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阅读教学思想.docx

阅读是人类社会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探索世界、改造世界、进而通往理性世界的有力工具。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教育教学体系，其中阅读教学一直是语文教学中最重要的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官学衰废，私学兴起，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儒墨两家的私学被称为当时的“显学”，私学的兴起顺应了文化下移的历史潮流，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在30岁开始讲学，创办了儒家学派的第一所私学。孔子私学，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作为教育内容，此后长期以来成为我国学校教育的主要教学内容。此外，经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礼仪》、《乐经》、《周易》和《春秋》也称为当时教育教学的主要教材，《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即以此六本书作为必读教材。这些书目不论是孔子私学兴起之前的王公贵族还是私学兴起后的平民学子，皆奉为经典阅读教材。在教学思想上，孔子同样强调阅读的重要性，在《礼记•中庸》总记载孔子论及学习的五个步骤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当时学习和阅读几乎是同义，因此这一完整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完整的阅读过程。墨子是中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墨者多来自社会低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墨翟在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和检验认识的正确性问题上提出了著名的“三表”即“有本之者， 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翟认为， 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和知识真理的客观与否仅靠间接经验是不够的，要获得真知必须依靠自身努力，必须博览群书、亲身实践。在教学方法上，墨翟认为知识来源包括三个方面，即“闻”、“说”、“亲”。“闻“即传授来的知识， “说”即推论来的知识，“亲”即自身亲历来的知识。要想获得真知就必须自我推理、努力探求，多耳濡目染、多实见实闻、多广博览阅。战国时期另一位著名思想家孟子在《孟子•万章》中谈到阅读应“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认为在阅读过程中要用读者的意思即“意—逆—志”这一过程去推求读物的意义，孟子还认为学习和修身关键在于“自得”，他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左右逢其源。” 他认为君子深造要有正确的方法，这就是要求他自觉的追求而得到。自觉追求而得到的，掌握得会比较牢固，牢固的掌握了，就会积蓄得很深，积蓄的深了，就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这些都说明了加强自身学习，广博群书、博闻强识的重要性。
秦汉时期是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初步确立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对后世的影响至深。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典上升为官方推崇的圣人之书，成为士人学习研究的主要对象。教育内容经历了由旧“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到新“六艺”六经，即《诗经》、《尚书》、《礼记》、《乐记》、《易经》、《春秋》）的演变，也就是由重视行为技能的训练到重视书本知识学习的演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王符：《潜夫论•赞学》），“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四）。不仅经籍的学习完全以阅读为基础，与经学有关的史学、诸子学和文学，也都离不开书本知识，即使是文学创作，其基本功仍是大量阅读。 “或问扬雄为赋，雄曰：‘读千首赋，乃能为之'（《西京杂记》，卷一）。”此语为后人引伸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书读得多读得熟，既是才华和学问的象征，又是猎取功名富贵的必由之路。宋真宗的《励学篇》公然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自有黄金屋 ， 书中自有颜如玉 ， 书中车马多如簇 ，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书本知识的学习，又主要是儒家经典著作的学习，取得了压倒其他一切知识技能学习的绝对优势，阅读成为当时教学活动的最基本形式和方法。
隋唐时期在教育制度沿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高祖时建立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太宗时建立了律学和书学。同时，太宗又注重编修、收藏历史和书籍，成立弘文馆，其藏书多达二十多万卷。太宗又认为南北朝时期经学分为南北两学，经学纷云，于是孔颖达加以整理，颁为《五经定本》，是为《五经正义》的稿本，成为官方颁布的统一课本。唐代教育内容和知识范围不断丰富扩大，儒经分为大经、中经、小经，大经包括《礼记》和《左传》，中经包括《诗经》、《周礼》、《仪礼》，小经包括《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粮传》，此外，《孝经》、《论语》成为学校教育必修课，丰富的书籍典藏是文人大量阅读的前提。在阅读教学思想方面，唐代著名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韩愈提出了他自己的阅读方法，他在《上襄阳于相公书》中强调读书要“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这种强调口、眼、心、手并用的精读方法，实际上揭示了阅读过程中“视觉—语言—心理”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活动，直至今日仍有实践意义。
宋元时期，由于科举制规模不断扩大以及印刷术的应用，书院逐渐兴盛。以程颢、程颐、 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由于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而站统治地位。程朱理学强调教育目的是培养人，即具有完善的封建道德修养的人。他们突破了盛行于汉唐时期的烦琐的传注经学而注重精选教材。程颢程颐从众多的儒家经典中，选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教学的基本用书。朱熹对上述四种书又重新加以注释，称《四书集注》。此外，他又编写了《童蒙须知》、《小学》，和吕伯恭合编《近思录》。朱熹自述《小学》为儿童提供了“做人的样子”，是小学阶段的基本用书；《近思录》是摘编宋代理学家的言论汇编而成，是一本理学的通俗读物，便于青少年“得其门而入”，其特点是“要切”。《四书集注》除发挥理学家思想外，力求注释简练、遣辞精确。宋代理学家悉心编著了自童蒙教育到青年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彼此衔接的一套教学用书。在关于阅读教学思想上，朱熹非常重视指导学生如何读书，他的弟子在其死后根据他平日之训归纳出了“朱子读书法”六条：一曰循序渐进，二曰熟读精思，三曰虚心涵泳，四曰切记体察，五曰著紧用力，六曰居敬持志。又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朱熹将阅读教学归纳为十二个字，即“自博而约，自易而难，自近而远”。先博览后精读，先容易后艰难，先读内容与学生生活实际接近的，再读距离较远的。他认为只有这样“乃得其序”。阅读要“自博而约”，广泛涉猎各方面的书籍，形成多方面的兴趣。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教育发展到顶峰，同时也是走向没落的时期。明初统治者非常重视教育对于国家的作用,确定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方针,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事业,从京师到郡县直至农村地区,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学校教育网络.清朝的官学制度基本上是沿袭明制,分为地方和中央两类.中央主要是国子监,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书院.此外,还有义学,社学,私塾等. 明清时期,不仅沿用传统的由《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组成的成体系的集中识字教材,而且还对此类教材进行了改编和续编, 明清时期,这类阅读教材渐次增多.在选读《四书》《五经》和其他经,史,子,集类教材基础上,新编了一些文选读本.如《日记故事》《童蒙观鉴》(清代丁有美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明代茅坤编),《古文观止》(清代吴楚才,吴调侯编),《古文辞类纂》(清代姚鼐编), 《文章辨体》 (明代吴讷撰),《文章明辨》(明代徐师曾撰)等.除这些"故事","文钞""古文"之外,还有浅近的各种诗歌读本,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明代王守仁十分重视读书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儿童的主要教育内容是“歌诗”、“习礼”和“读书”，读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从读书中获得“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家喻户晓的名言，是由明末清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家、著名学者顾炎武最先提出的。顾炎武自幼勤学。他6岁启蒙，10岁开始读史书、文学名著。顾炎武认为，读书做学问是件老老实实的事，必须认真忠实地对待它。顾炎武认为：学习在于“博学于文”、“好古敏求”，“博学于文”即为“自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与友人论学书》），应读“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应“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并指出：“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这些都说明广泛涉猎阅读对于读书人的重要性。清代黄宗羲认为“天地万物之理，皆在吾心中”，要“穷理”就必须“躬行实践，力学致知”，在黄宗羲看来，许多人并非具备与生俱来的良好的素质，只是因为缺乏自我的知识积累。因此他主张广泛地读书，以求知识广博，并通过长期的知识积累达到成才的目的。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一生勤奋好学，并且老而弥坚。黄宗羲认为学生要敢于提出独立见解，其前提就是多读书，广泛地读书，形成渊博的学识，所以他主张求学贵在创新，提出独立见解，反对因循守旧。
阅读教学是中国古代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观千剑则晓剑，读千赋则善赋”，中国古代许多伟大的教育思想直到今天仍具有实践意义。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实行思想文化专制，许多教学思想充斥着浓郁的封建专制色彩，这与我们现代社会提倡“人文教育”、“素质教育”的理念有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