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主义社会学与政治学对权力的重视度.doc

制度主义社会学与政治学对权力的重视度
相关才子在此篇毕业论文中写道：历史制度主义直接继承了政治学乃至社会学重视权力的研究传统。历史制度主义不仅指出制度性权力(powerof institutions)的重要作用，而且强调政治行动者及政治组织在运用理性时的局限性，从而揭示人们的意图在权力斗争中不断受到制度的影响。Hall与Taylor在概述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特征时指出，它强调权力以及权力关系的非对称性，并进一步指出所有制度研究都同权力有着直接的关联。德国政治学者EllenM．Immergut通过对法国、瑞士和瑞典三国医学政策的考察，指出制度的起源在历时眭上独立于行动者及其策略，因此制度是被那些围绕着政治权力展开斗争的行动者创立的。在政策研究的具体层面上，Hall在英国和法国政府干预经济方式的比较研究中指出，制度因素的作用体现在组织的层级机构通过为职位赋予某种制度性的责任和关系(institu—tionalresponsibilitiesandrelationships)，从而影响行动者对自己利益的界定。Steinmo在对美国、英国、瑞典三国的税收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时指出，制度不仅改变了决策过程中参与者的权力分布，而且决策活动的制度结构也深深影响了利益集团、政客和官僚自身政策偏好的形成。
社会学制度主义研究也十分重视权力分析的重要意义。由March与Olsen开创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范式，在某种意义上根源于社会学研究中的制度观念。“制度为某些行为的规则赋予了正当性，这一点同效用最大化的观点相比，更关注权力关系及社会性和文化性规范”。此外，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对制度性同形(institutionalisomorphism)所作的考察，也蕴含着丰富的权力分析。因此，社会学者AndrewAbbott认为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尝试把权力带回新制度主义之中”。具体而言，社会学制度主义强调象征、符号和认知的作用，尤其重视文化对社会、组织的塑造，因此主张人们通过争取必要的文化资源将文化要素转化为某种权力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核心问题包括探究什么因素赋予某些制度安排以“正当性”或“社会适宜性”，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关于文化权威(culturalauthority)来源的问题。与这样的认识相联系，历史学者JamesT．Kloppenberg指出，“制度的登台与退场既涉及新的观念和新的权力结构(new configurationof Dow—er)”。这意味着人类行动总是试图满足自身预期，而预期又存在于具体的背景之下，并且植根于文化背景、社会结构及政治场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