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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这样一个领土广袤、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国家，任何单视角的观察都会得出瞎子摸象般的结论-局部似乎正确，整体却谬之千里，更别提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观察了回荡在燕园的争论几个月来，一些专业的和大众的西方主流媒体相继在显著位置发表质疑中国经济增长数字的文章，这些文章援引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2000年的研究，认为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夸大了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其中，1998年的实际增长率最多只有2.2%，而不是官方公布的7.8%。罗斯基提出了一系列论据，最主要的一条，如果统计数字真实，那么1998-2000三年间中国的GDP累计增长24.7%，与此同时能源消费却下降12.8%，这意味着单位能耗下降了30%，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国内迅速做出反应，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和财政部副部长先后公开反驳了这一结论，国内媒体还纷纷刊载国内经济学界对上述结论的回应，其中，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若恩教授的反驳最为有力。5月23日下午，曲径通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院内，一场题为中国GDP统计水分有多大的小型学术报告座无虚席，报告人正是任若恩教授。罗斯基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却使用了错误的方法，因此得出了草率的结论，任若恩在一个半小时的报告终了前总结道：他先假设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增长是正相关的，再假设能源消费的统计是准确的，然后得出经济增长率高估的结论。问题是两个假设都不成立。首先，日、韩、德、英、美许多年份的能源消费增长都低于甚至大大低于GDP增长；而且，只有当单位能耗是一个不变的常数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正相关才能成立，但是单位能耗是不断变化的，研究表明，主要由于技术进步的因素，1978-1995年间中国的单位能耗下降了55%。其次，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同由政府机构统计，如果不相信前者，那又怎能相信后者？事实上，考虑到石油走私和不顾政府禁令开工的小煤窑，上述三年的实际能源消费要远远高于公布的数字。任教授的雄辩并未完全打消听众的疑虑，一个又一个问题向他提出，以至报告会延长近一个小时。中国单位能耗的下降是一条平滑的曲线吗？1998-2000年是否出现了突然的大幅下降？如果是，为什么？是技术进步这几年取得了飞跃吗？1998-2000，中国能源消费增长低于GDP增长的幅度大大超过日、韩、德、英、美所有的类似年份，这是否仍然可以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来解释？有的国家，政府预测4%的增长率，实际结果却是负1%，在中国，最终结果和预测结果总是差不离，这是政府经济调控能力的差异还是统计质量的差异？国家统计局的独立性有多大？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家统计局独立调查得来的和地方政府上报的各占多大比例？统计方法、统计人才等技术因素和官员出于政绩考虑有意作假的制度因素比较，那一个对统计质量更具决定性？即使政府的统计数据是可信的，那么是不是GDP增长率越高越好，有没有考虑过增长质量？如何才能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显然，指望从任教授那里得到这些问题的全部答案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是整个中国-学者、政府、企业家、包括提问者自己-都要面对的问题，其中个别问题现在看来甚至是无解的。但是，只要不回避这些问题，那么中国就总有找到答案、解决问题的那一天。代价不菲的经济增长即使只谈论GDP增长率，我们也要回答一个任若恩教授5月23日没有回答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如何？5月17日、30日、31日、6月6日，四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的专家从不同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他们分别是：法国里昂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沃克，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张立群研究员。单看增长速度，中国可以和任何一个创造过经济奇迹的国家媲美。根据胡鞍钢的计算，1953-1978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是6.3%；1979-2000年，年均增长率是9.3%。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198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是10.1%，仅次于非洲资源型国家博茨瓦纳；199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则名列榜首，为10.7%。对照一下世界头号和二号经济大国的数字：1849-1866年，美国创造了年均增长23%的纪录；1867-1896年，美国年均增长7.5%，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此后进入平稳增长期，1897-1920年，年均增长3.5%。日本，1950-1973年年均增长10.5%，1950-1987年年均增长7.9%，三十年间，一个战前的二流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有经济学家据此推算，高速增长了20年之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支撑下，未来30年中国仍能维持不低于6%的年均增长。问题在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增长？胡鞍钢认为，1990年代中期前的增长基本上可以概括为：高增长、低质量。首先是经济效益低下，社会产品最终使用率，1952年是53.3%，1987年降至32.4%-名义上创造了100元GDP，实际上只有32.4元对改善国民福利有意义。对于这一点，吉姆.沃克说，如果把我们正在谈话的这栋大楼拆掉再重建一座一模一样的楼，那么拆楼和建楼的费用都会被计入GDP，但是这样的GDP有害无利。回忆以下1950年代末的大跃进，1970年代末的洋跃进，看看1990年代初海南等地留下的烂尾楼，我们就会明白，沃克的话绝非天方夜谈。40年间，与高增长相伴的还有伤筋动骨的大起大落。根据胡鞍钢的研究，1953-1985年，中国经济波动幅度是英法的5.1倍、美国的4.3倍、西德的3.4倍、日本的2.8倍。例如，1958年的增长率高达22%，1961年剧降为负29.7%；1988年11.3%，1989和1990年又低至4.1%和3.8%。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始终困扰着中国经济。改革前，重工业畸形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严重滞后，国民生活在高增长的短缺经济之中。改革以来，中国又为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服务业比例过低所困，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不得不承受大规模结构调整带来的高失业率。先污染、后治理是发达国家走过的代价高昂的弯路。作为后起国家，中国本来可以少交甚至不交学费，但是不尊重知识和急于求成的结果，中国走了一条以资源惊人损失和环境严重退化为代价的高增长之路。胡鞍钢说，现行的GDP核算体系存在严重缺陷，它不仅没有扣除自然资产损失，还将其中过度开采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统计在GDP总量中。胡介绍说，为了校正这一缺陷，世界银行已经从1997年开始采用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重新衡量各国扣除了自然资产(包括环境)损失之后的真实国民财富。从世界银行2000年底公布的数据看，我国自然资产损失占GDP的比重是惊人的。1970年代初，占GDP的6%-7%，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这一损失达到峰值，高达GDP的30%，此后逐步下降。1988年底，在对症下药的基础上，中国高层领导提出了持续、稳定、协调的治理整顿方针。但由于种种原因，1989-1990年，中国经济陷入了急刹车式的衰退，而增长质量却没有得到任何改观。从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又走上了数量扩张的老路，1992-1995年，增长率高达14.2%、13.5%、12.6%、10.5%。问题是这些在GDP统计数字掩盖下的零回报增长有何意义？，吉姆.沃克问道，推动增长的是前所未有的国企投资热潮，信贷增长在1994至1996年间平均每年达20%-30%。一如国营银行的惯常做法，差不多全部贷款都投放到国企，结果是这些企业把资金挥霍掉。若以实际市场价值计，这些企业在那段期间的产出接近于零。一个可以佐证沃克观点的数字是，仅在1992年7月到1993年6月一年间，国有银行就产生了3000亿元以上的呆坏帐-1993年的GDP不过才3.45万亿。库存占GDP的比例是一个观察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按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杨晓凯教授的计算结果，1980-1993年，中国这个比例平均为7%，而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平均为2%-3%。杨认为，中国这么高的存货水平表明相当多的产品没有市场。在中国，虽然卖不出的存货也被计入GDP，但是堆积如山的存货最终将转化为银行的坏帐。杨的结论得到了瑞士投资银行瑞银华宝公司中国经济与市场策略分析主管陈昌华的响应。陈在今年3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把已经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的1.4万亿不良资产计算在内，那在划拨前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可能接近50%。过去七、八年间，在中国经济增长每年起码7%-8%、国内整体宏观经济形势相当稳定的情况下，出现这样大面积的不良贷款实在是匪夷所思，亦从另一方面验证国内经济整体低回报率的问题应得到比现在更多的关注。中国需要高质量经济增长实际上，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已经受到了中国高级领导层前所未有的重视。1995年9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写道：改变中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经营粗放、浪费严重、效益不高的关键，是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建议和两年前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一道，成为中国改革史中两个里程碑式的文件。1997年以后，由于中国告别短缺经济进入买方市场和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下降，扩大内需、积极财政政策开始取代两个转变成为高层领导的经常性提法。尽管如此，正如张立群向本报记者指出的那样：粗放增长是短缺经济的必然产物，当中国下决心走市场经济道路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不仅是政治号召了。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效率最大化的市场原则逐步确立，转变增长方式的内在动力也越来越足。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张立群说，这五、六年中国顶住巨大压力进行了力度空前的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1996年到2000年，混合经济和民营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国有经济的比重已经不到30%。制度变迁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互为因果，张立群认为，经过几年的困难期，中国经济的效益已经明显改观，房地产、通讯电子、汽车等新的支柱产业正在形成，构成增长基础的企业活力正在加强，市场导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进入新的加速期。1978年，每生产一亿元GDP，中国要耗能15.77万吨标准煤；1991年，这个数字下降为4.8万吨标准煤；到2001年，进一步下降到1.38万吨，单位能耗比1991年下降了3.48倍。胡鞍钢的计算结果，2000年全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下降了7.7%，其中煤炭消费量下降了17.4%。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二氧化碳、工业废水、粉尘、固体废弃物排放量，1999年比1995年分别下降了23.3%、27.6%、33.5%、48.5%。自然资产损失占GDP的比重，1995年的时候还高达7.8%，1998年已经降至4.53%。库存占GDP的比例，1995年是6.11%，1999年降至1.48%，2000和2001年更是降到了负0.41%和负0.35%。当然，库存的急剧下降与1998年开始的通货紧缩密切相关。但是，吉姆.沃克认为，在中国，通缩是个正面因素，它有助于经济体制向以市场为本的定价方式转化，直接的结果就是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的确，通缩加速了结构调整进程，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导致产品质量提高和价格下跌同步推进，虽然一直受到行政力量的阻碍，但是落后的生产能力仍然一点一点地被淘汰出局，计划经济时代无解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正在由市场给出答案。通货膨胀率也是一个说明问题的指标。1997年，北京市场上鸡蛋的价格是每斤2.5元左右，一直到现在，这个价格几乎没有变化。但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和1990年代中期，人们辩论的话题是物价涨得快还是工资涨得快？通货膨胀率高于10%就被认为是高通胀国家。从1985年到1995年，11年间中国通胀率在10%以上的有5年，15%以上的有4年，1991-1995年的平均通胀率高达12.9%，1994年的通胀率甚至达到24.1%，人们纷纷发出钞票越来越不值钱了的慨叹。但是，1996-2000年，中国的平均通胀率奇迹般地降到了1.8%。计划经济时代的最大难题-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似乎也正在得到解决。胡鞍钢的研究表明，1996-2000年，中国GDP增长的波动系数已经降至12%，而1991-1995年的波动系数是17.5%，1979-2000年平均为33%，1953-1978年则高达154%。过去6年我国基本上是无波动的经济增长，胡鞍钢说，两个转变已经初见成效，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但是，没有一个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中国今后可以高枕无忧。在汤敏看来，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是失业率。他说，政府的施政目标，首先是充分就业，其次是反通货膨胀，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政府把GDP增长率当作追求目标。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中国已经进入了高失业率国家的行列。虽然官方公布的登记失业率一直在4%以内，但是亚洲开发银行估算，中国2001年末的真实失业率当在7%-8%之间。中国社科院最新的调查结果，目前的失业率是7%。胡鞍钢的计算，1998、1999年的失业率分别是7.9%和8.2%。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的估算，1997年的失业率是9.36%。无论哪一种数据，中国都已经逼近传统的高失业率欧盟国家。但是欧盟拥有高度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才刚起步，仅养老保险的资金缺口，最保守的估计也在2万亿元以上。而且，上述失业率的统计仅指城镇失业，据专家估计，中国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在2-3亿之间。如果把农村失业也计算在内，中国将是世界上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出路何在？中国的失业率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数字，汤敏说，一方面，国有部门的冗员仍然需要裁减，因此实际失业率还不止百分之七点几；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失业率是该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都创造出来之后的失业率，中国则不然，中小企业，服务行业中还有大量的创业机会，如果不是我们自己捆住手脚，这七点几个百分点里有五个点应当去掉-本来遍地是黄金，可现在没人去捡、或者捡不着。胡鞍钢则认为，经济结构、主要是国有经济结构空前规模的调整，是过去几年失业潮的主因。1996-2000年，五年间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减少了27.9%，3142万人，中国进入结构性高失业时期。但是，这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不把资源从低效率的国有部门转移出来，高效率的民营部门就得不到创造财富的资源。因此，不要把降低失业率的希望寄托在国有部门的重新扩张上。必须通过加快对内开放来扩大就业，胡鞍钢直截了当地说。他列举了如下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主要被国有资本垄断的行业：建筑业，旅游业，电信服务业，教科文卫体育，会计、审计、律师、工程设计等中介服务，物流配送业，包括快递业在内的交通运输业。胡没有列举汽车业。但是民营公司已经在这个政府长期坚持必须由国有大公司垄断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里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北京是中国最大的轿车市场，占八分之一的份额。今年5月，吉利轿车在北京最大的汽车交易市场亚运村汽车市场卖出了174辆，仅次于夏利的198辆。仅仅一年多前，由于位于浙江的吉利公司拿不到政府颁发的生产许可证，吉利轿车差一点胎死腹中。现在非国有经济占到GDP的70%，但是其中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也就占GDP的30%左右，汤敏说，从现在开始，真正的民营企业将迎来大发展，这正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靠什么保障长治久安正如专家们所指出的，中华民族复兴的长征之路绝非一片坦途，20多年艰难曲折的改革探索，中国仅仅是刚刚找到了正确的大方向，现在甚至谈不上哪怕是模模糊糊地看到终点。经济学家樊纲说，中国要建成一个完整规范的市场经济，做到最好，也还得30年甚至50年，我们这代人很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了。樊纲说这话时48岁，时间是2001年2月。如果对历史缺乏了解，那么很可能在樊的话中听出悲凉的味道。但是恰恰相反，樊给出的是一个乐观的预测。十二世纪中叶，当中国已经完成四大发明时，欧洲还处在蒙昧的中世纪。从十四世纪上半叶威尼斯城邦的兴起，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欧美确立全球主导权，西方的崛起用了差不多600年。中国划了一道反向的轨迹，秦汉以来，中国用了1000年左右达到了它的巅峰。宋代以后，古老的中华帝国开始走下坡路，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沦落到亡国灭种的边缘，差不多也用了600年。600年，20代人。从1979年算起，中国如果能用2代人的时间，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民族复兴，那无疑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又一个奇迹。问题在于，中国能否沿着正确的方向一直走下去，中国能否避免1957-1977年的悲剧、或者1989-1991年那样大的弯路？苏格兰人吉姆.沃克也许不太了解中国的历史，他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批评中国的种种不是。但是，5月17日的专访中，沃克却毫不迟疑地表示了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今年1月，沃克访问了刚刚加入WTO的中国，他去了沈阳、大连、上海、温州，当然还有北京。访问结束后，他在一份题为步向天堂之门-中国入世后的机遇和挑战的研究报告中写道：我们这趟中国之行，可以用使徒保罗从一个无神论者转而皈依基督教的大马士革之旅作比喻。中国已经改变，这是我们七年来第一次对中国的未来抱有信心的原因。半个世纪的经营不善，给中国留下了很多有待解决的困局。过去，我们曾大量着墨评论中国对解决国有企业这个巨大包袱如何束手无策、中国银行体系的窘局、中国政府各种前后矛盾的政策，以及官方数据的误导性。这些批评都是基于我们认为北京的医师们并没有对症下药。然而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的诊断已经接近现实，治理的方法也较为恰当。尽管患者仍会遇到重大挫折，但我们相信，目前形成的政策框架已可以收拾困局。我们的见解是建立在过去两年颁布的政策上的，这些政策有助于民营企业的成长、外资的进入、加强竞争和营造更公平的营商环境。加入WTO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改变中国，但是监管和法治框架已经明显改变。WTO给北京提供了一条鞭子，用以鞭策阻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的国家干部、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从现在起，合同法将有更稳定的国际基础，剥夺产权或合同权利的行为将会通过WTO上诉程序受到惩罚。人们已经切身感受到，情况正在改善。几年前，跨国公司的代表们抱怨他们的当地合作伙伴、模糊多变的法规和税务条例、任意的司法程序。今天，他们声称中国的情况并不比其它地方坏。吉姆.沃克是一个奥地利学派的信徒，这个由哈耶克和米塞斯开创的古典自由主义学派甚至对发达国家的GDP和其它的宏观经济数据也一向深表怀疑，他们认为判断经济增长质量的唯一标准就是企业是否盈利、利润多少。至于新兴市场，沃克说，在这些国家，我们唯一可以相信的就是自己的眼睛。沃克在中国看到了什么呢？对一个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而言，浙江，更准确地说，温州就是他在中国的精神家园。浙江人是从头到脚的资本家，他们创造财富的想象力实在不可小觑，哪怕是文化大革命也无法清除他们的企业家精神、无法强迫他们接受国家或者集体所有制。今天，浙江的人均GDP估计已经达到6000美元。在温州，自由市场经济是如此炽热，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但这里却存在着事实上的私人财产所有权，这也说明了地方传统的重要价值。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找到了通往天堂之门的正确方向。5月17日，记者向沃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世界历史上从来都不缺少经济奇迹，但是将近一半的奇迹最终都破灭了。1914年，沙皇俄国的国民收入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到1960年，前苏联把这个差距缩小了2.5倍，GDP接近美国的一半，但是到2001年，俄罗斯联邦的GDP居然下滑至不到美国的4%。中国已经高速增长了20年，如何才能一直增长下去，而又不出现俄国式的倒退？最为重要的是法治框架，沃克答道，中国要向高效率的市场经济过渡，最大的障碍是缺乏法治。加入WTO之所以对中国意义重大，就在于它对法治的推动。法治是西方得以成功的全部秘密。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法律尤其是宪法对私人财产的保障，这一点也是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区别。一个很好的例证，十九世纪欧洲大学的经济学专业都放在法学院里，直到多年以后，英美的大学才逐渐把经济学专业独立出来。但是从学术渊源上，经济学是法学的分支，而且应当定位于法学的分支。因为现实世界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称之为经济的东西，经济从来都是与构成一个经济体的体制和制度密不可分。若用一句话概括沃克的意思，那就是学者们经常提及的：中国的前途在于宪政民主。只有完成了宪政转轨，中国才能真正避免误入坏的市场经济或者权贵资本主义的歧途。所谓宪政，是指任何政党和政府都得在宪法的约束下依法行政，宪法由全体公民参与制定、保障全体公民的权益，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威。历史表明，尤其是二战以来的历史表明，一旦一个国家确立宪政体制，这个国家就步入了和平、稳定、民主的发展轨道。83年前，孙中山先生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建国方略，第一步是用武力实现中国的独立与统一，第二步是通过政治监护培育中国的宪政基础，第三步是还政于民，实行宪法民主。83年来，中国经历了外敌入侵、国内战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当年那个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半独立国家，如今已经是世界第六号经济大国，并且仍然在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增长着。1936年，中国仅有的一名运动员差点因为路费问题参加不了当年的柏林奥运会。今天，韩日联办的世界杯足球赛中，只要是中国队参加的比赛，看台上的一半的观众就会是中国球迷。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正在由后人实现着，虽然在路径选择上有所不同，但是中国共产党与孙先生的最终的目标无疑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人民的幸福。1992年，中国宣布选择市场经济的时候，许多人将信将疑。2001年，当中国义无返顾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接下来的中国将走上一条宪政之路，这是长治久安的真正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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