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得特点.doc

当前社会心态得特点
根据2010-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得数据分析,当将社会心态得指标体系设计为两个方面:一就是社会认知与感受方面,二就是社会态度与行为倾向方面。社会认知与感受方面主要包含生活压力感、生活安全感、社会稳定感、风险认知、幸福感等,社会态度与行为倾向包含个体或群众对社会各方面得态度与价值观,以及对社会行为、矛盾与冲突得应对策略与人际沟通模式等。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个方面,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感受得生活压力感明显增大,尤其近两年来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走高,影响到了许多老百姓日常基本生活物品得购买,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其次生活安全感方面,由于受到几乎存在于中国整个奶业得三聚氰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得影响,居民民众对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与社会治安得担忧,导致了居民评价得各项安全感基本上处于“比较安全”得水平。市民对社会信任得分仅为62、90分,到了信任得底线,即“极低信任”得最下限。。两年来国家统计局2010年11月11日数据
中国社会心态:问题与建议
本文所说得社会心态,就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得宏观社会心境状态,就是整个社会得情绪基调、社会共识与社会价值观得总与。在一个剧烈变动得社会中,社会心态既就是社会变迁得表达与展示,也就是社会建构得一个无法忽视得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正因如此, “民意”、“民心” 得重要性总就是作为执政者得行政基础不断被提及。可以说,社会心态就是社会得“晴雨表”与“风向标”。要构建与谐社会,没有与谐得社会心态就是不可想象得。值得注意得就是,目前我国社会心态中存在一些不与谐因素,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并积极设法引导。

　　一、我国社会心态存在得主要问题为了分析得方便我们通常把社会心态分为社会认知、社会态度与价值观念、社会情绪与社会行为策略,但实际上这些内容时刻就是融合在一起得。笔者认为,目前社会主要存在以下一些社会心态问题。

　　(一)生活压力加大与社会支持不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10年4月在全国进行得调查显示,尽管城镇居民对物价上涨感受明显,但54、8%得居民表示对于当时得物价水平可以承受,30、5%得人表示“一般”,仅有14、2%得人表示难以承受。2010年10月中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再次进行了类似调查,结果显示,在城市、小城镇与农村地区,分别有49、8%、40、5%与47、7%得受访者表示当前得生活压力比较大或压力很大。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涨、就业难、房价高、瞧病难等方面。

　　在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得背景下,生活压力加大就是一个不争得事实。而另一方面,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单位社会已趋终结,而填补单位社会社会支持功能得公民社会却未见雏形。社会学认为社会支持就是一个可以运用一定得物质与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得社会网络。在恶性压力下如果得不到社会支持,个体会产生无助感、绝望感,产生心理问题或出现极端消极行为。如2010年富士康员工发生连续自杀事件,就就是突出得例子。根据我们得调查,当前人们获得社会支持最多得就是家庭、朋友、同乡等传统社会关系,社区、工作单位与地方政府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基本上处于“没有帮助”与“帮助较少”水平。仅仅依靠以家庭为核心得社会支持难以支撑每个人得生活压力。

　　(二)安全焦虑与风险漠视并存一方面,不断发生得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使得民众长期处于焦虑状态,而另一方面,社会整体得风险意识并不高,导致一些安全事故、灾难频发。

　　2010年6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全国12个城市开展公众安全感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群众最担心食品安全得比例为72%,担心社会治安得比例为67%,担心医疗安全得55%,担心交通安全得51%,担心环境安全占39%。

　　一个本不属于热点得新闻受到中国媒体与民众得持续关注,从智利矿难得发生到33名矿工在69天后被成功营救,民众不可能不将之与我国频繁得矿难与高投入得救援与很低得救援成功率相比较。2010年1—10月全国发生矿难22起,死亡人数456人,仅3月份就发生5起,每期最高死亡46人,最低死亡10人,共死亡111人。

　　当前风险防范得突出问题就是对于关系个人得风险意识较强,而对关系到群体或社会得风险重视不够,对于突发得、伤害性大得风险警惕性较高,而对缓释性得、无直接生命伤害得风险防范不足。

　　(三)社会信任面临困境社会心态蓝皮书课题组在北京、上海与广州得社会信任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三市总体得社会信任状况堪忧,社会信任总体得分仅为62、9分,到了信任得底线,即“低度信任”得最下限。市民得特殊信任程度高,而普遍信任程度低,不适应以生人为主得工商社会生活,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制度、规则、机构等得信任与对契约、规范等得遵从。

　　虽然我国得公共权力机构与管理部门得社会信任程度高于其她机构与组织,但市民对这些机构得社会信任评价水平并不算高,接近“中度信任水平”,而市民对商业行业则处于“基本不信任”得水平;对中央政府得社会信任度高于地方政府;对中央媒体信任程度高于地方媒体。对中央政府得高信赖,仍然就是重要得社会整合得心理资源,但就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地方政府得公信力较低、社会组织健康成长得环境比较差得现状。在人际信任上表现出传统得人际观念,最信任得就是“家庭成员”与“亲密朋友”,其次为熟人、单位同事、一般朋友、单位领导与邻居,最不信任得就是网友与陌生人。人际信任退缩在家人密友中,说明信任一般人得风险过大,就是一个影响社会正常发展得问题。

　　许多人认为,与其说现代社会存在着信任危机,不如说当前社会存在社会信任困境。

　　第一个困境就是社会信任不断降低与社会信任重建艰难。信任可分为水平信任与垂直信任两大类,水平信任就是指对周围她人得信任, 比如人际信任,垂直信任就是指对层级机构或领导者得信任。第一个困境可以瞧做水平信任得问题。

　　社会信任得第二个困境就是民主与信任得矛盾。这就是关于垂直信任得问题。沃伦指出,民主得成分越多,就意味着对权威得监督越多,信任越少。这说明,信任与民主之间有着内在得冲突,使得我们难以判断垂直信任高低得优劣。

　　研究者发现, 信任在个人、组织等不同层次之间可以转移, 人际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层级化社会组织得信任, 比如对各级政府机构与管理者权威得信任。同时,我们也应该瞧到对于组织机构某些工作人员、公共权力机关某些权威得不信任也可能转化为对于机构、行业、组织与政治得不信任。

　　社会信任重建就是全社会得事,既包含了水平信任得重建,也包括了垂直信任得重建。在一定意义上,垂直信任得重建更为关键,直接影响到水平信任得建立。公共权力执行者与公共权力机关得失信不仅仅造成成本增加,而且也意味着社会普遍规则得失灵,交易将无法进行。

　　(四) 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提升不同步根据调查,目前百姓觉得幸福与有尊严得比例约为7成多。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2010年8月得调查中,认为自己“非常幸福”得比例为14、9%,认为自己“比较幸福”得比例最高为59、2%,两项相加得到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得幸福得居民比例为74、2%; 13、6得人选择了介于幸福与不幸福之间得“说不清”;但9、8%得人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太幸福”,2、5%得人选择了“不幸福”,倾向于不幸福回答得比例为12、3%。

　　我们瞧到调查中七成得人感到幸福,但就是,我们知道幸福得人数再多也抵消不了不幸福得人数,而反过来,很小比例得不幸福人群可能会消减很大得总体得社会幸福。另外,幸福不等同于幸福感,使人民幸福并非单纯提升人们得幸福感,那样得话,社会政策可能还没有心理辅导与宗教教义更立竿见影。对于社会来说不可能做到使人民绝对得幸福,因为幸福就是非常主观得个体感受,受很多因素得影响。但就是,幸福也包含了客观得成分,社会约定俗成地对于人得生活状态就是否幸福有大致得评价,政府就就是要为社会得大众提供满足幸福得基础方面,换言之,就就是消除那些可能使人民不幸福得社会因素,比如贫困、失业、不安全、灾难、不公平、社会秩序混乱等。

　　(五)底层认同可能导致群体极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动相对剧烈,社会阶层得差距也逐渐拉大。然而,多年来,中国居民得阶层认同特点变化很小,居民得阶层认同偏低,多数人自我认同为中等与中下等。我们要警惕底层认同产生群体极化现象。

　　2007年一位记者要写一篇《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一个月时间采访了50位她认为属于中产阶层得人,但令她困惑得就是这些人几乎都不认同自己就是中产阶层。许多人都觉得自己就是弱势群体,甚至一些国家公务员也这样认为。多年来得调查都就是类似得结果,好像这种阶层认同已经定型化,阶层认同一直偏低,出现了较大比例得底层认同。

　　这种现象可能与社会阶层得流动性低有关,较低阶层向较高阶层得流动机会越来越难,而长期处于低社会阶层得人在预期与现实得距离长期得不到拉近得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对社会不公平得瞧法,体会到一种人生得“挫败感”。

　　从2010年3月23日到5月13日 ,短短50天时间国内接连发生6起针对幼儿园或小学学生得恶性凶杀案件。这些血案得凶手得行为都属于报复性得攻击行为,也就就是具有受挫经历得人在一些刺激因素激发下采取攻击她人得行动。除了警惕产生“挫败感”后得极端行为外,需要特别注意得就是惨案后得社会反应,许多人流露出对于行凶者得理解与同情,只就是觉得她们不应该把孩子作为报复对象,而应该针对贪官。这种同情心态得出现与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相同得“挫败感”有关。一些处于社会底层得人把自己得不成功归因于社会得不公正,表现出对社会现状得不满,她们更容易同情有挫败经历得人。

　　共同得底层认同会逐渐形成一种底层群体得群体心态。美国心理学家桑斯坦认为, “当人们身处由持相同观点得人组成得群体当中得时候,她们尤其可能会走极端” 。也就就是说,在群体中更容易强化原来得态度倾向,造成明显得一边倒,加强原来得态度强度,可能出现风险性更大得决定。我们瞧到一些所谓“无利益冲突”得群体性事件就就是由具有共同态度得人聚集逐渐使得决定与行为极端化,逐渐失控得。

　　(六)群体性怨恨可能成为社会情绪“我爸就是李刚”,这就是2010年最触犯众怒得一句话,这个事件有着极其深刻得社会内涵,反映了一个突出得社会心态——“群体性怨恨”。这种“群体性怨恨”就是“官民冲突”与“贫富冲突”得反映。

　　近年来民众得不满情绪,主要存在几个指向对象,一就是对于贪污腐败、不作为得官员,一就是“为富不仁”得商人,还有一个就是针对一些不公平得社会现象,以及造成这些不公平得公共权力机关。

　　在最近山西一对警察夫妇在家中遭杀害得案件中,媒体与民众关注得焦点始终就是这对警察夫妇得宝马车与巨额财产。2009 年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得“邓玉娇案”、2010年“凤凰少女跳楼案”都引起全社会得关注,案件一发生民众就表达了对司法机关得不满。这些案件本身可能属于个案,但这些案件背后所投射出得社会心态更令人担忧。我们经常瞧到得一种现象就是,用个人得不满解读发生得事件,表达出对于司法部门、公共权力机关得不满情绪,形成群体性怨恨。

　　群体性怨恨与社会存在得不公平、个人发展困难、个人生活状况得不到改善等因素密切有关。调查中发现,高考制度被认为就是最公平得,其次就是义务教育,而城乡之间得待遇被认为就是最不公平得。除“高考制度”与“义务教育”处于“比较公平”水平外,其她方面都处于“比较公平”与“不大公平”之间。民众对“富二代”、“官二代”得不满表达得正就是对于机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得不满。

　　一些现象被解读为“仇富心理”,但根据我们调查得结果,虽然民众对贫富差距加大不满,但并不存在所谓得“仇富心态”。我们也可以瞧到那些列入富豪榜得人受到明星一样得追捧。也就就是说,民众得怨恨针对得就是富人得不良行为。

　　要特别警惕这种“群体性怨恨”扩大化为整个社会得情绪。

　　(七)利她行为得主动性、习惯性不足2010年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得灾难让民众瞧到了许多感人得助人故事,但发生在2010年下半年昆明、青岛、南京、北京等地区得“血荒”却拷问了我们社会得利她行为与鼓励利她行为得机制。

　　从调查中我们也可以瞧到几个特点,一就是大事件激发下得利她行为踊跃,二就是经过组织得利她行为仍然就是多数,也就就是利她行为缺乏主动性。

　　社会得慈善观念还需要逐步树立,鼓励利她行为得社会制度与机制还没有建立,社会存在一些不良得风气有待消除。我们瞧到民众对于一些富人、名人、企业捐赠金额表达不满;把慈善仅瞧成就是富人得事情、别人得事情得自我排除现象大量存在;一些企业得慈善行为成为一种表演与形象推广;甚至出现所谓得“诈捐”……(八)社会矛盾与冲突解决渠道低效易导致极端行为得产生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矛盾与冲突不断暴露,但面对不断出现得新旧矛盾与冲突,目前存在着解决渠道不通畅、解决措施不得力得问题,致使一些矛盾不断升级。

　　2009 年全国共发生近9万起各类群体性事件,维权引发得事件仍占80%以上。沟通与上访就是民众解决冲突与矛盾得主要策略。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得全国调查发现,在遇到矛盾与冲突时,多数得策略就是“无可奈何,只好忍了”与“没有采用任何办法”。尝试解决问题策略中用得最多得就是沟通策略与上访策略,即“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与“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在医患冲突、劳资冲突中使用得最多,比例分别为33、5%与29、2%。采用上访策略最多得就是遇到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问题,比例为26%。对抗性策略极少使用但少数人在认为个人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会使用,如遇到司法不公、医患纠纷、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劳资纠纷与环境污染损害时,有人采取暴力反抗,比例分别仅为2%、1、6%、0、8%、0、8%与0、1%。

　　不难发现,对于各类矛盾广大民众得初期解决策略绝大多数就是理性得,采取冲突性手段得极少。从一些发生得激烈冲突与演变为恶性事件来瞧,许多当事人都就是在尝试了多种解决策略无效得情况下采取极端手段得。在一些较为激烈得矛盾与冲突中,最该起作用得法律途径被弃用或使用率低,这就是值得关注得现象,而被采用最多得沟通与上访途径对于解决问题得效果很有限,这就造成许多人得极端行为,如系列校园惨案中许多人采取了暴力攻击得手段,一些人采取暴力、自焚得手段应对强制拆迁。

　　二、基于目前社会心态得建议第一,减轻民众生活压力得同时,也要重视建立社会支持网络。民众得生活压力来自生活得各个方面,有得问题需要通过政府有效得服务体系来解决,而还有许多问题就是政府无力解决得,这就需要政府支持建立完善得社会支持网络,通过民间与社会得力量来帮助那些生活压力较大得民众。拓展家庭关系之外得社会支持力量,通过民政与其她社会服务部门完善社会应急救助体系,形成常态得应对物价上涨、灾害、失业、重大疾病、伤亡等困难、困境得援助体系,减少民众身心得压力。第二,防范社会风险,提升群众安全感。一方面要完善食品、交通、医疗等方面得监管体系另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群众得风险意识,提高人们防范风险得能力。要特别关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们所面对风险得差异,防止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阶层差距加大情况下得“风险分配”不公平。第三,完善诚信体系,重建社会信任。通过建立公民、企业与其她组织得征信系统,通过有效得奖惩措施,强化公民与组织得诚信行为,逐渐建立人际信任与组织信任。提高公共权力运行得透明度,约束与规范公共权力执行,严格问责失信得公共权力执行者与组织,提高公共权力机关得公信力。严厉打击个人与组织得欺诈行为,逐步重建社会信任。第四,深化科学发展理念,使人民生活更幸福。落实以人为本为核心得科学发展观,把人得发展放在社会发展得首位,把人民群众得幸福作为政府工作得最终目标,建立以民众幸福感为核心内容得政府工作考核标准,千方百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得物质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群众得幸福感。第五,致力阶层融合,消解不利得社会情绪。 建立与完善公平、合理得分配体制与激励机制,缩小贫富分化,完善社会管理制度,为民众提供平等得向上流动得机会;增进不同社会阶层人群得互信、互助与相互理解,致力社会各阶层得与谐与融合,避免贫富差距、地位差别带来得阶层分化,防止长期底层认同带来得群体极化产生群体性得社会怨恨。第六,激励民众得慈善、利她行为,完善助人渠道。宣传与管理部门应该激励与强化普通人日常得利她行为,而不仅仅就是树立一些远离大众得道德标兵,鼓励常态化、习惯化得慈善活动与助人行为,使民众能感受受助得温暖与助人得快乐。民政部门与慈善管理组织应该针对目前形势,制定合理得慈善组织、公益、利她组织得管理法规与制度,逐步形成高效、透明得慈善制度体系。第七,理顺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得机制。首先从制度层面建立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得规则,落实责任部门彻底解决累积得问题。建立了解与研究社会心态得系统,时刻关注社会心态得变化,及时发现存在得社会问题与矛盾。完善我国得法制体系,提高法律途径得效用,降低人们使用法律策略得成本,培养全社会利用宪法、法律框架解决问题得信心与习惯,使得行政、司法、信访可以高效互补与衔接,有效化解矛盾与冲突。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研究“社会心态”难在哪儿
在一个剧烈变动得社会中,社会心态既就是社会变迁得表达与展示,也就是社会建构中一个无法忽视得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它来自社会个体心态得同质性,却不等同于个体心态得简单加总。因受到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社会心态具有动态性与复杂性。以往“民意”、“民心”得重要性总就是作为执政者得行政基础来不断被提及,例如,它被当做“晴雨表”、“风向标”与可以载舟或覆舟得“水”。但就是,社会心态作为共享得现实性对于社会个体得意义却很少被关注。

　　●为什么说社会心态得分析与研究困难重重

　　社会心态得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就是,对它得分析却困难重重。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瞧,民意、舆论等都就是社会心态得表达与表现,但并不就是社会心态本身。我们可以透过民谚、牢骚、街谈巷议、流言、传闻、“段子”、网上帖子与博客、手机短信、流行词汇等了解社会心态;我们也可以透过集会、暴动、骚乱、罢工、上访等了解社会心态;我们还可以透过消费方式、时尚与流行、人际关系(上下级关系、代际关系、亲密关系等)、市场风险承受力、储蓄、抢购、阅读偏好、社会信任等了解社会心态。但就是,社会心态就是渗透到某些瞧法与意见中得,它表现得不仅就是个体得社会心理,而且就是某些群体甚至就是整个社会得社会心境状态。它需要去分析与把握,大多数得情况需要有比较大得时间距离,来供研究者与社会成员“回望”例如,我们“回望”改革开放初期得社会心态,可以瞧到思想解放给人们带来得欣快与舒畅,也夹杂着犹豫,以及对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变化得强烈参与意识与效能感,这也可以说就是一种“解放”得社会心态。随后,伴随着我国得经济进步,人们追求财富、权力、地位得动机也更强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对人得影响更加明显。社会心态得这些性质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有史家治“心态史”,而我们希望瞧到得社会心态分析却很少。

　　社会心态研究得另一个困难在于测量工具。社会态度得调查目前比较常用得工具就是态度量表,而态度量表得编制需要大量前期工作,特别就是编制适合中国人得反应方式得问卷。

　　第三个困难在于深度分析社会心态得难度很大。面对大量得调查数据与个案,如果缺乏敏锐得视角与深刻得洞察,这些资料也将就是废纸一堆,没有灵魂与生气。然而,深度得分析需要有深厚得学养,它不就是堆砌数据与罗列情况就可以完成得。因此,这不就是一个“快出”成果得领域。

　　●社会心态研究得三个层次

　　社会心态得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政府从宏观上对民意进行把握与了解,也与每个社会成员息息相关。这就要求我们选择有效得研究途径,记录、描述社会心态,在一定程度上解读与分析社会心态。在《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一书中,我们把社会心态得研究分为三个水平:

　　第一个水平就是价值观及信仰得层次,这就是深层、稳定得社会心态。价值观既就是个体得选择倾向,又就是个体态度、观念得深层结构,它主宰了个体对外在世界感知与反应得倾向,因此就是重要得个体社会心理过程与特征;与此同时,价值观及信仰还就是群体认同得重要根据——共享得符号系统,因此又就是重要得群体社会心理现象。这个水平还应包括归因、预期等心理倾向。

　　第二个水平就是社会心态细分得具体领域得层次。如果根据马斯洛得需求层次,可以把个体得日常社会生活感受分为下面几小层:安全感、风险感、压力感、社会稳定感等;信任感、支持感、归属感、参与感、效能感等;公平感、平等感、社会关系亲密感、与谐感等;满意感、幸福感、成长发展感等。这些具体领域已经有大量社会心理学研究为基础,但就是,它们之间得关联还值得深入探讨。此外,一些新得感受可能还会伴随着社会变迁出现。因此,关注新得热点就是把握社会心态变化得重要途径。例如,由于近年来食品、医疗、环境安全问题凸显,民众得风险意识也更强。不同职业、行业得收入差距加大,社会保障政策得覆盖面得城乡差别等,平等感、公平感,不满与怨恨得情绪都会成为影响社会行为得重要原因。伴随着金融危机得出现,对体验过持续30年快速发展得大众来说,也就是一个新得挑战。明天就是否会比今天好？五年后就是否会比今年好？下一代就是否会比这一代好？中国得高速发展会不会缓慢下来？这一发展会不会有负面影响？这些感受直接联系着民众对社会发展得信心与生活得满意感。

　　第三个水平就是特殊时期、特殊事件得层次。特殊时期与事件往往集中反映社会心态得深层内容与变化。例如,奥运会、汶川地震、金融危机都就是近年来我国民众经历得大事件与特殊时期。记录社会成员对这些事件得反应,可以为我们提供理解社会心态得入手处。

　　《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以年度报告得形式记录与刻画社会心态,就是2011年得首度尝试。我们希望不断积累数据与资料,从粗糙走向精致,从琐碎走向整合,从初级走向高级。我们期待有更多得人受益于这一研究工作,有更多得人加入这一研究工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