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四弘誓愿.pdf

53期第究研学佛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四弘警愿平燕红（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33)摘要：中国大乘佛教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就是菩萨戒，作为菩萨戒的重要部分的发愿，尤其是显教的四弘誓愿与密教的五大愿作为现今僧俗两界公认的正式发愿方式为人所熟知，从印度就有的誓愿在传入中国之后不断发展，直至菩萨本业经提出了法华四句与四圣谛相结合的四弘誓，奠定了中国佛教誓愿的基本形态。之后，四弘誓为天台宗、禅宗所重视，将本宗的哲学概念与四弘誓相合而成现有的四弘誓愿，而汉语语境下的这一系列概念的合与确立的构建过程其实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四弘誓愿的衍生句一一五大愿和四誓愿更是在传入日本之后，成为日本佛教最正式的发愿方式，影响至今。关键词：四弘誓；四弘誓愿；五大愿；智颚；概念构造中图分类号：B9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 0 0-6 1 7 6（2 0 2 3）0 3-0 0 53-0 6佛教自传人中国之日起，就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菩萨戒作为中国戒律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发展进程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菩萨戒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发愿，菩萨在修行中都发心修菩萨、度众生的大愿，以本愿立德并进而实践修行成佛，“成佛，先要发度众生的广大誓愿，建设佛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一切有情众生，若不能实践自己的誓愿，则不成佛”1 1 7。可见，发愿对于中国佛教来说非常重要。关于誓愿的分类这一点，干泻龙祥指出，菩萨的愿可分为一般菩萨的一般愿和特殊菩萨的特殊愿。一般愿又进一步分为十地经中初欢喜地的十大愿系统和四弘誓愿系统2123-138印度本有的誓愿在传人中国之后不断被发展，直至菩萨本业经提出了法华四句与四圣谛相结合的四弘誓，至此奠定了中国佛教誓愿的基本形式。之后，四弘誓更是为天台宗、禅宗所重视，各派僧人将本宗的哲学概念与此四弘誓相合而成现有的四弘誓愿，此后，中国佛教内部的菩萨戒发愿，基本上没有跳出过作为汉传佛教的“总愿”的四弘誓愿的框架。密教在四弘誓愿的基础上提出了本宗独特的五大愿与五誓愿。之后显、密二教的发愿都曾传人日本，与中国盛行四弘誓愿不同，日本真言宗与天台宗最正式的发愿方式是密教的五大愿与五誓愿。现今学界对于四弘誓愿以及五大愿、五誓愿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在整个中国佛教史发展的背景下对四弘誓愿或五大愿（或五誓愿）进行综合全面的分析，从早期的誓愿、到四弘誓或四弘愿、再到四弘誓愿，其内在含义并不相同。隋唐之时的四弘基金项目：第7 3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日本称名寺所藏稀见汉籍佛教文献的调查与研究”（2 0 2 3 M731618），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佛教中国化与中日文化交流研究”（2 3 ZXC001）。收稿日期：2 0 2 2-1 0-2 6作者简介：平燕红，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东亚文献学、唐宋佛教与华严学、文献与思想史研究等。wutaishanyanjiu期总第究研山台54誓其实存在两条诠释路径，之后由于智颚的选择与再诠释，四弘誓进一步发展成为四弘誓愿，并在与天台学、禅学的教学思想相结合的过程中奠定了自已在汉传佛教内部“总愿”的地位；密教的五大愿、五誓愿作为显教四弘誓愿的衍生，在传人日本之后对日本佛教产生了深远且重大的影响。考虑到佛典汉译过程的复杂性，至少翻译佛典中常可见梵文本没有但汉译者添加的内容，故文本只讨论汉语语境下四弘誓愿的概念形成及其发展过程，并将其放人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系统分析四弘誓愿及其衍生句五大愿的起源、发展与最终定型，重新探析这些誓愿如何从单纯的发愿方式逐渐内含化、哲理化，在不断的与显教、密教的其他哲学概念相联系的过程中，发展成为现有的最终概念与形态。一、从弘誓到四弘誓释依淳指出，最初菩萨的发愿都很简单，并不特别强调，可是在大乘佛教兴起，十方三世佛的理念展开后，佛、菩萨在本生中广发大愿的本愿思想随同本生并起出现，本愿成了本生中具体的内容，发大愿成了过去佛授记的依据。本愿的发誓和实践成了证得阿多罗三貌三菩提的先决条件和必备条件，因此，无一佛不以愿成，无一菩萨不依愿行，而所有菩萨总的、共同的愿是度一切众生、成就佛道。11401正是如此，在菩萨戒传入中国的同时，发愿也为人所重视并流行，据干泻龙祥和岸一英的考证，可知四弘誓愿最早的名称并不是“四弘誓愿”而是“弘誓”，“弘誓”此名在中国最早出现于后汉竺大力共康孟译修行本起经中，即“吾从是来建立弘誓，奉行六度四等四恩三十七品”1 3 47 2 6，从此译本并不能了解“弘誓”的梵语原词，支谦（3 世纪末人士）译大明度经中的“弘誓之铠”（Mahasannaha）4480c是能了解“弘誓”梵文原词的最初名词，Mahasannaha的正确汉译应该是“大铠”，支娄迦（1 47 年生）在道行般若经中将其音译为“摩诃僧那僧涅（Mahsanna hasannaddha）15427，意思是“被大铠”或“用大铠装饰”，严格来说僧那（sannaha）或僧涅（sannadaha）都没有“誓”的含义，“弘誓之铠”并没有严格遵循语言上的翻译，但因为大明度经中的“弘誓之铠”展现了菩萨的誓愿（吾当灭度无央数人），故它可以被理解为是表明誓愿的最初梵文。在“弘誓”之后出现的是“四弘誓”一词，“四弘誓”最早的详细介绍来自璎珞本业经（成立于3 7 6-3 7 8 年），“所谓四弘誓，未度苦谛令度苦谛、未解集谛令解集谛、未安道谛令安道谛、未得涅令得涅”6 1 0 1 3，可知“四弘誓”即“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涅樂者令得涅梁”，7 1 9 F的法华四句与四圣谛结合生起的誓愿。关于璎珞本业经的真伪，干泻龙祥采用了望月信亨的论断，认为此经应是梁代以前、5世纪末之时在中国产生的经文，并不是从梵文翻译而来的纯粹的佛典。基于璎珞本业经的解说，我们唯一能确认的只有在梁代之时的中国，“四弘誓”指的是“未度、未解、未安、未得涅”的法华四句与四圣谛结合而生起的誓愿，我们必须承认“未度、未解、未安、未得涅”的法华四句与“四弘誓”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未度、未解、未安、未得涅”法华四句在不同时期出现在多部汉译佛典中，据香川孝雄的考证，“未令”法华四句的定型文并非是大乘佛教的创说，汉译阿含经和巴利文经典中均有相似的说法，应是很早之前就定型化未令)的四句为法华经所采用，随着誓愿思想的发展被改编成誓愿文，这一誓愿四句不仅为大乘佛教采用，也为说出世部、有部、法藏部等部派佛教使用，但南传佛教中类似于这样的四句誓愿却并不存在。其次“四弘誓”一词也曾出现在各种佛典中，如萨婆多昆尼昆婆沙不退转法轮经佛性论菩萨璎珞经等，这些经文中虽然出现“四弘誓”一词，但却没有详细内容的介绍。法云（46 7-52 9）在诠释法华经之时也特别指出“从未度者令度下，明四弘誓之德 1 8 1 6 48“四弘誓如宝绳交珞，若不交珞者容有退坏，内合明圣人虽复有大慈大悲，若无四弘誓任持此慈悲，可有退失之义也。未解者令解，未度者令度，此两誓则持大悲拔苦也。未安者令安，未涅梁者令得涅檗，此两誓则持大慈与乐也”1 6 2 h，他认为法华经中的“未度者令度”四句就wut2L期第是表明弘誓之德的内容，与梁代璎珞本业经将法华四句与四圣谛相合来定义“四弘誓”的内涵一致，从此开始发愿已经踏上了中国化的进程。二、隋唐之时发愿的两条诠释路径之后“未度苦谛令度苦谛、未解集谛令解集谛、未安道谛令安道谛、未得涅躲令得涅躲”这一法华四句与四谛相结合的“四弘誓”就为中国僧人所重视，吉藏（549-6 2 3）就曾提出，四弘誓愿就是未度苦海令其得度、未脱业烦恼缚令得脱之、未得道谛之安令得安之、未得灭谛涅躲令得涅躲，并明确指出璎珞本业经以四谛立四弘誓愿，故前二者是大悲愿，后二者是大慈愿；年代不明的敦煌本本业璎珞经疏也指出，四弘誓说未度苦谛令度苦谛、未解集谛令解集谛、未安道谛令安道谛、未得涅檗令得涅躲。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璎珞本业经中的诠释路径之外，其时还存在着另一条诠释路径，以窥基（6 3 2-6 8 2）、慧沼（6 52-7 1 5）为代表，与将法华四句与四谛结合起来的发愿不同，他们只关注法华四句、并以此来发“四弘愿”。此处要注意的是，窥基虽然在诠释之时使用的是“四弘愿”一词，但在笔者看来其指代的实际内容与“四弘誓”无异，在早期经典中出现过各种“四弘誓”与“四弘愿”，有时这些名称也仅仅只是出现其名而并无解释，但在璎珞本业经出现很久之后的隋唐时期，说起“四弘誓”“四弘愿”之时即使不出现其内容，大家也能确定其内容应当为“度苦、断集、证灭、修道”，例如，圆测就在仁王经疏中提出“说四弘愿，诸众生知苦断集正灭修道”9 “如璎珞经说，愿一切众生度苦断集证灭修道，名四弘愿”1 9 3 9；高丽沙门谛观提出应缘四谛境发四弘愿，一未度者令度、二未解者令解、三未安者令安、四未得涅躲者令得涅，此处圆测、谛观使用的是“四弘愿”，但其内涵与“四弘誓”无异，故在笔者看来，隋唐之时的“四弘誓”“四弘愿”指代相同，而此处试图解释的重点在于，其时其地有一批人侧重于璎珞本业经中法华四句与四谛相结合的诠释路径，而有另一批人仅仅只关注法华四句的诠释路径，后者的数量虽然并不多，但也有其影响力。窥基提出四弘愿即未离苦愿离、未得乐愿得、未发菩提心愿发菩提心、未成佛者愿早成佛，这就是单纯基于法华经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五台山万佛阁清代文殊殿佛学研究55得涅梁令得涅躲”四句而发起的誓愿；慧沼也指出有未离苦者欲令离苦、未得乐者于令得乐、未能发心断恶修善者于令断恶修善、未成佛者愿早成佛等四缘悲愿，“未度者令度”的“度”是“离苦”，“未解者令解”的“解”是“断恶修善”，“未安者令安”的“安”是“得乐”，“未涅者令得涅”就是“未成佛愿成佛”，如是依四誓愿化生次第。此诠释路径大多作为回向功德的大愿被使用，慧沼、湛然（7 1 1-7 8 2）、明旷、遵式（9 6 4-1 0 3 2）等人皆以“四弘愿”来忏悔受戒所生功德、并回施一切众生。有趣的是此发愿还曾流传至大理国，1 9 56 年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凤仪北汤天董氏宗祠发现广施无遮道场仪，其“赈济法事”部分明确载有“未离苦者愿今离苦、未得乐者愿今安乐、未发无上菩提心者愿今发心、已发心者愿早成佛 1 0 3 7 0,2iiu期第究研山台56关于“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知，无上佛道誓愿成”的四弘誓愿，干泻龙祥指出这四种誓愿到底是智颚自身的创见，还是他根据印度传来的哪部著作而提出的这一点完全没有任何头绪，但是之后唐元和六年（8 1 1）由般若三藏与灵仙共同翻译的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载有“一切菩萨复有四愿成熟有情住持三宝，经大劫海终不退转。云何为四，一者誓度一切众生，二者誓断一切烦恼，三者誓学一切法门，四者誓证一切佛果”，此经是从梵文而来的纯粹翻译，唐人进行修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且从文句来看与原典并无相左之处，故可以推测在印度很久之前就已流行这四种誓愿，那么“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知，无上佛道誓愿成”就不是智颜的原创，而是从印度传来的概念。此外他还补充到，智颐在其著作中其实并没有提出“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知，无上佛道誓愿成”就是“四弘表明其时的阿咤力僧人在进行密宗无遮道场仪式之时会以此“四弘愿”广发大心。璎珞本业经对汉语语境下的誓愿概念的产生与确立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它奠定了中国佛教发愿的最普遍的两种形式：第一种诠释路径就是以四圣谛立四弘誓，四弘誓即未度苦谛令度苦谛、未解集谛令解集谛、未安道谛令安道谛、未得涅檗令得涅躲的四圣谛与法华四句的结合；第二种诠释路径是只诠释法华四句，认为四弘愿就是未离苦愿离、未得乐愿得、未发菩提心心修善断恶愿发菩提心修善断恶、未成佛者愿早成佛。这两种诠释路径都为其时的僧人所广泛使用，四弘愿更是远传大理国，成为阿咤力僧人进行密宗无遮道场仪式之时所用的誓愿。但是，此时的四弘誓或四誓愿都还仅仅只是发愿方式，还没有出现“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知，无上佛道誓愿成”的内容，这些都是智颜之时才出现的，智颐赋予了四弘誓以新的哲学概念，使其内涵进一步被丰富，也使得誓愿的中国化进程迈进了新的征程。三、四弘誓愿与宗派哲理的合誓愿”或者“四弘誓”，他在提到“四弘誓”或“四弘誓愿”之时指的仅是“未令”法华四句与四圣谛相结合的誓愿，真正将两者合的是智颚的弟子灌顶（56 1-6 3 2），灌顶在观心论疏中提出以苦谛起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一弘，以集谛起烦恼无数誓愿断为二弘，起法门无尽誓愿知为三弘，起无上佛道誓愿成为四弘。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仍有商榷的地方。首先，智颚的老师慧思早在受菩萨戒仪中就念诵了“四弘愿”，即“次发四弘愿（随戒师三遍唱念），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量誓愿断，法门无边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1 50-3 51，此点表明了或者可以说汉语语境下的四种誓愿的源头应是慧思并非智颚，但慧思在此处仅仅念诵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四种誓愿，并没有将其与上述“未度苦谛令度苦谛”相结合，完成此事的是他的弟子智颜。智颐不仅在早期著作中就明确了未度苦谛令度苦谛、亦云众生无边誓愿度，未解集谛令解集谛、亦云烦恼无数誓愿断，未安道谛令安道谛、亦云法门无尽誓愿知，未得涅令得涅、亦云无上佛道誓愿成，更是在后期著作中采用藏、通、别、圆四教与生灭、无生、无量、无作四种四谛的概念来诠释誓愿的内涵。在初期的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中，智颐基于璎珞本业经的诠释路径，进一步将其与慧思四弘誓相结合，明确提出菩萨以中道正观、诸法实相怜焖一切，起大悲心，发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就是未度者令度、亦云众生无边誓愿度，未解者令解、亦云烦恼无数誓愿断，未安者令安、亦云法门无尽誓愿知，未得涅檗令得涅、亦云无上佛道誓愿成，以此四法来对照四谛，且这个概念在他前后期的著作中都被一以贯之地提及，包括金光明经文句维摩经玄疏等。至此后世广泛流传的四弘誓愿的模型就已经被建立起来了，即“四弘誓”=“未度者令度法华四句+“苦集灭道”四圣谛=“众生无边誓愿度”四句=“四弘誓愿”。但智颐的创新并不止于此，在天台隐栖时代撰写的法界次第初门中，他说明了凡夫二乘虽有慈悲，但无弘誓之德，只有菩萨能以慈悲缘四真谛、诸法实相之慧发四愿，这就是utu期第究研学佛发菩提心；并进一步提出菩萨所发四种弘誓所缘的四谛与声闻的四谛有半字、满字的区别，声闻只了解半字有作四谛，菩萨明满字无作四谛；且两者教门也不同，三藏教、通教缘有作四圣谛而起，别教、圆教缘有作无作二者四圣谛而起。到了晚年的四教义，智更是明确了生灭四谛、无生四谛、无量四谛、无作四谛四种四谛，并将其与藏、通、别、圆四教对应，三藏教众生缘生灭四谛而起四弘誓愿，通教三乘缘无生四谛而起四弘誓愿，别教菩萨缘无量四谛而起四弘誓愿，圆教菩萨缘无作四谛而起四弘誓愿，其中圆教诠释因缘即中道、无作四实谛理，知涅躲即生死就是无作苦谛，知菩提即烦恼就是无作集谛，知生死即涅躲就是无作灭谛，知烦恼即菩提就是无作道谛。之后禅宗慧能（6 3 8-7 1 3）更是提出应从“自性”的角度来发四弘大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是众生自性自度，自有本觉性能够悟见正见般若之智，除去愚痴迷妄；“烦恼无边誓愿断”是自心除去虚妄；“法门无边誓愿学”是自身学习无上正法；“无上佛道誓愿成”是自身远离迷执，除却迷妄，自悟佛道成。慧能将重点放在众生自心之上，破斥了对外在烦恼、心外法门、心外佛道的执着，提倡众生要以自身真正的智慧来除却虚妄的无明。综上所述，四弘誓愿作为菩萨戒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上述的文化背景中不断被构造、被诠释，从本生经中出现的大愿思想，最终与中国佛学宗派的各种思想教义相合，成为了中国佛教不可或缺的部分，并在定型之后衍生出各种形态，其中密教的五大愿与四誓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四、四弘誓愿的衍生五大愿（四誓愿）及其东传日本智颜之后，“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尽誓愿知、无上佛道誓愿成”的四弘誓愿更是发展出多种多样的衍生句1 2 1 8-33，其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密教的五大愿和四誓愿。五大愿的内容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福智无边誓愿集、佛法无边誓愿学、如来无边誓愿事、无上正觉誓愿成”，在无畏三藏禅要受菩提心戒仪秘要法品最上乘受菩提心戒及心地秘决等唐代密教佛典中被提出。沙夫(RobertH.Sharf)教授认为“大乘无生方便门与坛经都引用了四弘誓愿，这一四弘誓愿成为了天台宗与禅宗普遍使用的礼拜仪式。然而无畏三藏禅要中引用的是“誓发无上菩提心的五大愿，这一发愿方式成为了日本真言密教仪式的标准。但是，这两种发愿方式很明显有其相关性，因为两者其中的三句誓言几乎相同。虽然很难确定这两者在年代上的精确关系，但有证据指出善无畏的版本是五大愿在中国的起源。”13104他发现了四弘誓愿与五大愿两者在结构上的相似，但随后又指出此五大愿在印度并不为人所知，在印度也没有找到其梵语原本，仅在中国可知，很有可能与四弘誓愿一样，五大愿也是中国的发明。干泻龙祥更是直接提出五大愿是密教僧人将四弘誓愿进行密教化改造而成的产物，加人“福智无边誓愿集”这一点对于注重现、当二世利益的密教来说是极其理所当然的。2135五誓愿在中国的典籍中不见任何踪迹，但在空海从大唐带回的佛教文献合集三十帖策子中收录了授发菩提心戒文一文，此文就记载有五誓愿，根据平燕红的研究14158-16可知四誓愿的具体内容为“誓愿断除一切众恶，誓愿修习无边法门，誓愿度脱一切众生，誓求如来一切胜果”，授发菩提心戒文与四誓愿为空海所重视，被编人其大日经开题和秘密三味耶佛戒仪，并在之后为仁海（9 51-1 0 46）、济暹等人所重视。苦米地诚一指出，授菩提心戒文的成立年代最大可能是菩提心义成立以后至空海人唐的时间段内，且此文很有可能就是不空的翻译。虽然五大愿和四誓愿都来自不空的翻译，但正如彭瑞花的考证，不空是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根据无畏三藏禅要编撰受菩提心戒仪。很多文本并非是由梵文直接翻译而来，而是由译经人根据其时其地的中国国情编译而成，这也导致了现今我们处理这些翻译经典需要非常注意这些方面，正如沙夫、干泻龙祥等wutaishanyanjiu责任编辑：王国棉58期总第究研山台学者考证的那样，五大愿是四弘誓愿的衍生，是密教僧人在显教四弘誓愿的基础上编改的成果，其实四誓愿与五大愿一样，也是四弘誓愿的衍生。相比较五大愿，四誓愿与四弘誓愿在结构和内容上更为接近，除了四誓愿的第一句“誓愿断除一切众恶”与四弘誓愿的第二句“烦恼无量誓愿断”在内容上稍有出人外，余下三种誓愿在内容上可以认为是一致的。据湛然（7 1 1-7 8 2）在止观辅行传弘决中提出的“四弘誓中众生烦恼为恶，法门佛道为善，遮恶为遮持，持善为怨持”1 53 4来看，四弘誓愿“烦恼无量誓愿断”就是四誓愿“誓愿断除一切众恶”，但若是反向推导，烦恼虽为恶，但恶并不专指烦恼，恶的范围远远要比烦恼大得多。因此在笔者看来，四誓愿作为四弘誓愿的衍生，其范围却比四弘誓愿更为广大。综上所述，四弘誓愿的衍生一一五大愿和四弘誓都曾被传人日本，五大愿为空海、仁海、济暹等僧人重视，四誓愿为安然（8 41 年生）、觉（1 0 9 5-1 1 43）等人所重视，最终成为日本真言宗与天台宗最正式的发愿方式，至今在真言宗的宗教仪式中五大愿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四誓愿作为胎藏法次第相承的大愿并没有在中国的经轨中流传，但五大愿在唐密僧人之外，还为唐裴休（7 9 7-8 7 0）、宋净源（1 0 1 1-1 0 8 8）、辽志仙、辽道殿（1 0 56-1 1 2 8）等僧人念诵传持，直至清代云栖袜宏（1 53 5-1615）仍念诵五大愿。作为汉传佛教“总愿”的四弘誓愿，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了从单纯的发愿，到合了中国宗派佛教哲学内涵的概念的转变。这一系列概念的确立与构造其实也是佛教中国化非常重要的内容，它在奠定了中国佛教菩萨戒的发愿方式的结构之后，更是衍生出多种多样的形态，其中密教僧人发展出的五大愿与四誓愿更是远传日本，对日本佛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日本佛教最正式的发愿方式。参考文献：【1 释依淳.本生经的起源及其展开/中国佛教学术论典（第9 3 册）M.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 0 0 4.2干泻龙祥，本生经類思想史的研究 M.东京：东洋文库，1 9 54.3 修行本起经大正藏（第3 册）M.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 9 6 0-1 9 7 9.【4 支谦.大明度经/大正藏（第8 册）M.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 9 6 0-1 9 7 9.【5支娄迦译.道行般若经大正藏（第8 册）M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 9 6 0-1 9 7 9.6 竺念佛译.菩萨璎珞本业经大正藏（第2 4册）M.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 9 6 0-1 9 7 9.【7 】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大正藏（第9 册）M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 9 6 0-1 9 7 9.【8 法云.法华经义记大正藏（第3 3 册）M.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 9 6 0-1 9 7 9.9 圆测仁王经疏1 大正藏（第3 3 册）M.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 9 6 0-1 9 7 9.1 0 侯冲整理.广施无遮道场仪藏外佛教文献（第6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 9 9 8.【1 1 慧思.受菩萨戒仪新纂续藏经（第59 册）M东京：国书刊行会，1 9 7 5-1 9 8 9.1 2 野本觉成.四弘誓相 .天台学报46，2003.13 Robert H.Sharf,“Buddhist Veda and the Rise ofChan,Chinese and Tibetan Esoteric Buddhism,Leiden:BillAcademic Pub,2017.1 4平燕红.唐密五大愿及其在日本佛教的发展 J佛学研究，2 0 2 0（1），1 5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大正藏（第46 册）M.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 9 6 0-1 9 7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