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论文-新历史小说中女性想象的自由之维.doc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题 目　 ——新历史小说中女性想象的自由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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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飞翔的“女巫”
——新历史小说中女性想象的自由之维

20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新历史小说创作异军突起，女性作家也纷纷介入新历史小说创作。本论通过对女性新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几个主要作家作品的分析考察，着重探讨了当代女性新历史小说的作品风格和文学特色，并深入分析了在当代大众文化盛行的语境下，女性新历史小说创作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可能性，从而对女性新历史创作进行总体界定和评价。
论文分四部分展开，第一章深入分析了虹影、严歌苓、海男以及徐小斌等作家所创作的女巫”类新历史小说的文学特色和艺术风格，并对其进行了具体评价和分析。第二章从社会生活、两性情感以及女性心理特征方面入手，分析了此类作品之所以呈现出其特色的深层社会和心理原因。第三章则从文学与文化发展角度切入，指出女性新历史小说的文学价值及其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发展可能性。最后结论部分则分别对几个学界，也是我个人较为关注的问题作了总结式思考，即对文学书写个人历史的文学价值的思考；女性新历史想象的自由之维与其文学价值的思考；女性创作如何突破狭隘的女性天地，超越女性话语，突破边缘地位，取得与男性文学同等的文学价值与地位的思考。
总之，女性新历史小说对自我与性的想象和抒写，是中国女性文学对狭隘的女性视角的突破，也是对单一的或以男性为中心的点缀式女性文学的纠正。表现了中国女性解放与争取知识权利的努力和渴望，体现了当代女性文学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进步意义。女性创作向历史空间的延伸，丰富了文学多元化及个性文学的成果，与主流文学相映生辉。
然而女性新历史小说中对于历史的描绘很大程度上基于一种空洞的个人想象，而这种描述又经常性的退缩到女性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陷入对情感纠葛的个人描写之中；其看待问题又缺乏一种社会化的广阔视野，这就削弱了其文学的广度与深度，使文学价值大打折扣。本论通过对女性文学存在问题的深入探讨，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希望能够对女性新历史文学的发展有所指导和借鉴。

关键词：“女巫 新历史小说 女性 想象 自由

Freedom Fly of the “Witch”
——the Freedom of Female Image in the New Historical Novels

In nineties 20th century, with the emergence of new historical novel writing, women writers are also involved in creating a new historical novel. On the discussion of this new historical novel of female creative writers in the study, mainly focusing on the historical novels of contemporary women of the new style and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of works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evalence of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popular culture, women creative achievements of the new historical novel, as well as the question of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ssibility of a new history of women in order to create a general definition and evaluation.
The thesis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he first chapter-depth start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Hong Ying, Yan Geling, Hai Nan, and Xu Xiaobin who created the "Witch", a new historical novel style, the literature and art style, and its specific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Chapter two is from the social life, gender, and emotional aspects of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women,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 why such works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ep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reasons. Chapter three is from the angle that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women of the literary value of the new historical novel and its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possi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Finally are some conclusions to some academics, is more concerned with my personal problem, made a concluding thinking, that is, consider the value of personal history written in the literature; think about the freedom of female imagine in the new history written and its literary value; how the female creative ways can break the insular world of women, to break through the edge of the status of men literature, and obtain the same value and status of literature.
In short, the imagination about the women self and sex in the new historical novel, is a breakthrough in the narrow perspective of Chinese women's literature, as well as single or male-centered literary embellishment of the correct type of women. It’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 and efforts for the knowledge right and the aspirations of contemporary women's literature reflects the world, the progressive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Creative space for women to the history is an extension of the rich and diverse literary personality of the results of literature.
However, for women in the new historical novel depicting the history of a large extent, based on an empty personal imagine, which describes the nature and often personal life back to a small circle of women, emotion into a personal description of disputes. They also consider problem narrowly, it’s lack of a vision of society, which weakened its breadth and depth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value so greatly. On the existence of women's literature in-depth study and make some constructive proposals, I hope there’s some help for women's development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d reference guide.

Keywords: “Witch” New historical novels Female Image Freedom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用语言飞翔的女巫与她们的历史 4
第一节 历史消失的年代——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化想象与历史建构 4
第二节 烟花柳巷中的受难之花——从“女巫”到“女神”的艰难蜕变 7
第三节 绝美的绽放与吸引——常规之外人性爱欲的追寻与探索 9
第四节 时间把历史变成童话——天使与魔鬼的奇妙混合体 13
第二章 女巫历史想象中的现世人生 17
第一节 当代生存中历史的缺失 17
第二节 镜像中的女巫与他者的拒斥 19
第三节 神秘主义倾向与幻想的乌托邦 21
第四节 历史叙事中的真实幻象 24
第三章 女性想象的文学价值与发展可能性 27
第一节 历史想象中的自由飞翔 27
第二节 大众视域中的她们 30
第三节 “女巫历史”的文学价值及其发展可能性 33
第四章 结语 37

参考文献 41
附录：新历史小说研究综述 43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49
论文声明 50
后记 51

48

绪论

女性新历史小说，本论中倾向于最简单的界定，即女性创作的新历史小说。20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新历史小说创作异军突起，女性作家也纷纷介入新历史小说创作。开其先锋的当推王安忆《叔叔的故事》、《香港的情与爱》、《纪实与虚构》和《长恨歌》等作品的创作，其中，《长恨歌》的成就最为显著，并且由此开启了女性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先河，此后很多女作家介入新历史小说创作，在20世纪九十年代末及21世纪初的文坛上形成一道绚丽的文学风景。就如戴锦华《涉渡之舟》中所说：“香港，这一‘飞地’，作为一个文化与叙述的踏板，使王安忆的叙述由现实而历史，《长恨歌》由此成了女性写作的一个新的精神历险的开始。” 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7页。

女性介入新历史创作，很大程度上并非是一种严肃的历史思考，而是一种女性生命对自由的渴望与幻想。确切的说，女性在历史叙事中所要追求的，实际上近乎一种自由飞翔的状态。就如埃莱娜•西苏在《美杜沙的笑声》中所说：

飞翔是妇女的姿势——用语言飞翔也让语言飞翔。我们都已学会了飞翔的艺术及其众多的技巧。几百年来我们只有靠飞翔才能获得任何东西。我们一直在飞行中生活，悄然离去，或者在需要时寻找狭窄的通道和隐蔽的岔道。 【法】埃莱娜•西苏《美杜沙的笑声》，《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3页。

在九十年代女性写作中，人们对其进行评价与描述时，用到最多的词就是“飞翔”。不管是批评家还是作家本身，都对“飞翔”一词情有独钟。林白在《致命的飞翔》中写到：“飞翔是指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写作是一种飞翔。做梦是一种飞翔，欣赏艺术是一种飞翔，做爱是一种飞翔，不守纪律是一种飞翔，超越道德是一种飞翔。它们全都是一些黑暗的通道，黑而幽深，我们侧身进入其中，把世界留在另一边。” 林白《致命的飞翔》，台海出版社，2001年，第3页。
似乎，写作就是女性的一种飞翔的方式。乔以钢在评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时，也用了“多姿的飞翔” 乔以钢《中国女性与文学——乔以钢自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1页。
这样的字眼来描述其多姿而绚丽的创作形态。在女性新历史小说文本中，这一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历史时空的表层帷幕下，女性作家的想象向表达敞开了无限自由的飞翔的时间与空间。而这种自由实际上并没有将作者带向虚无缥缈的虚幻之中，而是带向另一种隐秘的真实，一种掩藏在私密中的女性生理和心理的真实。
在这样一种对于女性生存的真实的追求与探索中，最容易实现的也许是某一类特殊身份的女性。她们是生活在常规与道德之外的，或悲惨或绝望或在苦难中顽强蜕变，从而寻找灵魂与肉体飞升的“女巫”。对于女巫的概念，《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以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职业的女人。”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842页。
但是在人们运用中，它的意义更倾向于一种引申意义，即有某种魔力的常规之外的女性，如娼妓女子、生活在婚姻之外追求另类情感的情妇、美丽与邪恶融为一体的天使与恶魔的混合体。在徐小斌、虹影、海男、严歌苓等女性作家创作的历史年代中的传奇故事中，这类女性往往成为故事的主人公。由于这类女性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她们对于肉体和灵魂自由的追求就极大限度的脱离了常规与道德的界限。在故事中我们对于她们的故事感受最多的将是一种自由飞翔的状态，一种超越道德与常规的叛逆，一种对于两性情感的深度思考与认识。
对于女性新历史小说中女巫形象的塑造，学界对其也有很多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徐小斌、虹影及海男等作家的研究之上，并且多是针对作家本身艺术特色的研究，而对于这样一类作品的综合研究成果较少。女性新历史叙事有其自身的优势与价值，怎样挖掘女性新历史小说的文学价值及其审美价值，如何认识女性想象在历史叙事中的地位，如何理解女性新历史小说中普遍存在的神秘主义倾向，女性个体的当代经验如何在历史小说中转化为故事人物的品质和经验，女性新历史小说有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可能性，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些问题。在本论中，笔者将尝试选取若干角度，结合社会文化、时代背景、两性关系等较为广阔的视野，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其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章，主要从作品分析入手，分析几类以“女巫”为主人公的作家作品的特色与艺术形式。
第二章，从社会、生活、情感角度切入，总体分析此类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神秘主义倾向及幻想的乌托邦情结。
第三章，从文学与文化发展角度具体分析此类小说自由的创作形态及其文学价值、文化价值与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发展可能性。
最后一部分，得出结论，总结全文。

第一章 用语言飞翔的女巫与她们的历史

第一节 历史消失的年代——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化想象与历史建构
中国向来是一个重史的国度。历史小说向来是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历史小说中，更为关注的是一种宏大的国家叙事，历史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家政治意义上的严正评价。历史在人们的心中，一直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让人无法企及的形态。当然这种严正的历史思考，在任何时代都是必要的，对于宏观历史的反思，对于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关注，可以说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情结和责任感的最有力的表现。基于传统历史观念的历史小说，将更大的笔墨倾注于对政治和国家命运的探讨，对于宏观问题的思考，有一种以笔为枪的精神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构成传统知识分子和传统历史文学的精神核心向度所在。然而传统历史小说叙述，很大程度上则忽略了人的另一种本能需求，即作为个人的历史认同需求。
20世纪80年代末，先锋派的创作从个人历史关注角度入手，以一种崭新的姿态，打破了那种宏观历史叙述一统天下的局面。先锋派历史小说以个人想象解构国家历史叙事，以民间想象解构政治历史叙事，从另一种维度，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新形态。20世纪90年代，这种新的历史写作形态的出现，引起了学界极大关注。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消费文化日益繁盛的背景下，“历史”在人们笔下已远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而成为一种话语叙述方式。历史的终结成为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由于多元化的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中，人们很难再感受到一种像八十年代时的那种统一的精神号召力量，个体生存就成为一种孤立无援的，似乎脱离历史之外的、荒野中的生存。正如陈晓明所说，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进入了一个“仿真的年代”。“仿真”一词出自波德里亚《消费社会》，“‘仿真’时代是符号急剧扩张的时代，过去被理解为物质实在性的‘现实’，现在已然为符号，也就是为各种话语、各种叙事、各种指称所代替。消费时代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又把一切商品都变成符号，一切商品只有变成文化才能被顺利消费。” 陈晓明《仿真的年代——超现实文学流变与文化想象》，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最大的生存体验就是“历史感的消失”，“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整个当代社会体系逐渐开始丧失保存它过去历史的能力，开始生活在一个永恒的现在和永恒的变化之中，而抹去了以往社会曾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保留的信息的种种传统。” F•杰姆逊《文化转向》，SageLondon，1993年，第19页。转引自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430页。

在这种生存境遇中，人们感受最深的就是一种无根的漂泊感，变化不定的生存状态往往让人不知所措。面对历史消失的生存境遇，人们的应对往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醉纸迷金，消融在金钱至上的消费社会之中，堕落沉迷，找不到救赎的方式；还有一种便是抵抗这种历史的缺失，企图通过一种精神的反抗和建构来弥补这种对现实世界的失望与畏惧。
文学作为现实社会最敏感的体验与表现者，自然对这样的生存境遇做出明显的反应。如果说在90年代上半期，女性文学对于消费社会的反应还处于朦胧的感知阶段的话说，那么在90年代下半期，则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纵观九十年代后的女性文坛，可以发现，90年代上半期的女性创作往往是一种正面女性形象的塑造，或者是一种退缩的女性私语、女性欲望的表达。而在90年代下半期，“坏女人”形象则开始堂而皇之的进入文学表达的中心位置。“在20世纪90年代末及21世纪初，文学作品开始直接写作消费社会，而那些‘坏女人’则成为故事结构的核心。” 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前引书，第442页。
当然这种对坏女人的描写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种层次。一种是新都市小说中对当代三陪女、婚外恋情故事的叙述，这种叙述倾向于第一种应对方式，即沉迷于那种醉纸迷金的消费社会生活，或者说，直接描述那种生活，来唤醒人们对于那种糜烂生活的反思和抵制。另一种则是本论要重点研究的女性新历史文本中对于历史故事中的娼妓女、情妇、边缘人的塑造，我们仔细阅读这类作品即可感知，当代女作家在塑造这类看似的“坏女人”形象，或者说“女巫”形象时，并非是要批判她们的生存方式，而是通过她们的生存境遇，在一种脱离常规的看似自由的生存状态中追寻与思考，从而寻找和建构一种她们理想中的女性历史和情感皈依。
从王安忆《长恨歌》开始，我们看到王安忆首次将王琦瑶这样一个在常规人们看来应该是另类的“坏女人”形象，塑造的如此丰富，她在王琦瑶身上所寄托的并非一种简单的对女性生存的思考，而是一种对于九十年代大众文化的拒斥与理想的社会文化想象。王琦瑶的生命在小说中有两层涵义：一层是人物层面的，一层是文化建构层面的。前一层面与后一层面形成一种隐喻关系。第一部中王琦瑶生命的辉煌，在深层次则成为一种旧上海繁华梦的文化想象与建构，可以说是“梦的辉煌”；第二部中王琦瑶的生命在衰落中仍旧努力寻找与重现昔日之梦，可以说是“梦的碎片”；最后一部，王琦瑶人老珠黄，青春不再，直到碧落黄泉，实际上指向一种“梦的消亡”。这种旧上海的文化建构并非是一种重建，那种文化并非是上海这座城市历史上实存的，而是90年代文人的想象和意愿。作者在小说中想象了一种优雅的心思细密的世俗的平民的上海文化品格，将这种文化想象赋予王琦瑶这样一个人物，又通过人物必然的不可逆转的生命衰落来击碎了自己的文化繁华梦。这实际上也蕴含了一种对于在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浪潮中不可能实现闲适的平和的精致的文化品格的惋惜和失落之情。 参见聂康丽《生命的隐喻——从长恨歌的叙事功能谈起》，载《安徽文学》2007年11月（下半月刊）。

王安忆之后，在九十年代末女性新历史小说创作达到一个高潮，新历史小说文本大量涌现。迟子建《伪满州国》、须兰《红檀板》、蒋韵《栎树的囚徒》可以说都属于这一序列。她们的创作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女性对历史的拆解，她们的拆解有两重意义，一重为对于传统宏观历史的拆解，另一重是对男性新历史叙述的反抗和拆解。她门的意义自然在于一种解构。她们的表述多少还带有一种对于宏观的精神文化层面的追求和探寻的冲动。解构一种压在她们之上的历史叙述，从而建立自己的历史王国。
而另一种形态的新历史小说创作以其独特的姿态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和关注。那就是“女巫”序列的创作。我称其为女巫，一方面是因为本论中涉及的主要作品中，女性都是一种超出常规之外的形象，另一方面，这些作品的作者也往往被学术界称为“女巫”式的作家。
她们的故事，重点并不在于拆解，而在于一种建构和追寻探索，在于一种赢得某种爱的渴望的表达。也许正是因为前面一代作家的解构，已经为她们铺平了道路，她们不必再扬起旗帜要冲破障碍。而其重点就落在了“想象”之上。通过离奇的历史想象，她们穿梭在古老的历史时空之中，寻找一种亘古不变的爱与激情，一种从女巫向女神的蜕变。
她们的故事，也像新历史小说中普遍出现的那样，将目光集中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也许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更容易出现那些超出常规的女性，所谓乱世红颜。当然更根本的原因也许在于，在那样一个纷乱的年代，道德约束的力量降到了最低，从而为作家的自由想象提供了看似合理的社会历史空间。当然，这种想象并非是建立在坚实的历史亲历基础上的，而是一种当代生活的历史转移，其幻想的成分也许更多。这也成为这类作品的集中缺陷所在。

第二节 烟花柳巷中的受难之花——从“女巫”到“女神”的艰难蜕变
娼妓女，作为一种很独特的人物形象，在古今文学中，引起人们很奇特的关注。那种烟花柳巷中的情感纠葛，似乎更给人一种新奇而刺激的感受。很多漠视常规的男作家和女作家，似乎都对此津津乐道。娼妓女独特的身份，使得她们生活在常规道德之外，人性在摆脱常规道德之外的领地得到奇异的释放。男人在婚姻家庭之外总在寻求一种新奇的刺激，娼妓女作为一种性的符号，可以让他们的生理欲求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而女性在涉足这一领地时，所表现的，则成为一种解放和挑战。对于娼妓女的描写，成为女性自身形象认同的另一种方式，成为一种从“女巫”到“女神”的艰难蜕变的方式。
女性新历史小说中对于娼妓女的描写，不得不提到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扶桑》。这部小说的奇特与成功之处已为众多学界人士深入阐释和探讨。作者以一种对话的方式进入那一段尘封在历史画卷中的美国华人史。一代名妓扶桑的传奇故事，在对话中被缓缓揭开真幕。实际上，真幕对于叙述者来说并非是最重要的，叙述者在这种看似寻找历史真幕的过程中，用笔最多的，是在寻求一种亘古不变的人类情感的真实以及对于女性自身形象的认同。妓女扶桑在文本中的意义就不再单纯是一个妓女。她的形象远远不同于男性作家笔下或成为红颜祸水、或成为怜悯的弱者的妓女。扶桑在作者笔下熠熠生辉，成为一种类似于地母的“女神”。
从咿呀咿呀卖淫场上的凄凉中艰难蜕变的过程，成为名妓扶桑生命的传奇神话。作者用让人惊讶的冷静而深缓的笔调描写一切苦难，犹如扶桑对于人间苦难的无言的承受与宽容。“她的眼睛美丽因而痴傻，她的笑容温厚因而厚颜，她的肉体端庄丰满因而淫荡。” 严歌苓《扶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03页。
她的风流绝代，成为旧金山传颂的风流史话。然而，作者对于扶桑的描写并不止于此，她在扶桑的故事中要挖掘的，是一种女性的魅力，即雌性和母性。“母性是最高层的雌性，她敞开自己，让你掠夺和侵害；她没有排斥，不加取舍的胸怀是淫荡最优美的体现。” 严歌苓《扶桑》，前引书，第83页。
扶桑在遭受男人任意践踏和蹂躏的生涯中，并没有因为苦难而卑微，她在被毁灭中怒放的自由，让人惊叹。叙述者在写到扶桑内心的自由时说“她心里实际上有一片自由，绝不是解放和拯救所能给予的。绝不是任何人能收回或给予的。” 严歌苓《扶桑》，前引书，第157页。
正是她内心的自由，让她宽恕了所有践踏她的人，这种宽恕，雌性对于雄性的宽恕与悲悯，弱势对于强势的慷慨的宽恕，使得扶桑的形象由女奴变而为地母一般的“女神”。扶桑的蜕变之路有太多的忍耐和艰辛，她似乎将自己的灵魂与肉体统统忘掉，才能在那种苦难中偷欢。那种宽厚如土地一般的女性，虽然如女神般矗立，却在心里咽下了滔滔的泪水和屈辱。
这种逆来顺受，从苦难中偷欢的自由是严歌苓意义上的女神蜕变之路。而在虹影那里，娼妓女的形象则天然具有一种独特的女性解放和女权意义。她早期的小说中，就屡次写到娼妓女的形象，如《玄机之桥》中那个女特务亦或妓女，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找不到爱的落脚点，转而寻求一种肉体的满足。在《孔雀的叫喊》中，妓女红莲的形象则成为一种对传统婚姻制度反抗的符号，红莲对陈姐说的一句话尤为有趣：“红莲说，做妓女至少是为了一个目的跟男人睡觉；被迫嫁人，永远被这一个男人睡，完全没有自己的好处。” 虹影《孔雀的叫喊》，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50-151页。
虹影在骨子里是叛逆的，她总在用一种超出常规的形象试图探索到内心自由的终极之径。她似乎总是在一种爱与性的完美合一中寻求生命的饱满和价值。因而，娼妓女作为一种超出常规的女性存在，就为她的寻求提供了一种途径或者说舞台。这种探索在《上海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上海王》中描写的是上海滩申曲女王筱月桂从一个乡下被卖到妓院的丫头，成为上海三代黑帮老大的情人，最后成为君临十里洋场的幕后“上海王”的故事。一个在常人眼中的“坏女人”、娼妇，在虹影的笔下变得有血有肉。这样一个故事不仅是有趣、传奇，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超出常规的女人身上，虹影寻找到一种真正的人性释放的方式，一种率真的生命状态，黑帮中的血性与野蛮的生命力，在虹影的笔下变得富于魅力和张力。筱月桂的一生，既然注定不能走常规女人结婚生子的道路，她的生命就获得了另一种的自由，她利用自己的美色和聪慧，征服了上海三代洪门掌门人，成为他们的情人。然而在这些情感纠葛中，她要寻求的不只是金钱的满足，更在寻找一种人间挚爱。爱欲的寻求因脱离常规而变得自由，却因为强势而变得艰难。在她成为洪门第二代上海王黄佩玉情人之后，他给了她足够的金钱满足，然而却始终无法进入她的心里。“她觉得眼睛湿得可怕，便把更湿的毛巾盖在脸上，心里想：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真正爱我，又正是我爱的吗？” 虹影《上海王》，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
在与余其扬成为情人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她似乎找到了性与爱的结合，然而因为她的聪慧，因为她的强势，终于不可能与他共度一生。她的晚年也许注定孤独。
在这样的叙事中，虹影似乎一直在思考一个古老的问题，两性的爱欲到底应该怎样得到完满的结合与满足。她内心的自由，挣脱常俗的牵绊，在另类的“坏女人”身上达到一种思考的自由。也许娼妓女，在虹影看来，不过是一种处于绝对女性地位的角色。她们的价值在男性看来也许仅在于肉体的价值，但是她们的灵魂并非空洞无物。如何找到灵魂的寄居地，成为她们用尽一生的思考。

第三节 绝美的绽放与吸引——常规之外人性爱欲的追寻与探索
超出常规道德的爱情故事，在女性新历史小说中似乎颇受青睐。那些埋藏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的另类故事，以一种独特的姿态吸引了大众的目光，也成为文学领域一道奇美的风景。情人一词，在传统道德中总是处于尴尬的地位，因其不合道德常规，人们往往避而不谈。然而，在虹影和海男的笔下，也许情人的故事，更获得一种生命自由绽放和追寻的意义。
由于不合道德常规，那些另类故事中的女性，总是生活在常人异样的目光之中。她们有美丽的容貌，有强烈的爱欲和渴望，她们对男人的吸引是一种超出道德之外的吸引，然而缺少了保护。男人视她们如美艳的花朵，亦如可随时丢弃的旧衣，不安全中她们该如何绽放自己的美丽，她们该用怎样的方式吸引？也许是她们在故事中的追寻与探索，也是女性作家所试图在她们身上思考的意义所在。
虹影似乎很喜欢写这样的故事，从《吸鸦片的女人》、《K》（后修订为《英国情人》）、《绿袖子》到《上海王》，实际上她总在按照自己的想象，虚构那些埋在历史烟云中的另类女性的故事。
《吸鸦片的女人》是较早的中篇，在故事的展开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虹影的笔触，一直深入的描写那个女人凌乱的一生，这里她的爱、她的性、她的写作以及她的一个又一个男人，成为她生命延续的一个个音符，她被人称为破鞋，在常人眼中，她是道德败坏的淫妇，然而她的生命满是痛苦的泪水。这篇作品中已经初步展示出虹影的追求与思考。后面很多小说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模式。在故事中，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会隐约在这个吸鸦片的女人身上看到现代女作家萧红的影子；故事中的大师，人们也会不约而同的想到鲁迅；然而这只是虹影虚构想象的故事，当然不能完全与历史对照等同。也许虹影在这种故事中可以得到一种虚构和想象的灵感，让“历史”在自己的想象中任意延展。最重要的不在于历史的真实与否，而在于，在故事发展过程中，虹影对女性情感爱欲的追求与思考。
沿着这样的思路读她的另外几部小说，也许我们会更明白虹影的思考。《英国情人》是一部让人惊讶的小说，它初次出版时名字为《K》，由于影射陈西滢和凌叔华淫秽之事，而被陈小滢告上法庭。后修订更名为《英国情人》出版。实际上，我们抛开对照旧事的态度，以虚构的眼光来看这部小说，不能不被虹影的深入而多姿的笔触所吸引。就如前面所说，虹影很喜欢这样一种杜撰古人故事的方式来写作，似乎在这样的改写和杜撰之中，她找到一种释放的方式，一种自由而奔放的笔致。故事中闵和裘利安那场轰轰烈烈的异国之恋，深深抓住了读者的心。那种情欲和爱欲的强烈追寻与探索，是一种生命力的冲破常规的绽放。也许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那样一种热情想要释放，而在这两个为爱而死的异国情人身上得到异常绚丽的演绎。如果我们抛开对闵的道德谴责，深入人的内心情感思考，会发现，其实，在这样的故事中，虹影要追求的，并不是怎样的惊世骇俗，并不是用故意的违反道德常规来获得一种另类的眼光，而是一种发自生命深处的性与爱的完满和谐的渴望。虹影在小说接近尾声时写道：“或许，房中术的秘密，需要一种修养，一种超越世俗的情感。房中术就是爱情。” 虹影《英国情人》，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92页。
这也许可以看作是一种虚拟自传，虹影借小说中的闵的形象来进行女性爱欲的探索，也是对两性关系的终极追问与思考。当然，作品之所以出色，还在于贯穿于作品中的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神秘的道家房中术的描写，身体欢愉的展示与描绘，都使得小说获得一种神奇的吸引力。
《绿袖子》同样虚构了四十年代，在战火纷飞中两个异族男女恋爱加不革命的出格故事。这部小说篇幅不长，却是极美的一部。整部小说在古老的英国民歌“绿袖子”中展开，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似乎能够听到那古老的歌谣在字里行间流淌。玉子和少年的情爱像两性之爱，又像母子之爱，他们在战火中的疯狂的爱欲，招致的是常人的蔑视和敌意，最终被“组织”拆散，两个人在东京与长春之间互相寻找，在断壁残垣上写下的留言，像诗歌一样荡气回肠，与歌谣绿袖子相互应和，给人奇特的审美感受。“这一生，她只能爱这一人——满世界处处无家时，心里有个家，就得感谢老天。” 虹影《绿袖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11页。
那种找到你才活下去的永恒不变的爱，也许是虹影毕生都想要追寻的生命的原动力。也是她试图冲破历史烟云，寻找的被强大的政治意志道德情操所掩埋的人的内心深处本能的欲求。
虹影在作品中追求的是一种两性和谐的爱欲追求，虽然她曾经以很激进的方式写作《康乃馨俱乐部》，否定男女之间能够达到情爱和谐的境地，但是在写作《饥饿的女儿》和《阿难》之后，她便走向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之中，也许是企图在她的想象之中实现一种两性的和谐，实现她的爱欲追寻与探索。
在海男那里，这种乌托邦情节似乎更为严重。海男甚至并不相信两性之间能够达到和谐统一。所以她的故事则成为女性略带孤芳自赏的对自身魅力的肯定与寻求。
海男笔下的女性总是以一种绝美的姿态展现在读者面前。海男实际上是以私生活小说起家，与林白、陈染在文坛并称。然而她的独特之处在于，她的私人生活并不像林白、陈染那样贴近自我生活。海男始终沉醉于一种虚构的乌托邦幻想之中。她的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想的结果。不管是现代都市生活小说如《坦言》、《花纹》、《情妇》之类，还是虚构的边陲小镇的历史故事如《仙乐飘飘》、《情奴》、《妖娆罪》，都带有浓厚的幻想成分，这种幻想基本上是基于一种狭窄的个人经验的发挥和延展。即使是描写历史中的故事，即使她的小说中有众多的人物出场，我们感受最明显的依然是一种个人经验的扩大，一种个人生活的想象，一种个人意志的虚构和呈现。
在《仙乐飘飘》中，海男以优美的笔调讲述了二十世纪初叶泸沽湖边一个法国人类学家与当地摩梭女人的情爱故事。严格意义上讲，我们完全不必将其与历史真实对照，因为这个世外桃源一般美丽的地方，根本就只存在于海男的心里。作品以法国人类学家为叙述者，讲述了他在泸沽湖遇到的美若仙女的摩梭女人米丽的故事。那个还保留着母系氏族传统的偏远的桃源，一切都显得如此美丽和自然。米丽那种天然的美，成为吸引“我”的诱惑力。“这也许是全世界唯一的不会发生决斗的地域。泸沽湖的母系社会的核心是情爱的纽带，因而这里不会出现情杀的事情，所以我在米丽的情人们中间时，感受到的不是敌意，而是追问的目光。……所以，泸沽湖散发出一种宁静的波浪，生活在泸沽湖畔的摩梭人也像这水流声一样从生下来就具备了与人和物和睦相爱的品质。” 海男《仙乐飘飘》，台海出版社，2001年，第40-41页。
然而“我”并不属于这个天然的地方，我在经历一番感情之后，必然要选择回到“我”的世界，回到男性社会中，回到西方，回到巴黎。摩梭女人们那种天然的性解放，可以随心所欲挑选性伴侣的习俗，大概是海男内心深处的一种女性意识的显露或者说意愿，其实这种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地方，也许只能是海男心中的乌托邦。在这里女人与男人以一种纯天然的姿态达到一种看似的和谐，然而在现实中是根本无法实现，也无法应验的。
在《情奴》中，海男更是以一种内心的离奇幻想，虚构了二十世纪初在边陲小镇，或者异国他乡发生的情爱纠葛的故事。这部小说以在云南的边陲小镇阳温墩长大的刘佩离的一生情爱纠葛为主线，叙述了他与三个女人以及他们的子女之间的恩怨情仇。她似乎想要以这样一个人物，一个通过自己努力，建立起自己的财富王国，并在缅甸、八莫、越南的密支那、曼德勒以及家乡阳温墩之间奔走穿行，延续一段又一段与女人间的爱恨情仇的故事，来探索人们在一种终极历史境遇中的爱欲的状态、人们的爱的发生与命运的变幻莫测。这样看似在历史云烟中的故事，并没有因为海男将时间设定在二十世纪初，就再现了当时的历史状况。相反，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很少能感受到历史情景的再现，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背景，人物在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