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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影视作品欣赏及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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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观后感 

影片《最爱》讲述了一个小村庄的村民因为卖血而感染上艾滋病的故事，由郭富城和 章子怡扮演的男女主角也都身患此病，由于同病相怜，二人走在一起互相温暖。一段时间内几个患有艾滋病的村民先后死去，这给男女主角心理上造成很大打击，而不久之后，男女主角也出现发烧等症状。影片避开了敏感字眼，用“热病”替代了世纪绝症的那个词，曾在发生在中原的交叉感染而发生的绝症风波，算是暂告一个段落。但是，顾长卫这回将其间接地以悲 剧式的情欲表达了出来，给人予颇为深刻的印象。 
《最爱》的开头，空灵沉旷，一个小孩子的旁白，显得那么的孱弱，可是这孱弱的声音却是始终贯彻影片的核心线索，也因为这条线索，让影片既充满晦涩的幽默，也充满新生的希望。在这个年代，在这样的山村，听曲艺演奏可能是最大的娱乐了，但是，当听到有治疗热病的药的话时，所有的人都齐刷刷的静了，可见这种病给他们村带来的莫大的困扰。
关于爱情，谁是最爱？什么是最爱？本影片原名叫《罪爱》，得意和琴琴的爱情是在道德与伦理之外的，因为在那样的境况下，那样的生命即将逝去的时刻，面对这种在编外的爱情，大家都包容了很多，大家都宽容了，而那份罪爱在最后变成了最爱。如果不论着道德上的罪过，很多人说：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如果不是那样特定的环境，特定状况下，得意和琴琴之间还有爱情吗? 如果是在正常的生活状态即便是在那眼神流转之间的碰撞，估计也不会发展会爱情，那只是会是一场艳遇，而不是一场外遇。艳遇与外遇之间的差别或许就是除了“天使在云端只眨了一眨眼，最后眉一皱，闪了电”之外，是否还有那份不断升华的相依相守吧。那样的境况，将他们两人的艳遇成就了一场外遇，而这场外遇在责任，在相依相守，在执子之手，共赴生死之后升华为了最爱。而最爱让我们愿意脱去道德的外衣，那其实不仅是爱情，那更多的是因为生命的绽放，生命的力量。
影片发挥了顾长卫关注边缘人群的一贯视角，但在顾长卫以往冷峻、灰暗的风格上加入了更多的喜感和温情，片中偏远的小山村虽然贫困，影片整体色调十分明亮，章子怡的装扮以红色系为主，在死亡将至的绝望中带来了一丝生命的热情和希望。
余华说过，人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了任何活着以外的事而活着。“热病”引发的死亡是唯一的结局，在这个贫瘠的小山村里，村民们既没有自救的可能，也看不到外力拯救的希望，“挥之不去的绝望”贯穿影片首尾。没有一脸苦悲的坐吃等死，没有呼天抢地的抨击谴责，《最爱》里的绝症病人一个个欲望鲜活，该偷鸡摸狗的还偷鸡摸狗，该调戏挑逗的还是脸不改色心不跳地飞段子、上咸猪手，该占便宜的一粒米都不落，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惹得影院里的笑声此起彼伏，全然不像是在观看一部苦情电影。多好啊，没有一个像是正在被死神拖曳的倒霉鬼，如果把这一个个卑微的欲望都抹掉了的话，估计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群没了人气儿的僵尸和戴着面具的活死人。可想而知，那将是最没最没意思的事。中国电影人，精通沉重悲苦，深谙形而上的意义，或是一味追求令人喷饭的笑果，但什么叫悲喜交加，似乎没人好好钻研过。 
生有可恋，恋而生情。赵得意们四处游走、活跃于天地间的生存欲望以及由此产生的喜剧色彩，让《最爱》打通了生与死之间那堵看似不可跨越的厚墙，也让顾长卫截然不同于那些致力于义正言辞型悲情的中国导演们。当然，《最爱》没有典型“悲喜剧”（Tragicomedy）的幸福结局，但也逃离了普通悲剧的可怖面目或是那股笨重，尤其是左小祖咒的配乐，以一种轻松、有时候近乎戏谑甚至是狂欢的调调，让一群绝症病人的死前生活，变得多彩甚至轻佻起来，变得似乎让人一时间遗忘了那个注定不变的结局，而结局的来临，又总是令观众猝不及防，比如“骑猪村妇”粮房的死，比如喇叭不离手的“活宝”角色大嘴的一句“我也快没电了”，让人莫名无言。
我们在拥有时某些东西时，并不觉得它多么难得和可贵，但当我们失去之后，当我们在许多年后幡然醒悟，当我们再想回头抓住那些美好的东西的时候却惨然发现，那些作为换取当初的满足砝码都早已早就典当给生活，贱卖给世故了。只有爱是永不止息。只要心中有爱，为爱倾尽一切，便可坦然无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