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财产刑的执行.doc

-范文最新推荐- 试论财产刑的执行 试论财产刑的执行修订后的新刑法规定了大量的罚金刑，调整了我国的刑罚结构，使我国对犯罪分子的惩处逐渐向人身自由和金钱的双重剥夺过渡，充分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在自由刑和财产刑的广泛运用。财产刑是指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在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主刑的同时并处罚金、没收财产等附加刑，也包括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或责令赔偿损失和对非法所得予以追缴等非刑法处理方法。财产刑的执行就是将生效刑事判决中财产刑部分的犯罪分子应交纳的罚金、被没收的财产和非法所得予以追缴上交国库或赔偿有关单位、个人的损失。财产刑执行的意义在目前的形势下，大力运用和切实执行财产刑对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整顿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客观需要，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因此，切实解决财产刑的执行难的问题，对于充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切实提高法院判决的权威性，有效实现刑罚的惩罚、威慑、保护功能有着现实的法律意义；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同经济犯罪、腐败现象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具有较强的社会意义。财产刑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新刑法及刑诉法实施后，由于目前法律对此类案件的执行规定不明确、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造成人民法院在财产刑实际执行工作中，对如何适用法律认识不统一，不规范，以致出现了很多的执行难点，存在着严重的执行难问题，使大量的财产刑没有得到实际执行，并且已经在执的财产刑案件的执结率也极低。如原大厂区法院1999年度应执行财产刑案件总额为31.8万元，实际执行到位的标的仅为5200元；20xx年度应执行财产刑总额为113.5万元，实际执行到的标的只有1000元。财产刑的这种实际执行状况，使得法院财产刑的刑事判决实际上已成为了空判。这样，既损害了刑法的严肃性、惩罚性，客观上又助长了犯罪分子或腐败分子的“一人犯罪，全家幸福”、“一时犯罪，终身幸福”的犯罪心理。财产刑案件的执行难，这个问题自新刑法颁布施行后，一直在困扰着各法院的财产刑的实际执行工作，许多法院的实际执行工作者不断地呼吁在立法上切实解决财产刑的执行难的问题。在财产刑的实际执行工作中执结率不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么造成财产刑不能切实执行的主要原因应当有哪些？从刑事案件的诉讼各阶段来看，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法定罪名的刑罚处罚中规定了并处财产刑，但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法庭的判决得不到实现，实际上是空判；二是财产刑的判决执行在审理和判决执行阶段没有一套强有力的法律措施保障执行；三是执行机构和执行程序不落实，不规范。下面本人就谈一下对财产刑执行方面的一些思考意见。解决财产刑执行难问题的方法与对策一、从立法上确立公诉人的指控举证责任，以此为事实基础适用财产刑，减少和降低财产刑的空判率。（一）确立公诉人财产刑适用举证制度，提供法庭对被告人科以相应财产刑的事实根据,减少和降低财产刑的空判率。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包括安全机关）的各自职权均作了明确的规定，即侦察权、提起公诉权和审判权分别由三机关行使。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就是通过法庭审理活动确定被告人是否实实施了被指控的行为，应否处以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并作出最后裁判。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具有侦查、公诉、法律监督的三项职权，代表着国家行使控诉权，以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审理活动，支持公诉，是控诉的一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所具备的法定条件为：1、犯罪事实已经查清；2、证据确实充分；3、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目前各级法院均已按照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要求进行着审判方式的改革，以强化庭审功能为目标，确立了新的控辩式刑事审判方式，控、辩、审各方职责分明。按照控辩式刑事审判方式的要求，在法庭审理中，公诉人作为控诉方对其提出的适用法律方面的意见，不仅应当提供被告人犯罪行为方面的事实证据，而且还应当就适用法律对被告进行财产刑处罚方面提供证据，以与指控提出的适用具体法律规定的意见相符合，并提供给法庭作为对被告人科以相应财产刑的事实根据。法庭在对被告人并处财产刑时，也应当根据指控方提供的被告人的财产经济状况再结合法律规定予以确定，只有这样才真正地全面地按照控辩式审判方式进行法庭审理，才是切实按照“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对所适用的具体法律规范进行理解适用。在法庭上，控诉方提出的具体适用法律意见中有法律规定的并处财产刑的内容，如果控方没有对被告人的财产经济状况进行相应的举证，那么，法庭在没有被告人的财产经济状况证据情况下所作出的财产刑的判决，应当讲是没有事实基础的判决，也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判决。控诉方在向法庭提出应当适用有财产刑内容的具体法律规定的意见时，没有对被告人的财产经济状况进行相应的举证，是造成法庭判决财产刑缺乏事实基础的基本原因。因此，要确立指控方在适用财产刑方面的举证责任就是为了保证法庭在对被告人适用财产刑时真正做到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全面正确地体现司法公正，这样才能切实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保证刑事判决中财产刑的执行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防止发生空判现象的发生。在原大厂区法院1999和20xx年度刑庭移送执行的财产刑案件中有94.4和95.1的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如果法庭将指控方对被告人财产状况的举证，作为判决财产刑时的必要考虑，这为减少财产刑的空判现象，提高财产刑的实际执结率将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二）法庭应根据犯罪分子本人经济情况确定罚金数额，克服罚金刑的最大弊端不平等性。目前在财产刑的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财产可供执行能力差造成财产刑执结率极低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法庭对被告人有无财产可供执行没有作必要的考虑，不是根据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和经济收入的审理而作出财产刑判决。由于我国刑法在确定罚金和没收财产数额时，对应否考虑犯罪分子本人的经济情况未作规定。因而在决定罚金数额时，如果不考虑犯罪分子的经济状况就有可能使罚金数额超过其经济承受能力，从而使罚金刑难以得到实际执行。相同的数额罚金，对于经济状况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这就是罚金刑的最大弊端不平等性。如果在确定罚金数额时完全不考虑行为人的经济情况，势必因为罚金刑的最大弊端不平等性，影响罚金刑应有作用的发挥。在判决罚金刑时对被告人的经济状况作必要考虑，法庭以控方向法庭提供犯罪分子本人的经济状况，作为对被告人科以相应财产刑的事实根据，就是对有财产和经济收入的被告人适当多判，对确无财产和经济收入的被告可少判甚至不判，这将所使判处的财产刑落到实处，具有实际执行意义，避免了空判，这也是减轻财产刑执行压力的措施之一。可能会有人认为，这样判处财产刑是否突破了法定量刑的限度和规定。其实不然，因为目前法庭审理已改革的审判方式中，控辩审三方中，控方对所指控的罪名负有举证责任，法庭是根据控方所提供的证据对被告予以定罪和确定适用自由刑或其他刑罚。那么，法庭对被告人适用财产刑也应当按照控辩举证规则，根据控方的所举证被告人的经济状况予以确定。这样进行审理和判决，从根本上讲，也是符合刑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如果法庭只追求判决表面上的量刑法定，而不管判决后的执行及判决内容的实现，那么就不能真正体现刑罚的积极意义，而空判的财产刑处罚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只有确立公诉人财产刑适用举证制度，才能减少和降低财产刑的空判率，克服罚金刑的最大弊端不平等性，才能真正体现和实现立法上提高财产刑适用率的立法宗旨。二、建立财产刑判决前的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为财产刑的顺利执行提供物质保障。（一）建立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的必要性。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在案件受理前或诉讼过程中，为了保证判决的执行或避免财产遭受损失，对当事人的财产或争议的标的物，可根据申请人的申请，采取财产保全的强制措施，这对保证债权人在法院判决胜诉后的债权实现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刑事诉讼中也应当建立被告人财产保全制度。刑事诉讼中的财产刑的执行在性质上虽不同于民事案件的执行，但在许多具体执行程序措施方法上应当比民事执行要更具有优越性。因此，在侦查和公诉阶段就应当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对调查清楚的被告人的各类财产，包括银行存款、各种资产、各项债权等根据所犯罪行和可能受到财产刑处罚进行必要的财产保全。这一制度的建立对财产刑的判决和实际执行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为财产刑的判决提供了重要的事实基础，也为判决后的执行提供了财产线索。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在被判处了自由刑的同时并处了财产刑，从判决生效到执行开始前的这段时间里，被告人及其家属或亲属对法院判决的“又打又罚”往往产生敌对的情绪，总要想方设法的转移、隐匿、变卖甚至毁损可供执行的财产，制造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假象，为财产刑的执行设置重重障碍。没有财产刑执行的财产保全制度，待到判决生效后执行开始时，罪犯的财产状况不明，执行人员调查不到被执行人的可供执行的财产，使财产刑的执行工作陷入被动之中，造成了难以执结或执结率低的状况。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执行人力和时间。在民事案件的执行程序中，申请人有承担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义务，而在财产刑执行中只能靠法院执行人员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工作效率比较低，如果再有罪犯及家属设置的人为障碍，就更不易查清被执行人是否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如果建立了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法院执行人员就可根据已知的保全财产的财产线索，使罪犯在短时间里就可受到经济制裁，从而提高了财产刑的执行效率，更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地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体现法律的威慑作用，防止发生新的犯罪行为。在建立的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中，主要是严格的查封、扣押、冻结等控制性措施。在刑事诉讼期间，即侦查机关移送起诉时，为使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处于稳定状态，应当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采取控制性措施或附卷移送其财产线索，这样既为公诉机关向法庭举证被告人有并处适用财产刑的财产证据提供基础，也为财产刑判决后的执行提供可执行的财产或财产线索，使财产刑的执行有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避免了财产刑的的空判和无法执行。（二）采取刑事诉讼财产保全的条件和选择。有的同志认为，在刑事诉讼期间采取这些控制性措施于法无据。对此，本人认为，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几种强制性措施里，控制人身权利的措施其强制性远大于控制财产权的强制性，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都可控制，其财产权从根本上讲也应当可以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否则，一旦发生转移，隐匿、变卖、毁损的现象，司法机关必将在对被告人判决财产刑后的执行难以开展。当然，采取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也可以设定前提条件，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在判处刑罚时并处财产刑。这样也防止了司法机关滥用刑事强制权，保证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的正确执行。采取刑事诉讼财产保全的控制性措施应当由司法机关根据被告人财产的类型和自然状态进行确定和选择。在侦查、起诉阶段没有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在法庭审理阶段，可由法庭根据案情审理和保证判决及时执行的需要而主动采取，法庭也可以根据公诉机关提出的财产保全的意见和提供财产线索向被告人或被告人财产的占有、使用、保管人采取。对被采取控制性措施的被告人财产可以由司法机关控制，也可以交由占有、使用人或第三人保管。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对保障财产刑判决生效后得到及时的执行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大大地减少了财产刑被执行人或其亲属转移、隐匿、变卖、毁损可供执行财产行为发生的可能，能够保证财产刑执行效率的提高。三、建立和健全财产刑执行机构和执行程序。（一）财产刑执行机构的确立是解决财产刑执行难的关键之一。由于最高法院已明确财产刑的执行不属于执行庭的业务范围，那么，这一工作究竟应当由哪一个部门作为工作机构呢？有人认为，应当由刑庭作为财产刑的执行机构，主要理由是刑庭是审理刑事案件的组织机构，从实现刑罚目的，维护法律尊严，做到罚当其罪来讲，就应当由行使刑罚手段的机构行使，而且刑庭对罪犯的财产情况了解充分，从法律上讲对财产刑的执行变更权应当由刑庭行使。对这种观点，本人认为不可取，因为虽然刑庭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与审执分离的司法原则相悖，而且也是不现实的。例如，原大厂区法院刑庭在1999年度共审结刑事案件167件，其中，需执行财产刑的案件100件，占审结案件总数60，20xx年度审结刑事案件199件，需执行财产刑的134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67.34，很显然，这么大的工作量由刑庭来完成是不可能的。如果将财产刑案件移送执行庭办理，则又大大增加了执行庭的工作量。原大厂区法院1999年度执行案件总的19.81为刑事判决的财产刑执行案件，20xx年度执行案件总数中有21.1为刑事判决的财产刑执行案件，这些大量的财产刑执行案件地增加，占用了大量的执行时间和执行人员，影响了其它民事案件的执行，同时由于财产刑执行的困难和障碍较多，也使其实际执行到位的标的极少，这样的工作效率造成了事倍功半的工作效果，得不偿失。落实财产刑执行机构的原则应当是按照审执分离，专业化的要求设置。目前，我国法院的各级执行机构正在改革之中，在成立各级执行局的内设机构中，就应当设立财产刑执行的专业部门，这样就可以集中有限的执行力量，按照相应的执行程序，从事专门的财产刑执行工作，而且还可以集中力量统一调度。（二）尽快制订全面、明确具体的财产刑执行程序和法律规范，是保证财产刑规范执行的有力法律武器。目前财产刑的执行，由于执行程序和具体规定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使得财产刑难于执行，具体表现有：执行程序适用难，运用措施裁定难，执行对象追加难，能否中止决定难，外地对象执行难。在财产刑的执行中，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执行没有具体的刑事操作程序，是否可以参照民事案件执行那样，从送达执行通知书开始，到执行结案报结束，都没有统一的规定。困此，在财产刑的实际执行工作中，操作不规范的较多，只能是根据“应执尽执”的原则，大胆工作，措施果断，只要将财产刑执行到位就行。对在执行中遇到的被执行人享有共有权的财物的执行则较少地考虑其他权利人财产权是否受到损害，因为在执行中如何严格区分被执行人的财产、共有财产或是他人财产在执行程序上没有明确具体规定。在运用强制措施对罪犯的财产或罪犯享有共有权而以其他人的名义登记的财产，进行处理时，应当运用民事裁定还是刑事裁定，均难以确定，包括对执行对象的追加也是这样。对罪犯的住所地和财产在外地的财产刑执行案件，应否委托外地法院执行也没有规定，造成了执行人员去外地执行财产刑时，没有外地法院人员的配合；而委托外地法院执行的案件，要么被退回不予执行，要么杳无音讯，使住所和财产在外地的财产刑执行案件无法开展执行工作，如，原大厂区法院委托外地法院执行的16起案件全部是这样的结果。要切实解决财产刑案件的执行难就必须建立专业化的执行机构，有较为配套和完备的执行程序及法律法规。综上所述，只有改革财产刑的审理裁量机制，才能减少和降低财产刑的空判率；只有建立刑事诉讼的财产保全制度和建立健全财产刑执行机构与执行程序，才能保证财产刑的判决得到全面彻底地执行，才能维护刑法财产刑处罚的法律权威，实现刑法的立法宗旨，真正发挥刑罚中财产刑的经济制裁和威慑作用。 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思考一、现行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现状及质疑精神损害，又称非财产上损害，是与物质损害相对应的概念，这是一个有特定法律意义的概念，它不同于医学上的精神损害，也有别于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一般精神方面的不愉快。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是指犯罪人对自然人生命、健康、人身自由、名誉等人身权利进行不法侵害而造成的非财产性的损害。而精神损害赔偿，则是指对自然人生命、健康、人身自由、名誉等人身权利进行不法侵害所造成的非财产性的损害，且后果严重，因此而由被告人承担通过财产赔偿等方式进行救济和保护的一种法律制度，这是针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所应承担的财产责任。在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是否应得到赔偿，是各国立法时颇感棘手的问题，对此，各国做法不一。德国、瑞士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采取一定的限制原则，而同为大陆法系的日本、法国则立法较为宽松，只要是存在精神损害的事实，被害人即可提起此项诉讼。英美法则对此没有明确规定赔偿范围，司法实践中也没有特别的限定。我国现行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表明在刑事诉讼中只允许被害人就被告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最高院于20xx年12月4日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项规定将刑诉法法律条款过于笼统的规定更进一步明确了，更具操作性。但笔者认为，现行法律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全盘否定的态度，在是否能有效保护被害人利益，与其他法律能否协调以及被害人对诉权处分可能引起混乱等方面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具体提出下列质疑意见：1、刑诉法的规定与民事法律规定存在冲突。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侵犯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誉权、荣誉权的，有权要求赔偿损失。20xx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除上述规定，更进一步将精神损害的范围扩展到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总之，我国民事法律的规定是承认精神损害赔偿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法律原理上应适用民事法律规定，而刑诉法第七十七条仅限于“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的”，由此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则不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内，此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排斥在民事诉讼之外，陷于尴尬的境地。这样出现了刑诉法的规定与我国民事立法所确立的精神损害赔偿原则相抵触的情形。2、对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是否赔偿适用法律出现混乱。刑、民之间相互矛盾的规定形成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情节严重的不能请求赔偿，而情节轻微的则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请求赔偿的不正常现象，造成了立法上的不统一。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必须适用于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对于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通过根据不同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这种可请求赔偿的民事侵权中的严重后果往往表现在侵权人会触犯有关法律，直至是刑法。而刑事犯罪行为通常是情节严重的人格侵权行为，这就形成了精神损害程度较轻的不可以适用损害赔偿，而后果严重到触犯刑律时同样法律规定不得赔偿。同时，这也会造成如被告人行为不以犯罪论处的，被害人所获赔偿反而较多的情形可能出现的不正常现象。3、可能会造成被害人对诉权的不同处分会有不同的结果出现。最高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九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后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里同意了被害人对犯罪人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如果精神损害不纳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有的被害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会放弃附带民事诉讼，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由于案件性质不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而是一般的民事案件，就不适用刑诉法和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这样，以获得民事法律的全面保护。被害人这种变通寻求民事法律的全面保护的方法不仅增加诉讼成本和当事人讼累，还会因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结果不一而影响国家司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4、对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是对被害人最大的精神安慰的说法的质疑。不少人认为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就是对被害人最大的精神安慰，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被告人被罪量刑，受到了制裁，这本身就是保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力量在此时已最大限度保障了被害人的利益，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也就是抚慰了被害人在精神上的损害，不需要用精神赔偿再次制裁犯罪者以补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害。此观点得到了刑诉法和最高审判机关的认同，并予以采纳。但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虽然，我国法律体系受原苏联影响，认为自然人的人格尊严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也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赔偿的，但是一旦人的人格尊严、生命、健康等被犯罪行为侵犯后，对被告人科处刑罚，并不能全面消除被害人精神上的损害，也不一定就是对被害人最为有效的救济方式，而一定数额的金钱赔偿也许是我们迄今为止的法律智慧所能找到的最重要的救济方法。5、对向犯罪人以外的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有赔偿义务的人不仅限于犯罪人时，法律未禁止向犯罪人以外的被告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被告人可向犯罪人以外的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其一造成了对同一事实需要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法律程序才能解决问题，其二，对同一事实出现不同的处理结果，其三，在适用不同法律规范时可能会因法律之间的相互冲突而面临对冲突规范的选择，其四，使同类型案件中同样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因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而得到不同的保护结果，被害人之间处于事实上不公平的地位。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立法上对精神损害应当予以认可，并应逐步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其理由如下：1、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刑法规定，对刑罚的功能起补充作用。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其规定的精神就是“又打又罚”，此条明确在论罪判刑的同时可以判令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这里的“经济损失”，刑法并未将其局限为物质损失，笔者认为应包括因精神损害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刑法这一规定与刑诉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不一致，但刑法修改在后，按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就适用刑法规定。此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所给予被害人的经济赔偿尽管属于民事责任，但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制裁，而且是带有强制性的。因为在某种情况下，金钱赔偿具有惩罚功能，因为责令被告人支付被害人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能使加害人发生有所失之感，并得以赎其加予被害人之痛苦。且从作用来看，无论从别预防，还是从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出发，附带民事赔偿的威慑力并不小于判处刑罚的威慑力，由被告人承担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对被告人而言，其惩戒效力不低于刑罚处罚。2、将精神损害列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是有法律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明确了民事赔偿的范围包括精神损失，这当然也适用于附带民事诉讼。3、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由于侵犯了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名誉权等人身权利，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且违反刑法规定，因而依法应予以刑罚处罚。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往往又同时使被害人人格尊严受损、名誉降低、或迎接未来生活的信心受挫，或丧失面对未来挑战的勇气，从而精神上遭受极度痛苦，乃至影响未来的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根据刑法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定罪量刑，甚至根据案情判决赔偿被害人的有关物质损失，这些尚不足以抚慰被害人。因为，刑事案件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一般都比单纯的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程度深，有的犯罪如杀人、强奸等均会给被害人及其亲属造成造成巨大精神损害，与之相比，物质损失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民事被害人尚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刑事被害人更应享有此项权利。某些侵害生命、健康等人身权的行为给被害人及其亲属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及创伤很深，也难以消除，其精神痛苦是长期且巨大，在精神损害方面给予被害人一定的金钱赔偿，具有使被害人获得某种满足之功能，因为金钱赔偿所具有购买力等功能，可以使被害人有所满足而冲销痛苦。法院也应从切实保护公民人身权之立法宗旨出发，给予被害人最大限度的法律保障。所以，应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实现法律真实意义上的正义和公平，切实保护被害人的权益。4、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体现公权对私权的特殊保护，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刑事诉讼中一直强调公权优于私权，被害人首先要服从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但是在保护被害人利益方面，公权所保护的社会利益并非总与被害人的利益一致，公权对社会利益的倾向完全可能导致对被害人利益的忽视。而民法上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产生，反映了人们对自身价值和人格尊严的重视，是人类发展高度文明的产物，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当今国际潮流，对私权的关注逐渐加大，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恰恰符合这一历史潮流。公权的功用应越来越有利于对私权的保护，使被害人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而不是与私权相互冲突。在刑事诉讼不断趋于对被告人权利保护的今天，在附带民事诉讼上则应加强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这符合社会利益、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三者利益冲突的平衡。此时应允许私权的适度自由，因为犯罪行为毕竟侵害了被害人独立于社会利益的个体利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的个体利益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障。实践中，许多国家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也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德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关于一切就追究对象的犯罪事实所造成的损失而提起的诉讼，包括物质的、身体的和精神的损害均应受理的规定值得我国借鉴。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国际上刑事法律的发展趋势，符合对被害人的特殊保护。5、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立法原意。首先，从法律角度讲，生命权和健康权是人身权中一个重要的权利，而健康的含义通常又包括生物属性的健康即生理健康和精神属性的健康即心理健康。精神损害赔偿实质上是对公民心理健康权受到不法侵害时而给予的补偿。其二，犯罪行为除了造成可以用金钱计算的损失外，还可以使被害人受到不能用金钱计算的损害，这种损害甚至还可以引起更大的利益损失，对被害人的损失不底论其是否可以金钱表示而给予赔偿，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其三，对精神损害进行民事赔偿，不是将人格、名誉视为商品，而是对被害人精神上受到的痛苦损害以物质赔偿的形式进行心理上的安慰、补偿，是对犯罪人的一种制裁。它不是降低人格，而是对人格尊严予以重视，并从而提高人身价值。其四，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导致的，所以在这里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将刑民合并审理的前提条件。其五，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同时审理附带提起的民事诉讼，也有利于查明案情，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提高诉讼效率。但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刑事诉讼中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所以对于侮辱、诽谤等案件，人民法院在对被告人定罪以后，再由被害人就精神损害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样耗费了大量的人员和财力，是诉讼资源的巨大浪费，也使被害人遭受诉讼之累，这显然违反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诉讼制度的立法本意。6、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协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民事法律纠纷，所以应在不与刑事法律相抵触前提下适用民事法律。我国民法通则已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刑事诉讼法中的附带民事诉讼，却仅限于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这导致了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两个部门法之间的矛盾，这显然不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统一，也导致了司法部门在实践中的迷盲、混乱。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此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并不完全否认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就精神损害赔偿达成一致意见的，法律不加于干预。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依相关法律规定，死者家属可获得死亡赔偿金，在此类事故理赔时，保险公司对这项费用亦是认可的。三、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中具体问题的思考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看，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应是大势所趋。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应着重解决下列一些具体问题：1、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立法时应确立该制度的基本原则，以期对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起指导作用。（1）赔偿法定原则。因为实际生活中的“精神损害”的存在具有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一般情况下，犯罪行为对人身权利均不同程度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所有情况下产生的任何程度的一切精神损害都予以赔偿，而只能对法律认可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对法律有明文规定的精神损害按照法律规定予以赔偿，法律没有规定的，法院裁判不予赔偿，否则，会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难以实现。（2）因果关系原则。确立损害赔偿的范围，不是以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来划分的，而是以犯罪行为与损失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为依据的。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造成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应考虑其犯罪行为是否有直接关系，被告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必须是此种损害后果与自己的犯罪行为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缺乏这种因果联系的，被告人就谈不上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也更谈不上承担刑事责任了。对于与犯罪行为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损害如第三人休克损害，即损害发生时或发生后，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因当时目击或事后得知损害事故发生之事实，受刺激而致心神崩溃或致休克等情形所遭受之损害，例如交通肇事中行人因目睹事故发生而致心理崩溃的，因为其受害与犯罪行为无相当因果关系，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3）补充适用原则。精神损害赔偿应当限定在损害较为严重，适用其他方法包括刑罚处罚和物质财产损害赔偿等均不足以充分保护被害人的权益的情况下。因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性质首先在于其补偿性，其目的是为了慰籍被害人以及给予其一定的经济帮助，以弥补其因犯罪行为对其精神上造成的伤害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另外，对于造成损害情节较轻，可以用其他方法解决的，不应采用精神损害赔偿，否则会发生权利滥用。（4）自由裁量原则。这是在法定原则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体现。指法官在相关法律条文不足以解决争议或法律出现空白的情况下，法官可根据被告人的过错程度、对被害人的侵害程度、个案差异等一些因素，行使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来确定具体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5）适用严格过错责任原则。犯罪行为是一种特别的侵权行为，建立在被告人存在故意或过失的主观过错的基础上，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应适用严格的过错责任原则，即必须是被告人直接侵犯了被害人人身权利，造成了被害人及其精神上无可避免的损害。（6）公序良俗原则。在立法不足时，即强制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中对损害国家一般利益和违反社会一般道德准则的行为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通过公序良俗原则，授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对具体案件作出裁判。2、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首要解决的是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问题，它直接决定被告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和被害人有无赔偿请求权。笔者个人认为，对赔偿范围应吸收德国、瑞士的做法，采取限制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应局限在人身权的范畴，要与人身有密切关系，对侵犯财产犯罪的应排除在外。因为侵害自然人的财产权，可能会导致精神损害，但是一般不需要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加以救济，而可以用财产制度加以救济。因为法律对财产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物质利益，而对人身权尤其是人格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的非物质利益。通常情况下，对财产权的侵害导致受害人财产利益的损失，法律通过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民事责任方式足以救济。而对人身权的侵害产生的后果要复杂得多，常见的有：死亡、伤害（包括残疾）、受害人社会评价降低、精神损害等。死亡可能使死者的近亲属产生精神损害。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应局限在人身权的范畴，要与人身有密切关系。具体而言，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应主要适用于刑法分则第二章至第六章中的各类中，尤其是集中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中，具体包括以下几类：（1）侵害他人的生命权。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的。犯罪人除赔偿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外，还应当赔偿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失。这是主体特殊的一种精神损害，它不针对被害人本人，而是对其近亲属而言，侵害的是其近亲属的精神利益，是就被害人死亡这一法律事实的发生所产生的其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2）侵害他人的身体健康权。侵害公民的身体，致人身体上造成严重伤害，相应的精神上遭受巨大痛苦，尤其是因为犯罪行为造成终身残疾的，被害人将一身伴随残疾的痛苦，这时除赔偿法律规定的经济损失外，还应增加赔偿精神损失费，以抚慰被害人巨大的精神创伤。（3）侵害妇女特殊的性自主权（贞操权）。妇女贞操权是妇女所特有的一项人身权，特别在我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中此项权利是妇女极为重要的人身权利。严重侵犯此项权利的，给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尤为严重，这远较犯罪行为本身对身体造成的直接伤害后果的影响严重，妇女此种权利曾受到过侵犯将会成为受害妇女的耻辱，成为其一生的恶梦，这并不会因为犯罪人被判处刑罚处罚而消除，故对于那些强奸、强迫*等犯罪仅用刑罚惩处，尽管严厉制裁了犯罪者，但被害人的身心健康上的损害并不能完全消除。因此，笔者认为，对侵害妇女此种权利的犯罪人进行刑事制裁的同时，被害人还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以对其予以精神上的慰籍。（4）侵犯人身自由权。人身自由，是自然人最为重要的一项人权，失去它就丧失了行使其他一些人权的基础，如言论权、选举权等。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如非法拘禁他人，对被害人而言，被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期间和事后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摧残是不言而喻的，对此，被害人应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5）侵害公民的名誉权。如侮辱、诽谤他人，对被害人的名誉、人格的任意贬低，造成被害人社会地位的降低，对被害人精神上的打击不会随被告人被判处刑罚而消失。对此类犯罪，被害人亦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3、赔偿主体应限于自然人。法人不能成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因为此种精神现象和心理态度为自然人所特有，精神损害仅发生在自然人受不法侵害的情况。法人虽然有一些人格权，但是没有自然人所特有的心理和精神现象，也当然不存在心理创伤和精神损害问题。但是法人的人格权受到损害时，法律也规定可以以其他方法予以救济，如直接物质损失的赔偿。这主要是为了维护法人的物质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其精神利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应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六条中规定的几类人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应为被害人、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以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4、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应制定一个相对统一的参考标准。因为如没有统一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不便操作，法官裁判的随意性较大，往往是同一类型的，事实很相似的案件，不同的法院甚而是同一法院不同法官处理的结果则大相径庭。其次，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判决过高的精神损害赔偿与我国的国情不相符合，对被告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而过低的赔偿则失去了补偿性的功用，对被害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它既不能达到抚慰被害人的目的，也不能惩戒被告人和警戒公众，还使人们对法律的严肃性产生怀疑。这些，均不利于精神损害赔偿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价值的真正实现。再次，对当事人在提出赔偿时会漫天要价，增加了审理难度，故要制定一个相对统一的数额标准。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存在着较大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地区差异，故制定一个全国皆行的统一标准是不现实的，而只能就一类案件制定一个参考标准。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对于侵犯生命权和健康权的案件，可参照盗窃罪数额标准的方法，由最高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制定此类案件中造成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