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阶段劳动力成本变动的国际经验借鉴.doc

刘易斯转折阶段劳动力成本变动的国际经验借鉴
金三林
2012-4-27 9:08:29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12年04月20日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经济体走过刘易斯拐点之后，往往伴随着较长时间的工资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与此同时，服务价格、农产品和食品价格随之快速上涨，尤其是对于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农产品和服务项目更是如此。为了稳定价格总水平和保持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结构升级，一些经济体在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以后，实施了一些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值得借鉴。

　　一般认为，其中，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完成了刘易斯转折，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完成了刘易斯转折。日本韩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与我国类似，其经历和主要经验可以借鉴。

　　日本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

　　1960～1970年间，日本在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后，日本劳动力成本供需出现重大变化，同时制造业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这两个因素导致工资大幅上升，到1974年，工资增速甚至达到了25%，而这带来了产品成本的上升。

　　从学者们的研究以及统计数据的变化来看，日本在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后，经济在价格稳定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压力。

　　在1960年以后的十多年间，日本的工资水平出现了50年以来最快的上升。1957年后，日本工资增速开始出现波动性上升趋势1961年以后，上升速度开始加快，到1974年，工资增速达到25%。而后几年，工资增速快速下降，到1983年，增速降到5%以下，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工资水平快速上升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在这一期间经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需出现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日本的制造业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加上劳动力供给的变化也加剧了工资的快速上涨。

　　工资快速上涨的直接结果就是产品成本的提高，但提高的幅度与部门的劳动密集程度有关。比较而言，工业部门由于可以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加快技术进步速度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多种方法来降低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减少工资快速上涨对产品成本的压力，所以通常情况下，工业部门产品成本上升的幅度小于工资上涨幅度。但是对于劳动力密集程度较高且技术进步缓慢的部门而言，工资的快速上涨将直接带来产品成本的上升。

　　1960～1970年间日本食品、服务价格、消费价格变动情况

　　劳动力成本上升一方面导致日本在上世纪60～70年代食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大幅攀升，另一方面消费价格也始终居高不下，而这使得日本通货膨胀裂口的幅度在4个百分点以上，且持续时间长达10年。

　　理论上来说，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成本也将进入加速上升的阶段，一旦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不快，经济体必将面临较大的劳动力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上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实际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给物价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尤其对于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农业部门和一些非贸易部门而言，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快速增长的冲击直接带来了产品价格的剧烈上涨。在日本CPI的主要构成项目中，食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更加明显。从图1中可以看到，在上世纪60～70年代，食品价格指数除1964和1966年均为3.6%，涨幅较低外，其余年份的涨幅都很明显，上涨速度始终不同程度的快于CPI上涨速度，1965年更高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3.1个百分点。由于劳动力价格出现大幅上涨，低端服务价格指数上涨趋势也较为明显。特别是家庭服务价格涨幅在这一期间一直超越CPI，上世纪70年代末期才有所缓解。

　　食品价格和服务价格上涨较快的原因主要在于，农产品加工多属于劳动密集性产业，技术升级改造的进程缓慢，而且资金投入对劳动力的替代十分有限，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必然推动食品价格的显著上涨。对于服务价格而言，劳动力成本在服务业营业收入中占比相对更高，而服务类商品在CPI中又占有相当的比重。由于服务业提价相对比较容易（除政府管制行业外），假定劳动力成本上升将使服务业企业提高价格以保持利润额不变，那么劳动力成本每上升一定幅度都会引起服务价格相应的上涨，服务价格上涨又进一步推动CPI增速提高。

　　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以后，日本的物价水平发生显著变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始终居高不下，CPI从1960年的3.6%上升到1963年的7.7%，进而上升到1974年的23.2%，1974年后开始逐渐下降。上世纪60年代，日本一般消费物价平均涨速达到5%～6%，远高于工业品价格上涨幅度，通货膨胀裂口的幅度在4个百分点以上，且持续时间长达10年。从外部因素来看，同时期全球范围并未出现大幅度的物价上涨或者通胀压力，美国在1961～1963年的平均通胀率仅为1.5%。因此，可以说，这时的物价上涨主要是由国内因素引起的。可以判断，此时消费价格的大幅上涨与刘易斯拐点有关。

　　韩国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劳动力成本上升及对价格的影响

　　韩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劳动力工资出现了快速上涨，直到80年代以后才有所降低。与此同时，CPI和食品价格也不甘落后，其中CPI由3.2%上升到28.7%，食品价格由2.7%上升到26.6%。

　　（一）1970～1980年间韩国劳动力成本变动情况

　　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韩国的工资快速上涨，但波动较大。到了70年代，工资增速始终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直到80年代以后才有所降低。从具体数字来看，1960年，工资实际下降了0.7%，但1969年，工资增速快速提高到34.2%，达到60年代的最高值。在上世纪70年代，韩国多个年份的工资增速接近或达到35%，工资增速年均25.2%，高于60年代75个百分点，高于80年代10.9个百分点。可以说，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经历了工资快速上涨的时期。

　　与日本相似，工资增速的居高不下必然会推动产品成本的增加，尤其在农业部门和非贸易部门表现得更为明显。

　　（二）1970～1980年间韩国食品价格变动情况

　　韩国在经过刘易斯拐点时，物价总水平和食品价格出现大幅上涨，相对工业品的价格涨幅，食品价格上涨得更快，且持续接近10年，食品价格的走高对推动CPI的攀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韩国从1974年到1982年的近十年时间里，CPI和PPI的物价裂口一直存在。
图2 1970～1990年间韩国CPI与食品价格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S数据库。
　　从图2中可以看到，韩国CPI从1973年的3.2%提高到1980年的28.7%，同一时期，食品价格也居高不下，由2.7%上升到26.6%。在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20年间，有13个年份的食品价格上涨比CPI上涨快，主要集中在70～80年代，食品价格上涨成为这一时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断攀升的重要推手。

　　日韩两国适应和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主要政策为适应劳动力成本上升，日韩两国均采取诸如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发展教育和重视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采取一系列宏观经济措施治理通货膨胀、健全劳动力市场制度等措施加以应对。

　　日本、韩国在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以后，为了保持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都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适应和应对劳动力成本的持续较快上升。

　　第一，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用机器替代劳动力。伴随着劳动力的短缺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升，日本和韩国都经历了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用更多的机器替代劳动力的浪潮，用了十多年时间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从最初劳动力密集型的纺织品，到中期资本密集型重化工、重工业，再到后来技术创新的电子电器、机械设备和交通设备。从日本的制造业结构变化来看，在1960年之前，食品饮料、纺织品等在日本制造业中比重较高，在1960到1965年前后，金属、化学、石化等重化工产品占比明显提高。1980年之后，随着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金属制品、通用设备、电子设备等占比持续提高。韩国的制造业结构变化与日本类似，同样是食品饮料、纺织品等比重下降，而石化、金属及其制品、机械、电子设备、交通设备成为其重要产业。同时，伴随着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日元和韩元也出现持续升值的过程。

　　第二，发展教育和重视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快人力资本形成。面对劳动力不足，且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日本和韩国都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和培训，努力提高产业劳动力素质，加快人力资本形成，以劳动力的质量上升来抵消劳动力数量下降的冲击。同时，十分重视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努力把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先进的工业纳入到自己的规划中来，并十分注意在这一过程中对人才的培养。为了防止熟练工人跳槽，日本企业逐渐采用年功序列制，并开始推行职业训练基本计划，加强对产业技术工人的职业培训。在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制定了“教育立国，科技兴邦”的发展战略，推行“巩固初等义务教育、普及中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的方针，注重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同时，国家在教育财政上适当倾斜，并在1971年公布了《地方教育财政交付金法》，以保障地方教育财政的稳定。在企业方面，韩国积极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采取了诸如较少企业税负，设计技术创新方面的课税扣除等措施。

　　第三，采取一系列宏观经济措施治理通货膨胀。面对物价持续上涨的局面，日本一方面注意保障供给，缓解供需矛盾；另一方面，在宏观调控政策上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在减少货币供给的同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在财税政策方面，日本一方面实行减税政策，国民尤其是企业的税负较轻，并采取有关法律对特定物资进行价格限制。1955到1970年，国税负担率从18.1%仅增加到18.9%；另一方面，控制财政支出规模，这一时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7.2倍，财政支出仅增加了5.3倍，在国民生产总值所占比重从24.5%降到18.8%，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低的。韩国在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金融改革等措施的辅助下，注意调节货币供应量来稳定物价，特别注意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超经济发行，韩国的货币供应量年增长率由1972～1976年的34%下降到1977～1981年的21%。同时，压缩政府的财政支出，提高银行利率，并控制工资的上升幅度。

　　第四，健全劳动力市场制度。日本在1960年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以后的10年消费率停止下降转而大幅上升，实现了“刘易斯转折点”和“库兹涅茨转折点”的相交。虽然后一转折略微滞后一点，但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得到明显改善，日本进入到依靠大量普通群众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而韩国在1970年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以后的10年消费率还在下降，又经过了七八年实践才改变了这种状况。造成日本和韩国出现这个差别的原因，主要在于劳动力市场制度。日本自50年代就开始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制度平台，即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也就是说代表工人的工会，代表政府的官员，还有代表企业的各种商会，集体协商工资，通过谈判确定工资应该涨多少，如何实现企业和工人的利益共享。这种谈判平台避免了在工厂和街头的激烈冲突。而在韩国，在1970年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以后，虽然经济高速增长，但政府还是压制工会的作用，没有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于是出现了大量的罢工抗议运动，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形成有效的工资协调制度平台，工人工资逐步提高，收入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才逐步得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