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落实必须强化督促检查.doc

-范文最新推荐- 抓落实必须强化督促检查 抓落实是实施决策的关键环节,而督促检查则是抓落实的重要手段。一项科学决策的出台，关键是要付诸实施。而有效的实施，必须付之督促检查，以达到抓落实的目的。    一、树立督查观念，强化督查意识    督促检查是我党长期形成的优良工作作风，从我们党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把它看作是推进决策落实的重要手段。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反复告诫全党要发扬艰苦奋斗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认真抓好督促检查工作，以促进各项决策的实施。江泽民同志也告诫我们：“从领导工作来说，作决策和制定政策，事情只是做了一半，另一半而且是重要的一半，就是贯彻实施，真正把决议和政策变成实际行动。”同时，他还针对一些地方和单位，不抓工作落实的问题，严肃地指出：“我们各级领导机关，长期以来，存在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就是布置多，检查少，或者说严重一点就是有部署，无检查。我们应该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做到布置一次工作，就把它落到实处，抓一件是一件。”胡锦涛总书记，也要求全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讲求实效，办实事，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这就不难看出，强化督促检查，搞好决策落实，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和要求。当前，在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尤其在我们这些欠发达地区，更加需要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树立落实意识，强化督查观念，使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得到落实，早日实现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    二、建立督查制度，落实督查责任    为了使督查工作得以有效开展，就必须建立相应的督查制度。从实际工作来看，一些地方和部门工作布置多，深入实际检查少，用会议传达会议，用文件传达文件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必要的督查工作制度。工作布置下去，干不干，没人去管，落实不落实，也没人去查，致使党委、政府的决定难以贯彻落实。只有建立严格有效的督查工作制度，明确领导干部抓督查工作的责任，并把它作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定期考核，使优者受奖，让劣者受罚，才能保障督查工作扎实有效地开展，也才能使督查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另外，督查工作任务千头万绪，要突出工作重点，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各级党委、政府首先要确保中央各项重大决策在本地区、本部门的贯彻落实。这是督查工作的根本原则。同时，也要认真抓好地方党委、政府的决策的贯彻实施，抓住那些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大事一督到底，督出成效。    三、建立督查网络，加大督查力度 ;   督促检查工作，不仅仅是上级机关和领导干部的事，而且也是需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密切配合。只有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工作格局，督查工作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首先，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带头做好督查落实工作。领导干部要把督查落实工作化为自觉的领导行为和工作习惯，在作出决策和部署之后，就要一马当先，下到基层去，督查指导，并通过自己的模范全行动，带动班子其它领导成员分头去抓督查落实。这样就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督查工作领导群体，以促进督查工作的深入开展。其次，要发挥督查部门的作用，使他们成为督查工作的中坚力量。在党委、政府作出重大决策之后，主要领导要根据工作情况给督查部门提出要求。督查部门应根据领导的要求，对督查内容进行分解立项，并按轻重缓急分别实施督查，促进党委、政府决策的落实。同时，还要协调各方力量共同搞好督查落实。决策落实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一环梗阻，往往全局受阻。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都要围绕工作大局，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为决策的实施做出各自的贡献。当然，围绕某一项中心工作的落实，抽调干部组成专门的督查队，集中精力进行督查，这也是一种有效的督查方式。就能形成一个上下结合，纵横交织的督查网络，使党委、政府决策在出台之后就能迅速得到有效落实。    四、注重信息反馈，提升决策质量    督查落实是科学决策的一项后续工作，也是不断完善决策的一条有效途径。一项好的决策，往往需要经过几上几下的调查研究和酝酿讨论。督查落实也是这几上几下调查研究工作的有机组成部门。通过督促检查，可以使决策者了解到决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从而扬长避短，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从这个意义上讲，督促检查工作不仅仅是决策的实施，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调查研究，进一步提升决策的质量，以更好地实施决策。因此，各级督查部门和督查干部都要在督促检查中，重视搞好调查研究和信息的收集反馈，及时为领导决策提供信息，当好参谋，使领导的决策更加科学合理，使督查工作更加富有成效，使决策的实施更加顺利，从而有力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不同经济成分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制等，促使城市居民逐步突破了传统单位体制的局限与束缚，开始寻求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活动方式。“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改革思路要求政府和企业将大量的社会和服务职能剥离出来，交由社会或者市场来承担。因此，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现代公共管理理念的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已成为时代之需。一1954年12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统一规定：十万人以上的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应当设立街道办事处；十万人以下五万人以上的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如果工作确实需要，也可以设立街道办事处，作为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的派出机关。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参照公安户籍段的管辖区域设立，一般每一百户至六百户设一个居委会，由各居民小组推选的委员717人组成。企业职工居住集中的住宅区或者较大的集体宿舍，可以设立职工家属委员会兼任居委会的工作。这样，街居两级组织的名称、性质、任务和机构设置实现了全国统一。自此，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作为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组织载体，正式进入国家政治制度的视野。从封建社会的“什伍”制、“邻保”制到民国时期的“保甲”制，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思想都是以对居民个人的控制为基础。街、居体制建立的初衷也秉承了这一思路。1953年6月8日改革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街道和居委会的权力很小，功能有限。除了国家主要通过“单位”传达各类城市管理信息，进行社会组织、社会动员和资源分配，街居自身处于边缘性地位外，区政府各类职能部门还在街道设立了相应的对口单位实行所谓的“条条”管理，于是“区政府政策实施主要通过各职能部门，然后再由各局传达到街道各所，街道办事处只是做一些辅助性工作，比如宣传和动员，以及随同税务人员和工商人员进行检查等。4”尽管在改革前的二十多年中街居组织的职能有所扩张，机构也不断膨胀，功能的虚拟性有所改观5（P2934），但其边缘性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即使创办托儿所（幼儿园）、副食品经营网点、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开展有限度的社会保障等，也都是以为“单位”外居民提供服务为主，并不侵入传统的“单位”内居民原有的利益圈。二是“单位”承担了过多的社会和服务职能，起到了“把市民组织起来”的作用，压缩了社会权力的存在空间。在“低工资、高就业率”的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为居民及其家属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生活服务。源于军事供给制的“单位”制度承担的不仅是经济职能，更多的是政治、教育、行政管理以及后勤服务等职能，这种复合功能特征使它具备了超强的动员和管理社会的能力，从而把街居组织的城市管理职能压缩在数量极少的无单位居民范围内。三是造成居民工作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区域分离。对单位体制内的城市居民来说，“单位”就是其福利共同体，按照国家政策和规定负责为其分配工资、福利及各种政治、社会资源，大到就业、升迁，小到结婚、吵架，“有事找单位”，与居住地的基层组织没有太多关系。街居组织由于无法介入居民生活，不可能有效实施社会管理。四是强化了居民的身份特征。在“单位”与街居组织的二元管理体制之下，城市居民被划分为两种类型，具有不同的身份特征。有单位的可以根据单位性质享受相应的政治、福利和社会待遇，没有单位的则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由于个人在单位中的不同序列及单位在整个单位体系中的不同序列，使得具有不同单位身份的居民拥有不同的社会感受。单位的封闭性特征则使单位外人员很难有机会流入单位内，单位与单位之间的成员流动也大都借助“关系”等非正式资源。二面对社会形势的迅猛变化，民政部门从承接企事业单位转移社会服务项目的需要出发，提出了“社区服务”的概念。1987年9月民政部在武汉召开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对社区服务的内涵作了定义，明确了社区服务的发展方向。1991年5月31日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各项改革事业的逐步深入，城市基层基础工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如前所述，附着在“单位”身上的政治、社会、教育、保障等功能迅速剥离，单位组织的整合作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在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引导下岗工人再就业、落实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正在形成城市社会管理的微观重心。上海、石家庄、青岛、沈阳、武汉等地先后开展了社区建设试点工作。2000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强化社区功能，巩固党在城市工作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加强城市基层政权和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扩大基层民主，密切党群关系，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自此，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进入全面转型时期。从近些年来各地开展社区建设的情况来看，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从单位主导型向街居社区主导型转变，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弱化单位的复合功能。主要是指国有经营性单位和国家财政供养单位继续分离办社会的职能，逐步与所办的幼儿园、食堂、学校、医院以及其他服务性机构脱钩，通过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保障体系改革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把单位的后勤保障逐步推向社会，实行市场化管理。二是通过简政放权，强化街居职权。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或者区政府的授权，街道办事处享有或者扩张了综合协调权、执法权、处置权、监督检查权等，从而能够行使相应的政府管理职能，对辖区内的社会治安、市容市貌、便民服务、精神文明建设、街区建设等进行有效的管理。武汉市江汉区按照费随事转、财随责走，责、权、利相配套的原则，把职权和工作重心下沉到社区，使社区居委会有职、有权、有钱。三是组建社区居民委员会。这是新型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组织基础。对原来的居委会按照居民居住的自然地缘关系、社区资源配置、适度的管辖人口和人们的心理认同等原则进行重组，以适应功能扩张、人口居住密集度增加以及管理手段现代化的客观情况。调整后的社区居委会规模一般在1000户至3000户之间。原来从属于各单位的家委会也一并转制为社区居委会。四是加大居民社区参与力度。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是社区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动力源泉和根本保证。目前的居民社区参与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参与渠道有所拓宽，参与的形式和内容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除了三年一次的居民委员会选举外，日常议事和决策的参与制度也有所完善。北京、上海等地都开展了居民直接选举居委会的试点工作，并准备大面积推广。沈阳、武汉等地在社区内普遍建立了由社区居民和社区单位代表组成的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每年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社区内的重要事项。居民已经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参与到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决策中来。向街居社区主导型体制转型反映了我国政府以人为本治理现代化国家的新理念，对于当代城市基层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体制关注的不是基于行政区域划分后的控制，而是对人的关怀，强调的是与居民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日常事务。从管理目的来说，由过去的控制向服务转变。单位体制限制人口流动，固化了职工与单位之间的关系，强调资源在单位内部的相对公平的分配。通过政府单位资源分配职工实现城市管理的目标。社区体制则以服务为核心，强调合理配置社区资源，大力发展社区事业，努力为社区居民营造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人文居住环境，并不关注居民流动或其工作单位的变更。实现城市管理的链条是政府社区居民。从管理形式来说，由过去行政命令式的统治向强调居民参与的治理转变。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具有很强的行政功能。政府与单位之间、单位与职工之间都是服从与被服从的行政命令关系。市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都按照行政命令模式运行。社区体制则强调透明、回应与参与，要求社区事务的处理、各项措施的制定、实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从而拓宽了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对话渠道，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基层管理的方式。以小政府、大社会为导向下放权力是街居社区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上海、北京等地都通过授权、委托等方式下放部分管理权，赋予街道办事处更多的权限8，街道也同样向社区居委会下放权力。政府权力的回缩为社区组织的发展释放了更多的权力空间，不仅为居民代表会议、居民议事会等法定性社区组织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促进了社区志愿者服务队、晨练队、法制宣传队、秧歌队等非法定社区组织的发展。街居社区体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社区不总是为了“管”居民，居民也不再“躲”社区。社区成了居民实现利益诉求的必备通道，居民愿意为社区发展出策献力。当居民与社区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利益关系，生活的重心从单位转移到社区，能够通过参与各种法定性或非法定性社区组织的活动，对社区事务的处理“说三道四”，从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受单位的束缚就会越来越少，也就为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打下了基础。三推动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的标志性工作是开展社区建设。尽管目前全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呈现出整体推进、全面拓展的可喜局面，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单位体制在城市基层管理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基本态势。许多城市开展的社区建设尚处于示范和总结阶段。总体上说，目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还处于初始阶段，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仍然是人们经济收入及福利分配的主要来源，绝大多数最具活力的社会成员仍然集中于各种各样的单位之中5（P199）。但不容忽视的是，随着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单位体制正呈现出逐步弱化的趋势，街居社区体制在探索中创新、在创新中完善，正呈现出逐步强化的趋势。社区主导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主张合作、参与、效率、共享，符合当代治理理论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理念。公共管理领域的治理以善治为目标。“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9（P326）”这一体制承认政府能力的有限性，把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社区事务交由社区自己管理，强调居民与政府之间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因此，有的学者提出将“善治”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10。对照善治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性六个基本要素11，可以发现当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第一，行政化倾向诱发了社区管理机构的合法性危机。这里的合法性是指被社区居民内心所体认并服从的权威和秩序，与法律规范没有直接关系。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事实上，居委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按照街道办事处的指令开展基层社会管理工作，并没有被居民体认为“自己的组织”。各地在社区建设中重构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管理委员会等社区管理机构多数由户代表象征性选举产生，即使是在直接选举的地方，也都采取先选后聘的办法。功能上与过去的居委会没有实质性差别，主要工作仍然是承办“上级”部署的任务，工作人员的薪酬亦由政府财政拨款解决。在社区管理机构看来，政府是老板，社区居民是管理对象。行政化了的社区管理机构不能表达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也就无法获得居民的信任。第二，居民参与不充分导致居民与社区管理机构之间的合作出现断裂。社区是居民生活的环境依托，只有居民知道社区真正需要什么。社区管理机构如果不了解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就会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所以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必须容纳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建立管理机构与居民之间协调的、稳定的合作关系。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居民参与普遍不足，参与机制很不完善。一方面，社区管理机构提供的、供居民参与的事项极少涉及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居民对参与的价值和作用表示怀疑，缺乏足够的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另一方面，居民缺乏通畅的参与渠道。常常是社区管理机构感到有必要了，就召集居民来开会、布置、传达，或者是政府有关部门提了要求，街道和社区居委会赶快组织居民。即便是在成立了居民代表大会的社区，什么时候开、讨论什么主题也都是由社区管理机构定，居民代表只有“听”的份。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缺乏一套详细、规范、操作性强的程序或规定作支撑，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居民参与的缺失影响了社区管理机构与居民之间的有效合作。第三，法律滞后模糊了社区各类组织之间的权利界线。法律是公共管理的最高准则，社区各类组织和居民都必须在法律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如果法律没有清楚地划定社区组织、居民之间的权利界线，就容易引发争议，造成管理的低效率。如果法律的规定得不到遵守，也同样不可能实现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型。目前涉及城市基层社区的法律有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居委会组织法。前者制定于1954年，后者于1990年颁布实施。由于制定时间较早，这两部法律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比如对居委会结构、功能、范围、组织、产生等方面的规定就与当前社区建设的要求有很大差距，也可以说已经突破了法律所调控的范围。关于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之间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的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街道往往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将居委会“改造”为自己的“派出机关”，形成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一些新兴的社区组织，如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社区志愿者服务等与街道、居委会之间的关系，也缺少法律上的规范。由此引发的各类组织之间的权利纠纷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效、协调的社区管理机制的形成。第四，职能转变不到位妨碍了社区管理的成效。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如果居民没有足够的权力参与社区的选举以及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就不可能热心于社区事务，所谓的善治也就丧失了基础。现在的问题是，政府部门的职责功能模糊不清。有些方面越位，包揽了过多的应由非政府组织承担的职能；有些方面又缺位，对社区群众自治组织、中介机构、社会工作团体的培育、指导不力，对介入社区发展的专业性非政府组织的“资助性投入”不足12。另外，还存在着职权不足的问题。虽然各地在推行社区建设的过程中，也都按照重心下移、费随事转的原则开展了简政放权工作，但效果并不理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许多条条上的实权部门并不情愿将权力下放给街道，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城市基层管理新格局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由于职能转变不到位、责权利不对等，街道的管理尽管门类齐全，但效率并不高。街道对社区权力的制度性侵蚀，又削弱了居委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阻碍了社区自治的正常发展。妥善解决上述问题，是构筑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各地在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应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快社区立法进程。当前较为紧迫的任务是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尽快制定物业管理条例、社区服务办法等一系列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修改后的居委会组织法应吸收近些年来各地在推行社区建设过程中创造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使之与城市社区建设的现实需求相适应。在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出台之前，各地应从实际出发，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规范社区内各权利主体的活动。二是深化街道体制改革。重点是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认真转变职能，进一步理清与区政府和社区居委会之间不同的职责定位和相互关系。一方面要努力完善自身职能，依据法律法规和区政府的授权，确立街道办事处对辖区管理负总责的地位；另一方面要从深化“服务”入手，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开展社区工作的积极性，并从制度上约束街道的“创收”冲动，使其专致于指导、监督和资金、政策上的引导。尤其要彻底摈除街道随意向居委会下派任务的制度根源，使街道与居委会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落到实处。三是推动居民利益社区化。以街居社区整合城市居民的关键在于居民利益社区化。当社区与居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时，居民的生活重心自然就会转向社区。因此应当强化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居民在利益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参与社区事务的愿望。从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史不难发现，社区建设本身就是居民利益社区化的重要表征，只是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显不足。由于“单位”体制改革的不彻底，使得许多职工与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仍然非常紧密，这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表现的尤为明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进一步将单位的服务功能向社区转移，特别是政治、福利、保障功能等，降低职工与单位之间的依存度，使居民除工作之外的其它利益关系都能在社区得到体现。四是努力构建社区参与平台。参与冲动的强弱受制于社区与自身利益的关联度和参与渠道是否通畅。在城市，由于工作单位不同，居民们尽管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彼此却大都不认识。人文环境的陌生弱化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因此必须努力构建适宜的参与平台，使居民的参与冲动能够有机会释放出来。构建居民社区参与平台应以居民代表会议、居民议事会、户代表会议等法定性平台为主，以社区志愿者服务队、秧歌队等非法性平台为辅。五是促进社区自治制度化。作为社区建设的基础和依托，社区自治应走制度化之路，逐步健全和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使社区居民切实享有对社区自治组织的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以及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权和决策权。首先要依法选举社区自治组织，逐步推广直接选举制度；其次要规范居民日常议事程序，不同的社区要依据本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一套详细的、操作性强的议事规则；再次要推行区务公开，社区事务的决策情况、实施情况、存在问题等都要及时向居民公布，便于居民监督。六是建立一支专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基层社区的需求也逐步向多元化迈进。过去那种以退休老人为主体的居委会成员结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的社区需求。因此，应将社区工作者及相关的社区专业工作，纳入正规的职业范围，促进社区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投身城市基层社区管理。同时要加强社区工作的学历教育、职业教育、在职培训和岗前培训，尽快造就一支专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责任编辑：飞雪 阅读：人次 近年来，南宫市人民法院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一工作主题，全面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虚心接受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拓展沟通渠道，变被动接受监督为主动争取监督；全面加强与人大代表的联系，赢得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更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取得了显著成效。南宫市人大常委会对法院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为法院工作营造了良好的执法环境。我们的具体做法是：一、改变观念，不断增强开展与人大联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我们经常教育广大干警，要“摆正位子，处理好关系”。人大是法院干部的任免机关，法院工作的监督机关，同时也是法院“诉苦”和“撑腰”的地方，是法院的“娘家”。法院与人大机关之间不是单纯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作为国家机关都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只是分工的不同，角度不同。所以在具体工作中，不断强化“监督就是支持，监督就是爱护”意识，变被动监督为主动要求监督，事事争取主动，我们从人大代表最关切、最期盼的事情入手，及时调整联络部署，多服务、多汇报，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全方位、多渠道加强与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的联络，法院的联络水平得到了提高，联络工作更加富有成效，与人大代表的关系更加融洽和谐。在不同场合，从人大主任、委员到人大代表都主动维护法院的形象，树立法院的权威，做法院的“挡风墙”；对法院工作存在的个别问题也是站在关心爱护和帮助改进的角度，平心静气地指出缺点，提出建议。二、健全机制，逐步实现联络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为了切实加强和改进联络工作，我院明确了一位院领导主管与人大代表的联络工作，并列为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和改进，抓好监督落实。同时，建立完善了办理人大代表涉案来信来访工作实施细则、重大工作事项报告制度、公开案件审理邀请人大代表旁听制度等制度，并要求每个办案人员每年与代表委员联络活动不少于二次，要求各业务庭定期总结经验，查找不足，解决问题。通过建立机构，完善机制，强化措施，更新思路，使联络工作实现了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三、拓宽渠道，实现多角度多层面的联络1、勤走访。我院始终坚持“平时常走访，会前必走访”的原则，“走出去”，主动接受人大监督，消除隔阂，增进理解。近一年来，我院采取多种形式走访人大代表160余人次，召开各类座谈会8次，征求各类意见10余条，走访人员与人大代表面对面征求意见、一对一答疑解惑，认真通报法院年度工作情况及下一年的工作安排，广泛征求其对法院整体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人大代表在充分肯定法院整体工作的同时，也为法院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甚至是建设性的意见，很多意见成为法院改进工作、深化改革的具体措施。2、多邀请。我院在做好走访工作的同时，坚持“请进来”，主要邀请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视察和检查工作，主动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旁听公开审理的案件或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案件的公开庭审，对涉及代表亲属或代表关注的案件，更是主动邀请其旁听，以便增进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3、重承办。我院始终坚持“代表满意为第一要旨”，重点抓好对人大代表的个案监督和工作建议的承办工作。对人大机关、人大代表关注的问题和案件，主管院领导都亲自听取承办工作情况汇报，专门部署交办，向有关庭室下达承办任务，要求各承办单位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加强领导，及时有效地完成承办任务。并建立承办责任制，到期后有结果的报结果，没有结果的报进度。一年多来，我院所承办的人大代表建议、意见，都全部答复了代表，按时办结率100%，代表满意率100%。随着沟通的日益紧密，人大代表对人民法院的工作更加理解、更加关注、更加支持，我院的各项工作步入“快车道”。2003年度我院的工作受到邢台市中院的表彰，整体工作被南宫市委、市政府授予先进集体、优秀单位，精神文明建设被评为文明单位，被命名为“文明行业”，综合治理工作被评为先进单位，行风评议提升两个位次，跨入了先进单位行列。2004年上半年，刑事审判工作，被告服判率100%无一上诉，民事审判工作位列全邢台市第一，“两庭”建设走在全邢台市前列。立足审判工作，完善监督机制，切实完善人大代表联系制度是当前法院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一工作主题，全面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不断学习先进经验，争取人大及广大人大代表更加广泛地理解和支持，为法院工作的健康发展营造更加宽松的执法环境。主动接受监督促进司法公正人大调研责任编辑：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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