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中国生育成本报告.pdf

摘要 本报告所称的“生育成本”，既包括从怀孕到分娩的成本（即“生的成本”），也包括养育和教育成本（即“育的成本”）。其中“育的成本”占了大头，“生的成本”仅占很小一部分。在本报告中，“生育成本”与“养育成本”是作为同义词使用。生育成本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 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依次是“经济负担重”、“年龄太大”、“没人带孩子”，分别占 77.4、45.6和 33.2。本报告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以及各种物价来估算各种育儿费用。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1559 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8063 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3328 元。通过研究分析，本报告得出如下结论：全国家庭 0-17 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48.5 万元；0 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62.7 万元。按城镇和农村区分：0-17 岁城镇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63 万元；0-17 岁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30 万元。按 31 省份区分：北京和上海家庭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分别为 96.9 万元和 102.6 万元。相比之下，西藏家庭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 29.3 万元，贵州省家庭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 33.3 万元。按收入水平区分：占总人口 20%的低收入组家庭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 11.6 万元；占总人口 60%的中等收入组家庭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 39.5 万元；占总人口 20%的高收入组家庭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 120.8 万元。按城镇和农村家庭的孩次区分：城镇一孩 0-17 岁养育成本为 63.1 万元；城镇二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 0-17 岁的养育成本为 49.7 万元；城镇三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 0-17 岁的养育成本为 37.7 万元。农村一孩 0-17 岁养育成本为 38.1 万元；农村二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 0-17 岁的养育成本为 30 万元；农村三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 0-17 岁的养育成本为 22.8 万元。养育成本的国际比较：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 18 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 GDP 的倍数，澳大利亚是 2.08 倍，法国是 2.24 倍，瑞典是 2.91 倍，德国是3.64 倍，美国是 4.11 倍，日本是 4.26 倍，中国是 6.9 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由于生育成本过高、女性难以兼顾家庭和工作等原因，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也几乎是世界最低的。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绝大部分国家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超过 2 个，而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低于 2 个。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1 年全国人口数据显示：2021 年出生人口 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 7.52。可以看出，2021 年中国出生人口创下 1949 年以来新低，出生率则创下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我国出生人口从 2017 年开始持续下降，2021 年出生人口已经是连续第五年下降。五年的下降幅度高达 40%，比起九十年代 2000 多万的新生人口更是不到一半。用出生人口塌陷来形容现在的人口形势一点也不夸张。按照 1062 万新生人口计算，2021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 1.15，不仅低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比严重少子老龄化的日本还低不少。生育成本过高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负面因素之一。为此，全国层面亟需尽快出台减轻育龄家庭生育成本的政策。具体措施包括现金和税收补贴、购房补贴、增建托儿所、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引进外国保姆、推广混合办公、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允许辅助生育技术以及高考和学制改革等。目录 1、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 2、估算全国家庭孩子 0-17 岁的平均养育成本 3、估算大学期间的养育成本 5、估算 31 省份的平均养育成本 6、估算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平均养育成本 7、估算城镇和农村一孩、二孩、三孩的养育成本 8、养育孩子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9、养育成本的国际比较 10、理想子女数的国际比较 11、中国结婚人数和结婚率连续多年下降12、建议出台减轻生育成本的政策 13、减轻生育成本的具体措施 1）现金和税收补贴 2）购房补贴 3）增建托儿所 4）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 5）引进包括外国保姆在内的外国劳工 6）推广灵活办公模式 7）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 8）允许辅助生育技术 9）教育改革（减少高考内卷，缩短学制）14、结论 图表目录 表 1：全国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 表 2：全国 0 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平均养育成本 表 3：城镇和农村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 表 4：分地区的 0-17 岁孩子平均养育成本（单位：元）表 5：按收入水平区分的 0-17 岁孩子平均养育成本 表 6：城镇和农村一孩、二孩、三孩 0-17 岁的养育成本 表 7：不同国家抚养一个孩子至 18 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 GDP 的倍数 表 8：部分国家和地区 2011 年 15-64 岁男性和女性理想子女数 表 9：减轻生育成本的措施建议和预估效果 图 1：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 图 2：各阶段养育成本占总养育成本比例 图 3：按收入水平区分的 0-17 岁孩子养育成本 图 4：按孩次区分的 0-17 岁孩子养育成本 图 5：部分国家抚养一个孩子至 18 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 GDP 的倍数 正文 1、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2020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1210 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7007 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3713 元。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上年名义下降 1.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4.0%。估计这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因此，我们改用 2019 年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1559 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8063 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3328 元。2、估算全国家庭孩子 0-17 岁的平均养育成本 说明：在本报告中，0-2 岁是指 0 岁至不满 3 周岁；3-5 岁是指 3 周岁至不满 6 周岁，对应幼儿园阶段；6-14 岁是指 6 周岁至不满 15 周岁，对应九年义务教育阶段；15-17 岁是指 15 周岁至不满 18 周岁，对应高中阶段；18-21 岁是指 18 周岁至不满 22 周岁，对应大学本科阶段。养育成本包括如下两大部分：一是消费性支出，包括教育支出和非教育支出两大类。教育支出包括保姆费、托儿费、学杂费、教材、参考书、课外书费，教育软件费，学习所用交通费，择校费，在校伙食住宿费，课外辅导费，以及其他教育费用。非教育支出包括食品支出、衣物支出、居住支出、日用品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和通讯支出、娱乐支出。二是非消费性支出，包括保险支出、人情往来支出、捐款等。消费性支出是养育成本的主要部分，非消费性支出只占养育成本的很小一部分。本报告估算的养育成本主要是指消费性支出。根据 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如果各个年龄段的消费支出是相同的，那么把孩子抚养到 18 周岁之前的平均支出为：21559*18=388062 元，其中，城镇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 28063*18=505134 元，农村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 13328*18=239904 元。但实际上，各个年龄段的消费支出并不是相同的，所以上述的估算成本并不准确。下面分别估算不同阶段的平均养育成本。首先是怀孕期间的成本，包括办卡建档、营养品、产前检查费用以及备孕用品，估算平均支出为 1 万元左右。其次是分娩和坐月子费用，包括住院费用、顺产或剖腹产费用，以及部分产妇采用无痛分娩。这项费用的高标准和低标准相差很大，估算平均支出为 1.5万元。如果产后需要去月子中心，则费用更高。0-2 岁婴儿的养育成本，我们假设与人均消费支出相同，则平均每年为21559 元，三年共 64677 元。3-5 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在人均消费支出的基础上，再加上平均每月 1000元（即每年 12000 元）的幼儿园或学前教育支出，则平均每年养育成本为21559+12000=33559 元，三年共 100677 元。6 岁-17 岁子女的教育成本较高，而父母自身的教育支出则少得多。例如，2011 年 2 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成立“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家庭子女教育成本研究课题组”，之后在北京、广州、南京、哈尔滨、石家庄、西安、成都、银川共 8 个省会城市近 5000 名中小学生家长中展开问卷调查和结构性访谈，调查显示，城市家庭平均每年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家庭子女总支出的 76.1%，占家庭总支出的 35.1%，占家庭总收入的 30.1%。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2010-2018 的数据显示3，孩子的养育成本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接近 50%，而其中教育支出占养育成本比例达 34%。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支出构成中，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为 2513 元。假设有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父、母、正在上中学的孩子），那么这个家庭 2019 年的教育文化娱乐总支出为 2513*3=7539 元。在正常情况下，这个家庭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中，孩子占了大部分，父母只占小部分。所以，我们可以估算这个家庭孩子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为 2513*2=5026 元，而父母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为 2513 元。根据上述估算方法，我们可以把 6-14 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在人均消费支出21559 元（已经包含一项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2513 元）的基础上，再加上一项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2513 元，即按 2019 年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养育成本为21559+2513=24072 元。考虑到高中阶段不再是义务教育，并且有部分高中学生是在校住宿，所以我们把 15-17 岁高中三年的养育成本在 6-14 岁孩子养育成本的基础上，每年再加上 2000 元，即平均每年养育成本为 24072+2000=26072 元。按照以上方法估算，0-17 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485218 元，即约 48.5万元。3、估算大学期间的养育成本 虽然中国法律规定 18 岁是成年年龄，父母没有义务抚养已满 18 岁的子女，但实际上大多数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仍然依靠父母支付，所以还需要估算大学四年的养育成本。公立大学的学费随专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为每学年 5000-8000 元，个别专业（例如艺术、音乐表演等专业)）每学年 8000 到 10000 元。民办大学的学费一般为每学年 1.2 万-2 万元。住宿费每学年 800-2000 元左右。公立大学和民办大学平均每学年学费按 1 万元计算，住宿费按每年 1500 元计算，生活费按每月 2000 元计算，则大学本科期间每年的养育成本为：10000+1500+24000=35500 元，四年共 142000 元。按照以上方法估算，0 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627218 元，即约 62.7 万元。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是平均每个孩子的养育成本，实际上，城市孩子的养育成本高于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高收入家庭孩子的养育成本高于低收入家庭的养育成本。所以，还需要分别估算城市居民、农村居民、高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养育成本。4、估算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平均养育成本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130%，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61.8%。按照上述比例估算，0-17 岁城镇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630783 元，即约63 万元；0-17 岁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299865 元，即近 30 万元。至于大学四年的养育成本，无论是城镇孩子还是农村孩子，学费和住宿费是一样的，区别主要是生活费。5、估算 31 省份的平均养育成本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0表 6-20分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数据，2019 年北京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43038 元，相当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200%；上海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45605 元，相当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212%，依此类推，可以得到全国 31 省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百分比。如果 31 省份居民的养育成本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也与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相同，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31 省份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如表 4：从表 4 可以看出，北京和上海家庭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分别为 96.9 万元和 102.6 万元。相比之下，西藏家庭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 29.3 万元，贵州省家庭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33.3 万元。6、估算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平均养育成本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0的数据，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 元；按收入五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如下：20%低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7380 元 20%中间偏下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5777 元 20%中间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5035 元 20%中间偏上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9231 元 20%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76401 元 我们把中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和中间偏上收入组合并为 60%中等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采用中间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5035 元。从上述数据可知，低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4%，中等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1.5%，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49%。如果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孩子的养育成本也是按照上述比例，那么占总人口 20%的低收入组家庭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 116452 元，即约 11.6 万元；占总人口 60%的中等收入组家庭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 395453 元，即约 39.5 万元；占总人口 20%的高收入组家庭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 1208193 元，即约 120.8 万元。7、估算城镇和农村一孩、二孩、三孩的养育成本 上述估算是假设男孩与女孩的养育成本相同，并且没有区分孩次。实际上，不同孩次的养育成本是不同的。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调查报告4，独生子女的养育成本比二孩家庭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高 27%，而三孩及以上家庭每个孩子的养育成本比二孩家庭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低 24%。也就是说，如果独生子女的养育成本是 1，那么二孩家庭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是0.7874，三孩及以上家庭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是 0.5984。考虑到中国城乡生育率的差别，我们可以作出合理假设：本报告的城镇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更接近城市一孩家庭的养育成本；本报告的农村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更接近农村二孩家庭的养育成本。一个家庭如果有两个孩子，那么一孩的衣服、爬行垫、玩具等，二孩也可以使用，这样可以节省一部分开支。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全国居民平均衣着开支为 1338 元，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二孩在 0-2 岁时的一半衣服使用一孩的旧衣服，另一半是新买的。这样养育二孩的衣着开支一年可以节省 669元。另外，0-2 岁的孩子也不必有一个单独的房间，这样可以节省居住开支5055 元。这样，养育 0-2 岁的二孩的衣着开支和居住开支每年一共可以节省5724 元。如果一个家庭的二孩比一孩大四、五岁以上，那么一孩还可以帮忙父母照料二孩，从而节省父母照料二孩的时间和精力。如前所述，0-2 岁婴儿的养育成本，我们假设与人均消费支出相同，则平均每年为 21559 元。如果是养育二孩，那么，0-2 岁二孩的养育成本，平均每年为 21559-5724=15835 元。可见，0-2 岁二孩的养育成本比一孩低5724/21559=26.55%，或者说，0-2 岁一孩的养育成本比二孩高5724/15835=36.15%。但对于 3-5 岁以及 6-17 岁的孩子来说，由于上幼儿园的费用以及学习费用需要分别支付，并且孩子逐渐长大后，也需要一个单独的房间，所以各方面节省的费用不会像 0-2 岁时节省得那么多。如果中国家庭 0-17 岁一孩、二孩、三孩养育成本的比例与美国家庭相同（即一孩、二孩、三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的养育成本比例为 1：0.7874：0.5984），那么中国城镇和农村一孩、二孩、三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的养育成本如表 6 所示：8、养育孩子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前面估算了养育孩子成本的直接费用，事实上，育龄家庭养育孩子，还需要付出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包括休产假和照料孩子的时间，孩子在 3 岁以下都是要有人照料的，这 3 年都是时间成本，如果雇佣保姆或月嫂照料孩子，或者把 3 岁以下的孩子送去托儿所，可以减少时间成本，但要增加费用成本。3-5 岁的孩子一般都送去幼儿园，可以减少家长的时间成本，不过接送孩子去幼儿园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本。6-11 岁的孩子上小学，一般也需要家长接送，辅导孩子做作业，也需要付出时间成本。最直接的时间成本是休产假。根据我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 98 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 15 天；难产的，增加产假 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 1 个婴儿，增加产假 15 天。最近各省份修订的新计生条例，普遍延长了产假（多数省份的产假延长到 158 天），并新增育儿假。虽然延长产假有助于让女性有更多时间照看孩子，有利于家庭育儿，但如果延长产假带来的成本全部由企业负担，必然会导致企业尽量避免招聘育龄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另外，如果产假过长，会导致女职工与职场长期脱节，过长时间离岗，可能造成工作技能下降，影响其返岗后的竞争力，这是女性养育孩子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目前中国家庭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主要由女性承担，她们很难在抚养孩子的同时兼顾繁重的职场工作。由于目前中国的社会环境对女性的生育不够友好，女性生育孩子要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过高，有些女性不得不放弃生育孩子，以换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机会。这也是中国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目前在中国，3 岁以下的托儿服务严重缺乏。若缺少托儿所，夫妻双方很可能需要有一方暂停工作照看孩子，然而，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依靠双份收入才能足够家庭开支。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0-3 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 4%。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普惠性托幼服务，把 0-3 岁婴幼儿的入托率提高到 50%左右，这将有利于减轻女性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9、养育成本的国际比较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全国 GDP 总额为 990865 亿元，年末总人口为 141008 万人，人均 GDP 为 7.03 万元人民币。按照本报告的估算，2019 年全国家庭 0-17 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48.5 万元，这意味着，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刚年满 18 岁相当于人均 GDP 的 6.9 倍。按照本报告的定义，“0-17 岁孩子的养育成本”与“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刚年满 18 岁”是同义词。表 7 是不同国家抚养一个孩子至刚年满 18 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 GDP的倍数。由于表 7 的数据年份不完全一样，所以只能作为参考比较。从表 7 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抚养成本仅相当于人均 GDP 的 2.08 倍，美国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 GDP 的 4.1 倍，而韩国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 GDP 的 7.79 倍。中国的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 GDP 的 6.9 倍，在表 7 所列出的国家中，高于除韩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现在韩国的生育率是全世界最低的，2020 年生育率仅有 0.84。总的来说，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 GDP 的倍数越高，意味着养育压力越大，因此生育率也往往越低，但也有例外。从表 7 可以看出，新加坡的抚养成本仅相当于人均 GDP 的 2.1 倍，为何新加坡的生育率仅为 1.1 左右呢？因为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国家，但其实只是一个城市。2020 年中国的生育率虽然有 1.3，高于新加坡，但中国还有广大的农村地区，大城市的生育率远远低于新加坡，例如，2020 年上海和北京的生育率分别仅有 0.74 和 0.87。10、理想子女数的国际比较 由于中国的养育成本相对于人均 GDP 的倍数几乎是世界最高的，所以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也几乎是世界最低的。表 8 所列出的国家中，绝大部分国家男女平均理想子女数均超过 2 个，而近十多年来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低于 2个。下面举几个例子：例 1，根据原国家计生委公布的2006 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的数据，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 1.73 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 1.78 个和 1.60 个。例 2，根据原国家卫计委在 2013 年开展的全国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城乡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为 1.93 个，双独夫妇、单独夫妇和普通家庭的理想子女数分别为 1.79、1.83 和 1.95 个。例 3，根据原国家卫计委在 2017 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2016 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 1.96 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 1.75 个。OECD 的理想子女数没有列出日本和韩国的数据。但根据 K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 2006 年至 2014 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 2.452.55 个。根据 J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 2000 年至 2012 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 2.412.60 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不但显著低于日本，也显著低于韩国。2022 年 1 月 20 日，在国家卫健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介绍，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 年调查为 1.76 个，2019 年调查为 1.73 个，2021 年调查降到1.64 个。无论是 OECD 的数据还是中国的数据都显示，实际生育率是低于理想子女数的，这是因为，有些夫妇虽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2021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至约 12%-18%），或错过了生育期。而且，对于城市工薪阶层来说，许多年轻夫妇抚养一个孩子已感到压力山大，他们即使想生二胎，但考虑到生育成本过高，最终对生二胎望而却步。11、中国结婚人数和结婚率连续多年下降 当今中国不但生育成本过高，而且结婚成本也过高（农村结婚成本高的原因包括天价彩礼，城市结婚成本高的原因包括高房价），这也是中国近年来结婚人数和结婚率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根据民政部数据，2020 年的结婚登记人数共计 814.33 万对，较 2019 年减少了 113 万对。这也是自 2013 年达到 1346.93 万对后，连续七年下降，也创下了自 2003 年以来，近 17 年中的新低。在欧美国家，非婚生育的情况很普遍。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2019 年欧盟国家非婚生子占新生儿比例平均是 41.3%。其中，法国的非婚生子占新生儿比例高达 60.4%。但在中国，结婚和生育密切相关，非婚生子占新生儿比例很低，所以结婚登记人数下降必然对生育率有负面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在结婚登记数据中，与出生人口更密切相关的数据是初婚人数，因为结婚登记人数中还包括部分再婚的老年人，由于老年人已过了生育期，对出生人口没有什么影响。我国初婚人数在 2013 年达到 2385.96 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0 年下降到 1228.6 万人，比 2013 年下降 48.5%。从 2013 年到 2020 年，我国结婚登记人数和初婚人数已经连续七年下降。我国结婚登记人数近年来为何不断下降？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年轻人数量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 80 后（1980-1989 年出生人口，依此类推）、90 后、00 后人口分别为 2.23 亿人、2.1 亿和 1.63亿，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其次是由于结婚成本升高、工作压力大、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经济独立程度大幅提高等原因，当代年轻人结婚意愿普遍下降。另外，由于我国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偏高，男多女少现象比较普遍，这也是导致近年来结婚登记人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202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 3490 万人，这 3000 多万人分布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其中，2040 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 1752 万人。12、建议出台减轻生育成本的政策 根据育娲人口在 2021 年 12 月发布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 2021 版5，中国 2021 年的生育率很有可能已经降到了 1.1，处于世界最低之一，中国在房价和教育的方面的养育成本相对于收入也几乎是世界最高的。如果不能提升现在的超低生育率，中国人口将迅速少子化和老龄化，对创新力和综合国力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按照中预测，到 2050 年减少到 12.64 亿，2100 年中国人口将降到 6.85 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 18%降至 6.5%，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 2.56%。届时，中国就不再是一个人口大国了。按此趋势，华夏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人口优势，将在 100 年内丧失殆尽。要维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薪火相传，就必须推出大力度鼓励生育的政策，来降低养育成本。2021 年 7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要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8 月 2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新计生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一些地方率先出台了的减轻家庭养育负担的政策。下面举几个例子：例一，2021 年 7 月 28 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布并详细解读攀枝花市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其中，对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 500 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 3 岁。例二，2021 年 9 月 15 日，甘肃省临泽县发布临泽县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规定，二孩每年发放 5000 元育儿补贴，三孩每年发放 10000 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 3 岁。在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 1000 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 2000 元的资助。对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 4 万元的政府补助。例三，2021 年 10 月 21 日，新疆石河子市政府出台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方案规定，对符合规定生育二、三孩的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各发放 500 元、1000 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 3 岁。例四，2021 年 12 月 20 日，吉林省出台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其中第 10 条规定：“实施生育奖励政策。支持各地依据现行普通公办托、幼机构保教费收费标准，对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家庭，在子女 3 周岁或 6 周岁前，给予一定比例的激励奖励，省级财政将根据情况给予适当补助。”第 11 条规定：“提供婚育信贷支持。支持银行机构为符合相关条件的注册结婚登记夫妻最高提供 20 万元婚育消费贷款，按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分别给予不同程度降息优惠。”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是地方性的政策，而且力度远远不够，对于几十万到上百万的养育成本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只有中央政府才有实力给到实质性的养育负担的减轻。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估算，中国的养育成本收入比是6.9，而其他发达国家的养育成本收入比是 2-4，如果按照未来的出生率是 1%来计算的话，那就需要每年需要 3-5%的 GDP 投入才能把养育成本比降到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具体计算是(6.9-2）/1%到(6.9-4）/1%）.这是几万亿的总投入，中央财政才有这样的财力。可惜的是，中央层面尚未出台发放育儿补贴的政策。我们建议，全国层面尽快出台减轻育龄家庭生育成本的政策。13、减轻生育成本的具体措施 具体来说，减轻育龄家庭生育成本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种：1）现金和税收补贴 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由于收入较低者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减免税收不适用于低收入家庭，对于这些家庭，可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根据 OECD 的数据，2017 年部分发达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 GDP的比重如下：英国 2.12%，法国 1.42%，瑞典 1.24%，德国 1.08%，日本 0.65%，韩国 0.15%，可以看出，欧洲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 GDP 的比重远高于日韩，这也是欧洲国家生育率普遍高于日韩的原因之一。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具体制定补贴政策：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与每月 1000 元的现金补贴。给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 2000 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到 20 岁。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 20%左右，每年多生 200 万个孩子。2）购房补贴 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房价，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是世界上最高的，虽然大城市的收入也高，但是房价更高。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主要因为是房价高，其他如衣食住行，大城市并不比小城市贵很多，教育成本如果是公立教育，也不会贵很多。所以大城市里，养育的高成本主要体现在房价上。这是大城市的生育率要低于小城市重要原因之一。根据七普数据，2020 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 1.3，其中上海和北京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仅有0.74 和 0.87，而山东、河南、江西等省份的总和生育率在 1.4 左右。要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除了现金和税收补贴以外，还需要对多孩家庭买房被贴的政策。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 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或者在高房价的地区，可实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折的政策（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这部分补贴的成本可以通过增加人口流入地区和大城市的住房土地供应来覆盖。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 20%左右，每年多生 200 万个孩子。3）增建托儿所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 年中国 15-64 岁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 68.6%，而世界平均水平为 52.6%。由于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比较高，当今中国很多夫妻都是双职工。大量年轻人不敢生育二孩三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尤其是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0-3 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 4%。我们建议把 0-3 岁孩子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按照 0-3 岁有 4000 万儿童计算，每个儿童补贴 20000 元的营运费用，结合 50%的入托率目标，每年大概需要 4000 亿左右的财政补贴。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 10%左右，每年多生 100 万个孩子。以上三项是最重要的鼓励生育措施，总共需要的财政投入占 GDP 的 5%左右,能够大幅降低养育成本，有效提升生育率。我们做了各个国家鼓励生育力度和生育率的一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平均拿出 1%的 GDP 用于鼓励生育，生育率就会提升 0.1，当然这只是相关性，只能支持而不是证明鼓励生育有效。但也并没有数据支持鼓励生育无效果。一些北欧和西欧国家出台了慷慨的鼓励生育政策，同时获得了比较高的生育率。例如，法国和瑞典都拿出 3-4%的 GDP 鼓励生育，他们的生育率也在 1.8 到 1.9，接近更替水平。相比之下，南欧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普遍只有 GDP1-2%，生育率则普遍低于 1.5。近几年，德国加大了原来偏低的鼓励生育的力度，生育率也有所提升。由于中国的生育成本相对于收入比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高，和生育率最低的韩国差不多，所以中国需要把 1.1 生育率提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1.6 就需要比他们更高的鼓励生育的力度。5%的 GDP 差不多可以把生育率提高到 1.6 左右。虽然离更替水平还比较远，但是低生育率问题至少不比发达国家更加严重。除此以外，我们还提出以下几项鼓励生育的建议，有些项目只需要较少或者不需要的财政投入，但是却需要在观念和法律上的调整，效果不如前几项大也没有那么快，但是由于中国的生育率问题太严重了，各种提高生育率的措施都是非常值得考虑的。4）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 本文所说的“育产假”，包括女性产假、男性陪产假和父母育儿假。目前我国的产假规定是：女职工生育享受 98 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 15 天；难产的，应增加产假 15 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 1 个婴儿，可增加产假 15天。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省份都已通过新修订的人口与计生条例，普遍延长了产假，并新增育儿假。如果仅仅延长女性育产假，不可避免会导致企业不愿意招聘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为了减轻职业母亲生育小孩的后顾之忧，政府应承担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另外，我们建议出台男女相对平等的育产假政策，这将有利于保障女性在就业和职业发展上的权益，纠正就业上性别歧视的现象。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高福利国家都有比较长的产假和育儿假。例如，瑞典的生育政策鼓励夫妇双方参与育儿。目前，瑞典父母一起可以获得 480 天的带薪育儿假，这当中父母双方各享有 90 天不能转让给对方的育儿假。这主要是为了确保公平和父母共同承担育儿责任。近几年瑞典的生育率在 1.8 左右，在欧洲国家中仅次于法国。欧洲等国的经验表明，在父母育儿假制度中融入家庭角色的性别平等观念，通过法律规定父亲的家庭责任，不但能促进男女两性职场中的机会平等和家务劳动中的责任分担，而且有利于消除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 3%左右，每年多生 30 万个孩子。5）引进包括外国保姆在内的外国劳工 虽然有育产假和托儿所，但是对于职业女性来说，看护小孩还是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其实还可以通过雇佣保姆来帮忙做家务。但在中国城市，雇佣全天看护孩子的高价保姆已经超出了很多城市白领的经济承受能力。例如，上海有经验的保姆月工资已经上万。而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雇佣来自东南亚国家保姆的工资就会低得多，会让这些家庭节省不少费用。以中国香港为例，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数据，2013 年平均每三个有孩子的家庭，就有一个家庭雇佣外籍保姆。2019 年中国香港共有外籍保姆 39.9 万人，其中来自菲律宾的有 21.9 万人，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有 17 万人。外籍保姆的最低工资为每月 4630 港元，平均工资为 4765 港元，相当于 4000 元人民币左右。按照中国现在大城市保姆工资平均 10000 元来计算，每个保姆可以为服务的中国家庭每月节省 6000 元人民币，每年节省 7.2 万元。中国香港只有 750万人口，雇佣的外籍保姆近 40 万人。中国大陆如果引进 300 万外国保姆，相当于每年为这些家庭总共节省 2000 多亿的费用。从人才引进角度，中国也应该更大力度的促进各类人才引进，尤其是为海外华人回国发展创造便利的条件。不过中国不是一个传统的移民国家，对于国际人才吸引力可能远远不如美国。移民不太可能成为解决低生育率的主要手段。尽管如此，为了促进交流和降低用工成本来说，有必要更加开放地接待各种人才和外国劳工。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