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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复兴的进程中创制立度 殷辂
制度建设非常重要，但它却并不象一些人所宣称的那样存在着外在于人的独立的逻辑和价值。如果存在这样“客观的”、“好”的制度，那么制度建设就是一个技术问题，把这套古今中外“通用”的制度搬过来就可以了，但问题决不是这么简单。西方民主是与特定的历史、文化价值理念相关的特殊政治模式，如果把结果当成起点，为了实现“民主”而刻意制造利益集团和政治派别，只能造成混乱。
梁漱溟先生认为，西方民主是特殊的文化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始于不得不承认旁人。”“不是人类理性演出来历史，而是历史演出来人类理性。”（梁漱溟：《中华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255页。）各种利益集团群雄并起，在斗争劫夺中各不相下，相互妥协而形成了以“权利”为基础的理性。这种由现实逼迫而升华出来的“理性”虽然值得高度肯定，但却停留在外而无根，不能止于“当止之地”，在现实中往往局限于特定的范围而不能通达。从制度上说，由利益集团和政治派别相互争斗而形成的政治“理性”实际上是制度化的政治均势而已，虽然能“兼众异”，但“兼而不和”。理、义不能成为政治的根本，不能成为建立共识的基础，程序和数量成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关键。为什么“民主”必须依靠利益集团和政治派别的相互牵制才能运转？不能“和”于理，只能以派别相互制约。左派偏执于左，右派偏执于右，论左右而不论理，派别难以协调之时，就以数量解决问题。其所谓民主者，民有投票权而已，但是如果人人拘于私利，投票怎能投出正理？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在各执其利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以“法术”平衡，人们认可其结果，但并不能保证公正。因此，西方民主制的本质并非以“理”调和，而是以“术”平衡各种势力、以“数”兼纳各种利益，并没有摆脱“术治”的范畴。
以道治天下还是以“法术”把持天下？这是治世理念上的重大区别。前者无治而治，其秩序是理所当然，正所谓“万物各得其理而后和”；而后者却失正理而强调秩序，把政治看成是权力的竞技场，将"治"理解为力与势的产物。西方民主政治强调以民为主、主权在民，从这一点看已经远离霸术，但具体的制度安排却与它非常接近，同样是以权利比拼为基础，只不过是将争斗规则化而已。以“民主”制度来平衡各种利益派别，相对于无规则的争斗是一种进步，但由于其前提没有改变，只有物的“民主”而没有人的民主，它并不能达到“和”的局面。在市场经济理论中有一个“现代”假设，即市场可以转利为义；在西方民主政治理论中这一假设同样存在，以为通过“民主政治”的加工，“上下交征利”可以变成相互制约。子曰：“政者，正也。”政治的本质在于“正”，监督出于“正”，制衡出于“正”，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如果监督出于私利，制衡出于私利，即使有完善的制度形式，监督、制衡必然是变形的。
西方民主制度的“花瓶”实际上是依靠世界共同支撑的，它不是产生财富的原因，而正是其结果。如果不是由于世界财富的局部堆积而缓解了其内部矛盾，其“政治”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平静”。现在的问题是，依靠他人才能“完善”的制度成了鉴别是非的标准，这种“倒果为因”的思维方式不消除，对制度建设极其不利。制度建设需要创新，需要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但创新并不是“变道”。脱离人的提升而谈论制度的完善，摆脱时、事而追求与所谓“终极制度”相适应，都是不负责任的。政治不是政术，其根本在正；政治也不是权利的竞技场，它同样有一个“中和”的问题。“和”于理则政通，“和”于义则人和，如果每个利益集团都将权利绝对化，无论设计怎样精致的制度，都不可能达到“中和”的状况。以“性恶论”为基础而设计制度，至多只能确立一种消极的秩序，与社会改善无关，谈不上“政”，也达不到“治”的目的。“人道敏政”，政治始终是人的政治，不明人禽之别，不能提升人的文明，所谓政治文明就是一句空话。
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有待完善，但制度完善并不是某种制度的复制，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发挥政治的本质。首先，不能脱离“治之本”而谈“治之法”，不能脱离“正”而谈“治”，不能脱离教而谈政。把制度孤立起来而谈所谓的制度选择，极容易将制度器物化，陷入“某种制度决定论”的泥潭。单纯从制度形式上说，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没有弊端，制度所显现的弊端并不仅仅在于制度本身，还与社会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正气不能抬头，制度不可能真正完善起来。其次，政治制度不能凭空设计，不能为了实现所谓的“民主”而刻意制造特殊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应该强调“义之和”，而不能停留在私利之上。第三，在民主的实现方式上，应该摒弃那种不分正、邪，利用利益集团相互牵引和制约的方式，建设一个代表公道和民心的超越任何派别和阶级的社会中坚力量。
当今最大的问题在于大本不立，制度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一问题的外在表现。如果不在根本问题上下工夫，而仅仅“完善”制度之形，就会陷入永远完善但永远不能完善的境地。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在斗争劫夺的前提下寻求所谓最不坏的制度，实际上就是对这种状况的消极确认。现在的问题是，特殊的政治器物已经成功地占据了“民主”、“政治文明”这些词汇，形成很大的牵引力，如果不能将它们从这些器物中解放出来，就不存在真正的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的关键是立本，是将政治的本质体现出来，这包括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两者是相通的。思想建设属于“教”的范畴，包括的范围比较广，但恢复启发良知、正心诚意的正教是关键。制度建设同样要体现政治的本质，不是以西洋“民主” 形式代替“和”，而是以“和”体现民主。从现实看，“三个代表”理论是符合现阶段中国政治建设实际的，但问题的关键是能否建设一个中正无私、无偏无党、动态而非静止、开放而非封闭的真正意义上的先进代表。如果没有启发良知的正教，所谓先进性只是相对的取舍，缺乏超越性，不但在性命中无根，也没有社会基础，不可能真正落实。胡锦涛主席将“三个代表”的根本点概括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理论上更加趋于完善，如果能够恢复“明明德”、“止至善”之学，先进性建设在实践中就有了坚实的根基。总之，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基础之上，中国完全有可能发展出体现政治本质、符合中国实际的先进政治制度。
选自《文明的和解》（上海证大研究所编，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上篇第三部分：《中华复兴与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 作者殷辂，字恺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