那里存在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则是由我们个性中有目的性的利益和潜意识的需要来决定的”。对利益的考量是海外学者在开展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中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鉴于世界各国在国际体系中不同的位置，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也有着不同的利益驱动。以美欧学者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希望通过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来增进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理解，进而更好把握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而中国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学者则期望从研究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中获得执政党发展的经验。可以说，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出发点的不同导致他们的研究关注度和基本观点存在较大差异。中国与海外学者所在国的关系状态。总体来看，中国与海外学者所在国的关系状态从两个方面影响着他们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一是中国与海外学者所在国的关系状态直接影响他们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资料的获取。澳大利亚“中国通”马克林（）在我看中国 年以来的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一书中分析认为，中国西方形象的首要因素就是中国自身的现状，即大部分中国观察家基于他们的所见所闻撰写的研究报告，拍摄的视频短片和照片。因此，倘若海外学者获取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相关知识和信息的途径不畅，由此形成的认知必将受到影响。二是中国与海外学者所在国家的关系状态直接影响他们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一般来说，关系紧密和友好的国家更容易接受彼此提出的观点、主张和思想，由此，这些观点、主张和思想也更容易得到对方学者的理解、认可和支持，反之亦然。其明确的体现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往往比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学者更认可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举措及其成效。（三）中国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解读和对外传播方式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研究和认知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外形象传播的途径与方式的影响。中国领导人、学者和媒体在内的中国社会各界在各种国内外场合解读、阐释和传播延安时期党的建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年，序。，：，：，澳马克林：我看中国：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设经验的方式塑造着海外学者的研究和认知。一是国内学界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经验的多元解读导致海外学者形成多种不同的认知和评价。关于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举措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国内学界尚未形成共识，由此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存在多元认知与评价也就不难理解了。二是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相关知识的对外传播差异导致海外学者的研究和认知存在差异。如前所言，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和认知首先取决于他们可以获取的相关信息和资料，除了部分学者能到中国来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外，他们主要依靠在其国内获得的信息来形成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认识和判断。从目前来看，我们对外传播的重心基本上遵循世界大国（尤其是美欧俄）中国周边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先后顺序，这本身就会造成包括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相关知识和信息获取的差异，加上这些国家中媒体发展程度的不同，所有这些都造成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认知差异。（四）意识形态因素在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中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马克林研究称，“西方如何看待中国不仅取决于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西方的学术氛围或意识形态氛围”。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也毫无疑问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当前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或积极肯定或恶意贬低的认知差异，甚至是错误的认知都和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研究偏好影响认知。在从事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的海外学者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知识结构的差异，他们有的长期从事政治学、有的从事历史学，还有的从事经济学等，学科知识差异不可避免带来研究手段和方法等差异，研究侧重点和研究结论也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与此同时，海外相关学者的背景知识也存在很大差异，有的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相关研究，并且实地到访过延安，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资料掌握比较好，有些学者则完全无法阅读中文，主要依靠英文等二手文献资料开展研究，这使他们对具有丰富内涵的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先行研究的偏见去理解和阐释，极易产生理解偏差，由此而产生的差异更是不可避免。思维习惯和定势影响研究侧重点。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就权力和知识的关系进行过非常精巧的论述，提出了有影响的“真理制度理论”，即真理与制度相互作用，并且彼此紧密关联，权力制度产生并维系着真理，反过来，真理引发并扩展权力的效力。就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而言，海外学者所在国的社会结构以及与中国的关系影响着他们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和认知。以美欧学者的认知为例，长期以来，美欧的全球地位带给他们在对待他国文明和思想时不自觉地显示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由此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学者的著作更倾向于把西方视为世界效仿的样板，而把其他的文明和思想边缘化，甚至打上“奇特”或者“不可理喻”的标签。这一现象也表现在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认知上。不同政治倾向影响研究立场。雷蒙德道森认为，“有意识的利益和潜意识的需求是决定西方对中国反应的主要因素”。这种有意识的利益和潜意识的需求驱动而产生的政治倾向导致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产生不容忽视的差异。马克林多次强调，西方政治本身在中国西方形象的塑造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包括美欧学者在内的海外学者在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进行解读和分析时难免也要受到其已经形成的政治倾向的影响。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评析 马克林：我看中国：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页。，：，：，：，：，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诸多做法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被广泛沿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诸多举措都可以从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中找到其雏形。可以说，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研究不仅关乎他们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而且关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塑造和引导海外学者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乃至新时代的全面从严治党的研究从而形成对中国共产党更加客观公正的认识将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对这一问题的具体回答已经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畴，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形象传播中，如何从政府层面、学理层面以及民间交流层面有针对性地采取举措，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引导海外学者形成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更加准确的研究和认识，将是新时代中国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议题。（，）：，（），：，：；责任编辑：赵明晨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