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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创作风格与人格
韩愈（768—824），不仅是杰出的散文家，也是中唐诗坛上一位别开生面，用于独创的诗人。在倡导古文运动的同时，也曾致力于诗歌的创新，以纠当时平庸的诗风。韩愈是我国唐代初期著名的文学家。他在当时的古文运动中所建立的功绩受到后人普遍的赞扬。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也是不容忽视，不可抵挡的。韩愈的诗歌有四百来篇，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不多，反映社会现实的面也不宽，称不上是中唐社会的一面镜子，但人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社会的某些面影，听到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心声，从那些怀才遭冤的怨言中，人们看到封建专制压制人才的某些侧面，从而加深了对我国封建社会的了解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到韩愈诗歌中独特的艺术风格。
《古文评注》上说：“唐文惟韩奇。”韩愈的散文，雄奇奔放，流畅明快。韩愈的诗，也引入了韩文的风格和章法技巧。韩愈是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韩孟诗派作为中唐诗史上一个极富个性特征的艺术创新流派，在对诗歌艺术的创新上，更是表现出异常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韩愈在歌创作上，反对因袭，力求创新。韩愈诗歌的主导风格是“崛险怪”，主要表现为想象的特，夸张的大胆，意境的奇幻。
提起韩愈，人们首先想到他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他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对后世一千多年的散文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其实他的诗歌同样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诗歌创作上，韩愈也高举“古文运动”的大旗，创立了新的流派。韩愈为诗的风格也如他的散文一样，浑浩流转，独立特行。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散文创作不仅某些思想内容一以贯之。在表现手法上，亦有明显的散文倾向，这与他提倡儒学复古，反对骈文是一脉相承的，“不平则鸣”的文学观点在韩愈的诗中继续体现出来。韩愈诗歌在表现手法上最突出的特点，便是追求奇、特、险、怪。他不甘平庸，敢于向社会挑战，敢于与潮流背道，敢和命运抗争，一生坎坷，在潮起潮落中展示真我，显示出豁达、好强、无所顾忌、锋芒毕露的个性。在艺术上创新求异，大胆采用前人不常用的内容、句式、意象，使诗歌呈现出“奇崛险怪”的特点，但并不都以奇险见长。他的诗可以清幽如水，也可以奔涌如瀑，更可以奇险如坚冰怪石。
总的来说，韩文雄奇奔放，汪洋恣肆，“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精练，富有创造性。其诗亦别开生面，用于创新，工于长篇古风，采用散文辞赋的章法笔调，气势雄浑，才力充沛，想象奇特，形成奇崛宏伟的独特风格。这里主要从诗歌的角度来探讨韩愈的创作风格。
韩愈的一部分诗拈取鬼怪，离奇之题材入诗。如《陆浑山水》，《月食诗》，《嘲鼾睡》均以题材之鬼怪，离奇著称。此类诗题材特殊，大量引用稀奇古怪之事物，设想之奇特，造语之险，堪称一绝。韩诗之奇险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韩愈另有一些作品，以内涵违情，或意念悖理，而呈现奇险之风格。如《鄭群赠單》云：“身甘寝百疾愈，卻願天日魱炎曦。”再如《双鸟诗》更是一首奇诡费解之作。
作为一位极富创造性的文学巨匠，韩愈为诗作文，能够摆脱拘束，自僻蹊径。韩愈不断探索诗歌的新形势，新风格。韩愈诗力求新奇，自成一家。诗中多神奇的想象，每借夸张和比喻的艺术手法，正是前人所盛称的“以想象出诙诡”。在《听颖师弹奏》中，诗人之奇思，或在天，或在地，或挟雷电，或跨天宇，雄阔壮丽。万丈光焰，磨天巨刃，乾坤间的巨响，太山，长鲸等瑰丽奇伟的事物，都用来设喻，使诗歌的气势和诡丽的境界得以充分表现。韩愈为适应险怪追求的生新，在词语的选用上也很重视，他很少写香艳题材，其词语的选用往往以激荡、惊怖、幽险、凶怪的词语为主，从而营造光怪陆离、狰狞震荡的怪异风格。
在《 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一诗中，一开首写衡岳的形势和气象，起笔高远。先总叙五岳，再转叙衡岳，突出衡岳在五岳中的崇高地位，显得气势磅礴。写衡岳诸峰，“仰见突兀撑青天”，仰面看去，高峻陡峭的山峰，好比擎天柱支撑着天空，给人以奇险明快之快感，“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令人“森然魄动”。
《山石》：“山石 确径安徽，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如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这首记游诗意境雄浑，语言流畅，风格清新，在韩诗“奇崛险怪”的诗风中别具一格，独具特色，称誉于后世。
在《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中写道：“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床畏蛇畏药，诲气湿蛰熏腥臊。”这首诗写在中秋之夜，两位诗人在一起赏月喝酒，回望几年来坎坷的命运，感慨万千。这首诗开头写中秋夜景，中间借张之口用大段笔墨叙述自己被贬谪之苦，虽然心中苦涩，但好强的性格使他又不肯示弱，便写的虚虚实实，含蓄悠远，使得全诗结构上起落多变，让读者觉得奇崛险怪。
在《南山诗》中，诗人先写南山在四季变化中的不同姿态，接着写它的大致轮廓走势，然后写自己的两次游历，到处是铺张扬厉的形状神态。其中写第二次游历的一段，连用五十一个“或”字形容南山众多山岭各个不同的形状神态，尤为奇绝壮观。
在《李花赠张十一署》中，诗人以遒劲之笔描写绮丽的景物，发掘出常人所未曾领略到的自然之美，诗中的奇思壮采，浪漫情调，宏阔意境和难以捉摸的纷繁艺术形象，表现了诗人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用翻空的波涛形容李花林，写白花倒映得天亮而使群鸡惊鸣，精妙奇丽，体物入微，发前人未得之秘。“白花倒烛天夜明，群鸡惊鸣官吏起。”一句想象怪奇，把李花的“缟夜”渲染到极致。
韩愈的诗作有很多，这只是其中的几首，但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探险入幽的奇思幻想，拗折排 的布局结构，诘屈聱牙的僻字晦句，有意违背常规的险韵重韵，以及汪洋恣肆的长篇巨幅，是构成的那宏伟奇崛风格的艺术因素。
那么韩愈“奇崛险怪”的艺术风格的形成除了有以上的艺术因素，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呢？我们知道，影响艺术风格的最直接的便是艺术家本身。艺术家作为艺术创作的主体，其人格力量在艺术风格形成中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人格是一种对待人生的态度，一种心境，一种气度。我国古代有所谓的“文如其人”之说，讲的就是创作风格与人格的关系。心理学认为，人格是一个具体的人所具备的重要而持久的心理特征的综合，而人格的形成一般受个人因素，时代背景，家世，个人经历及教育的影响。
“要了解一件作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同时，在对韩愈人格进行探究之前，首先要客观地把握一下中唐文人的社会生存方式及他的生活遭遇和心路历程。
韩愈的人生经历较坎坷，小时候凄凉孤苦，颠沛流离。韩愈，河阳人，三岁而孤，童年曾一度随长兄播迁韶岭。兄卒，从嫂郑氏归河阳，即由兄嫂鞠养。此后，他发奋苦读，进士及第，在朝任职，锐意进取，但他的仕途之路坎坷不平，一生多次遭贬。韩愈政治生活和人生经历的挫折和不幸，进一步丰富了他的人生经验，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作用。他刻苦自修，好学不倦，终成一代大师。
韩愈研究是中唐研究的热点之一，由于韩愈本人曲折的人生经历与当时复杂的社会时局，古往今来，人们对韩愈的评价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或贬或褒，众说纷纭。
“人之生活，固不能不依附经济，然社会组织不善，则经济势力往往足以锢蔽人之心理，使之屈服而丧失其人格。”由此可见，时代与社会诸多因素的复杂性使理想人格的实现成为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韩愈尤其如此，作为儒学的坚决倡导者，他有着对孔孟建构的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而自身人格的形成发展则带有异乎寻常的复杂多变性。
苏轼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也就是说可以这样描述韩愈：有时，他像个满腹经纶的大儒，在喋喋不休地布道；有时，他又像个庸俗无聊的政客，在汲汲营营地追求；赋诗作文，争奇斗气，是个纯粹的诗人墨客；而随机应变，不惜原则，他又像个典型的战国策士；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举国所不为，他义形于色像个顶天立地的英雄；而拜倒在权贵的脚下，溜须拍马，他又实在像个丧失气节的奴才；思想上高自期许，要继承孔孟的传统；行动上却赌博蓄妓，毫无圣人气节。这许多看来截然相反的品质，却奇怪的并存于韩愈一身，使其人显得格外错综复杂，难以捉摸。
这些事情虽然引起许多争议，但也正是韩愈不拘泥于常规，具有独立个性的重要表现。在韩愈不断参加科举，以求谋得官职的同时，作为科举内容的儒家思想文化不断深入他的心理，从而奠定了他的心理基础与文化性格，使韩愈成为一个真正的儒生。在继承儒学上，韩愈也表现出独立的个性，迥然不同于那些皓首穷经的儒生。韩愈在努力汲取并发挥了儒家思想中具有进步价值的内容的同时又有所创新。他一方面着眼于解决当时现实矛盾，表现出一定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他并不拘守章句教节，能吸取百家杂说以丰富改造儒学传统，如对道、墨、法以至佛各家均有所取。
韩愈的仕途之路非常坎坷，作为儒道的继承者与坚定倡导者，他有着对自我价值的高度判断。他有着经时济世，建功立业的豪迈抱负，并对自己治国安邦的才能怀有强烈的信心，形成自信、自豪、自尊、自重和执著的以身殉道的坚定意志，这代表着相当鲜明的独立人格精神。同时时代社会背景和家庭传统又决定他选择科举觅官之路。事实上，“守官”与“奉儒”本身诗相依相存，不得分割的。在儒家看来，要想行大道于天下，除做官为政别无他途。然而，一旦韩愈踏入仕途，仕途艰难与官场的严峻现实又使他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保持内心的尊严与独立人格，与现实决绝；要么则遵从现实的法则，降尊纡贵，忍辱负重，随波逐流。韩愈强烈的进取精神和仕进心切使他选择了与儒家精神信仰相背离的实用主义处世哲学。在精神世界中，他一如既往地表现对儒家独立人格的追求，在政治生活中却通脱随便，用实用主义应付人生。只要不脱离仕途，韩愈注定要在精神信仰与现实政治间徘徊，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才形成了他的二重性人格。韩愈的自身人格的形成发展带有异乎寻常的复杂多变性，但都是韩愈不拘泥于常规，具有独立个性的重要表现。
与他对自己的高度评价相一致，韩愈性格中有着强烈的好奇反诉倾向。他曾自谓：“少小尚奇伟”。对奇异超强的人与物，他有着一种本能的偏好，李肇《唐国史补》卷中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怮哭，华阳令百计取之，乃下。”可以看出韩愈真率的赤子本性，也可证实他对自然界奇景奇观的追求。
好奇是韩愈浪漫主义精神最显著的表现，他不仅酷爱大自然的奇异景观，更爱人中之奇。张籍《上昌黎书》中称：“比见掷事多尚驳杂无市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败。”在此处的“驳杂无实之说”即《毛颖传》之类，记叙一些异于常人者。
韩愈因宦海沉浮，名位不达，悲凉失意，没有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而被政治和社会遗落在幽暗的角落里，着不可避免地在他们心灵上投下了极大的阴影，从而让自己困在书的文学堆中或放逐于山水外物中苦呤低唱，刻意搜求，用些冷峭，险异的文学融进自己的进退得失，悲欢离合，以表达自我在社会生活中的感受体验和心路的悲凉历程，写出在压抑下的奔突跳荡，痛苦呻吟，以及苦闷的反思和沉痛无聊的惶恐，从而创作出一些怪异幽冷的意象。
韩愈倡导“古文”，解除束缚，恢复自由，改极呆板的骈文，为较活泼的教文，表面看来是“复古”，实际是一种“革命”，由于韩愈不愿迎合流俗，所以受尽嘲讽。但韩愈不随俗沉浮，以邀一时之誉，宁愿寂寞之时，但求流名于后世。韩愈虽好读古书，学古文，但不为古书所述，不让人牵着鼻子走，能温故而知新，更能融古而创新，他讲一般人不敢讲的话，做一般人做不到的事，特立独行，信道守道，确立达到“举世非之而不惑”的境地。
韩愈和李白在思想气质中有相通之处，他的“奇险”的创作风格对李白诗歌艺术有着较为直接的借鉴和发展。当然，由于李白性格开朗乐观，豪放潇洒，其诗中幽深诡谲的成分还是少数，并且这些“奇险”的因素都服从于其强有力主体情感的统摄，使用诗似信手拈来，自然而然，并非刻意为之。韩愈在自然中多了一份“作为”。不甘流俗的好胜心使韩愈努力追求新变，包括内容、立意、文意，意象等各方面的陌生化效果。这种好奇背俗的趋向，使得韩愈对李白的诗歌中并未成为主流的“奇险”因素也格外敏感，并在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韩愈的诗常常在总体浪漫开张、倏忽灵动的文字中加以重笔奥语以展示出自己的倔强个性和本色。如《调张籍》：“垠崖划崩豁”，“棘手拔鲸牙”；《记梦》：“我亦平行蹋升亢虚亢，神完骨脚不掉。侧身上视溪谷盲，杖撞玉版声彭觥。”等等。因此，韩愈诗就少了李白诗中的那种逸兴飘然“天仙之词”，而多了“奇崛之态”。
韩愈主张“气盛言宜”，得出“文气”说，这是韩愈的独到发明。“气”就是人格修养的总和或具体表现，是一种精神状态，而韩愈把它进一步应用到“为文”上，这是对孟子“为人”的“养气”说的继承和发展。韩愈提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答李 书》）说明了人格修养对作文的决定意义。韩愈在创作上也正是贯彻了这一理论。
心理学认为，人格是一个具体的人所具备的重要而持久的心理特征的综合。所以不管韩愈的人格构成多么复杂，他的行为如何有争议，气盛都是他的人格常态，高自期许的自信，好奇反俗的个性，气折王侯的壮举，都是气盛之重要特征。
韩愈特别强调“气”。在《答李 书》中他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韩愈这里所说的养气，不同于孟轲那种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养气，而是对主体人格的一种现实性的提高。这种人格提高既是有意识的，主动地自我完成，是“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同时又是自我在社会中各种生活经验和心灵体验的无意识积累，是种种生活情境的塑造和赋予。韩愈所讲的“气”和孟轲的“气”也有着根本的一致性，都是主体人格的昂扬盛大，“其为气也，至刚至猛，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它的主体的思想境界，人格力量，性情才调等一系列精神个性。充沛盛大的“气”使主体超越了卑微琐碎的现实世界，对它具有一种高度的优越感和精神势能。于是当外界刺激触引了这种盛大之气，就形成了主体强烈的创作冲动，盛大昂扬之气不畏一切的至刚至猛蓬勃喷涌，在运动中显示出恢宏壮大的品质和动荡勇猛的力度，形成一种博大纷纭，纵横决荡的阳刚之美。
客观环境和主管人性会影响到作曲家、画家、作家和诗人这类创作者，一个有良知的人，有独立观察，思考能力的人，不会对周围的一切无动于衷，一个敏感而有表达欲的艺术家，会把他的感情融会在艺术作品中。至于主管人性，则是影响艺术最直接者。我国早有“人品即艺术”之说，尽管此说略有夸张，但人性与艺术风格之形成，艺术境界之高低的确有复杂而微妙的内在的对应关系。
韩愈以他 的生活态度和审美心胸，将雄厚博大的学识 自由的精神境界创作出出神入化的诗歌作品，诗歌自成一家。他的笔就是他的心灵，从他的诗中能照见他的某些特定的人格、品性和学养，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成就了他一生独特的，高境界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