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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机能、机理及政策供给机制.pdf

1、社会学研究收稿日期2023-06-15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助力河北乡村振兴的政策供给研究”(20220202467)作者简介王振艳(1984),女,吉林白山人,副教授,硕士,从事文化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机能、机理及政策供给机制王 振 艳,李 佳 蕊(燕山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摘 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乡村文化的独特要素,可为乡村振兴提供多维价值支撑。为了充分释放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巨大潜力,应从机能、机理、机制三个维度,系统地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经济、文化和治理方面的独特机能,在非物质文化

2、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运行机理基础上识别其现实瓶颈,从而对症下药,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有效政策供给机制:从碎片走向整合,构建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政策主体全过程在线机制;从分割走向协调,构建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政策客体全覆盖协同机制;从泛化走向精准,构建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政策工具全方位适配机制。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乡村振兴;政策供给中图分类号G122;F320.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23)09-0159-1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

3、组织振兴”。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与乡村有着密切的历史关联和现实关联,非遗要素作为乡村生产生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一种内源性动力,以951其独特价值来与乡村振兴实现耦合发展。当前,学界关于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对非遗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进行概括性阐释,并探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基本路径。学者们认为,非遗在乡村振兴中起到了积极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1。一方面,非遗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活力,“促进乡风文明”2,同时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文明乡村”,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力量”3。另一方面,发展非遗产业及相关产业

4、是“振兴乡村经济的重要途径”4,乡村非遗是“乡村文化振兴重要的旅游和经济资源”5,“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基础的产业发展为乡村群众致富提供了新渠道”6。通过解释宏观现象,或者扎根典型案例的实践样态,学界总结归纳出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不同模式,例如旅游带动传统工艺复兴的产业振兴“西江模式”7,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的勾蓝瑶寨“洗泥宴”模式8,以传统工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傩雕工艺”模式9。综合来看,已有的研究关注的多为非遗本体问题,提出的多为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零散建议,缺乏微观层面系统深入的具有科学意义的挖掘,未从系统角度出发来与乡村振兴研究充分耦合。要使非遗作为要素在乡村振兴中充分

5、发挥作用,就要从微观层面探析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有效机能及其发生机理,探明其复杂过程的错综脉络,并最终找到症结和药方。因此,本研究基于系统性分析,从机能、机理、机制三个维度出发,探索非遗如何有效赋能乡村振兴。在系统中,机能是各要素、各部分应具有的功能和作用。系统中各要素为了实现既定功能而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就是机理。探寻系统各要素内在机理的目的则是更好地探索各要素、各结构的运行方式,寻找更有效的机能实现机制。非遗作为乡村振兴中的独特要素,以其要素优势耦合乡村振兴,在系统中充分发挥其价值优势,形成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独特机能。但是,非遗要素与乡村振兴并非天然耦合,与政策要素也并非

6、自然互嵌,要素嵌入系统的现实过程中可能出现机理错位。这就需要我们根据要素机能来规避现实困境,找到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系统化的政策机制。对非遗要素机能的识别,就是为了更好地识别要素机能内在发生机理的偏差,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现实有效的政策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要素优势,以促进非遗要素与乡村振兴的耦合。二、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独特机能 乡村非遗作为乡村振兴的独特要素,以其独特机能精准瞄向乡民生活,可以给乡村振兴提供经济动力、文化营养和治理基因。乡村非遗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有利于促进乡村地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最终助力建设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体发展的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参见图 1)。061

7、学术交流 2023 年第 9 期图 1 乡村非遗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机能 (一一)非非遗遗为为乡乡村村全全面面振振兴兴提提供供经经济济动动力力 乡村非遗是乡村文化中一个绚烂多彩的组成部分。汉娜尔考维恩(Hannele Koivunen)认为,“当文化被视为社会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时,被阿多诺赋予否定色彩的文化产业获得了新的、积极的含义”10。优秀文化在当今社会发展中以积极姿态适应潮流,以产业化形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汤姆奥里甘(Tom Oreagan)认为,农村发展文化产业时可以利用文化遗产资源,“它关系到在重要的并且正在发展的旅游产业中给乡村和地方社区一席之地的问题”11。乡村地区丰富的非遗资源正是

8、乡村振兴不可忽视的文化宝藏。通过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12,精准识别乡村非遗资源的文化产业价值,可以促进乡村产业兴旺,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经济动力。非遗的文化产业价值可有效赋能乡村振兴。戴维思罗斯比(David Throsby)将文化资本视为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并列的第四种资本13。乡村非遗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可向产业资源转变,形成乡村地区独特的文化资本,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产业价值,并将产业模式嵌入乡村结构网络,通过要素优势撬动整体系统,以文化资源动能实现非遗与乡村振兴的耦合。乡村非遗的独特文化标识凸显乡村地区特色,可推动乡村非遗要素与旅游业深度融合,形成“非遗+旅游”的产业发

9、展模式,在乡村地区构建稳定、多元、绿色的产业链,打造乡村特色产业。非遗旅游可为乡村旅游增添文化吸引力,通过“非遗+节庆”“非遗+演艺”“非遗+体验”增加乡村旅游的魅力,吸引游客观光体验,带动以非遗要素为核心的涵盖餐饮、交通、住宿等产业的多产业融合发展。产业落地乡村地区,可从源头上激发乡民创业就业活力,促进“全民参与旅游开发、全民受益旅游从业”,使乡民成为非遗产业发展的直接推动者和受益人,以主人翁姿态积极主动探索利用非遗文化资源增加收入。唤醒乡村非遗这个“沉睡的艺术”,依托旅游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通过产业链条延伸触发多产融合,借助产业链驱动乡民,激发创业就业活力,乡村非遗“老文化”可以撬动乡村经济

10、“新动能”。乡村非遗从文化资源向文化资产转变,可实现非遗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耦合,将非遗文化资源嵌入乡村产业,转化为生产力,为乡村振兴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161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机能、机理及政策供给机制与此同时,“非遗+旅游”的产业化发展体现绿色发展模式,旅游产业发展推动植树增绿、人造景观、水源改造等项目落地乡村,完善乡村地区供电排水、旅游厕所、停车场地、游览道路等基础设施,保护和提升改造特色民居,改善乡村生存空间的生态质量。乡村非遗旅游产业发展促进乡村地区合理规划布局,实现土地利用与非遗旅游的良好衔接,形成非遗文化体验区、非遗产品销售区、非遗特色游赏区、乡民农耕区、乡民居住区等以非遗为核

11、心的多种功能区,做到统筹衔接、特色鲜明,促进乡村生态宜居。乡村非遗以其独特的文化产业价值与乡村旅游业融合,形成“非遗+旅游”绿色产业发展模式,可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经济动力。(二二)非非遗遗为为乡乡村村全全面面振振兴兴提提供供文文化化营营养养 文化从正、负两个方向来规范社会行为,其中正向是通过社会价值标准、社会精神以及各种行为礼仪来引导社会行为。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乡村非遗直接源于乡民的生产生活,浸透着乡村的价值、意义和规则,引导着乡民的心理、关系和行为。乡村非遗以其文化机能瞄向乡民文化生活,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触发乡民内心的归属感和依托感。乡村非遗的文化

12、内涵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展现出独特的乡村审美,表现出乡民的生存愿望、生活情愫和理想追求。非遗“既是那一方水土独特的精神创造和审美创造,又是人们乡土情感、亲和力和自豪感的凭借,更是永不过时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14。乡村非遗资源具有情感依托价值和品格塑造价值,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营养,促进乡风文明。“乡村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空间概念,而是一个复合体:其既是一个乡民生产生活的空间区域,为乡村和城镇生产和再生产提供资料,维护经济社会的稳定,又承载美丽乡愁,是人们思想和心灵上的归宿和坚实依托。”15乡村非遗诞生于乡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之中,寄托着乡民朴素的情感和愿望。乡村非遗在农耕时代与乡民生活融为一体,乡

13、民在节庆、祭祀、婚礼以及日常生活中创造和传承非遗,非遗承载着乡村地区独特的文化内涵,展现出深远、宝贵的情感依托价值。乡村非遗积淀了美好的精神、品格、态度、信仰、伦理等内涵,是乡村地区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乡村非遗是乡村建设中的民心纽带,潜移默化地树立村庄共同体意识,实现乡民的社会性联结。乡民以非遗为核心载体,将非遗文化活动作为交流情感的方式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乡村秩序的维持提供文化力量。非遗在乡村建设中生出情感之根,融入乡民血脉之中,唤醒深埋于乡民心底的乡土情怀,承载他们乡恋乡愁的精神家园,可为乡村的全面振兴提供精神力量和情感依托。乡村非遗具有文化载体属性,更为核心的是其价值属性

14、。非遗文化在赓续中不断融进乡村精神血脉里,体现了乡村非遗独特的品格塑造价值。非遗的“非物质”属性对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良性渗透作用,润物细无声,塑造着乡民的精神品格。非261学术交流 2023 年第 9 期遗是乡风文明建设的有力载体,传统的民俗、工艺、戏剧、舞蹈等非遗形式往往传递着为人处世、警世劝世的良言,蕴含着诸如爱国治家、忠顺孝悌、仁爱信义、艰苦奋斗、勤劳勇敢等优秀品格,潜移默化地陶冶乡民情操,塑造乡民精神品格。在乡村建设中,非遗文化展现的优秀品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相辅相成,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提高乡民思想道德素质。同时,乡村非遗蕴含着公共文化服务因素,能够满足乡民茶余饭后、农

15、闲时节对于休闲娱乐的普遍性需求。非遗作为文化载体,提供丰富的文化活动,可使乡民受到文化熏陶而远离赌博、迷信等陋习。在以文化建设乡村的过程中,非遗成为乡村审美提升的载体,让乡村地区流淌着非遗的艺术血脉,有助于引导乡民在艺术升华中向真、向善、向美,从而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三三)非非遗遗为为乡乡村村全全面面振振兴兴提提供供治治理理基基因因 20 世纪的西方学者就已经认识到文化在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福柯的“治理术”关注到文化机制和机构,以更微观的角度看待文化与权力的关系16。而后,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治理领域,文化政策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

16、治理的手段”17。乡村非遗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化治理因素。以文化“软治理”手段将乡村非遗所蕴含的人际交流价值和教育规范价值嵌入乡村治理体系之中,可为乡村治理提供文化治理基因。乡村非遗作为乡村独特的文化构成,其所具备的人际交流价值在维持乡村社会稳定、构建乡村和谐关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非遗携带的文化符号通过舞蹈、美术、戏剧、手工、礼仪等“非物质”形式展现出来,以无形的方式滋润乡民内心的真善美,激发他们内心的共鸣,是扭转当下乡村人情关系日益淡薄、宗族关系日益淡化等疏离现象的一剂良方。非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是乡村人际关系的“黏合剂”,这种“黏合剂”是人与人之间情感

17、关系的重要纽带。非遗活动将乡民联系在一起,可以融洽人际关系,激活村庄共同体意识。在不断的活动交往中,乡民之间高度互动,可为他们创造围坐在一起商量治家治村之策的有效时机。乡村非遗为乡村治理注入人际交流价值,其文化形式呈现出“和为贵”“和谐友善”“邻里团结”“有事多商量、有事齐商量、有事大家商量办”的治理内涵。尤其是当乡民邻里因日常琐事而产生矛盾隔阂时,共同参与或者观赏乡村非遗表演可为化解双方矛盾提供良好契机和文化滋润,促使双方握手言和。乡村非遗所承载的文化治理“血脉”在村庄共同体中以“人文关照”形式表现出来。以乡村非遗为纽带,可从情感交流和矛盾调解两个维度维持乡村社会稳定,促进乡民有效沟通交流,

18、为乡民自治提供人际交流价值支撑。乡村非遗以其独特机能瞄向乡民日常生活,为乡村治理提供教育规范价值,通过其中蕴含的伦理规范和道德观念滋养乡民精神世界,促进乡村教化、德治。“公共治理361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机能、机理及政策供给机制就是组织、构建、发展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社会实践,公共治理就是文明的治理。”18好的公共治理以积极向善的文化为内在支撑。乡村非遗所蕴含的文化治理基因将乡村振兴引向德治、善治,为乡村振兴提供文明治理导向。城市工业文化一度猛烈冲击传统社会文化,导致人们产生迷茫、空虚、失落、寂寞等负面情绪,甚至不加辨别地接受功利主义、利己主义、非道德主义价值观念。乡村非遗文化通过吹拉弹唱、跳扭舞画

19、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全方位地浸润乡民生产生活。这些传统的表演活动、手工绘画、礼仪风俗抒发的是乡民愉快的心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非遗文化活动和仪式有助于乡民排解负面情绪,树立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和憧憬。这样,也就实现了对乡民的教化功能。同时,文明的教化意味着秩序的形成,而秩序在礼制的规范下运行。乡村非遗展现一种文明礼仪秩序,非遗的文化内涵注入村规民约、道德规范、家风家训之中,非遗蕴含的教育规范价值成为规范乡民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一种基本力量,对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具有重要作用。非遗在乡村治理中成为德治的符号,嵌入乡村治理网络之中,塑造社会治理所需的精神文明,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的“善”,

20、从而实现乡村治理的“兴”,保障乡村“治理有效”。三、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机理及其偏离 非遗与乡村振兴之间并非具备天然关系,而是需要借助特定的纽带,才能达成联结,并在联结中实现非遗对乡村振兴的赋能。在实践中,政策供给往往是最基础且最关键的纽带,赋能是乡村非遗要素与政策要素耦合的结果。乡村非遗以经济价值、文化价值、治理价值赋能乡村振兴。若将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整体系统视为平整的河面,则唯有政策要素这种“石子”的投放才能在“水波不兴”的河面荡起层层涟漪,荡起的涟漪便是赋能的表现,其所形成的“涟漪效应”促使水波形成,正如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工具之间的交互作用可成为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政策主体作

21、为推动赋能的关键力量,成为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系统的主动机理;政策客体作为系统中的目标群众参与到非遗赋能乡村振兴中,成为“水波”形成的从动机理;政策工具是“水波”形成的手段方式,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系统中成为能动机理。相应地,乡村振兴政策要素在现实中出现的偏离状况则会造成有效赋能的瓶颈(参见图 2)。图 2 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机理与瓶颈461学术交流 2023 年第 9 期(一一)非非遗遗赋赋能能乡乡村村振振兴兴的的内内在在机机理理 第一,政策主体与主动机理。政策主体作为主动机理,直接推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过程,发挥关键主体作用。政策主体是指直接或间接参与政策全过程的个人、团体或组织19,在政策的制定

22、、执行、监督等环节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整个过程中,政策主体作为主力,发挥着关键作用,参与到政策制定、执行与监督的方方面面。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政策制定环节,政策主体主要根据政策目标,制定适应本地区的政策和规划;政策执行环节的政策主体主要是基层政府,它们因地制宜落实政策,将非遗有效赋能乡村振兴的政策意图转化为政策行动,有效利用非遗资源,采取各种相关行动来落实政策方案,实现政策目标;政策监督环节主要通过评估地区政策执行状况来监督政策落实行为,保障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政策有效落地。政策主体是政策要素发挥优势、保障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第二,政策客体与从动机理。政策客体作为从动机理

23、,全面参与到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协同作用。政策客体主要包括政策发挥作用时所指向的对象,即公民个体及其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由公民个体构成的目标群体,也就是公共政策所要规范的政策对象。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策客体主要是政策的目标群体,即乡民。从空间场域来看,其与乡村非遗要素距离最近;从关系联结角度来看,其与乡村非遗要素联系最密切。乡民不仅是乡村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实际受惠者,也是非遗赋能乡村振兴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他们的态度理念和行为方式对于非遗有效赋能乡村振兴尤为重要。第三,政策工具与能动机理。政策工具作为能动机理,为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提供有效的手段、方式,发挥必要的支撑作

24、用。工具是行动者实际用来或可能用来实现一个或更多目标的任何东西,而政策工具应用的焦点在于政策产出或政策效果的实现。政策工具是政策实施过程中所选取的合适手段,用以保障政策目标的实现。根据政府和公众参与强度的高低,可将政策工具划分为强制性政策工具、自愿性政策工具和混合性政策工具。强制性政策工具也称直接工具,强制或直接地作用于目标群体,后者在响应措施时只有很小的自由裁量余地,甚或没有。强制性政策工具是对相关群体实施行为约束的手段,其发出者一般是政府机构,政府机构履行统治权威时表现为允许政府做职能范围内的任何事,包括发布政策文件、制定规章制度以及对违反者采取惩罚措施。自愿性政策工具的特征则是更多地依靠

25、社会志愿组织,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预期目标,其活动发出者一般属于社会力量。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政策供给中,自愿性政策工具主要体现为政府部门协同社会力量,在乡村非遗产业发展和乡村文化治理中发挥其内在价值。混合性政策工具兼具前面两种工具的属性,其在允许政府将最终决定权留给非政府部门的同时,不同程度地介入非政府部门的决策形成过程。561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机能、机理及政策供给机制 (二二)主主动动机机理理偏偏离离 非非遗遗赋赋能能乡乡村村振振兴兴的的政政策策主主体体问问题题 一是政策制定环节政策主体的缺位。面对乡村非遗这一文化要素,部分政策制定者未能认识到其中的价值,故而忽视它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机能,导致

26、政策注意力投放不足。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考虑问题单一,要么仅仅考虑其文化价值、未认识到其经济价值而导致非遗资源无效利用,要么仅考虑经济价值、忽视内在的文化价值和治理价值而导致非遗资源盲目利用、机能无法有效协同。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将非遗作为地方经济的新增长点,尝试将非遗产品制造、非遗旅游开发作为地方发展的新动能,在非遗资源开发利用中片面关注经济效益而导致非遗文化失真。这就导致乡村非遗要素优势不能在乡村振兴中得到有效的发挥。二是政策执行环节政策主体的错位。在乡村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作为政策主体的基层政府无疑发挥着主体能动性作用,是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主要发力方。一方面,基层政府与乡村非遗距离最近,

27、站在乡村振兴的最前端;另一方面,村干部是基层治理的一线行动者,在非遗有效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起着直接推动作用。然而,政策主体面对下沉政策,往往只是生搬硬套,没有因地制宜地促使公共政策再创新,故而导致乡村非遗要素悬空。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基层政府面临着层级间的行政压力传导,部分基层干部管理理念错位,无法做到非遗文化资源利用与乡村振兴政策良好衔接。例如,基层政府在提供非遗公共文化服务时缺乏深入调研,为完成政策指标而忽视“百里不同风”的文化需求,不能因地制宜地提供非遗公共文化服务。又如,部分基层政府缺乏脚踏实地的管理理念,未曾实际评估乡村非遗的机能,在非遗与乡村振兴耦合型实践过程中工作流于表面。三是政

28、策监督环节政策主体的越位。政策监督评估是政策有效执行和运作的重要环节。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政策监督过程中,主要通过对基层政府行为的督促来保障“乡村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政策落地。一方面,上级政府为了保障政策有效实施,事无巨细地监控每一环节,其出发点是保障和监控政策落地,结果却使“事无巨细”成为基层执行主体的负担,因而导致基层执行主体以形式主义来回应监管。另一方面,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过程中,上级政策主体基于避责态度,选择以问责形式将压力转移给基层政府,使层层压力之下的基层政府不堪重负,导致政策的“悬空内卷”。(三三)从从动动机机理理偏偏离离 非非遗遗赋赋能能乡乡村村振振兴兴的的政政策策客客体体问问题

29、题 一是政策客体在思想上意识欠缺。非遗的机能能否有效释放,非遗能否有效赋能乡村振兴,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政策能否有效运作,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政策主要客体的乡民的作用。其中,乡民的思想意识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乡民的非遗价值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许多乡民以一种事不关己的心态“高高挂起”,认为非遗在乡村振兴中与自己关系不大,因而不能有效地参与到661学术交流 2023 年第 9 期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另一方面,乡村多元主体互动和乡民关系意识是乡村非遗有效赋能的关键。从内在意识到外在行为,从内涵到外延,乡村非遗要素在村庄共同体中的弱化导致乡村情感意识欠缺,乡村非遗嵌

30、入的情感连带机制更多地转向市场化的权力责任连带机制。市场化造成了人情意识的薄弱,致使乡村非遗要素的实际价值悬空。同时,在非遗产业化的过程中,一些文旅从业者缺乏对旅游行业的认识,更缺乏对非遗文化的深层理解,导致非遗产业同质化现象严重,非遗项目缺乏规划,多数处于小规模经营状态,未能形成品牌化、规模化效应。二是政策客体在行动上参与不足。作为乡村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主要参与者,乡民在政策的各个环节缺乏有效的公共参与。在政策制定环节,乡民不能积极参与其中。乡民的行为选择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有限,在政策制定中通常处于外缘位置。在政策执行环节,作为自治组织的村委会不能有效动员村内成员,导致自治效力不足。在非遗赋

31、能乡村振兴政策执行过程中,村委会“等”信号、“靠”上级、“要”资源,奉行“唯上级主义”,不能发动基层群众、发挥乡民自治效力。在政策监督环节,乡民监督力量较为薄弱,具体表现为有效监督机制缺位导致乡民参与渠道狭窄,村委会不作为、乱作为导致乡民监督渠道不通,乡民参与积极性不高导致乡民监督渠道涣散。(四四)能能动动机机理理偏偏离离 非非遗遗赋赋能能乡乡村村振振兴兴的的政政策策工工具具问问题题 一是政策工具选择的不适配问题。“政策工具作为目标与结果之间的桥梁,其正确选择和科学设计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基本保障,选用何种政策工具对政府能否达成既定政策目标具有决定影响。”20客观而言,强制性、自愿性、混合性三类政

32、策工具都有其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如果能够扬长避短地进行政策工具的选择利用,不失为明智之举。然而,在现实的政策工具选择过程中,政策主体却难以根据现实状态来作出事半功倍的选择。这主要体现在政策主体的政策能力问题方面,上级政府作为中央政策信号的接收者,面对中央指示时不知因地制宜合理变通,只会片面运用强制性政策工具,用政策制定、管制等手段促使政策刚性运作,导致政策实施面临“悬空”的危险。另外,政策主体对三类政策工具的认识有待提升。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过程中,政策主体对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认识不足,未能真切理解三类政策工具分别适合的政策环境,导致盲目选择,甚至为了迎合上级、显示“政绩”而作出不切实际的选择。二

33、是政策工具使用的不协同问题。“在同一公共事务治理中,强制性工具和自愿性工具无法共生共存,甚至彼此消解,或者由于现实原因而必须有所取舍,两类工具之间的冲突在现有情境中不可调和,即无法找到衔接点和有效的衔接方式,进言之,要想实现有效的组合运用,就必须解决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问题。”21然而,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政策供给过程中,存在三种政策工具不能有效协同运作的问题。一方面,政策主体在面对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政策问题时,往往将其简单化,选择单一政策工761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机能、机理及政策供给机制具,抑或不加变通地“只使用”一种工具。政策问题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单纯地选择一种或“只使用”一种政

34、策工具,是政策使用环节的固化思维。另一方面,对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政策工具的使用缺乏合理有效的监测手段,不能保障三种工具的有效协同,也就无法充分发挥三种工具各自的优势。四、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政策供给机制 若要实现非遗对乡村振兴的耦合赋能,就需在科学精准识别乡村非遗机能、探究其赋能乡村振兴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针对现实瓶颈,构建出全过程、全覆盖、全方位的政策供给机制(参见图 3)。图 3 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政策供给 (一一)从从碎碎片片走走向向整整合合,构构建建非非遗遗赋赋能能乡乡村村振振兴兴政政策策主主体体全全过过程程在在线线机机制制 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是政策有机嵌入的整体过程,而不是某一简单化的碎片阶

35、段。其间,政策主体作为关键主力,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整体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保障政策主体有效参与政策供给全过程,保持政策主体在政策全过程中的“全在线”,是非遗有效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政策充分发挥效用的一个关键。一是政策制定环节要保障政策主体“到位”。上级政府根据中央的乡村振兴政策目标,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应本地区的规划和政策。一方面,政策主体要加强对非遗资源价值的有效识别,注重发挥非遗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机能。最重要的是加强对非遗资源的多效协调利用,重视非遗在经济、文化、治理多方面的价值。切勿厚此薄彼,只在乎非遗带来的短期经济效益,而忽视非遗长期的文化价值和治理价值;也不可囫囵吞枣,对非遗

36、资源价值不加辨别地盲目利用,导致非遗资源失真失序。另一方面,政策主体要重视非遗资源的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注重发挥政策优势,引领非遗文旅产业发861学术交流 2023 年第 9 期展。要通过政策嵌入,形成适合本地区的“非遗+旅游”产业模式,利用政策鼓励非遗资源合理开发,将非遗特色转变为地方发展的产业优势。同时,从政策制定层面保障产业发展的连续性,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要强化政策制定主体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政策注意力,保证政策的制定嵌入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二是政策执行环节要保障政策主体“在位”。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基层政府是关键主体,必须加强队伍建设。首先,要锻造基层干

37、部的行动力,以乡村振兴为价值导向,促进非遗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发展,强化基层组织的保障和动员能力,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能力建设,对基层干部的年龄结构进行优化,改善基层干部学历低、“老龄化”的现状,为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政策执行过程注入活力。其次,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政策能力素质培训,避免他们在政策落地过程中死板应对而不因地制宜地对政策进行再创新。同时,基层干部要强化、优化管理理念,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政策实施过程中,以创新、发展、绿色、可持续的观念确保政策落地。对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要深入开展实地调研,确保一村一品、一村一风貌,保障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化发展。最后,要为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注入人才优势,

38、选派一批优秀的大学生村官、吸引一批专业人才、吸纳一批非遗传承人和经纪人,着力打造一支有理想、爱乡村、懂非遗、懂振兴的基层人才队伍。三是政策监督环节要保障政策主体“适位”。政策监督是对政策实施效果和政策目标完成状况的评估,目的在于循环提升政策制定质量和执行效果。在政策监督过程中,一方面,要健全责任体系,明晰基层管理职责。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基层政府是政策落地的关键,但这并不意味着基层政府对所有的事情都要负责、都能负责。要明晰不同层级、不同职能部门的责任边界,使各项职责归属明确,防止职责重叠和职责间隙,保障基层政府有效运作。另一方面,要完善问责制度,科学把握容错纠错力度。要规范上级政府的监

39、督考核,精简考核指标。同时,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政策落地过程中要合理设计考核要素,避免因过于硬性的一票否决式考核而导致基层政府采取形式主义的应付行为。要科学把握纠错容错力度,鼓励干部敢当敢为。要科学界定错和对,确保容错纠错和问责监督对象精准化,从导向和标准上防止基层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政策执行的“内卷悬空”趋向。(二二)从从分分割割走走向向协协调调,构构建建非非遗遗赋赋能能乡乡村村振振兴兴政政策策客客体体全全覆覆盖盖协协同同机机制制 以单一化视角审视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会割裂不同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将非遗作为单一要素分隔在乡村振兴之外,使之不能与政策要素互嵌融合,无法充分发挥其重要机能作用。

40、应当发挥政策客体协同优势,促进要素与要素有机融合,使要素深嵌于系统之中,保障要素对系统的良性赋能作用。乡村非遗作为单一要素,与政策要素深入耦合,可以激活多元政策客体协同助力乡村振兴。961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机能、机理及政策供给机制 一是培育乡民非遗产业意识,保障政策客体理念协同。乡民从需求方变成供给方,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中发挥主体作用,需在意识理念、行为方式上做到有机协同。首先,要引导乡民充分认识非遗旅游产业对于乡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打造服务至上、突出特色的新理念,杜绝部分乡民赢利至上、盲目跟风的旧观念。其次,要促进乡村非遗资源与旅游业深度融合,加强非遗产业从业者的服务意识,形成以非

41、遗为核心的非遗观光游、非遗体验游、非遗休闲游等,延长乡村非遗产业链条,形成品牌活力。要增强竞争意识,将非遗产业置于市场竞争之中,考虑非遗产业的长久发展而非短期效益,促使非遗相关产业形成品牌标签,增加非遗产品附加值。最后,要支持乡民协同参与非遗产业发展全过程,学习数字技术及其他新技术,并将其嵌入非遗产业中,从而使技术与文化完美耦合,推动乡村非遗产业转型升级。二是培养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人才,保障政策客体人才协同。人才是第一资源,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是乡村非遗有效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人才来源于两个方面,一种是以非遗传承人为代表的本土人才,另一种是引凤入巢,通过政策吸引到的外来专业人才

42、。两种人才互为依托,互相补充,不可偏废。一方面,要用好非遗所在地区的本土人才,给予他们一定的荣誉和奖励,促进他们协同参与非遗赋能乡村振兴过程。在乡村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给予本土人才一定的物质支撑,为非遗传承人传习和表演提供场所,让本土人才成为引领乡民前进的标杆,营造乡村文化建设新风尚。另一方面,要发挥政策软实力,优化营商环境,营造尊才爱才敬才用才的社会环境,注重引进文旅产业高精尖人才,鼓励外来人才在本地利用非遗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并依法依规对他们给予进修培训、项目审批、信贷发放、税费减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同时,可以引进一些能够及时了解非遗市场最新动态、懂得非遗产业发展规律、具有国际前沿市

43、场接轨能力的非遗经纪人。(三三)从从泛泛化化走走向向精精准准,构构建建非非遗遗赋赋能能乡乡村村振振兴兴政政策策工工具具全全方方位位适适配配机机制制 政策工具的适配协同对于非遗有效赋能乡村振兴十分重要。如果泛化地选择使用政策工具,则政策要素不能有效嵌入非遗赋能乡村振兴过程。此间精准选择使用政策工具的关键,在于构建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政策工具全方位适配机制。一是优化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政策工具结构。现阶段,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以政府为主导,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包办,而应当鼓励各类主体、多方力量参与到非遗赋能乡村振兴之中。应从强制性政策工具和自愿性政策工具这两端出发,使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政策协同多元主体,

44、发挥多方力量优势。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政策工具选择上,要坚持适配原则,充分利用强制性政策工具,在法规、政策层面加强引导。政府要把握方向、统筹全局、强化顶层设计,根据不同地区非遗优势制定适合的发展规划。同时,要注重运用自愿性政策工具,发挥其协同效应,畅通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政策客体的071学术交流 2023 年第 9 期参与渠道。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政策工具使用上,也要坚持适配原则,把握好三种政策工具的适用边界,避免三者不能融合、发生冲突。政府要充分利用强制性政策工具,为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而混合性政策工具、自愿性政策工具可与强制性政策工具相互强化、相互作用,使政策客体在政府引导下,依托

45、政府力量,有序参与到非遗赋能乡村振兴过程中。各种政策工具具有不同的属性和特性,要保障它们相辅相成、协同发力,这是政策充分发挥效用的一个关键。二是完善政策工具与政策要素组合的均衡性,提高政策一致性和连续性。政策工具是非遗有效赋能乡村振兴政策目标的实现方式和手段,政策工具的组合则是乡村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政策工具箱”,而政策绩效是检验“政策工具箱”的重要指标,是政策发展各环节形成合力、持续互动、调整平衡的关键。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政策工具选择上,要加强系统性考量,并使用数字技术对政策工具进行科学评估,保障“政策工具箱”发挥实效。同时,要增强政策工具的均衡性、系统性,使用政策工具时尽量保持连续性、一

46、致性,提高政策工具执行力,促进非遗有效赋能乡村振兴。五、结束语 本文聚焦于非遗“何以赋能乡村振兴”“如何赋能乡村振兴”,基于系统性分析,阐明了非遗对于乡村振兴的独特机能及其内在运行机理,特别是以乡村非遗要素与政策要素的耦合现状为参照,剖析了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瓶颈,进而寻求一种系统化的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政策供给机制,为推进乡村地区非遗要素有效利用、推进非遗要素与乡村振兴有效耦合提供一种生动、深刻的“切口”。参 考 文 献1 王红英.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的多元价值J.人民论坛,2018(7):136.2 陈志娟,李治.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助推乡村振兴发展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2022(5)

47、:66.3 李玉雄,李静.乡村文化传统的实践与乡村文化振兴 以清潭街“舞草把龙”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8(1):39.4 黄永林.乡村文化振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 基于乡村发展相关数据的分析J.文化遗产,2019(3):8.5 田磊,张宗斌,孙凤芝.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融合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21(5):123.6 王娟.文化引领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J.人民论坛,2018(16):252.7 肖远平,王伟杰.非物质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西江模式”研究J.文化遗产,2019(3):23-28.8 侯玉霞,赵映雪.文化自觉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

48、化与乡村振兴研究 以勾蓝瑶寨171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机能、机理及政策供给机制“洗泥宴”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18(6):140-147.9 黄朝斌,顾琛.乡村振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 以傩雕工艺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9(6):50-54.10 李振宇,黄宗贤,周炯炎.文化产业时代的学科协同与创新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4(3):48.11 苑捷.当代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概述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1):104.1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二二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2-02-23(6).

49、13 王安琪.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综述与展望J.商业时代,2011(8):114.14 史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J.江西农业,2017(5):117.15 王瑞光.乡村文化振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呈现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1(2):38.16 福柯.主体解释学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96.17 肖波,宁蓝玉.中国文化治理研究三十年:理论、政策与实践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1(1):46.18 何哲.公共治理:文化为什么是重要的?兼论中西文化特质差异对公共治理的影响J.中国行政管理,2022(8):114.19 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8.20 王炎龙,刘叶子.政策工具选择的适配均衡与协同治理 基于社会组织政策文本的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156.21 王春城.乡村婚俗改革合力的形成:政府干预边界与政策工具协同 基于一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的案例研究J.学术交流,2022(11):142.责任编辑:余明全271学术交流 2023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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