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中“我”的作用.doc

《祝福》里“我”的作用

　　鲁迅的小说《祝福》运用了最常用的“归乡”模式，其特点是“我”在讲述他人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共同发展，融为一体。叙述者“我”是一个摆脱了传统社会精神和道德观念禁锢的知识分子，通过“我”“归乡”和“离乡”的行程，展示“我”不容于故乡的传统社会，并折射出现实故乡的闭塞、衰败和萧索。 
　　在《祝福》里，“我”在“祝福”的前夜回到鲁镇，却“早已决计要走”的，因为对“我”一个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来说，现实的鲁镇社会如此陌生，自己早已被排斥在外，在新年的“祝福”中乞求来年的好运气是他们的事，与“我”毫不相干。身在故乡却有一种陌生感，“我”注定是一个“失去精神家园的漂泊者”。况且，鲁四老爷“俨然的脸色”和“不很留”，使“我”感到自己的不合时宜，所以这次归来并不打算久留。正当“我”“决计要走”时，祥林嫂出现了。接下来，作品一面展开祥林嫂“有无灵魂”的发问在“我”精神世界里激起的波澜；另一面，通过“我”的回忆、耳闻目睹和所感所想把祥林嫂的故事串联起来。 
　　在这里，以“我”为叙述者首先是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鲁迅小说对传统小说的革命首先就是对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的突破，他的小说多采用限制叙述，将作者与叙述人明显剥离开来。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叙述者通常情况下即指作品中的“我”，这个“我”是故事中人，而不是置身故事之外的作者。在《祝福》中，作者选择“我”作为叙述人，而不用其他人，如鲁四老爷、四婶等，这是为什么？因为作者对故事里的其他人物，即使是生活在祥林嫂周围、对她异常熟悉的人都持以不信任态度，即不能把叙述的任务交给他们。“不信任，不一定是不尊重，而是认为他们没有可能或没有能力把身边发生的事情依照作者需要的方式叙述出来。”在鲁镇，没有人真正关心祥林嫂的不幸；而祥林嫂，一个礼教道德的牺牲品，长期的封建压迫和禁锢，折磨得她像一个木偶，根本没有能力诉说自己的不幸和痛苦。这些冷酷、麻木、愚钝的灵魂，感受不到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和社会的黑暗，也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注定担当不起故事叙述人的角色。所以，作者只能把叙述的任务交给“我”熟悉故乡、远离传统社会和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有“我”能够站在更高的视点上，以理性精神来认识和思索祥林嫂悲剧的实质及其社会意义。不仅如此，“我”站在这个远距离的视点上，还以悲悯的眼光注视着作品里的所有人物和发生的所有事件，把鲁镇社会这个祥林嫂悲剧的罪魁祸首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祥林嫂的不幸在鲁镇引不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这种表面上的麻木、混沌，显示了鲁镇人们人性的残忍。 
　　“我”在这里的作用就是：不但成为鲁镇社会与小说人物活动的摄像机，而且能准确审视祥林嫂悲剧命运。同时，作者无时无刻不在解剖知识分子的灵魂。 
　　鲁迅关注知识分子问题，是因为他把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整个社会改革联系起来，把他们看作思想启蒙的主体，希望他们肩负起改革社会的重任。而“五四”时期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本身还有很多弱点，他们必须正视自我，克服自身的弱点和不足，才能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如《祝福》《故乡》《一件小事》等，这就为作者不断解剖知识分子的灵魂提供了机会。所以这些作品中的“我”便承受着精神的折磨，不断地进行着自我灵魂的解剖。 
　　在《祝福》中，面对祥林嫂“有没有灵魂”的发问和惨死，“我”发现了自己与鲁镇社会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祥林嫂无意中扮演了一个灵魂审问者的角色，令“我”招供出了灵魂深处的软弱与浅薄。在祥林嫂的一再追问下，“我”没有勇气正面回答，而只以“说不清”三个字来搪塞，此后匆匆逃走，在不安与不祥中度过了一夜。在“我”预料中又不愿发生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祥林嫂的惨死令“我”诧异和惊慌，但这种精神的危机“只是暂时的事”，很快“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有些负疚，并且为了卸去这偶尔的负疚感，“我”已决计离开鲁镇。 
　　一个有新思想的知识者尚且表现得如此冷漠和无动于衷，下层民众的态度可想而知，这更反衬出祥林嫂的不幸和社会的无情。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诚的自我解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