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职工庆祝建国60年优秀征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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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职工庆祝建国60年优秀征文

公司职工庆祝建国60年优秀征文
公司职工庆祝建国60年优秀征文
天涯若比邻
上世纪七十年代，二哥从**去老家滨海度暑假。没多久，**到处传言要地震，父亲想通知二哥别回来。老家是个偏僻的小村庄，电话打不去，寄信的速度，少说也得十天八天，能否收到还说不准。父亲发封加急电报：“留滨勿归”。二哥接了电报一路车船，火速赶回。父亲不解，原来电报走了样，变成“离滨速归”，让人啼笑皆非。那时电报认字数收费，加急电报还加倍。由于内容简练，电报稿还要译成电报码拍发，目的地还需译码成字，于是，一般电报内容都是“速归”。几经折腾，阴差阳错也就见怪不怪。随着通讯信息的飞速发展，九十年代电报开始逐步淘汰，名存实亡。
八十年代初，我去盐城读书时和家里的通讯联系，写信是唯一的方式。一封家书，一个来回要七八天时间。若生活费不精打细算，用过了头，写封信回去，一来一去真够呛。无奈何，先向同学借款用，来了汇单再还。毕业后，我分配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经常要了解乡镇农业生产情况，向上级部门汇报。那时的通讯工具只有电话。办公室的一台黑色电话机，得用手捺住电话拚命地摇“把子”，打通总机转到对方。本县的电话还算好，打长途可就麻烦了，跟总机“挂号”后，就是慢长地等待。一旦总机忙碌，等上半大天，常有的事，最糟的就是等也没踪影。唉！我最怕的就是打电话。直至90年代初，有了直拔电话，我才松了口气。
九十年代中期，我居所未定，一直未能安装电话。经常下乡很是不便，就买了部中文寻呼机（bp机），真行，无论身处哪个角落，都能呼到。缺点本身是个“哑巴”，还需找电话打过去。有时寻呼机一响，找不着电话干着急，或是千辛万苦找着电话，对方早不耐烦走人。一次，我去无锡办事，下了车就办理寻呼漫游。锡惠公园游玩时，寻呼机嘀嘀嗒嗒响起来，瞎转悠好一会，别人手持“大哥大”派头十足，心里痒痒的，好眼馋。出了公园才有公用电话打过去，对方礼貌有余：“对不起，呼错了号码”，真会捉弄人，哭笑不得。本世纪初，寻呼机也退出了历史舞台，销声匿迹。
1999年，我搬进商品房，第一件事就是安装程控电话，添置手机，生活一下子充实起来。手机好神，随时随地拔接电话、收发短信，联系亲戚朋友，一时间电话不断，方便至极。谁知手机双向收费，几个月下来，一笔不小的开支，只好悠着点用。20xx年电信部门推出小灵通业务，收费标准等同固定电话。我立马办部小灵通，话费一下子降低许多。小灵通盲区多，不方便。整天口袋还鼓鼓囊囊，又是手机，又是小灵通。一旦两机同时响起，约好似的耍弄我，真烦。近年来，“贵族”消费平民化，手机话费不仅单向收费，还不断下浮，我让小灵通 “下岗”。
20xx年，女儿去苏南读书，我送她一款多功能手机，集摄影、上网、听音乐、玩游戏之大成。联系起来很方便，能够及时了解她的学习和生活，若有急事从速知道，及早办成。如今，互联网成为最广泛沟通方式，我特地给家里的电脑安装了宽带，旋即注册信箱和qq，若要给女儿写家信，以电子邮件发过去，几秒钟的时间就能收到，还能发送图片。若要和女儿视频聊天，预先发短信，约好时间登陆，她的音容笑貌尽显眼前，就象坐在身边一样，真是 “天涯”若比邻。
光阴荏苒，转瞬三十年。亲历通讯工具从电报、信件、电话、寻呼机、小灵通、手机到电子邮件、网络视频的巨大飞跃，我为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科学技术、社会经济腾飞的伟大成就喝彩。

县委工作者国庆60周年感赋征文
从烽火硝烟中走来
目睹那么多人倒在血泊中间
耳听穷苦百姓啼饥号寒
悲矣心酸
喜矣心酸
回首建国六十周年
目睹战胜种种天灾重整江山
耳听神州大地捷报频传
乐矣欣欢
忧矣欣欢
瞻望未来科学兴邦
目睹嫦娥探月五环圆梦
奇迹必将不断出现
寝矣安然
食矣安然

农村庆祝国庆60周年征文：春风荡漾的夜晚
一九七五年秋收冬种后的一天上午，在村头的黑板上，生产队长写下这样一则通知：今天晚上七点半，召开社员大会，并会带来特大的惊喜，务请大家（地富反坏右除外）准时参加。
我的老家在偏僻的农村，全队三十来户，一百四十多口人，每次生产队开大会基本上是在一个破旧的祠堂里，遇到刮风下雨，常常还要更改开会时间或地点。社员们要自带椅子，否则只有站在那里。这天晚上，天气有些阴冷，还下着零星小雨，但社员们陆陆续续都到来了。队长坐在“主席台”一张长条形的桌子前，昏暗的马灯下，他脸上总是笑笑的。进来的每一位社员，几乎会问队长同一个问题：今天开会是什么内容，有什么惊喜。队长摆摆手，回答的总是那句话：先坐下，等下再说。看着队长这神态，神神秘秘地，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或将要发生什么事，心里七上八下的。祠堂里静静地，气氛也显得比较凝重、沉闷。
开会的社员到齐后，队长看了一下自带的小闹钟，说，好，现在开会了。说了这两句，队长便叫会计上前来。于是，大家的眼光都齐刷刷地盯着会计，认为他有什么问题，或是要批斗他。然而，会计却从身上背的绿色挎包里拿出一样东西交给队长，黑色的，形状像块砖。队长站起身，把那东西高高举过头顶，然后大声说：大家看看，这是什么？！一时间，社员们站起来，伸长脖子，瞪大眼睛，渐渐地还围了过去。十几秒钟后，队长接着说：看清了吗，这是“红灯牌”收音机，上海出厂，请人在省城南昌买回来的，一百六十多块钱啊！随后他打开开关，音质不好，嘈杂声很大，里面正在唱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大多数社员是第一次听收音机，顿时欢呼跳跃，把队长挤了个水泄不通，这个要看看，那个要摸摸，抢的抢、夺的夺。队长怕弄坏收音机，左护右挡，手忙脚乱，忙得不可开交，嘴里不停地告诫道：要小心、要小心，损坏了可赔不起啊！按照习惯，生产队里开社员大会，如没有特殊的情况，一般一户只派一个代表去，这次也不例外，可随着收音机的唱声、祠堂的笑闹声在传播扩散，背着抱着牵着孩子的、扶着老人的、打着拐杖的，不管男女老幼，大部份家人闻讯都先后赶来了，有的是开会的人回家去喊来的，有的还是别个生产队的社员。听啊聊啊闹啊，在那时，社员们忘记了忧愁烦恼，祠堂里沸腾了，直到深夜一点多钟，队长说不要影响了白天的劳动，明天晚上再来听。大家意犹未尽，个个都是恋恋不舍地回去。
现有，收音机已是平常之物，品种、质量、价格、音质也今非昔比，每家几台的情况比比皆是，不少人散步、钓鱼、出差甚至放牛娃都会带一个收音机在身旁。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几十年来，许多事情都已淡忘，但那个晚上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印在心里。这是春风荡漾的夜晚，带来了文明的气息，让山里人有了温暖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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