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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

2012年11月05日 00:16
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古代长期施行的经济政策，但在相同的时间，地球的另一面，希腊、罗马却鼓励和推行了发达的商品经济政策。为何古代中西方对于务农与经商有着迥然不同的态度，究竟是地理原因，还是政治原因导致了不同的经济观点？近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史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周巩固做客吉林社科讲坛，以《比较视野下中国“重农抑商”政策的由来及影响》为题，阐释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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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巩固
西方古典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史学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学会理事、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历史分委员会理事、教育部《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组成员、国家社科博士后基金会评审专家、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曾获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人才，宝钢优秀教师荣誉，国家级精品课程《世界古代史》主讲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历史课程教学。主持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六项，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著作六部。
全民皆商的古代西方社会
古希腊文明起源于公元前13世纪左右，而希腊城邦初建的时代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城邦形成之后，一共大约有200多个希腊城邦。周巩固认为，要看此时希腊的经济情况如何，应从地理环境开始。
“希腊半岛是多山环海的地形地貌，平原少，山地多，仅有的小块平原被南面关山阻隔，就形成了古希腊形成天然的政治单位，希腊由于土地贫瘠，粮食不能自给，大多种植经济作物——葡萄、橄榄。葡萄用来酿酒，橄榄用来榨油。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希腊这种经济结构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农本经济。”
与此同时，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希腊人口分成六种人，第一种人是农民，第二种人是工匠，第三种是商人，第四种是专门从事海上作业的人，第五种人是佣工，第六种人是父母双方都不是希腊人的外来的那些移民。周巩固得出结论——“农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由于葡萄和橄榄都不是粮食，需要加工后出售到海外，而农民又不希望被商人蚕食中间的利润，再加上希腊半岛海岸线曲折，适合航海贸易，所以农民也参与航海贸易，这促成了古希腊自然的经济政策——农业经济融合着各种商品经济在内的多元经济结构。”
周巩固介绍，不仅仅是农民，在古希腊，应是全民皆商——“商业活动的参加者有形形色色各个阶级的人，下至平民、奴隶，甚至军队。军队打仗的时候都带着货物，希腊士兵还会自己携带一些货物，行军扎营后跟当地居民做生意。”
而对于古罗马来说，它的自然条件要优于古希腊，罗马初建的时候是一个农业的国家，但罗马通过一系列的征服战争，形成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商品经济出现了极大的繁荣。周巩固介绍，“由于大量的战利品、奴隶的输入，刺激了古罗马的奴隶制经济，又由于在地中海周边地区建立了许多城市，到公元前2世纪的时候，罗马的城市已经达到了一种巅峰的状态。人口几万到十几万的城市几十个，中小城市几百个，小城镇数千个，城市经济非常繁荣。一个俄裔学者，有本名为《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的书，在书中，甚至把罗马帝国从事工商业的人称为资产阶级和资本家。”
由古希腊和古罗马推而看古代中国，周巩固总结道：“在古代西方，商品经济非常发达，跟中国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是最主要的原因。”
古代中国经济是自然的农业经济
农耕是财富的来源，这种重视农业的传统，中国在夏朝时就已经确立了。到了殷商的时期，虽然几经迁徙，但是至盘庚迁殷之后，农业开始占据一种主导地位。
周巩固介绍，“到了东周阶段，由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林立，战争经常爆发。各个诸侯国无不奖励耕战，为什么？战争的需要。说到底，战争拼的是人力和物力，就是兵源和粮食。何种行业能够提供最稳定的兵源和粮食？只有农业。当时春秋各国欲图自保，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就得亡国。所以在当时，各个春秋诸侯国都是采取了奖励耕战的政策。因此，农业在当时的春秋战国各个诸侯国当中一直占据了一种绝对的主导地位。”
为了表明当时农业对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周巩固以齐国为例——“齐国地处今天山东省的沿海地区，就是滨海地区，所以齐国拥有渔盐之利，齐国的工商业是最发达的。”齐桓公是春秋霸主之一，他的丞相管仲曾对齐国进行了多项改革，其中一项就是把齐国的人口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当时统计的数字是齐国城市有21乡，其中士占15乡，共3万家，工匠占3乡，是6000家；商人三乡，也是6000家；农村人口一共45万家，占总数的91.5%。周巩固总结，“中国当时工商业最发达的齐国的人口结构就是这样。这充分地说明我们古代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一种自然的农业经济，几乎是纯粹的，工商业所占的比重是非常小的，跟同时期的希腊相比，应该说是农业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从商鞅变法开始的重农抑商政策
当一项事物从自然产生过渡到政策性引导时，它所带来的意义往往是不同的。中国古代经济由自然的农业经济过渡到重农抑商政策，发起地为秦国，制定者则是商鞅。
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他认为国家专心务农一年，十年都会富强，专心富农十年，一百年都是富强的，即《商君书》、《农战》、《去强》各篇中反复强调的“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国作壹十岁者，百岁强。国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为了使农战国策施行，确保农业的重要地位，商鞅提出了“事本禁末”的本末理论。本业，是主业，就是男耕女织的这种自然农本经济，末就是指的工商业。禁末的目的就是让工匠和商人富不起来。
周巩固介绍，“商鞅把从事工商业的人看成妨碍农战国策的形成的对象，认为他们应该受到打击。农业有一个特点，用力最苦，而盈利少。老百姓看做买卖可以富家，做工匠可以糊口，出力少，获利多，所以他肯定选择逃避农业。而商人的流动性太大，导致人们不看重故土家园了，又怎能为国君守卫疆土呢？并且，更加重要的现实原因是，因为战乱时，商贾重利盘剥、操纵物价的本性，对社会矛盾的加剧起了兴风作浪的作用。”
由此，商鞅对不从事农业的人施行了严厉地打击，周巩固介绍说，“第一，对不从事农战的阶级和社会势力课以重税、重役，以加以打击和限制。第二，运用价格政策打击商人阶级。第三，采取各种手段限制商人的经营范围，尤其禁止商人经营粮食。第四，人为给商人们经营活动制造困难，如调高沿途食宿的价格。”
即便在如此严苛的重农抑商政策下，商人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但到了西汉年间，商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西汉建立之后马上确立了重农传统，汉高祖刘邦下令商贾不得穿丝质衣服，不得携带兵器自卫，不得乘车骑马，不得做官吏，商贾买饥民子女为奴婢，无偿释免，算赋比常人加倍。但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楚汉之争，天下凋敝，特别贫困。此时的汉朝统治者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无为而治的方法，在经济上放任自流。这个政策的实施，促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文景之治”。但好景不长，发生在公元前154年的吴楚七国之乱，结束了这段蜜月期，从此之后，国家又开始从赋税上打击私营工商业。
重农抑商所带来的
影响
周巩固介绍，在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行过程中，“商鞅强调富国而不是富民，商鞅主张要把百姓创造的所有剩余财富都集中在国家的手中，‘家不积粟，上藏也。’老百姓自己不能收藏粮食，皇帝收藏。主张赋税、徭役的数量必须要满足国家政治和战争的需要。”由此，周巩固认为，“古代中国所有的经济政策，一切的经济措施都紧紧围绕一个中心目标，就是维护君主政治及其附庸官僚对广大人民的绝对统治。”
这种技术性的自然农本经济，由于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维护，持续千百年而未发生变化，由此带来的影响巨大，周巩固总结了四点。第一，自然农本经济剥夺了古代人民的自由，造成了人民容易依附他人的奴隶秉性，这是由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所造成；第二，自然农本经济培养了古代中国农民安于现状，不思变革和进取的性格。这是一种静态文明，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唯有备受压迫的时候，才发生反抗；第三，古代中国的自然农本经济具有极大的愚民作用；第四，古代中国这种自然农本经济使得广大的中国农民成为古代中国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