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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英布拉图书馆与马夫拉图书馆
沈弘编译

葡萄牙国王约翰五世是一位富有文化素养和爱好和平的君主，他喜欢数学，更酷爱音乐。他对书籍的热爱和对建筑的沉醉使得他的统治时期成为葡萄牙图书馆发展的黄金时代。他最主要的两项工程，即以埃尔埃斯科里亚尔博物馆为原型的马夫拉修道院王宫和科英布拉大学图书馆，都是在1717年同时启动的。
科英布拉作为葡萄牙最古老的大学，自然很早以前就有它的图书收藏。它1290年创建于里斯本，后来又不断搬迁于首都和科英布拉之间，直到1537年才最后由国王约翰三世把它确定在科英布拉。1541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它的图书收藏将从里斯本搬过来。到了1548年，图书馆每天早上和下午各开放两个小时。1597年的大学章程把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增加到了每天六个小时，并将图书馆的购书经费定为每三年100克鲁扎多（葡萄牙货币单位）。不久以后──几乎跟牛津大学和都柏林三一学院在相同的时间和用类似的经费──图书馆长便携带着125克鲁扎多前往威尼斯和佛兰德去购买新书。
对于整个葡萄牙半岛来说，17世纪是一个衰败的时期。到了1705年，图书馆的建筑已经破旧不堪，图书被存放在大学的学生注册处。11年以后，弗朗西斯科·巴雷托博士的图书收藏在市场上被拍卖，一位能干而精力充沛的校长，特勒斯林的努诺，征得国王的同意，用14,000克鲁扎多的价钱买下了这个珍贵收藏。同年10月31日，大学获得了它所急需的修建新图书馆楼的的准许。盖楼的承包合同于1717年8月14日给了乔奥·卡瓦尔霍·费雷拉，内部装修的承包合同给了阿尔梅达的乔奥·罗德里戈斯。书架于1723年8月已经完工。由从里斯本来的油漆匠，森林的曼纽尔，负责用镀金的“中国情调”图案来装饰它们，在葡萄牙使用这种装饰风格尚属首次。与此同时，两位里斯本的艺术家，安东尼奥·西莫斯·利贝洛和文森特·努尼斯，被雇来用基督教教义中的美德和节制等讽喻性人物来装饰大厅的天花板。整个工程于1728年全部完成。
图书馆位于三角形的大学广场一端。富丽堂皇的大门之上装饰着皇家纹章图案，南面墙上有六扇拱形大窗户面对蒙德古山谷，也显得颇为壮观。室内的装饰更是极其豪华，一个拱形过道将三个同样大小的房间连接在一起，大厅的高度因天花板上图案的透视角度而得到加强。每个房间墙上都是整齐划一的书架，它们被装饰成类似东方的漆器。第一和第三个房间为绿色（如今颜色已经变得暗淡），居中的房间是红色。与大门相对的的另一端墙上挂着约翰五世的全身肖像画，也许使出自宫廷画家，意大利人乔治欧·多门尼科·杜普拉之手，画框被设计为彩绘的木制幕帘，被吹号天使下面的小天使所挽住。馆内原有的家具依然存在，共有六张用巴西乌檀木做的长方桌，桌上镶着黄色的楹木花纹图案。每个房间的两张桌子上都放有镀银的墨水瓶架。梯子被巧妙地藏在大厅书架之间的空隙里，可以拉出来取上层书架上的书。第一个房间是专门存放历史和文学作品的，第二个房间用于法律和自然科学，第三个房间则属于神学和教会法。馆内有十一个带门和门帘的小屋可供教授和其它享有特权的读者使用。一个门上写着“Cimelios”（珍宝）字样的大屋是善本书藏书室和图书馆长的办公室。
除了维也纳的宫廷图书馆之外，科英布拉图书馆是十八世纪中最漂亮的图书馆建筑，然而它的设计师却至今仍是个未解开的谜。曾有人提出是勒普莱德的克劳德，即大学于1700至1702年雇用的一位法国雕塑家，还有得到约翰五世庇护的德国人约翰·弗雷德里克·路德维希，但这两个人都不太可能。建筑设计的原型也同样不为人所知。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放弃单个大厅模式的图书馆，而该模式是因为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大厅而被普及推广的。约翰五世是哈普斯堡皇帝查理六世的连袂，所以有人猜测科英布拉图书馆在三个房间中采用靠墙书架的方法是基于模仿维也纳的尤金亲王在上观景台的图书馆，后者也分成三个房间，也许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颜色，因为他的藏书都按主题分红、黄、绿三种颜色进行装订的。然而日期却使这种假设不攻自破：科英布拉图书馆的设计肯定在1717年之前就已经存在，而希尔德布兰德的卢卡斯直到1721年才开始动工建造上观景台。不仅如此，在萨洛蒙·克莱纳于1731年所绘制的观景台风景版画中的图书馆跟科伊姆布拉图书馆毫无相似之处。
假如说这种巴洛克式的室内装饰是来自英国，也许听来有些哗众取宠的味道。然而确实有证据显示这种可能性的存在。约翰五世对北欧图书馆的布局很有兴趣，他的许多书都是通过在巴黎、海牙和伦敦的特使购买的。前两位特使购买了商业与航海的图书，并且在1725年红衣主教杜布瓦藏书的拍卖会上参加了竞买。而最后一位特使买到了森德兰伯爵的六箱手抄本，以及赖默的《联盟》和皇家天文学家约翰·弗拉姆斯蒂德的《英国天文学史》（1725）。在1725-26年间，当科英布拉图书馆的建造工程接近尾声，而马夫拉的工程刚要开始时，一位皇家特使，库尼亚的路易斯，受派遣前去考察英国和低地国家的图书馆。他访问了牛津，调查了科顿图书馆，并且看到了安特卫普和根特的耶稣会图书馆，以及卢万大学。在十八世纪初的所有欧洲大学中，博德利图书馆无疑是最富有盛名的，而且通过洛根的《牛津写景》（1675），约翰五世肯定看到过它的外形。科伊姆布拉图书馆用细柱支撑的墙廊也许是受到洛根描绘塞尔登之角一张插图的启发，而它的三屋鼎立的设计很可能是参照博德利图书馆分为文科之角、汉弗莱公爵图书馆和塞尔登之角的布局设计。至于牛津图书馆的长度和中间部分的中世纪设计未被科英布拉图书馆采纳，则可能是认为后者规模不必象博德利图书馆那么大，或者是因为对洛根版画的误解。
约翰五世拨给大学大量有关神学、哲学、历史、法律和“现代医学”的图书。从他逝世一直到十八世纪末，这个图书馆收藏的增长缓慢。1776年，图书馆用170克鲁扎多的价钱买下了富斯特和舍弗尔1462年在美因茨印刷的一本拉丁文《圣经》。这本书四年前错过了巴黎的一次图书拍卖，结果私下卖给了一位葡萄牙书商。它是科英布拉图书馆中最珍贵的一本书，并且跟里斯本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谷腾堡《圣经》一样，是葡萄牙仅有的早期活字印刷纪念碑。还有一部品相极佳的十二世纪的大开本《圣经》，用的是18世纪巴黎风格的装订，它可能也是在这个时期购置的。1806年，图书馆收到了它最重要的一次性新添书籍，即由里斯本的哈斯阁下收集的珍善本书。它们中间有一本《多姆·佩特罗编年史》手抄本是仅存一部封皮上印有塔沃拉侯爵家族纹章的书，那个古老而富有悲剧性的家族1758年因被控谋刺国王而遭满门抄斩。之后不久，一位数学教授在荷兰买到了一部引人注目的希伯莱文《圣经》，它几乎肯定是在葡萄牙或西班牙抄写的，后由一位被流放的犹太人带到了低地国家。1834年以后，大学收到了许多来自被解散修道院的书，其中包括科英布拉最大的圣克鲁斯修道院，该城最早的一台活字印刷机就是格尔茂·盖尔哈德于1530年设在这个修道院的。
一个现代化的图书馆建筑于1961年建成使用，约翰五世的图书馆（直到1926年，它都是主阅览室）现在只是用于某些特殊的功能。在葡萄牙出版的每一种新书都必须交纳一本给这个大学图书馆，它在1970年的藏书数量已经超过了100万册。

马夫拉图书馆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拱形大厅，长达88米，呈十字形，由约翰·弗雷德里克·路德维希于1717至1730年建成。它是国王为方济各会的僧侣们而建立的，后者早在1751年就开始使用它。似乎当时只有一些临时性的书架，直到1771年方济各会僧侣被奥古斯丁隐休会士所替换以后，后者才雇用苏萨的曼纽尔·卡埃塔诺设计了现在的书架。它们的浓郁巴洛克风格在1787年并不讨威廉·贝克福德的喜欢，后者认为它们“设计笨拙，做工粗糙，墙廊向大厅里突出来，即不美观，又遮住了书架的光线”。方济各会僧侣们在贝克福德来访五年之后又回到了图书馆，从而阻止了给书架镀金的计划，因此它们至今仍是暗白色的。与科英布拉图书馆相比，马夫拉图书馆的效果自然减色了很多，只能依赖它藏书镀金书脊上的颜色和光泽。有许多书的装订据说是是在修道院里完成的，在书脊下部都印有图书馆的名称“ MAFRA”。38,000册藏书依然保持了重返图书馆的方济各会首任馆长圣安娜教堂的乔奥神父的排列方式。后者于1819年完成的图书目录至今仍在使用。所有的书都按主题分书架，对折本放在最下面的书架上，形状小的书都放在墙廊的上面。《圣经》的各种版本占据了大厅一端的外突书柜，其余的地方被划分给了民法、普通法、神学（包括经院哲学和辩驳文）、教堂仪式、教会法、圣徒传记、布道文和宗教团体的章程。世俗的主题包括古希腊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文学，文学史和目录学，医学，哲学和数学。大多数书籍都是17、18世纪的，有许多在巴黎购买的书仍然保留着它们原先主人的纹章。还有少数的摇篮本。馆藏中最珍贵的一本也许是吉尔·文森特的珍贵初版本《著作》（1562），书中被一位教会的审查员圈圈点点，画满了记号。
尽管它创建很晚，但马夫拉确实是正宗的修道院图书馆，其藏书内容跟圣高尔修道院和埃德蒙特修道院的图书馆相差无几。均是精品，欢迎下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