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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律疏议·户婚律》看唐朝婚姻制度的两重性

《唐律疏议》是唐朝法典的代表作，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法典。在中华法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对后世封建法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其《户婚律》中有一些关于婚姻方面的法律条文，能让我们一窥唐代婚姻制度的原貌。唐朝经济文化发达，对外交往频繁，在这样一个繁荣盛世，其婚姻制度较之前朝必然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但是唐朝毕竟是一个封建王朝，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仍然十分浓厚，这就使其婚姻制度不可避免的也表现出很强的封建性。从而形成了唐朝婚姻制度的两重性特征。下面我们就以《唐律疏议·户婚律》为视角，来看一下唐朝婚姻制度的两重性。
一、封建性
在中国古代，封建婚姻的合法形式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封建婚姻，不是基于男女双方的自愿结合，而是实行包办、买卖、强迫、等级森严的婚姻制度。“这种婚姻制度，是封建政权、族权和神权对男女婚姻关系的联合支配。”[1]在这种“联合支配”下，结婚从来都不是男女双方个人的事情，而是其身后的两个家族为了实现各自目的的大事。《礼记·昏义》中曾提到过，“婚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由此可见，男家为子娶妻的目的是侍奉宗庙、繁衍后代；而女家为女嫁夫无非也就是为其提供终生的依靠和保障。我主要从包办性、买卖性、强迫性和等级性来论述唐朝婚姻的封建性。
（一）包办性
中国古代的家庭形式是封建大家长制，男性家长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拥有包办一切的绝对权威，这种包办性主要体现在主婚权上，《白虎通·嫁娶》：“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告父母。”历朝历代对家长的主婚权都大力保护，《唐律疏议》也不例外。《户婚律》第188条记载：“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可见，“尊长”在子孙婚姻缔结中的决定性作用，其在外者尚且如此，在家者更不必言说。另外，《户婚律》第195条还记载：“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在定罪方面“独坐主婚”，从侧面也可看出当时婚姻的包办性。

（二）买卖性
中国封建社会主要实行聘娶婚，其实质就是“以聘礼之名，行买卖婚姻之实” [2]。聘婚需要有父母和媒妁之命，交付聘金，婚约才算成立。《户婚律》第175条记载：“婚礼先以聘财为信”，“诸许嫁女……，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徒娶者知情，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还聘财，后夫婚如法”。可见，一旦收受了聘财，在婚姻关系中就开始受到法律保护。该条还指出“聘财无多少之限”，从表面上看，似乎对聘财的数量没有太多的要求，但事实上，也正是这种“不设上限”的说法，为唐初门阀氏族嫁娶追求厚价提供了凭据，“嫁女讲究钱财，求婚不惜贷贿”[3]。
（三）强迫性
在唐代，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的行为不是一种个人行为，同样，就连离婚以及改嫁也不能完全遵从个人意愿，还要受到政府、父母的强迫性干预。
《户婚律》第190条：“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若两不愿离，即以造意为首，随徒者为从。”所谓“义绝者”， 简言之就是夫妻间或夫妻双方亲属间或夫妻一方对他方亲属若有殴、骂、杀、伤、奸等行为，即视为夫妻恩断义绝，不论双方是否同意，均由官府审断，强制离婚。在唐代，政府在婚姻关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有时候甚至决定了夫妻的离合。
《户婚律》第184条：“妇人夫丧服除，誓心守志，唯祖父母、父母得夺而嫁之。”由此可见，只要是这个丧夫女子的守丧期满，而她的祖父母或是父母又想要让她改嫁，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什么目的，即使她不愿意，她也要遵从家长的意愿改嫁，因为国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肯定了家长对丧夫女子“夺而嫁之”的权力。

（四）等级性
在中国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下，不同阶级和等级的男女是不能通婚的，婚姻要讲求门当户对。《户婚律》中更是明文规定：“人各有耦，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为禁止良贱通婚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违反者也有不同的处罚措施，第191条规定：“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离之。其奴自娶者，亦如之。”第192条规定：“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女者，亦如是。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二等。”在封建社会，不仅良贱之间不能通婚，士庶之间也不能通婚，甚至在地主阶级内部，建立婚姻关系时也要讲求门当户对，门阀之见很深。这样，在整个封建社会内部就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等级森严的婚姻关系网。同一等级只能在等级内部通婚，不同等级之间禁止通婚。
二、开放性
有唐一代，疆域广阔，四海归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造就了唐人自信、开放、宽容的心态。“中国与亚洲各国人民交往非常频繁，各国商人、僧侣及学者不断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异域文化、外来宗教，带来了各具特色的婚姻道德，经过相互碰撞、交融，形成了相对自由开放的新内容，触动了中国传统婚姻道德的准则。”[4]另外，唐代的婚姻制度的开放性可能还与其鲜卑血统有关，婚俗中保留了很多鲜卑遗风。从《户婚律》中的一些法律条文来看，唐人在结婚和离婚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虽然自由度有限，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却是难能可贵的。另外，有些条文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妇女权益的保护，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第188条记载：“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泆。”就是说，子孙在外缔结婚姻，如果是在尊长为之定婚之前，就承认其婚姻的合法性。可见，当时“在外”的子孙结婚还是有了一定的自由度，这让我们在封建礼教要求缔结婚姻必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高压环境中看到了一丝曙光。
同样，在离婚方面夫妻双方也享有一定的自由。第190条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所谓“夫妻不相安谐”，即“彼此情不相得”，在这种夫妻感情不好的情况下，如果双方自愿，可以和平离婚，国家不予追究。由此可见，在当时唐人对离婚是持宽容态度的，社会容忍度比较高。
对于丈夫“出妻”，《户婚律》也做出了一些限制条件，力求保护婚姻的完整性和从一而终性，带有一定的保护妇女权益的色彩。第189条规定：“伉傷（俪）之道，义期同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强调伉俪情深，终身不悔。同时还规定：“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犯七出，有三不夫（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所谓“七出”是指“一无子，二淫泆，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三不夫（去）”是指“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 就是说如果妻子没有“七出”和“义绝”的情况，丈夫是不能“出妻”的，就算是犯了“七出”之罪，有“三不夫（去）”的情况，还是不能离婚。这对防止男子喜新厌旧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有进步意义。
三、小结
唐代在这一时期刚刚经历了“贞观之治”， 处于封建社会发展鼎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对外交往方面全面繁荣。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里，处在内外文化激荡、融合的开化环境下，她既保留了以前历朝历代固有的封建保守性，也适时地展示出自己的开放性特征，正是在这样的双重环境下，其婚姻制度才呈现出兼具封建性和开放性的双重性特征。作为唐朝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唐律疏议·户婚律》对唐代婚姻的方方面面做出了种种规定，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封建性特征是封建社会流传下来的痼疾，是落后的，是糟粕，应该剔除；但是其表现出来的开放性特征，对处于封建社会中的唐代来说，却是先进的，是精华，应该发扬。对唐代婚姻制度的研究，对于我们研究封建社会后世的婚姻制度，以及现代婚姻制度都有重大的启迪和导向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1] 中国法律史学会 《法律史论丛》编委会：法律史论丛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页。
[2] 中国法律史学会 《法律史论丛》编委会：法律史论丛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4页。
[3] 张永萍著：西夏和唐代婚姻制度的异同研究，甘肃农业，2006年第7期。
[4] 刘永刚 胡群 常宝著：是开放，还是保守——唐代婚姻形态的比较分析，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