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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10 期国际制度融合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任琳张尊月【内容提要】相较于以往导致国际制度复杂性出现的客观成因，目前的国际制度复杂性主要是由大国主观塑造产生的，是大国博弈在全球治理领域中的具体显现。规避国际制度冲突并塑造国际制度间的融合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核心议题。作者分析了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是否更难实现国际制度融合的问题。研究发现，欧洲稳定机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国际制度融合度远低于预期，而清迈倡议(多边化国际制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国际制度融合度却高于预期，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制度的主导国或倡议国之间存在的所谓“志同道合”盟友关系并不是促进国际制度融合的必然前提，霸权国与新兴大国各自主导或倡议的国际制度之间也能实现融合。除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外，区域逻辑在国际制度的融合中也可发挥主要作用。在货币金融议题领域，从区域化到全球化的整合方式有望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可选路径。【关键词】国际制度融合;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国家与市场逻辑;区域一体化;全球治理复杂性【作者简介】任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尊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邮编:102488)。【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23)10007727*感谢 世界经济与政治 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与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77一问题的提出国际制度的冲突与融合是随着各类国际制度的诞生、共存和复杂性增加而自然产生的。主观塑造和客观使然都是导致复杂的国际制度形态产生的主要原因，但主观与客观这两种塑造国际制度的方式具有不同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近年来，国际制度主导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主观塑造的国际制度增量以及新旧国际制度发生的生态变化等问题日益凸显，进而导致国际制度走向冲突的趋势更加明显。新兴大国和霸权国是国际制度增量的推动者。基于特殊的博弈者特性和发展经贸关系的功能性需求，系统内其他国家或地区组织(例如欧盟或东盟)往往回避在中美两国之间“选边站队”，还会出于对冲外部风险的需求而“抱团取暖”，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区域一体化进程。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推动创设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等新兴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全球基础设施对投融资的需求。美国作为霸权国，试图通过构筑排他性的国际制度遏制新兴大国并限制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获得收益。出于这种考虑，美国推动建立了美墨加协定(USMCA)、“重建更好世界”(B3W)计划、清洁网络计划和“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增量性的国际制度。霸权国和新兴大国创造出的国际制度增量都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了全球治理的国际制度形态。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利用其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权对俄罗斯采取了全方位多领域的经济制裁，意欲割裂俄罗斯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联系。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措施虽然没有产生国际制度增量，但在客观上塑造了一个两者并行且撕裂的全球治理体系。相较于以往导致国际制度复杂性的客观成因，目前国际制度的复杂性主要是由大国主观塑造产生的。为实现霸权护持的目标，霸权国采取了一系列“部门保护主义”，破坏了市场逻辑和多边主义原则。美国联合其盟国对新兴大国采取了以“脱钩”“断链”和“小院高墙”为代表的贸易与投资遏制政策，把经济全球化拖入一个新的87国际制度融合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任琳、孟思宇:霸权护持、复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机，载 外交评论，2022 年第 5 期，第 5377 页。相对于全球性制度而言，新增的制度往往为下层级、区域性、局部性和非核心的制度安排。任琳、张尊月:亚太地区的制度复杂性分析，载 东北亚学刊，2022 年第 6 期，第 1630 页。李淑俊、王小明:美国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国家安全逻辑及实现路径，载 国际安全研究，2022 年第 1期，第 100129 页。2023 年第10 期崎岖阶段。美国的这些行为使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复杂性与制度碎片化趋势更加明显。随着大国博弈烈度的不断攀升，国际制度复杂性日益加剧，在关键核心技术等领域出现了全球治理的“平行体系”以及国际制度彼此冲突的苗头。在此背景下，探讨国际制度融合和规避国际制度冲突等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强势的国家逻辑驱动下，霸权国采取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行径既破坏了多边环境的公平性，也损害了世界市场的整体福利。因此，实现国际制度融合是塑造真正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有效手段，唯有如此才能使处于多边经贸体系中的国家与市场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规避国际制度冲突并塑造国际制度融合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核心议题。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是否更难实现实质性的国际制度融合?除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主导外，国际制度的融合是否还存在其他类型的主导逻辑?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在彼此竞争的异质性国家(如霸权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它们主导建立的国际制度也不必然会发生冲突，出现国际制度融合的情况也有很多。因此，国际社会亟须厘清国际制度融合的影响因素与驱动逻辑，积极探寻解决国际制度融合问题的方法和路径，避免国际制度发生剧烈冲突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二基本概念与文献综述为确保研究的规范化，本文对涉及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既有研究进行了梳理。厘清国际制度融合产生的背景和相关内涵，认清国际制度冲突的起源与危害等问题有助于我们探寻国际制度融合的实现条件与可行性路径。(一)基本概念1国际制度复杂性与全球治理复杂性国际制度复杂性是指国际制度相互交织形成的复杂的制度间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制度的数量和密度持续增加，国际制度复杂性现象也逐步显现。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期，加之大国博弈及其系统效应的叠加影响，全97任琳、张尊月: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复杂性分析 以亚太地区经济治理为例，载 国际经贸探索，2020 年第 10 期，第 100112 页。Kal austiala and David G Victor，“The egime Complex for Plant Genetic esourc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58，No2，2004，pp277309球治理领域内的国际制度复杂性现象再度凸显。既有文献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构成国际制度复杂性的制度复合体(institutional complex)，但在全球治理的视角下，仅从局部或表面研究国际制度的复合体及制度复杂性是不完整的，也无法揭示国际制度复合体背后隐藏的等级秩序和互动关系。因此，有学者提出，理解当下的全球治理问题及其变化需要借助全球治理复合体(global governance complex)这一概念对其进行分析和解释。全球治理复合体是指为管理特定问题领域内事务而产生的且由一系列重叠的规则集合和代理集合共同组成的国际制度系统。与传统的国际制度复合体相比，全球治理复合体突出强调了国际制度的多样性与全面性，认为全球治理体系是一个混合的国际制度复合体或治理系统。全球治理复合体各组成单位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是等级或非等级的关系，也可以是冲突或合作的关系。结合国际制度间关系，本文聚焦于国际制度能否彼此融合及其实现条件两个问题上。国际制度复杂性研究关注的是要素层面的问题，因此更加关注静态的国际制度。由于全球治理复合体加入了要素机制、规则集和代理人等因素，所以更加符合对动态国际制度的研究要求。2国际制度融合国际制度融合是一种相对理想的国际制度整合的秩序状态。国际制度融合解释的是新建国际制度与既有国际制度之间的匹配性问题，具体表现为内容上的一致性和行动上的功能协调性。不同于“霸权稳定论”，国际制度融合与等级化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自上而下的融合虽然具有等级制特征，但这并不能说明自下而上的去等级化的融合是不可能的。在既有研究中，国际制度融合具有四方面的丰富内涵:一是建立实质性联系的制度挂钩，二是通过建立制度间“接口”或协同安排促成可置信承诺并实现兼容性的制度竞争，三是实现制度去碎片化和制度秩序化，四是实现新旧制度间08国际制度融合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Karen J Alter，“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Theorizing International egime Complexity in an EvolvingWorld，”The 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17，No2，2022，pp375396Thomas Gehring and Benjamin Faude，“The Dynamics of egime Complexes:Microfoundations and Sys-temic Effects，”Global Governance，Vol19，No1，2013，pp119130;Miles Kahler，“Complex Governance andthe New Interdependence Approach，”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23，No5，2016，pp825839Mette EilstrupSangiovanni，“Ordering Global Governance Complexes:The Evolution of the GovernanceComplex for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The 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17，No2，2022，pp293322刘玮:兼容性制度竞争:双层对冲与地区制度的嵌套设计，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2 期，第6586 页。2023 年第10 期的共治与融合。虽然各种国际制度能够以交叉、重叠和平行的形式共存，但国际制度框架下的规则内容包含了匹配与不匹配两种情形。此外，国际制度的功能在运行中也可能发生冲突，出现不匹配的情况。国际制度融合既是名词意义上的现实状态，也是动词意义上消解国际制度复杂性的方法。因此，本文讨论的国际制度融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在内容层面上，两种国际制度间的规则是否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二是在行动层面上，当两种国际制度在运行中发生冲突时能否彼此协调和协作。其中，下层级国际制度(主要是新建、区域性和局部性的制度)的融合往往是主动“嵌入”既有上层级国际制度的过程，但这种融合的程度较低，高程度的融合是指两种国际制度在运行过程中能自然地实现协同的过程。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国际制度之间存在等级性，即存在区域(下层级/非核心)国际制度服从全球(上层级/核心)国际制度，这是国际制度安排和全球治理秩序的一般性原理。例如，区域自贸协定的安排可以低于但不能违背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的标准。从整体上看，区域制度如果能向上兼容全球制度则有助于其获得合法性，因此国际制度融合并不等于国际制度的整合。整合包含着上层级(核心)国际制度整合下层级(非核心)国际制度的过程，通常会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有学者认为，国际制度的兼容一方面是对既有制度进行兼并重组，另一方面是建立新的“超级制度”，即建立管理制度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制度融合的定义近似于制度兼容，既包括自上而下的制度兼容，又包括自下而上的制度匹配。不过，有些国家一方面会创设可选择的替代性国际制度，另一方面又会将新创设的国际制度嵌入既有全球治理体系之中。18Gehring Thomas and Benjamin Faude，“A Theory of Emerging Order Within Institutional Complexes:HowCompetition Among egulator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Leads to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9，No4，2014，pp471498Thomas Gehring and Benjamin Faude，“A Theory of Emerging Order Within Institutional Complexes:HowCompetition Among egulator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Leads to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pp471498Eugnia C Heldt and Henning Schmidtke，“Explaining Coherence in International egime Complexes:How the World Bank Shapes the Field of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Finance，”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26，No2，2019，pp127Mette EilstrupSangiovanni，“Ordering Global Governance Complexes:The Evolution of the GovernanceComplex for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pp293322刘玮:兼容性制度竞争:双层对冲与地区制度的嵌套设计，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2 期，第6589 页。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国际制度融合的呈现状态、影响条件和实现手段，旨在消除国际制度不融合带来的负面效应。笔者认为，国际制度融合既包括中性的融合，也包括非中性的融合;既包括国家逻辑驱动的战略性融合，也包括市场逻辑驱动的功能性融合，还包括区域逻辑驱动之下的第三条路径的融合。(二)文献综述国际制度融合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一个重点议题。学界围绕这一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探索性成果。首先，既有研究大多关注国际制度无法融合产生的原因并论证了开展国际制度融合研究的客观必要性。新建国际制度与既有国际制度之间之所以存在不一致的问题，有些是源于完善国际制度体系的功能性需要，另一些则是源于行为体自主做出的战略性选择。如果霸权国认为既有国际制度体系难以满足自身利益的实现，那么它就会有目的地采取一系列战略行为制造新旧制度(或规则)之间不一致的现象，进而导致国际制度发生冲突并塑造出全球治理复合体。霸权国刻意制造国际制度不融合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国际制度的主导国之间存在异质性，二是确保霸权国自身的比较优势。其次，既有研究也关注了国际制度不融合带来的负面影响。规则不一致可能会带来交流障碍并影响国际合作的最终达成。这种负面影响的传导机制有两种:一是监管套利。监管套利会引导国际制度趋向非中性，最终导致国际制度的权威不足与合法性下降。在国际制度复杂性的环境下，制度重叠意味着在同一个问题领域内不同规则间会出现管辖权冲突，这为行为体提供了择地行诉和“寻租”的机会，使其可以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选择于己有利的某一种规则来规避风险，但这类行为会降低国际制度的合法性、遵从性和有效性。二是低效复制。低效复制会导致交易成本的提高。霸权国为达到霸权护持的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诉诸重塑多边国际制度的手28国际制度融合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任琳、张尊月:亚太地区的制度复杂性分析，载 东北亚学刊，2022 年第 6 期，第 1630 页。Kenneth W Abbott，et al，ed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Orchestrator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15，pp336;andall W Stone，“The Scope of IMF Conditional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2，No4，2008，pp589620Matthew D Stephen，“Emerging Powers and Emerging Trends in Global Governance，”Global Governance:A eview of Multilat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23，No3，2017，pp483502;ichard Clark，“Pool or Duel?Cooperation andCompetitionAmong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75，No4，2021，pp121Tyler Pratt，“Deference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egime Complex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72，No3，2018，pp561590Tyler Pratt，“Deference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egime Complexes，”pp5615902023 年第10 期段。因此，一些排他性和封闭性且明显与既有国际规则不一致的国际制度由此不断诞生。例如，美国对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缺乏兴趣，却热衷于塑造“印太经济框架”等区域性安排。霸权国的此类行为将导致制度过剩、制度非中性和制度“冷战”等问题的出现。同时，随着大国竞争的白热化，霸权国和新兴大国各自创设的国际制度越来越多，国际制度总量随之增加，国际制度的复杂性和制度冗余等问题也随之相伴相生。虽然国际制度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为国际社会提供治理平台并减少治理的交易成本，增强国际环境的确定性或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但在一个未经功能区分且缺乏任务协调的无序全球治理复合体之中，议题治理有效性的下降将使国际制度建立的初衷和目标难以实现。最后，既有文献对影响国际制度融合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国际制度复杂性具有主观塑造和客观塑造两种方式，而国际制度融合也有两种实现方式，即中性融合方式和非中性融合方式。中性融合往往是由功能驱动的自发性制度融合。全球治理的制度复合体类似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系统中的国际制度能够通过互动方式自发地实现制度调试与整合。国际制度之间的相互借鉴通常会采取多种途径实现自发式融合。新建国际制度往往具有路径依赖特性，会学习模仿既有国际制度的架构模式以节约资本和资源，表现出与既有国际制度体系之间较强的一致性。既有国际制度会38并不是所有的新兴机制都必然对既有全球治理体系带来负面效应，参见 Matthew D Stephen，“EmergingPowers and Emerging Trends in Global Governance，”pp483502。李巍、张玉环:美国自贸区战略的逻辑 一种现实制度主义的解释，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8 期，第 127154 页。Mette EilstrupSangiovanni，“Ordering Global Governance Complexes:The Evolution of the GovernanceComplex for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pp293322Shepard Forman and Derk Segaar，“New Coalitions for Global Governance:The Changing Dynamics ofMultilateralism，”Global Governance，Vol12，No2，2006，pp205 225;Sebastian Oberthr and Olav SchramStokke，eds，Managing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Cambridge:MIT Press，2011，pp313341;Thomas Gehring andBenjamin Faude，“The Dynamics of egime Complexes:Microfoundations and Systemic Effects，”pp119130;Thomas Gehring and Benjamin Faude，“A Theory of Emerging Order Within Institutional Complexes:How Competi-tion Among egulator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Leads to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pp471498;Harro van Asselt and Fariborz Zelli，“Connect the Dots:Managing the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Studies，Vol16，No2，2014，pp137155;andall C Henning，Tangled Governance:International egime Complexity，the Troika，and the Euro Crisis，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2017;Tyler Pratt，“Deference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egime Complexes，”pp561590Thomas Sommerer and Jonas Tallberg，“Diffusion Acro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Connectivity andConvergenc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73，No2，2019，pp399433Eugnia C Heldt and Henning Schmidtke，“Explaining Coherence in International egime Complexes:How the World Bank Shapes the Field of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Finance，”pp127以其所属细分领域内的核心制度为标准进行集中协调。既有国际制度之间也会基于功能分工，通过提供相互补充的政策工具自发进行制度协调。此外，一些国际组织的总部所在地彼此邻近，这也便于高级官员间的交流互动和职位流动，进而促进国际制度间的融合。非中性融合往往由国家战略驱动且融合的目标明确。有学者认为，在国际制度复杂性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行为体会通过改革条约或新建国际制度进行有目标的制度重组。在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时代背景下，在国际制度管辖的问题领域范围内，行为体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可能会采取“联系继承”的策略，这些策略有助于解决两种重叠制度间存在的管辖权冲突问题，促进国际制度融合。国际制度增量在过去大多由于功能性制度融合而产生，其融合受国际制度的功能导向和市场需求等因素驱动。当前出现的国际制度增量则大多源于主要大国战略性的制度融合，往往受权力导向、政治考量和国家利益需求等因素驱动。在国家逻辑驱动战略性融合和市场逻辑驱动功能性融合的过程中，国际制度融合既存在差异性又存在共通性。既有研究未能充分解释的现实问题是:如何理解和应对大国博弈升级导致的国际制度复杂性、国际制度无法融合乃至国际制度冲突?换句话说，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主导或倡议的国际制度彼此之间就一定无法实现融合吗?这也引申出本文研究的核心议题:区域逻辑如何影响国际制度融合以及区域逻辑、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如何共同影响国际制度融合。48国际制度融合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Frank Biermann，Philipp Pattberg and Fariborz Zelli，“The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Architec-ture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Vol9，No4，2009，pp1440参见 John Child and oger Mansfield，“Technology，Size and Organization Structure，”Sociology，Vol6，No3，1972，pp369393;Elinor Ostrom，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Oran Young，“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Hard Cases and Critical Variables，”in James N 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l，eds，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60194;Sebastian Oberthr and Olav SchramStokke，“Conclusions:Decentralized Interplay Management in an Evolving Institutional Order，”https:/doiorg/107551/mitpress/97802620159120030012，pp313341;obert O Keohane and David G Victor，“The egimeComplex for Climate Change，”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9，No1，2011，pp723;Sebastian Oberthr andJustyna Pozarowska，“Managing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nd Fragmentation:The Nagoya Protocol and the GlobalGovernance of Generic esources，”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Vol13，No3，2013，pp100118。Mette EilstrupSangiovanni，“Ordering Global Governance Complexes:the Evolution of the GovernanceComplex for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pp293322Daniel Verdier，“Bargaining Strategies for Governance Complex Games，”The 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17，No3，2021，pp349371任琳、张尊月:亚太地区的制度复杂性分析，载 东北亚学刊，2022 年第 6 期，第 1630 页。2023 年第10 期三国际制度融合的底层逻辑(一)国际制度融合的理论基础回顾治理结构的历史演变，剖析既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本源性缺陷是辨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核心要义和实现国际制度有机融合的前提。在讨论国际制度融合应具备何种条件时，我们需要回答国际制度融合的底层逻辑问题，即国际制度融合的对象及其基本逻辑是什么。全球治理的出现既是国际社会(包括国家行为体)对稳定系统秩序追求的结果，也是世界市场驱动并实现系统福利最大化的结果。此外，区域一体化进程与全球治理体系一体化进程几乎是相伴而行的，其中蕴含了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区域逻辑。由于这三种逻辑之间存在一定的博弈，所以它们之间的矛盾互动关系决定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分分合合，导致了国际制度出现了分化或融合。首先，全球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全球政策协调并增进系统福利。政策协调的内容包括三方面:一是全球治理体系成员方(尤其是主要经济体)政策自主和国际规则之间的协调，二是国际货币、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等多领域间的协调，三是全球治理体系主导国在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方面的协调。政策协调的目的是平衡各成员方的政策自主和国际规则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政策协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的是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的融通。实际上，只有实现系统内的利益协调，国际制度才能实现融合，利益协调是国际制度融合的先决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经济治理)的核心是政策协调问题，即国家通过做出一定的权力和利益让渡，使国内政策服从一致同意的国际经济准则。然而，全球治理体系的权力属性(国家逻辑/非中性)与功能属性(市场逻辑/中性)之间以及各国(尤其是霸权国)对经济收益和政治考量之间都存在权衡与失衡关系，这就会产生国际秩序不一致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市场逻辑下的竞争关系有可能会促进国际制度的融合，因为融合后的国际秩序能为正当的市场竞争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全球治理需要处理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的矛盾。国家寻求权力与安全，而市场寻求效率与竞争。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并存，混合体系由此产生。国际制58实际上，历史上的每次“纠偏”既包含了主导国的非中性诉求，又包含了制度本身的中性诉求，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伴而生且相互作用的。度融合必然要求融合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从增进系统内各国整体利益的角度来看，实现国际制度融合具有内在的必要性。只有在全球大多边层面上实现协调各国或各经济体的利益、降低交易成本和畅通世界市场，才能达到提高系统总收益的目标。从市场角度看，国际制度融合也具有内在的必要性，因为与技术革命相联系的新技术绝不可能在一个需求有限、四分五裂的世界经济中发挥潜力。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的利用也需要巨大的全球性市场。塑造统一世界市场是各经济体实现宏观经济协调和促进全球福利共同提升的前提，但塑造统一市场就不可避免地要引入国家逻辑，尽管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也可能存在不一致性。再次，区域逻辑对全球治理产生了积极和消极影响。正如区域一体化本身存在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样，区域一体化对全球治理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区域化使区域内各方保持了与全球的联系而不至于脱节，是实现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石。但是，如果区域一体化程度过高，区域自主意识过强，区域化则可能不利于全球治理，甚至成为全球治理的“绊脚石”。对于尚在建设中且一体化程度不高的区域来说，其内部成员有可能将区域制度作为争夺主导权的工具。也就是说，完全忽视制度规则上的一致性与连贯性会破坏区域层面与全球层面的制度协调与互动，进而阻碍国际制度融合。这说明区域主义的过度发展往往会以普遍性为代价，狭隘的区域化会导致区域制度与全球制度之间出现规则的不一致，进而影响国际制度融合。最后，区域逻辑成为显性逻辑某种程度上调和了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冲突和影响。研究中之所以存在异例(extreme case)，是因为我们在关注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全球层次和国家层次所对应的影响变量时忽视了区域层次的逻辑及其对应的变量，即忽视了区域国家的自主意识和区域一体化的高低程度。区域逻辑不仅具备国家逻辑驱动下国际制度战略性融合的特点，还兼顾了市场逻辑驱动下正常的国际竞争及国际制度功能性融合的特点，常常表现出介于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的特征。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极限值分别是区域逻辑光谱的两个临界点，划定了区域逻辑的域值和范68国际制度融合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47 页。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 370 页。Fredrik Soderbaum and Bjrn Hettne，“The Future of egionalism:Old Divides，New Frontiers，”in An-drew F Cooper，et al，eds，egionalis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The Taming of Globalisation，New York:outledge，2008，pp6179Andrew F Cooper，et al，eds，egionalis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The Taming of Globalisation，New York:outledge，2008amesh Thakur amesh and Luk van Langenhove，“Enhancing Global Governance Through egional Inte-gration，”Global Governance，Vol12，No3，2006，pp2332402023 年第10 期围。区域一体化和区域自主意识程度的高低决定了区域逻辑在塑造国际制度融合过程中的显性度。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区域逻辑之间的关系如图 1 所示。图 1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区域逻辑之间的关系资料来源:笔者自制。(二)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说出于权力博弈的国家逻辑，霸权国为了维持自身霸权往往会强调国际制度的非中性，而新兴大国往往会通过新建国际制度的方式提升自身的话语权。基于国家逻辑的角度，霸权国与其盟国之间一般不会塑造国际制度的排他性，但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往往存在反常识推论的异常情况。其主要原因是，国家在市场逻辑驱动下对利益的判断与国家间是否存在异质性并无必然联系。在该领域内的相关国家，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将决定各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之间融合度的高低。也就是说，双方利益一致则融合度高，反之则低。本文使用代理变量来测度新兴大国或霸权国的盟国是否挑战了霸权国的比较优势。尽管美国在货币金融领域内的霸权有所松动，但新兴大国并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固有优势。相比较而言，作为美国传统盟友的欧洲，其区域货币一体化对美国产生了一定的竞争性压力。国际制度非中性是世界秩序的核心特征之一。大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权力与利益关系虽然是相对稳定的，但仍然是非中性的。国家力量的不一致以及力量对比的不平衡导致多边规则体系具有非中性特征。制度非中性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大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更强，这就决定了国际社会客观上需要为大国提供选择性激励来确保公共产品的供应。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及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新国际制78度的出台往往是出于一国(尤其是霸权国)提升权力或增强该国在特定问题领域影响力的需要，使整个治理复合体更符合大国(尤其是霸权国)的偏好，以便让它们获取更多非中性制度带来的利益，如提升本国的制度性权力和扩大参与区域制度的主导权等。可以说，国际制度非中性是本文逻辑论证的起点，本文的研究变量都与各类国家对制度非中性的认知高度相关，认知差异导致国际制度融合度的不同，而国家异质性主要描述的是各类国家(如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以及霸权国与其盟国之间)对制度非中性的认知差异。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有三类。第一类自变量是国家异质性。意识形态差异或联盟政治是国家异质性的重要表现，此类变量用以描述两组国家间的异质性，即霸权国和新兴大国的异质性以及霸权国与其盟国间的异质性。在第一类自变量中，国家逻辑起着主导作用。国家逻辑意在实现的战略性目标是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参与权力争夺以及提升国际制度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国家逻辑蕴含两种作用机制:一是霸权国的权力护持机制，二是国家间的身份认同机制(主要是对盟友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