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速甫一下滑.doc

经济增速甫一下滑，决策者就按捺不住了，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纷纷出台刺激性措施——坊间猜测当局又抛四万亿，目标在于"稳增长"。其实，增长从来不是"稳"出来的，更不是通过刺激方式"稳"出来的，尤其是长期可持续的增长。通过“打鸡血”的手段确保经济增速，等同于拔苗助长，结果只能是制造泡沫、通胀和寻租，导致经济不断波动，甚至出现经济危机。
众所周知，“稳增长”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躲避社会政治风险，但是，这种目光短浅的权益之计救不了火，甚至还会加剧整个社会转型的危险，以致积重难返，陷入绝境。当下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民众购物消费不力，不在于民众的投资创业热情不高，不在于政府主导的各种工程项目不多，而在于很多重大的制度安排阻碍了企业家精神的发育成长，阻碍了民众的创新努力，阻碍了市场的作用和功能。
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民众获得有限经济自由之后的活力，源于民众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付出。如今，当年有限变革释放的能量已经消耗殆尽，经济发展遭遇瓶颈，加之近年某些政策措施的逆势倒退，增长放慢甚至出现停滞，几乎是必然的结果。改变这种状况的恰当对策，不是诉诸于凯恩斯主义或者中央计划手段，迷恋人为刺激，发动大规模投资，疯狂印制钞票，不断调整利息等，而是革新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法律与政治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教育制度等，破除行政垄断，减少不当管制，废除大量审批，有效保护私人财产权和契约自由。
经济增长是优良政体或优良制度的副产品
经济增长是优良政体或者优良制度的副产品，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能够有效保护财产权和契约自由，尊重人们的自由选择，尊重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企业家精神就会得以张扬，人们的创新潜能和无限活力就会迸发出来
正如写诗的功夫在诗外一样，促增长的功夫也在增长之外，盯着增长稳增长没有前途。增长不应当成为目标，决策者也不应当追求特定的增长率。确定具体的增长目标并为此制定规划，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是一种理性的狂妄。经济增长涉及到的因素如此之多——包括大量不可预测的天灾人祸，以致任何人或者机构都没有能力准确计算出来一个社会在特定时间段的增长率。保八之类的目标不仅宛如空中楼阁，而且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恶果。追求这样的目标要么给政府干预经济制造借口，要么给官员杜撰数据制造机会。
从根本上讲，经济增长是优良政体或者优良制度的副产品，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能够有效保护财产权和契约自由，尊重人们的自由选择，尊重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企业家精神就会得以张扬，人们的创新潜能和无限活力就会迸发出来，就会创造取之不尽的财富，促进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简而言之，当一个社会确立了宪政和有限政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受到良好保护之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便是一个可以预期的结果。
过去千年的经济史表明，较早确立有限政府的国家，无论是早期的英国、荷兰、瑞士，还是晚近的美国、德国、日本，都获得了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在没有确立有限政府的地方，尽管短时段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但它们无法维系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在发展水平上也难以与宪政国家相提并论。经济发展离不开创造性，而创造性离不开自由。过去两百年来的重大发明创造，无论是汽车、飞机、电话，还是电视、电脑、网络，几乎都发生在自由社会里——尤其是美国，或许并不是偶然的。
政府的主要任务不是去发展经济
在破除了垄断并放松了管制之后，民资进入任何领域都不需要鼓励，因为民众拥有经商的智慧，知道应该投资哪里，根本用不着政府的鼓励。在那些竞争较为自由的领域——比如餐饮、服装业等，哪需要政府对民资的鼓励？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主要任务不是去发展经济，更不是去推行那些刺激性措施，而是确立经济发展的宪政制度架构，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通过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就中国当下的经济状况而言，政府的紧迫职责包括革新土地制度，让农民拥有真正的土地所有权，让农民自己决定如何使用和处分自己的土地，让土地可以自由交易和抵押，让土地从"死资产"变成"活资本"(德索托语)。土地制度的革新，可以让农村的经济上一个新台阶，让农民的收入大大增加。那种认为农民不理性因而拒绝让农民拥有土地的看法，既没有理论也没有经验上的支持，不过是一种控制与奴役农民的谬见。
政府的另一个紧急任务是打破行政垄断，放弃与民争利，减少乃至废除国企，让金融、铁路、石油、电信、电力等变成真正自由竞争的行业。决策者近日发布了不少鼓励民资的命令，结果令人失望，民资并未踊跃参与。原因何在？答案很简单，行政垄断没有打破，各种管制也没有放松，民资怎能轻易进入？即使进入了，又怎能如期获利？实际上，在破除了垄断并放松了管制之后，民资进入任何领域都不需要鼓励，因为民众拥有经商的智慧，知道应该投资哪里，根本用不着政府的鼓励。在那些竞争较为自由的领域——比如餐饮、服装业等，哪需要政府对民资的鼓励？
当然，政府当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取消户籍制度，让人们自由而不受歧视地迁徙；再比如，重构税收制度，以减少岁入与藏富于民；还有，革新司法制度，有效保护人们的权利和自由；等等。当政府完成了这些任务之后，增长就会水到渠成，根本就不需要稳增长了。当然，政府不会主动放弃权力，不会主动革自己的命，尤其是在一个尚未发生宪政转型的社会里。因此，从最终意义上讲，未来和命运还是掌握在民众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