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言学的创始著论——胡以鲁著《国语学草创》研究.pdf

303汉语语言学的创始著论胡以鲁著国语学草创研究*李开（南京大学文学院）提要：胡以鲁著国语学草创是汉语语言学的创始著论，主要由汉语和汉语研究本体，汉语史和汉语史研究本体，汉语语法和语法史论三大本体构成。胡著以心理语言学为研究起点和指南，对语言一般和汉语、词类划分、汉语发展的渐进特点、汉语分析语特点、汉语语法特点等，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探。胡著是传统小学、章炳麟语言文字学、马建忠语法学、十九世纪德国语言学理论、叶斯泊森语言理论等的综合运用和研发。关键词：胡以鲁；汉语语言学；三大本体；心理语言学；综合研发胡以鲁（18 8 8 19 17），曾在东京日本大学学法政学（19 0 5年9 月前后入学），获法学士学位，可知受过法理逻辑训练；在日本帝国大学“师从日本现代语言学第一人，东京大学教授上田万年。他利用最为优越的学习与研究的条件，接受东西方先进语言学理论训练，这就为他后来从事中国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19 12 年初*今年（2 0 2 2)是胡以鲁著国语学草创（19 12)问世110 周年，谨撰此文以纪念之。见日本大西克也先生和厦门大学李无未教授合著东京大学在学证书：解开中国语言学理论奠基者胡以鲁之谜一文。本节内有关胡以鲁的出生年月日，胡著出版年份，赴日留学，回国年月，入职北大年月等资料均据该文，并参李无未国语学草创3 6 字母罗马字标音理论及“原型”一文，古汉语研究，2 0 19 年第2 期。据此，胡著当有黎锦熙所见19 12 年本；19 13 年1月章炳麟撰序后是否即有印本待考；此外，还有沈兼士题签的19 15年线装本、19 2 3 年商务本。19 2 3 年本留有“胡以鲁未是草”字样，“未是”、“草”三字，尤见胡氏于汉语语言学（与普通语言学不同）研究时的博大胸怀和谦虚，也是欲以全身心赴之的誓词和自我学术担当，304励耘语言学刊回国迟至19 14 年9 月才应聘任北京大学语言学教职。胡氏在明治维新（18 6 8 18 8 9）后的日本寝馈西学，并经常参加章炳麟19 0 6 年赴日后办起的“国学崛起社”讲座，接受章氏文字学、音韵学等国学课程教育，打下了良好的中国传统小学基础。胡氏是在谱知逻辑学、小学和普通语言学后著论的。受教育的背景、最初的较为系统的知识结构、早年的人生经历等所造成的理性信念，常常是学术研究的起点，正如康德所说：那些包含在“高尚和崇高的业绩的名义”之下“仅仅出于法则的缘故而做出的行为”，“可让人推测这种行为”的“对职责的敬重”，形成了一个“发布命令职责法则”，才是“从道德上塑造心灵的唯一的表述方式，因为只有它才能营造坚固并精确规定的原理”国语学草创的内容不外乎有三，一是汉语本体和汉语研究本体，它包含在说国语缘起、国语缘起心理观两节中，二是汉语发展史和汉语发展史论，它包含在说国语后天发展、国语后天发展心理观两节中，三是汉语语法学原理及其在普通语言学中的地位，它包含在国语（学)成立之法则和国语（学)在语言学上之位置两节中。此外，还有论方言及方音、论标准语及标准音等篇，从内容是看，亦可纳人相关本体和史论研究中加以考察。一、汉语和汉语研究本体论第一编说国语缘起讲了7 1个专题，都是围绕汉语本体而设，相关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国外心理语言学，全篇亦以心理语言学为贯穿，但具体阐述都是以汉语为语料，以汉学为证据进行的，颇可窥见作者中西结合的功夫。汉语心理观的阐述是从“言为心声”人这一点，和语言学家方光焘（18 9 8 一19 6 4）早年留学日本（19 18 一19 2 4）接触西学，后来读到日文版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从此“对研究语言体系又有很大的兴趣，决定终身研究语言科学”，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李晗蕾强调胡以鲁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小学传统”，是有根据的。参见李哈晗蕾：国语学草创与现代语言学，北方论丛，2 0 0 3 年2 期。【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0 9 年，第9 2、9 3 页。心理语言学指研究一个人说话及理解别人语言时的心理过程和人们如何学习语言的一门学科。参见J.C.Richards等：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典，管燕红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 0 0 0年，第3 7 5页。依此，心理语言学不仅用于语言，还可用于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的基本问题是19 世纪末，2 0 世纪初由欧洲心理学家Steinthal等人阐述的。参见德哈杜默德布斯曼：语言学词典，陈慧编译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0 3 年，第4 3 2 页。依此，胡以鲁可能就是受到这一派最早的心理语言学的影响。后来心理语言学又经历了结构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语言学等，胡氏也应该受到以德国结构心理学家创始人冯特（18 3 2 一19 2 0）的影响305汉语语言学的创始著论手的。书中首句就说：“言语心之声。”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咏）言。”诗歌言说内心的志趣，歌声吟咏内心的心声。第二个“言”字即心声。志、志趣、思想、心声为一事，上古已明之。胡氏以言语心声为“精神动作之自然产物也”。最初的发声是“自然之声”，是对外部世界刺激的直接反映，反映是由“神经主之”的，“神经感受戟刺，不安而失其平”这里的“神经”，是指感官、心理反映和脑思维，以及三者共同作用产生的精神，而“语言为精神动作之产物”，可知胡著一开始就站到了心理语言学的位置，作为心理反映，“神经感受”，脑思维的最初带有言语性质的产物就是感叹，感叹的音理机制是喉牙音发声，感叹的心理机制是“感受、不安、不平”而走向“鸣不平、求平衡、形成感叹声气”，这无疑是在寻求言语的前阶，是对言语本体的考量。它既具备言语产生的发生学的时间过程性质，也具备共时空间的逻辑性质。它有类于“语言何处寻”的考问，答日：人类的第一声哭声就是语言的开始。胡氏把上述言语发生学的心理机制称作“感叹词起源论（In-terjection Theory）”，当然，这与我们后来常说的“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这一说法有一定距离，但它能直接说明语言本体的生成问题。关于语言的起源，固然有“神造说”，更有“人造说”。德国早期思想家J.G.赫尔德（17 4 4 18 0 3）提出了人类的心智创造的语言（17 7 0），后来德国结构心理学家W.冯特（18 3 2 一19 2 0)更直接以人的“精神的作用”创造了语言，并以此说明语言的起源与发展，“应感而发”的感叹词成了最初的语言，胡著国语学草创开宗明义“感叹词起源论”或正本此。关于感叹词，胡氏说印欧语多开口音，如Ah，O h 等，汉语则多闭口音，如尚书中的“粤、咨、嵯、吁、已”，礼记中的“、嘻、呼、吁”等。东西方之所以侈不同，胡以方言地理说解释之，以为人籁当与天籁、地籁相应，风土山川的不同造成了语音的侈算舒促的不同，如山西话中多算声，感叹词亦多促口而呼，吁气之声尤多。继此而后，从专题15“音素”至53“语音变化之少”共3 9 个专题皆为汉语语音问题专题研究；从专题54“语意之起源于德业说”（见下文）至终条7 1“人格物品类推”共18 个专题皆为汉语语义研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 0 14 年，第1页。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2 3 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0 9 页。对此，黎锦熙曾提出过批评，黎认为作为人类最初的语言,东西方的感叹词的性质应当是一样的，都应该是开口音。参见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汉语语法丛书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 9 2 年，第2 6 0 页。方言地理学是可取的,2 0 世纪4 0 年代，比利时学者贺登崧（W.Grootaers）就开始应用方言地理学的理论来华研究北方方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直到今天，该理论仍然是研究汉语方言的理论指导。306励耘语言学刊究，其中包括双声叠韵词、以音转研究语义和语源、以音长短辨义等音义相副的研究。总之，处处看出作者着意于汉语语音、语义、音义相结合的本体研究。就以第54 条为例，以印度哲学胜论派“实德业”之说绳语言，亦是受章炳麟影响，章氏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实、德、业三，各不相离。”胜论派以“六谛”说明宇宙万物及其运动，前三谛即此。“实”谓实事实物本身，大致相当于名、名词，例“人、马、金、火”；“德”谓属性，大致相当于性质形容词，如说“仁、武”；“业”谓作用，大致相当于动词，如说“毁、禁”。胡氏说：“就语言学之研究，语意之缘起，先以德以业而不以实。”胡氏认为，心理语言学的摹仿，“乃摹仿静观所得事物之表象也，故由意推语源，大抵为表彰事物上特征或作用之词，故语言之初为表德表业之词而表实为后，盖实固缘德业以为表者也”。这里的“语意”是指语义，语法，而非字（词)的本义，字（词)义的核心是概念，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的反映，是“实”，语义是对词义的进一步抽象，是“德、业”。语义、语法在语义学、语法学，即在语言学层面上研究，字（词)的本义在字形训释，乃至在词汇学层面上，严格讲还在语文学层面上研究。以德、业，换言之以对象的性质、作用（功能)来说语言学对象研究，无疑大大突出了语言研究的形上学性质，这是作形式化研究的理论依据，而这对语言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胡氏第54 条的理论价值尽在此。胡氏举的例证是说文羊部“羊，祥也”，章氏亦举此例，如同“人，仁也”，皆说其“德”，非说其“实”。事实上，国外学者在研究胡以鲁时，总是随章氏之后论胡。在研究中他们大段征引胡的论述，随即与章炳麟、王照等比照之，以彰显以章氏为学术领军的时代，汉语研究章、胡皆不可缺席，胡氏吸收章氏方言理论，为建立国语和国语研究规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乃至下启胡适、蔡元培的国语学思想，成为19 世纪末2 0 世纪初中国语学一抹特别亮丽的风景线，胡以鲁是这道风景线中不可或缺的开创性人物。第二编国语缘起心理观共14 个专题，除了继续以心理语言学更直接阐述语言的心理本体外，还涉及语言研究的心理语言学本体，即学术研究的本体问题。两者本密不可分，强分之前者大致可说从专题1“纯感情之反射声”至专题8“双声叠韵展转法”，后者大致可说从专题9“吾国语之道”至本编末汉语“后天发展之由来”。本编为便于对语言本体和语言研究本体两结合的直接、深人的阐述，一开头就说：“语言，精神活动之产物也。故探究语言当自其胚胎作用之精神活动始。”前一句讲语言，后一句讲语言研究。理论上除了把心理活动明确为精神活动外，还把精神活动区分为感觉、知觉、统觉。感觉的G i n a A n n e T a m,D i a l e c t a n d Na t i o n a l i s m i n Ch i n a,18 6 0-19 6 0.Ne w Yo r k:Ca m b r i d g e U n i v e r s i t y Pr e s s,2020.Description 1,pp.81-87.307汉语语言学的创始著论特性有“最低精神活动感情、主观纯感情的、其表达为声气反射，客观介人为感觉、外部刺激、映（印)象纷纷、神经传人大脑后产生意识、无过去的经历作联想、犹闻鹊噪作鹊声雁噪作雁声、作为感觉活动未具语言性质”；知觉的特性有“经神经传导系统人脑产生表象、初期感觉留痕与后来感觉协同而为反应活动、产生关于事物的观念、观念与事物的直接现实意识交融产生区别性辨明度和比较、类推悬拟、起命名作用、意识表象与反应表声表象因经验的联结成为语言产生的机制”；统觉的特性有“经验积累加心理联想形成统觉、观念在意识性的思流 stream of thinking中的运动如泡波起伏、此运动产生统觉是赖的表象、统觉的产生传达转化均有赖语言、观念意识有类于会计科中的数目、语言之于统觉犹数目之于会计科、语言是精神活动的结果亦助精神活动的产生和传播”。以上三种语言心理状况是对认识论中的感性认识乃至知性认识的深入。借此可得而窥胡氏思维的密细腻，甚至玲珑剔透，亦可窥感性、知性认识在心理语言学维度下的深人。至于汉语研究，“寻绎若干之端绪以究吾国语所缘而起者，总不外乎双声叠韵，其理至，其法至简也”。对象研究法是由对象本身的性质决定的，“综言吾国语之道”，概念内涵同，外延大小范围不同，“能摄所摄范围之广狭者，则位置先后关系可得而辨也”。这里的“位置先后”可指同义近义词的不同词的排列先后之语义次序，如说文部首字排序，同部首内的文字排序，均按语义次序排先后，“次弟井井，如一篇文字”，也可指同一字头下不同词的排列，也可指同一个词的不同义项的次序。又因“一概念而范畴不同，即句中所尽之职异”，汉语不同词类的划分、句子成分的确定据此。又因“用意之方面异者，则于位置先后关系外更别以音之长短”，汉语词序、短语之说可从此出。胡氏还认为，词义概念、语音形式、词序位次，皆“语言以心传心之妙用”，语言的内部构成，外部表达交际职能的实施，都与语言心理及其沟通、精神活动密不可分。最终又将汉语本体研究范畴返回到语言心理和精神活动。胡氏的汉语言心理说是彻底的，无保留的理论系统。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胡氏既作语言构成和语言研究的心理分析，并抽绎出心理性质的语言范畴，更重要的是他强调语言的民族心理性质，并认为这是洪堡特语言学说中的“内范”（inner form，内部形式，各语言间的中心差异，如古汉语词多单音节，渐增双音节），另有汉语的同样具有民族心理特征的“外范”（outer form，外部形式，如汉语词多双声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4 3、4 4 页。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4 4 页。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4 4 页。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4 8 页。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4 8 页。308励耘语言学刊叠韵）。以“内范”“外范”说明汉语的民族特征，在当时是十分超前的。即将洪堡特普通语言学学说落实到汉语研究，即使在今天，也不是个容易的答题。如果说，本体论是理论上的务虚，那么方言的提出正是汉语语言学创始著论中的务实。作为实践理论，作者从汉语方言是汉语发达的必然表现入手，大谈方言的价值，最后提出汉语的规范化、标准化。作为汉语本体的观照，方言方音成了不可或缺的部分。这对汉语语言学的创建和汉语语言学史的研究是有奠基意义的。在汉语研究中，方言方音的研究从未缺席过。传为成书于先秦的我国第一部解释词义的书尔雅就收进了方言词。例如尔雅释话上第三条“弘、廓、宏（共3 9 字），大也。”其中就有方言字“廓”，方言一：“张小使大谓之廓。”第五字“介”：通“奔（jie）”。方言一：“奔，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日乔，或日。第七字“夏”：方言一：“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周郑之间谓之。第八字“”：见“乔 字下。第九字“庞（mang）”：方言二：“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大貌谓之朦，或谓之庞。”第十字“坟”：方言一：“坟，地大也。青幽之间凡土而高且大者谓之坟。”第十一字“”：方言一：“秦晋之间凡物壮大谓之，或日夏。”第十六字“戎”：方言一：“戎，大也。宋鲁陈卫之间谓之，或日戎。”第二十一字“灌”：方言一：“灌，大也。荆吴扬瓯之郊日灌。”第二十二字“”（x u）：方言一：“，大也。中齐西楚之间日。”第三十七字“将”：方言一：“将，大也。燕之北齐楚之郊或日京，或日将。”3 9 字含11个方言词，且分布地域广，从南方之“荆吴”到北方之“燕之北”。从时间上看，这些方言字的出现都很早。如“夏”字已见于诗周颂时迈“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庵”字已见于左传成公十六年“民生敦庵”，“廓”字的方言义已见于苟子修身“狭隘遍小，则廓之以广大”。频频见于古代经典，正可表明这些方言字的文化厚度，同一个方言字分布在不同地域，正可说明方言字的通语发展趋势。胡以鲁说：“汉族之发达也，文化之中心定，部落团结而为国民，方言亦统一而为国语，文化中心，诚防止方言方音之一求心力也。”晋代郭璞注尔雅说其“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明确了尔雅内容的双重性质，注方言善于将晋代方言特别是江东方言引人注文。这些语言学史上的大事，都在演说方言的宝贵和方言学的重要。胡著曾研究四声舒促与语言开闭的关系，并以方音为参征，胡著说：“闭障音破障音之软化及诸韵之喉音化，其著例也，故开闭之差，吾国语音韵史之关键也，方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9 页。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8 4 页。309.汉语语言学的创始著论音之消长得于是知之。”胡著甚至从方言地理来说及郭璞驻足过的方言：“被江河之影响而分为南北，河卫之岸谓之唐虞，江汉右左谓之夏楚。方音之差，随社会之分裂而起。”以上这些，既可说明语言学上的方言记述名例可征胡著之实，又可说明胡著在汉语语言学的草创中就蕴含着对汉语语言学史、汉语方言学史研究的引领作用和开发力度。二、汉语发展史和汉语发展史论胡著第三编说国语后天发展是汉语发展史，讲了10 个专题，可谓最简明的汉语史。胡氏将汉语的发展称之为“实质形式”的“增加、变迁、区别”“实质形式”即概念、表现形式两个方面。就汉语词汇而言，词的语音形式与内容概念，两者“相为表里，不可偏废”，两者有心理“联想为之联结”。就汉语词类而言，“实质形式之增加”表现为“概念有作用、形状、实体三方面”的变化，而思想“日就精确”，概念增多，“语词亦起分业作用”，功能发生变化,形成“词品”即词类，且概念越来越精确，相应的语词增多，兼类也减少。但限于当时的学术水平，胡氏完全以概念意义为划分词类的标准，明确地说：“吾辈因语词概念之所指，以别词品。”如果据印度的“实德业”说来划分汉语词类，可分“实词、用词、状词”，但从心理语言学模仿外部事物说看，“类虽三，其包有实质之点则一致也”，都是外部事物之“概念于多数思想对象中对于某部分特加之意，抽象之，确持之”，都是“概念所指之某部分，为语词真义之所在”，故这三类可统称为实词。这样，汉语实词、虚词两大类的对待成立，各自获得其发展路径。讲汉语发展史从实词、虚词的划分原理讲起，中经“实德业”、模仿、事物、概念、语义等，真可谓竿路蓝缕之功。胡著第四编国语后天发展心理观聚焦于汉语发展史论，讲了5个专题。专题1“发展之程序”明确了汉语从单音节词到复音节词的发展。该专题围绕发展机制的探索，从思维能力的提高、概念的增多，引起表达工具语言的变化人手，找到复音词越来越多的原因。胡氏说：“思想愈趋复杂也，表彰思想之具愈求单纯，斯语言分业之道愈进。”思想愈发展，思维能力愈高，愈要求思维的表达工具语言表达得明确，语言的交际功能作用也就愈需要改进提高。人的认识愈深，概念愈多，单音节词“又有所限”，要是一词多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8 7 页，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8 7 页。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52 页。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58 页。310.励耘语言学刊“斯同音异义之语多而闻者又虞（预料到有）淆惑矣”，故一方面继续扩大单音词的功能，另一方面“作复合语以补其缺憾”。就前者而言，符合“数不足还而求诸容量者”的一般性趋势，但光是单音节词容量仍有限，从而“以复合语（词）为主”。胡氏认为，从单音节到复音节，合乎“心理上惯熟便利，有随词皆思适用之倾向”，心理上求分别是心理活动、精神活动，在表达时考虑哪种说法最合适是思维活动，胡氏事实上从心理上和逻辑思维活动两方面探讨了复音节词的产生。胡氏注意到，汉语构词乏于语音的内部屈折，乏于语音形式变化，并努力从理论上加以阐述清楚。关于形式，在复音词形成过程中，“至复合而为无须之饰物”，仅仅“调和其音调或限定其职用而止”，复合词当然是一种新的语音形式，西学中“形式之界说”是词语“本义的消微及其原音之变化”。汉语是一种“实质形式”，这与后来描写理论的结构主义将汉语词的构造关系视作形式，形态，视作“广义形态”是不同的，胡氏的“实质形式”是指“为概念所决定的词义与相应的语音形式”，胡氏的“形式”是指“语音形式”的“原音之变化”即内部屈折。胡氏说：“吾国语实质形式之两面，表里相副，无过不足。”语义与语音形式是完全适应的。关于汉语的发展，胡氏认为“心理折衷”说要比新陈代谢说来得好。这在认识上重申了语言发展渐进说，在逻辑上强调其“折衷至当”辩证思维特征。在发展过程中寻觅其内在发展机制在于心理和精神活动。语言发展理论的建树显然。胡氏说，“欲弃陈蔽补不足,使任意得创作新语以更替之者”，是“秉人为淘汰之原则，可立见其新陈代谢”，此说无视语言本身的特点，显然“无如语言乃社会心理之产物，非独断所能造作”，只能“加以订正”改进，“不废旧用之资料，使之分担专其职。或加以限定，素以定其适用之范围；扩延之使其概念明确而丰富。盖折衷之得策也”。不废旧有，订正改进，限定范围，扩大缩小，无不辩证思虑和施策。这种“折衷”辩证施策表现为“此品词分业（不论单音节还是双音节实词功能的增加）而外，二节复合或形式部附加之所以适用也”，即复合词的构词法或两个实义语素的复合，或词根加词缀的加合，都脱不去它的干系。可知胡氏的汉语发展史论是心理折论加认知辩证论，两者都是从共时逻辑方面讲的，没有如历史语言学作历史解释论。从这一点看，胡氏的汉语史发展论是有唯理主义倾向的，属于汉语史论奠基时期的产物，与王力对汉语发展史作大规模历史诠释有所不同。但这是问题的一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58 页。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58 页。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6 0、6 1页。311汉语语言学的创始著论个方面，另一方面，胡氏也指出汉语历史发展的特征：汉语发展“言其时世，惟形式附属不过晚近事，词品（指词类）分担（指词类的确定）则大抵自古已然”。复音词，先秦已多见，如“婚姻、甲胃、山川、险阻、离散、扰乱”等。但以上多属举例，限于当时的学术进展和条件，还不可能概括出历史语言学理论。汉语本身的发展和发展史的研究，总是或显或隐地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的考虑。这原本就是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尔雅”传统，“尔雅”者，近正也。循此，将胡著论方言学之后的第八编论标准语和标准音等三篇列入汉语发展专题一并研究。语音、语法、词汇、辞书、文学语言规范、译名规范等都已涉及而深研，令人惊叹。关于共同语的选择，中国人不可能袭用外语，即令风靡一时的世界语，“纵其完成有日，而吾且不惜舍国粹以从之，亦未见其能实行也”。胡著认为，选定某基础方言立为标准语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在经过“湖北方言之商榷”之后，就认定它作共同语基础方言。这一认定曾产生巨大影响，直到确立北京话为普通话（19 55）之前，学界大多从胡著之说。十分可贵的是，胡著主张对基础方言也必须“损益修正”，而不是全盘照搬，这就有科学的指导意义。如语音，主张建立“标准音图”（即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胡著指出：它不是古音中的韵部分类表或声纽表，而是针对现代语音“宜分析音素而以通用之罗马音标当之”。现代语音系统又如何确立呢？守住“吾国语音声之特质、特征，及其发展之由来，以大多数谐声字为准而绎其今昔之变迁，然后以今音别韵类”，最后将“所切（拼写）之音注于字旁，为读音之准则，补谐声字变迁之过”。不能不说，胡著19 12 年的这些说法已经为日后的汉语正音法（19 55）和汉语拼音方案（19 58）奠定了基础。关于语法，胡著主张分为“纯理语法”和“应用语法”两种，尤重后者。并认为语法书应分成“音声、词品、词句三篇”，且都应从汉语实际出发，不要“强我以从”彼“印度日耳曼语法之一格”。将语音研究收进语法书，原本是西方语法学家的一贯做法，胡著从之，但主要强调汉语构词中的双声、叠韵和句末感叹辞的收声，亦不排除音系本身的叙述。关于词品，即词类。有关内容与第三编论词品呼应切合，亦可证将第八编等“论标准参见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 8 7 年。该书最后归结为“共同语标准”和“规范化问题”。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9 5页。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9 9 页。关于这一点，李无未列为专题而深入论之。见李无未：国语学草创 3 6 字母罗马字标音理论及“原型”，古汉语研究，2 0 19 年第2 期。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10 1页。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10 1页。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3 0、10 2 页。312励耘语言学刊语”并入三、四编“发展观”是可行的。胡著认为作为汉语语法的“词品”问题应包括划分词类的标准，并词的本类、兼类和活用，与具体分出的词类一起列人。胡著说：词品篇“叙述吾国语词之本领（功能、用途），及其应用上的品类。今语所用，大抵词各有品，有定品者类聚而群分之,其有兼摄者亦例别其所异。所谓品者，自然摹仿之体状用词及发声之叹词又节词五者而已”。今语之“五者”指定品、兼品、体状词、叹词、节词（介词）。词品固然是指词的分类，但毕竟成书太早，胡著主要还是词在实际应用中的用法意义上的概念性质的分类，还很难说已经形成独立言语表达之外的词类抽象。直到19 2 4 年，黎锦熙才就现代汉语分出九大词类。“词品篇”而后以“词句篇”说句法。胡著以词序为最重要的句法内容。它“在吾国语以此补屈折之形式，示命意之所在，故此项之所说明为尤要，此词句范畴论也”。从中外比较中说词序与屈折，从心理指示说词序与命意，词序的理论属性是“词句范畴论”。似乎后来的语法书说词序一掠而过，无有如此深究者。于此亦可见胡著的语言理论的纯度、高度及其广度。关于辞书，着眼于辞书一般性，这又是鲜活的理论品格的彰显。与语法书的比较，在于语法书是形式、范畴、一般规则，辞书则着眼于个体说明和例外解释，注音、释义、该语词的性质范畴，还可有该词的古今音变、语源考求兼及异音同义词和同音异义词，“时且加一般语法之叙述而附以例外变态之说明，以补语法之不足”。且不说胡著呼唤现代辞书学时代的到来，正在辞源初编（19 0 8 年，19 15年第一版）进行之中，其辞书理论本身也很有特点，最大特点是在语法学和辞书学共同体中建构现代辞书学。这一特点为后来的辞书编纂，尤其是为汉语语法词典的编纂提供了理路。三、汉语语法学原论胡著第五编说国语成立之法则论汉语语法学原理，讲了13 个专题，本编开头“连结配置”专题即说，汉语词除“晚近发展”出现新的“附属配置”（词缀）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义语素构词法没有太大的变化。“故集个个语词连结配置之足以表完全思想者，即完成为语言，其成立之法则，舍连结配置之外无他也”。这里，胡氏彰显出一个重要思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10 2 页。参见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 9 2 年，第16 页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10 3 页。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10 4 页。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6 3 页。313汉语语言学的创始著论想：汉语构词法决定了汉语句法，构词法缺乏内部屈折，句法只能以“连结配置”的词序为主。胡氏认为，汉语句子成分间的关系，也是受制于心理的。汉语“以心传心之法常作用于语言形式之里面”，暗含于词序中，不能用西方的逻辑学来说汉语构成，而是“随社会心理为转移”，更确切地说，“就心理上见地称所谓主语subject者为直接客观语。所谓目的语（宾语）object者为间接客观语。所谓述语（谓语）者predicate为主观语”。此外还有“表彰客观语”，当是主语或宾语前的修饰成分；“用词主观语称之日说语”，即动词作谓语的动词谓语句成分，实亦包括前加修饰谓语动词的状语和后加修饰谓语动词的补语（整个谓语部分）。“状词主观语称之日表语”，即形容词和副词作谓语动词修饰成分，实亦包括形容词谓语句的修饰成分。“直接客观语亦日题语”即主语的别名；“间接客观语亦日目的语”即宾语的别名；“而限定题目语与说语之状词，谓之属语”即修饰主语或动词谓语成分的形容词或副词作定语或状语。由此可知，胡氏已经初步把捉到汉语句子七大成分。这本身就是继马氏文通之后研究汉语语法史论的一个里程碑，为黎锦熙提出现代汉语七大句子成分奠定了基础进一步的研究，胡氏说，“界说既明，为述一般之法则如下”，在马氏文通基础上概括出“法”与“系”即理论要则与内容要点：法一：“题语置第一位，说语或表语置第二位，有目的语时则目的语置第三位。”意即从汉语词序说明确“主语+动词谓语或形容词谓语+宾语”。系一：“对语命令之句，题语从略。”意即：在对他人说话，下命令的句中可省略主语。例如左传隐公元年：“（祭仲）对日：无使滋蔓，蔓难图也。”又马氏文通卷十有“命戒之句，起词可省”例，引论语雍也：“子日：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系二：“说语或表语表说感叹，则置诸主语之先。意即动词谓语句或形容词谓语句中谓语表感叹，谓语在主语前。例如史记吴起列传：“美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又马氏文通卷十有“咏叹语词，率先起词”例，引论语泰伯：“大哉尧之为君也！?系三：“比拟之句所以比拟前者，其说语或表语从略。”意即后与前对比，前有所陈，胡著在这里所说的表语与后来黎锦熙所说的表语不同。黎锦熙主要将补足语视为表语，参见新著国语文法正文第17、2 4、2 5、2 6、2 7 页。参见新著国语文法正文第17 页。马建忠：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 8 3 年，第3 8 8 页。参见马氏文通，第3 9 3 页。314励耘语言学刊后可省略陈述之语。例如战国策楚策庄辛说楚襄王：“夫蜻其小者也，黄雀因是以。”意即黄雀与上文蜻一样，都遭杀身之祸。马氏文通卷十有“比拟句读，凡所与比者，其语词可省”例，引史记货殖列传：“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犹尚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与“王、侯、君”相比照，“匹夫编户之民”后省略谓语。法二：“属语置于其所状词之前。”意即定语或状语放在被修饰的词的前面。系一：“若属语与所属语共为体词，或为语调叶和（协和）之故，两者之间时用介节词。”马氏文通卷一称：“凡虚字以联实字相关之义者，日介字。”例如孟子滕文公上“昔者孟子皆与我言于宋”之“与”“于”字。又尽心下“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中的两“之”字，正合胡氏所言例。句中“昔者”“皆”作状语关及体词“孟子”“我”。“之”字前（定语)后皆体词。此外，卷三也涉及“之字加否的论述”。还有“介字以”“为由、从、自，”等的用法，皆可明胡氏说之由。系二：“表时间或方法之疑问语，置于主语之次。”马氏有“以传疑难不定之状者”，例如论语先进：“夫子何晒由也？系三：“表时间之语次于主语，表地方之语冠介节而先于说语。”意即时间状语在主语后，介宾结构作地点状语在谓语前。例如左传公五年：“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號。”复，再一次。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法三：“目（的）语（宾语）常置于最后。”系一：“属语而述说语所行之方法或地方者，时置目语之后。”很明显，这里的“属语”指补语。是也。例如左传公四年：“君惠徽福于邑之社稷。”句中“徽”作谓语，“福”作宾语，“于社稷”作补语。法四：“介节词置其所介语词之前。”上例中“于邑之社稷”即可明之。法五：“语助节词置于句读终点处。”“语助节词”指句末语气词。法六：“助用词置于用词之前。”“助用词”指助动词。助动词用于动词前，表可能、必要、意愿等。有“敢、会、可、能、须、欲、（yin愿意）”等，例如诗小雅十月之交：“不愁遗一老，守我王。”参见马氏文通，第3 9 4 页。参见马氏文通，第2 2 页。参见马氏文通，第9 6 页。参见马氏文通，第2 6 2、2 7 1、2 7 4 页。参见马氏文通，第2 4 1页。315汉语语言学的创始著论以上“六法七系”，可谓以“主、谓、宾”为核心的汉语词序语法系统。词序之所以特别重要，如前所说，一以补汉语词根语（孤立语）缺乏屈折形态变化，二为解决同音词问题。同音词音同而意义“所指易于混淆，以位置关系示若何职用宜为若何概念，使之联想而不致误”。胡氏将汉语句法中的词义理解打上心理语言学烙印，可知矣。胡氏还认为，汉语语法也是约定俗成的，“语无定法”，表达思想而得一定连结配置的词序，“一经社会之容认（犹言“俗成”）”即为语法。不当者经反复淘汰而去，“至今而存为一语法者，必其适于社会心理者也”。至此明确了汉语语法的两大特点：约定俗成的，社会心理的。至于词序本身的性质，“位置为语言形式之一，所以补形变之不足表彰思想之机能也”，词序也是有形态学意义的，可谓学理至深，开后世汉语形态学研究之先河。胡著第六编国语在语言学上之位置实际上是以语言学为视角，论汉语在世界各国语言中的地位，讲了16 个专题，本编开头就说，世界上的语言可视为“国语”者有八百多，但就其构造形式而言仅两大类，一类是综合语，即屈折语，如拉丁语。它又含“抱体语”，即粘着语，胡氏例以土耳其语，今一般以日语为典型。另一类是分析语，即词根语，如汉语。胡氏说汉语作为分析语的特点是：每个语词均有独立的意义，实词“更完全摄有之”。无内部屈折，词序最重要，仅就“习用之法则配置之，即瞭然”。语音和词序皆形式。关于“吾国语”的“分析语之粹”，胡氏说：“不宁惟是，位置既定，感想之缓急且得以位置转移为表彰,有蓄意于位置相与之间，而寓意于位置顺序之外者矣。此纯粹分析语之妙用也。胡氏以社会心理为汉语语言理解的重要机制，可与词义、词序并存共观，且其为汉语理解之“妙用”，可知矣！胡氏还在屈折语与分析语的对比中认知汉语的特色。胡氏认为屈折语“语词之品一一分立，不相通用”，相应于句子成分，做到了一词一用，这“在实用上虽无混杂之处，而根本区别不存”，而这与“思想与语言相一致”毫无关系，也就是说，屈折语的精密在语言形式本身，与思想内容无关。分析语虽语言形式本身易混，但词在句中的概念内容尤为明确无误。思想愈发展，概念愈丰富，愈容易混淆，就愈需要对概念内容的明确表达，屈折语语言形式多变既与思想多变无关，分析语语言形式笨拙、缺乏也与思想表达亦无关，分析语的词序表达令概念正确、精密的作用凸显，乃至汉字与汉语相适应，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6 6 页。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6 8 页。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7 0 页。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7 0 页。316励耘语言学刊越千年仍能读古籍，屈折语则如“彼北美土人不能读其父之书”。更进一步，为深入探讨汉语如何形成分析语，胡氏引迦伯林之（Gabelenz，今译甲柏连孜）等人主张汉语发展“螺旋进行说”研探之。甲柏连孜认为汉语语法史的研究“需要考察各种各样的变化，包括词义的变迁，表达的筛选和形成，甚至句子结构的改造”；汉语的发展是多种合力作用的结果,除了“时间的磨蚀”以外，还有“与其他民族的混合”，各地方言的形成及其作用，战争引起大量人口的迁移，汉字的影响，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交互作用，等等；本着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特点的一致性，甲氏研究法采取“螺旋状的方式”。甲柏连孜说：“眼下我的这部著作，其分析系统是一种螺旋状的方式展开的，起始于若干一般的结构规律，进而考索这些规律在不同的词类当中怎样具体实现。而一本集基础语法则相反，会顺着螺旋线画出辐射的半径，然后根据谓语、宾语、定语等的位置，把所有受到同一原理制约的现象串接起来。”至此，我们可以说，胡氏的汉语语法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是受到甲柏连孜和马建忠的汉语语法学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加以推进的。胡氏引用马建忠是必须的，引用甲柏连孜也合乎情理的。胡氏的导师日本帝国大学语言学教授上田万年是甲柏连孜的学生。胡以鲁还是接受并推介叶斯柏森学说最早的中国学者。不仅著论时推介叶斯柏森（18 6 0 一19 4 3），在北大任教时也竭力宣讲叶氏的学说，并与德国学者对汉语的看法相对比，明确表示他和叶氏的观点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胡以鲁的做法表明：中国最早的理论语言学家在创建汉语语言学时，一开始就注重在引进西方的语言学理论的同时密切联系汉语的实际，注重建设中国特色的理论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如何处理引进西方语言学同继承发扬民族语言学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个中国现代理论语言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直到今天也还没有解决得很好。”而胡以鲁在19 世纪早期的贡献是开创性的，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7 1页。甲柏连孜（18 4 0 18 9 3）德国著名汉学家，语言学家，著有汉文经纬，该书18 8 1年曾在德国莱比锡魏格尔出版社出版。姚小平教授译汉文经纬于2 0 15年10 月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7 1页。【德】甲柏连孜：汉文经纬，姚小平译，第6、7、8、8 0 7 页。参见【日】大西克也、李无未：东京大学在学证书：解开中国语言学理论奠基者胡以鲁之谜一文。Changliang Qu,“Introducing and translating Otto Jespersen in China in the past 100 years:Emb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