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廉政文化要点.doc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
一、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涵义和起源
廉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概念。在古籍中“廉政”一词很少同时出现,最早出现在《晏子春秋•问下四》 “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中。“廉”字可见的最初含义是堂屋的侧边,语出《仪礼•乡饮酒》“设席于堂廉东上”。用廉字表示政治行为出自《周礼•天官冢宰》中所记载的“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汉代以后,“廉”成为了官吏具备的一种职业道德。而“政”在《释名》中的解释是“正也,下所取正也”,这就要求官员具有正直、正义、无私的优良品德。
廉政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是使政治廉洁,按照现代政治实践理解,廉政是与贪腐直接对立的一种行为,此外还应当包含勤政务实,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等方面。
决定廉政文化形态的根本因素是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一般来说,只要有公共权力的出现,贪与廉、勤与惰的对立观念,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就必然产生。中国古代廉政思想同样是随着公共权力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更为重要的是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的出现为贪腐行为的出现打下了物质基础。贪腐行为出现后,廉洁政治就成为了人们的普遍诉求。在上古五帝时期先民们就有了朦胧的廉政意识,如部落联盟中的首领推举在五帝时期发展到了禅让制,使有德者居于首领之位,此时勤政、节俭、爱民、尚贤的公仆意识随之出现。这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源头。
二、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外延——德治思想
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对义利关系的不同认识。古代廉政思想是德治思想的核心,而德治思想则是廉政思想的理论外延。
德治思想就是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廉政思想是古代廉政思想的主流,它包含以民为本、清廉节俭、举贤任能、正己修身等方面。其中以民为本主要体现为重民贵民、爱民仁民和安民保民。西周时期先贤们提出了“敬天保民”、“民惟邦本”的思想观念,之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轲提出了“民贵君轻”思想和“君民同忧乐”思想,充分的表现出对民众的重视。北宋时期,范仲淹将孟子这些思想进一步提炼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官员思想道德追求。儒家学派以“礼、义、廉、耻”为行为准则的道德规范成为了两千年来人们的行为准则,在这四项标准中“廉”又居于核心地位,被封建士大夫奉为立身处事的根本。
三、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表现形式
无论哪一种思想都是为一个目标服务,廉政思想同样不例外,它是为现实政治统治服务的。廉政思想在实际中不仅仅作用于官吏,对统治者同样适用,他们的廉政思想表现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
(一)廉政思想在统治者自身方面的表现
廉政思想在统治者自身方面主要表现为:严明法纪、秉公办事,倡行节俭,励精图治,勤政为国,以身作则。统治者作为国家的最高管理人,他的治国之道直接决定了国家兴衰。严明的法纪是一个国家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统治者带头守法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以及“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人”(东汉马廖《上长乐宫以劝成德政疏》),充分说明了统治者所起到的表率作用。魏武帝曹操率兵出征,正逢麦熟时节,于是他下令凡有践踏麦田者一律处死。不料,他自己的马受惊闯入麦田,为严明法纪,曹操便割发代首,作为自罚。勤政为国则是一个统治者的职责,明太祖朱元璋曾说:“朕自即位以来,常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畅,或度量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同样清代雍正帝在位期间,勤于政事,“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二)廉政思想在官吏任用时的表现
官员在社会道德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官员有区别于普通人的道德要求,即官德。官德指的是官员恪守职业道德,保持政治操守,要求为官之人重视自身道德素养的提升和个人品德的培养。官德修养可以通过学习先进、自我反思、积极实践等方式提高。官员是统治阶层的组成部分,在对官吏任用时具有严格的制度规定。
在官吏选拔阶段注重官员道德教育,注重品德,任人唯贤。古代官德的要求是公、善、慎、廉。公,为政必须用心公,公以服人,公以治国。公私分明,就不会嫉贤妒能。善,“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处在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在天下之下。”无论是一般官吏还是最高统治者都必须谦以待重,绝不能自持高贵。慎,惧则思,思则通微;惧则慎,慎则不败。廉,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则谋之。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无大于不知足。《尚书•咸有一德》提出“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春秋时期晋国大夫祁黄羊在向晋平公推荐人才时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的做法是任人唯贤的一个典型事例。
四、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的措施
为了向既定的方向前行,实现既定目标,中国古代国家政权明确提出了加强廉政建设的原则,而且将这些原则细化为各种廉政规定。总结各时期的廉政规定和事例,中国古代王朝在廉政文化建设措施方面大致分为以下五种。
一是清洗运动，清洗运动是古代国家政权在廉政文化建设措施方面最为暴力、血腥的一种,通常具有涉及人数众多,株连广泛的特点。二是设立专门人员、机构管理，历代王朝政权,为保证官吏的清正廉洁,在政治体制上还专门设置了察廉之官和常设机构。秦汉时期作为朝廷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监察百官,其副手的御史中丞及之下的侍御史等辅佐,专事“察举非法”,同时设立巡视地方的刺史监察地方。秦汉以来一直到宋朝,监察机构都以御史台为主,其他机构还有汉代的司隶校尉及隋代的司隶台等机构,元朝时期则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三足鼎立,明朝设立了都察院,都察院的都御史成为与最高行政长官六部尚书并行的国家最高官员。三是惩贪奖廉以加强道德建设，历代王朝统治阶层充分认识到了官员腐败必然导致人民苦难,从而引发社会混乱,国家败亡。因此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提出:明主治吏不治民以及国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赏罚。根据法律规定,官职用以任贤,爵位用以赏功,并把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作为任贤的原则。四是高薪养廉，以高薪保证官员生活使其达到廉洁自律的思想出自于北宋改革家、政治家王安石提出的廉政方略“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即是为了达到廉政的目的,改革俸禄制度,以纪律加强对官员的约束,并用法律手段惩治贪官污吏。五是完善考核制度，在中国历代廉政文化建设实施的措施中,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在于完善相关官吏考核制度。自上古商周时期就有了一些官吏考核方面的规定,《尚书》中就有了三年考绩的说法,《礼记•王制》也有“诸侯之于天下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的说法,其中“聘”即指诸侯派卿大夫去中央汇报工作,“朝”指诸侯要朝觐述职。发展到战国时期,便以“上计”来考核官吏,即群臣于年终须将赋税收入写于木券,呈送给国君考核,以考核的优劣决定官职升降。 唐代以“四善二十七最”作为对官吏的考核标准。所谓“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始勤匪懈”,这是各级官吏的道德规范。“二十七最”则规定了考核百官职守的具体标准。明代官吏考核制度更趋完善,对官吏的考核主要是通过“考察法”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