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05贾仲益教授讨论录音(贵州大学勉学堂).doc

20170405贾仲益教授讲座录音
（贵州大学勉学堂）

讲座主题：民族學應用研究的經歷與思考
讲座时间：2017年4月5日
讲座地点：贵州大学勉学堂
录音时长：123分钟
整理人员：贵大2016级民族学学生

贾仲益，男，苗族，广西融水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91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并继续在本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1994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200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2004—2005）、教育发展研究副主任（2005—2006）、校长办公室副主任（2007—2011）、期刊社副主任（2011—2012）。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期刊社社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南方民族文化、中国民族关系。其主要代表作有“三征麓川与明代边政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婚俗》（编著）、“苗族‘乌纽’崇拜解读”、“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其研究方法”、“生存环境与文化适应：怒族社会－文化的文化生态学解读”等。其主要代表作有三征麓川与明代边政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婚俗》（编著）、“苗族‘乌纽’崇拜解读”、“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其研究方法”、“生存环境与文化适应：怒族社会－文化的文化生态学解读”等。

【何茂丽】我今天非常荣幸能主持贾仲益教授的讲座，贾老师在我们民俗学和人类学界声誉非常大，而且我们也钦慕贾老师的学识很久了，一直没有机会倾听贾老师的讲座。我本人与贾老师是一见如故，所以今天非常高兴和荣幸能主持贾老师的讲座！
我首先向大家作一个简单的介绍：贾仲益教授现在是中央民族大学期刊社社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南方民族文化、中国民族关系。代表作有“三征麓川与明代边政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婚俗》（编著）、“苗族‘乌纽’崇拜解读”、“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其研究方法”、“生存环境与文化适应：怒族社会－文化的文化生态学解读”等。其主要代表作有三征麓川与明代边政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婚俗》（编著）、“苗族‘乌纽’崇拜解读”、“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其研究方法”、“生存环境与文化适应：怒族社会－文化的文化生态学解读”等。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罗列了，我们在讲座之后会留一定的时间给大家向贾老师请教提问，为了节约时间，所以大家在听的过程中就做好疑问准备，机会难得，要抓住贾老师在贵大的机会，好好向贾老师学习。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贾老师来为我们做讲座！
【贾仲益】感谢何院长的强烈推荐、感谢在场的各位前辈、感谢在场的各位同学，我是广西融水人，所以讲话容易南腔北调，一会儿可能会冷不丁地加点苗话进来，所以大家在听的过程中如果有问题请及时指正。另外，这个讲座准备得比较仓促，是昨天在高铁上准备的，所以也没有做一个时间上的实验，到底怎样讲才能掐住时间，留出来交流的这样时段，我试着讲，一会儿请何老师在关键时刻提醒一下我。我自己并没有像刚刚何院长讲的那样在这个行当里那么厉害，现在人类学这个行当里平均身高大概是1米85，我自己的实际身高是1米59，早上起来的时候没有压迫，是1米6，到了晚上被压迫之后是1米58，所以我的平均身高是1米59的样子，跟整个群里面的身高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是因为机缘巧合到了学界的一个平台，就是今天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平台我才有机会来接触学界里的前辈和同行，也因此自己的名字有更多的机会让大家知道，但实际上我在学术领域所做不多，贡献不多，也没有更多的作品可以拿来和大家交流、交换，所以我每一次出来拿老师的著作的时候，我就在想，来而不往非礼也，我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实在是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我就愿意把我的一些学术经历拿出来献丑，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感想，这是最主要的。我是没有理论的人，美其名曰实践可能比理论更重要，实际上理论和实践同样重要，那我的讲座，其实不叫讲座叫报告或者叫汇报，现在就正式开始。
我今天讲的内容主要是在这些年里从事的主要的研究领域和在这些领域里面我感觉到的一些突出的问题。我们讲课都是老套路了，一讲学科，一讲概念，总是喜欢咬文嚼字，但是应用人类学、应用民族学这个领域的确有一些新的延展，在理论上也有一些新的探讨，我愿意作为一个过渡，和大家作一个知识上的探讨。关于运用人类学、运用民族学、民族学、人类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学术界已经讨论太多了，在这里面我就将他们作为基本等同的来看，所以我就不再去解释，关于应用人类学或者应用民族学（applied anthropology），就这样一个词它的准确的定义是什么，我们现在倾向于这样去理解，强调人类学，将人类学的知识运用于现实生活实践，去影响社会互动，维持或改变各种社会制度以及左右文化变迁的进程，这大概就是应用人类学、运用民族学想要做的事，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定义，如果学究式的对它进行更精细的分类，现在有这样四个人类学应用研究的分支，一个叫adjustment anthropology，我把它叫做训练人类学。训练人类学是指运用人类学的知识去帮助那些从事跨文化交往的人了解对方做事的规矩，以增强这种交往活动的预见性。比如那些给从事跨文化交往业务的公司或者政府机构充当顾问的人类学家，其主要工作就是训练美国人以帮助他们理解来自异文化的业务对象的行为和意图。例如，对一位将要被派往拉丁美洲工作的职员，人类学家就应该告诉他，按照当地的习惯，跟别人说话时保持怎样的距离才合适，怎样做是得体的，对时间应该有怎样的概念，跟别人聊天应该聊些什么话题，什么时间适合谈业务，如此等等。人类学家所做的这一切都可以归入训练人类学。）训练人类学实际上比较接近于大家在做田野调查前老师给大家讲怎样去给老百姓打交道，怎样才能做到入乡随俗等等，就这样一些基础知识的准备，我认为这些基本上是属于训练人类学的。
那么资政人类学。资政人类学是指将人类学知识运用于以外部力量来影响某些地方文化群体使之发生变迁的行动计划的制定过程。运用人类学知识的人是外来者，但对当地事务具有决定权。假如一位人类学者对某地的选民情况很了解，并将这些知识提供给了当地的市长，那么，这位人类学者所做的就属于资政人类学的范畴。同样地，假如人类学者给美国托管地（这类托管地在诸如马绍尔岛这样的地方曾经存在过）的行政长官当顾问，那他或她所做的也属于资政人类学。实际上大家看这个词可以翻译成理论人类学这样的词，但是人类学家并不直接去做、管理研究，所以它经常是当军师，当军师实在上是资政性的。
第三个是行动人类学。行动人类学是指运用人类学知识帮助当地人自主地制定促进变迁的计划。从行动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人类学家所发挥的是一种催化剂的作用，为行动者提供知识和信息，但不会代替他们拿主意，决定权是掌握在那些受到这些决定所影响的人们手中的。行动人类学实际上在今天人类学界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用的也比较多的一个概念，但是它真正的本意是说用人类学的知识帮助当地人自主的制定变迁的计划，这个词很重要，自主地制定，人类学家的作用就是帮助提供讯息、提供知识和理论，并不代替当地人去做选择和判断，这是行动人类学。但是今天实际上很多人类学家很多跑到前面去了，他们不仅指导当地人而且也指导政府，所以这个就有一点点跟一般人类学所坚持的一些原则可能有些差距或者有些差别。
最后一个是伸张人类学，伸张人类学是指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知识去帮助某些特定的文化群体，以增强他们根据自己意愿作出自主决定的能力。从伸张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学家真正要做的，不是提出一些标新立异的想法，而是发现能力的来源并帮助目标群体获得这些能力。1968年，詹姆斯·斯普雷德利（James Spradley）在做流浪汉研究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斯普雷德利在调查中发现，警察和法院系统地剥夺了流浪汉们的权力，使之不能掌控自己的生活，无法获得正常公民的权利。他将自己的研究发现透露给了西雅图新闻界（Seattle newspapers），他的这一行动帮助流浪汉们赢得了附带的权利，而且使得西雅图相关权力部门的管控权受到了一定的节制。像这样的一个词实际上我们可以叫“倡导”，但是实际的上它可能是一种伸张，以蕴含着为你的目标群体性伸张某种权益，所以我把它翻译成“伸张人类学”，是这样来的。这几个是关于应用人类学这几个领域里在学术上进行更精细的一个分类的一些基本的面貌。
我们作为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需要注意什么样基本的原则，应用人类学的要义到底是什么？在这里面想简单提出来四个要点：那第一个要点就是，它跟社会学和其它学科有所不同，它是比较强调质性研究的，就要到你研究的群体中去生活，从局内获得局内的知识和经验，然后再开展你应用的这种尝试，这是第一个要点。那么第二个要点就是局内人的眼光，局内人的眼光说起来很容易，但实际上做起来非常的不容易，我经常是用自己的大脑去想象，我们自己拿的主意还经常以为是我们在替比人拿主意，不重视他们的想法，局内人的眼光实际上要很高的要求才能做到，我想我们今天在应用人类学这样一个行当里面做到或者确保的人实际上并不多。那么第三原则叫inter-subjectivity ，像这样一个词我们现在有很多种译法，我们把它叫做互主性，实际上它是多主体，每一个社会行动都涉及到很多的主体，各个主体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习惯在权力比较集中的体制里面去想事情，我们总是要听命，比如说在师生关系里面我们说老师拿主意我们就去听，我们去做就行了，这实际上不是互主性强调的原则。互主性强调是平等的、协商的这样一种关系，是在达成共识的一种协同的行动，这是互主性的基本原则。 那人类学的应用研究里面实际上特别强调他意识到社会行动是多主体的，那多主体行动的结果最好应该是各个主体之间应该达成一种共识和一种协进，而不是互相冲突的，一方压倒一方的，在后续的过程当中慢慢才暴露出问题，不是这样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原则叫“增益性的原则”，增益性的原则是说人的需求是很多样的，也很多面。我们现在一般理解的增益实际上是给当地人带来一种利益，那么应用人类学不只关心这些问题，它也关心这个收益主体的内心感受，不是物质上用特定的指标尺度去衡量的一种增益，他是主体切身能够感受到，特别愿意的看到的东西。同时，还包括社会关系的调整，如果在人类学应用项目当中我们让一部分人获得利益，另一部分人利益受损，使得他们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收益的一方发现他在获益的过程中和后来的社会关系恶化过程中有点得不偿失，那这就不是一个增益原则。所以这样一种增益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它同样是精神性的，社会关系包括整体性的，眼前和长远的一种关系。所以增益原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用我个人的研究实际问题的一些研究经历来分享一下我各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最早真正的应用研究是从1994年开始，那时候研究生刚毕业，是从“农村精壮劳动力流动对输出地的影响”这样一个角度来做我的实际应用的研究。当时进来完全是偶然的，因为在九三年的时候城里人已经感觉到农村劳动力的无序流动给城市里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带来巨大的压力，包括交通等等。当时在酝酿一种政策，就是让农村人回到农村去。在这样的背景下面，我们实际上如果大家去翻90年代初的报道，关于城市的刑事和民事案件，很多报道都指向城市当中处于无序流动的外来民工，这种有意识地舆论引导实际上在暗含着国家政策变动。所以农业部农研中心福特基金申请了一个项目，就是要做输出地和输入地的比较，就是要看流动的劳动力对于输出地和输入地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正面的或者负面的是什么。以此来酝酿国家的政策。我正好在偶然的机会被抽到四川做调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们看到农村的劳动力流动已经从原来的精壮劳动力流动到现在的举家流动，从原来的季节性流动到现在的单向流动。农村的空巢化已经越来越突出。但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结局，就是农村留不住农民，可是城市不接纳农民。这就是我们做很深的多年跟踪研究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所以我个人在这些年的研究里面，尽管我们解决三农问题上面从国家的角度来讲以及出台了20多个文件，每年一个，都是一号文件，但是三农问题并没有妥善的解决。那这里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在零三年的时候在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了一个三农协会，是我们自己的本科生做的民间协会，就是关注三农问题。我自己的一个判断是农民问题或者三农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实际上对所有做研究的对旁观者也好都是一个道德的拷问，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当我们看到今天像城镇化国家的行动计划出台的时候，在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农一代农二代他们还没有被制度接纳，在北京在各个地方，农民的子弟学校被拆，被拆的理由是不符合办学条件。但是这些孩子跟着父母来到城市没有书读，他们也都是在蓝天下，也都是国家的公民，他长大后也是国家的主人，他为什么在城市里没有书读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大的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最近这些年在制度上逐渐在梳理，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实际上把农民从农村吸引出来的政策，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强制的还是自由的，这样的政策在不断出台。所有三农问题是一个很让人纠结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领域我直到现在都还在做。
第二个领域是人口较少民族的研究。大家知道中国在费孝通先生1999年提出人口较少民族的考虑的时候，当时有22个人口在10万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分布在东南、西南、西北各个边疆地区。到现在新的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定义已经把30万以下人口的民族都放在里面，已经从22个增加到28个，人口已经接近120万。费先生当时提出要做人口较少民族的研究是因为当时他深感到作为一个从三十、四十年代关注人口较少民族的学者，他发现在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民族工作的进展不是很大，没有找到突破口。到底怎么办，所以他提出要从解决人口较少民族开始，那人口较少民族的特殊性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从战略意义上讲他的国家影响很大，因为人口较少民族基本上以跨境分布为主，因为国内政策他会在国外产生外溢效应，我们做的好会在国家上产生很正面的积极影响。那么从选择对象的可操作意义上来讲，总体覆盖小，我们是56个单位， 人口较少民族从22个到28个占了一半，如果我们把人口较少民族研究工作做好了他的意义很大。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类型和生计类型是非常多样的，也对我们的知识积累和工作能力有了严峻的挑战，人口较少民族是非常好的切入点，但是难度很大，它恰恰切入了民族工作的痛点，从区位上来讲又是国家边疆的安全问题，有这样的敏感性在里面。但从国家资源分配角度来讲，我们现在的资源分配是从城市中心到边缘地方层层渗透，边缘的地方你可能感觉中央的关怀最少，也是一种经济格局上和政治格局上的一种区位。从政治格局上来讲民族地区很少有县级以上的行政级别，它在整体里面参与层次是很低的，干部的行政级别很低。这样一种结构对国家政治生活参与能力、发出声音的能力很弱小。经济能力弱小，生计类型传统，现代产业非常缺乏，人力资源缺少，整体国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基础设施落后。
第四个特点是社会结构脆弱。在人口较少民族生活的地方要么是资源开发手段决定了整体布局非常分散。所以整体人口聚集程度较低的状态决定了很多地区内部的社会组织很不发达。现在新的国家一杠子插到底的行政管理体制到了这些地方，由于聚落分散，联系松散，和县、乡权力上的和管理上的联系和关系也很脆弱。这是第四个，社会结构很脆弱。
第五个方面是文化传承非常艰难。一个是国家多年的资源开发和外来技术的传入，实际上已经导致了他们文化传承的生态基础已经逐渐在丧失。学校作为传接现代知识和技能作为主要目的的机构，它没有办法或者无视，或者不重视民族文化的这样一种传播。另外，社会整体对于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传承的这种重要性的意识是很淡漠的。因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果我们在人口较少民族的工作上率先取得突破，在民族工作里边很多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就有可能取得突破性地进展。这是当年费老想要用人口较少民族的工作来撬动中国的民族工作大格局的一个战略性的思考。我比较荣幸在零零年的时候就成为比较早的这个团队的一员，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我主要是跑西南地区，涉及到十二三个人口较少民族，每个民族的情况不同，但是总的感受是，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人口较少民族的专项，国家甚至从零三年开始，每五年的规划里都有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规划，我们也参与作规划，但是实际上因为人口较少民族在地方上的这样一种分布的格局基本上是以村组为单位，或者是村落为单位，在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就碰到很多问题。比如一个村子在甲地，一个村子在乙地，中间是很多其他的民族所在的地方，那你要解决这个地方的基础设施问题，实际上这样的投资就变成一个大锅饭的投资。因此，怎样来帮扶人口较少民族，实际上在这些年的摸索过程当中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对策。
还有其它的问题，包括项目到地方的落实里边所包含的腐败的、扭曲的、变异的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很多。这是第二个方面，所以，费先生当年讲民族工作的这种“费氏太极”，也就是撬动大格局的这样一种想法，实际上今天看起来，我在一一年我们又做了十年的重访，重访的结果并不好，重访的报告最近已经出来了，我也是刚拿到，应该是一六年底出来的，最近在市面上有，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第三个我关注的领域是毒品和艾滋病在民族地区造成的社会伤害。在民族地区大家可能感觉，包括国外的经验应该是在发达国家的城市里面，很多年轻人是毒品和艾滋病的主要受害者，但事实上我们经过多年在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从占比罹患艾滋病、受毒品伤害的这样一种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的角度，还有伤害程度来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受伤害的程度是最深的。原因很多，我在这里边简单地列举了几种：一个是靠近毒源。现在的毒源，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在阿富汗有一个新月形地带，然后是大家所熟悉的缅甸的金三角，这些都直接靠着云南、新疆、西藏，有很多通道，防不胜防，所以没有办法控制，控制的手段还不够。第二个是经济诱惑、习俗弛禁。所谓经济诱惑主要是在这些地方贩毒是收入来得比较快的一种。我们知道在这些年的调查里面，很多边民是通过帮毒贩子贩运毒品来获得收益的，因为他们的很多产业都没有办法产生很有效的现金收益，所以这样一种诱惑对一部分受伤害的群体来讲，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作用。很多人卷入到吸、贩的过程，也和犯罪集团用人作工具来发展毒品贩运的网络和消费的群体，扩大这样的市场需求，也有很大关系。
习俗驰禁是在很多地方比如我们在傣族地区做调查的时候，在农忙的时候，比较夏天，劳动非常繁重，那么晚上休息过去是吸点“咖库”，就是用鸦片把它稀释之后用芭蕉叶剁碎像烟丝一样粘着含量很低的一种吸烟，起到一种提振精神、缓解疲劳的作用。但是这样一种习俗，后来替代品变成了白粉，白粉是从吸食到注射。习俗是沿袭的，分享的习俗也是沿袭的。但是这种分享的内容变了之后整个带来的后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上的原因。
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就是社会解体、人心涣散。我们今天看中国社会，表面上看我们是很大的社会，但实际上往里面去看人和人的关系是很松散的，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很松散，甚至我们很难说有致密的像传统社会那样的群体存在。你往深里面看，比如一个社区，很多人互相不认识。所以很多时候在群体当中发生一些事情，你会发现很多人袖手旁观。那你就发现这个社会人和人之间是不存在的紧密的利益关系，没有形成亲密的感情关系。人和人之间是一种形式的群，并不是实质上的群。所以我们整体的社会处在这样的一种集体状态，人心也非常涣散。在农村在城市，实际上过去守望相助的社会监督力量，像朝阳老大妈那样的力量今天在很多地方是不存在的。所以年轻人的一些行为就失去了大人的监控，失去了邻里的监控，失去了社会的约束。另外在禁毒的过程中有绩效导向，就导致了很多欲擒故纵的伎俩，这也是严重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的政策当中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高压，比如说吸毒人群和艾滋病患者今天很多民间NGO NGO,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在帮他们来做这种禁毒的，吸食毒品的替代性方案，还有提供免费注射针头以及避孕套等等就是想切断传染源和渠道。但是这样的行动跟社会的政府运动式对毒品和艾滋病的控制手段经常发生冲突，所以已经登记在册或建立联系的群体在高压之下逃跑，完全处在失控的状态。所以高压政策不仅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反而加速了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或者消解了很多有效的干预手段的效率。我们所做的观察基本上都是在对象群体当中介入的一种观察，跟一般的相关工作部门报道的形式有很大的不同。
第四个方面就是退耕还林地研究，大家知道退耕还林的研究到现在还在做，我是2002年开始做，大家知道1999年有退耕还林政策。但是这个政策的结果怎么样，从目前来看国家要青山绿水，但是青山绿水下面，实际上他是跟万家生计关联的。那万家生计怎么办，今天他是这个问题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拷问。大家知道在2014年，国家政策有新的调整。就是补偿的额度和补偿的年限都有增加，但是你们知道1999年开始国家强行推行退耕还林和退牧还草的时候每亩地补偿只有100斤粮食和20块钱的养护费。而且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粮食经常是按照国家的要求这个粮食应该是可吃的粮，至少是有营养的粮，但是在很多地方，它会兑换成陈粮，是人不能吃的，20元的养护费经常不到老百姓的手上。这个政策在实施的过程当中，耕是退了，但是老百姓的活路没了。因此我在零二年调研完了我的一个感慨是，在十六、十七世纪有一个“羊吃人”的运动发生在英国，中国的退耕还林政策如果我们操作不当，就可能会变成“林吃人”。就是这些在江河源流地区的靠农耕为生的老百姓，当你没有安顿好他的后续生计的时候，退耕还林就会挤掉他锅里面的米，会逼着他没有活路。实际上很严峻的问题，可是退耕还林的需求是怎么来的？我们现在把当地人的耕种行为看成是根源，看成为了还生态、补偿生态需求的一个根源。但是我们如果很全面地去看，中国真正的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的根源实际上是被片面化、表面化来解读的，它有更深的根源。比如说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很多老人都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林木被砍伐。在新中国建立的过程当中，我们现代化的哺育实际上是农村滋养了或者三农滋养了我们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的滋养实际上也包括我们林业资源的大量的砍伐，这个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灾难的根源。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的时候有造成新的破坏。到八十年代政策不稳定的时候，一夜之间很多地方山林都被砍光了，凡是能够变卖成现金的林木都被砍光，为什么？这是老百姓对国家的政策没有信心，今天分到我手上，如果我今天不把它砍了，明天就变成别人的树，跟我没关系。所以实际上很多事情是跟政策的变动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今天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都是老百姓的责任。
另外，在退耕还林和绿化山水的过程中也还有一些选择性的策略上的失误。比如飞播的单一树种马尾松没有生态涵养能力，在贵州很多地方是有的，特别容易造成火灾和病虫害，同时也没有生态功能，只要绿化的色感上的虚伪的表现。今天在广西那样的地方，我们大面积地种速生桉，你看到江南是青山绿水，山是绿了，但是水已经变黑了，变毒了，干枯了。在云南，我们大面积种橡胶林，二十年以后，今天这样的生态效益已经出来了。因此，我们的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当地老百姓用锄头和砍刀弄出来的毛病，是有很复杂的社会原因。如果我们不去认真地追究一个个地方的生态恶化的过程，就很容易被一些表面的研究结论所诱导。所以深入实地研究，甚至包括退耕还林这种想都可以想清楚的这种事情，你没有到当地，实际上很难把它看得清楚。
第五个我做的研究主要是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我自己是从贫困地区来的，我的家乡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是国定贫困县，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摘帽子。今天关于贫困与反贫困有两个国家术语，一个叫“治贫治愚”，一个叫“扶贫扶智”。这个话怎么说呢？我从三个方面来简单的说。
我们先不说这个具体的群体，因为具体群体的贫困，具体个体的贫困是有很多原因。大家在城里面，在乡下都有一些接触。那我们先看，贫困帽子是给谁戴。大家知道在八十年代，八七年扶贫攻坚出来的时候，我们有五百九十多个国定贫困县，我们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所谓的国定贫困县的帽子是抢来的，是怎么抢来的呢？就是他们事先得到国家的政策动向，知道贫困县这个帽子戴在脑袋上会有什么样的政策优惠，所以很多那些本来不符合贫困县的条件的那些县，他们谎造数据，把自己变得贫困。可是一些没有经验的穷县，他们为了突出政绩，把正常的按照往常的增长甚至冒尖得去报。这样就使得，五百九十多个贫困县里有相当一部分县，在不应该享有政策优惠的情况下享受了这样的政策。而相当一部分真是穷得一塌糊涂的县，因为没有实际的操作，所以反而变成了不贫困的县。而且多少年后，当他们回过头来想要戴这个帽子的时候，门都没有。而那些戴了帽子的县，始终在想办法把这个帽子一直扣在他们头上。这是我们从国家政策，还有贫困县的大面积识别里面，我们看到的非常有意思的游戏。
第二个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央对地方的支援，往往是通过项目投放的方式去支援地方建设，而且投放政策的配套政策叫拼盘政策，比如：这个项目是一亿元，中央给70%，就是7000万是中央给，地方必须要配套3000万，如果地方不能拿出，而且是事先拿出3000万准备金，或者说配套资金，国家这个钱也不给你。大家知道，这种拼盘政策，对谁最好？对发达地区最好。你让我拼多少，我都可以拼出来，但是对贫困地区来讲，你让我拼一块钱，我都没有。所以在项目扶贫的背景下，产生了我们叫“马太效应”的效果。就是拼盘分担，使得有钱的地方，争到越来越多的项目，而没有钱的地方，只能空等项目。缺钱的地方，好不容易等到一点项目，就啃项目。所以一些项目在来了之后实施，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被打折扣的在实施，这是第二个，这要注意到大的背景。实际这样的事情，中国做了很久，在世界上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但是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变化的过程。从早期的就地型的撒胡椒面那样的做法，到后来的致富带头人，焦点型和效应型的扶贫，再到后来，项目和产业扶贫，再到小额贷款的自由自主的扶贫，到最近十八大以后提出的精准扶贫。我们对贫困，以及针对贫困该怎么做，各级政府一直在摸索。每一步的摸索，有经验，有成绩，实际上也留下了很多问题，留下了很多教训。但是今天，我们很少把这下问题算在自己头上。政府部门、扶贫部门很少把问题算在自己头上。有新的思路，新的做法，都是成绩，至于后果怎么样，那都是不说的。
可是那些没有解决问题，在遭受穷的群体，他们却在这样两顶大帽子下过着没有怜悯的生活。大家觉得这些穷的，是他们自己没有志气，穷的是因为他们愚蠢。而且这样的标语，在很多地方，也包括在贫困地方在大街上，在墙上刷的一种口号，所以这些年的研究，我对这个提法是非常反感的。因为我们如果知道中国的贫困是怎么来的，我们知道这下群体贫困的根源是什么。除了表面的原因以外，是不是还有更深的原因，更深的原因的责任到底应该在哪？如果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也不能用这样的概念去指称这些群体。
第六个领域是资源开发与民族地区的关系。我从零零年开始做，到现在也有十七八年的历史。实际上，我最后的结论是权力的缺失造成了今天这种等、靠、要、哭的局面。我先说一个大家注意到的起点，一个情形：五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说怎样来概括中国的基本国情，有人说中国叫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毛主席说中国，更准确的说是民族地区地大物博，汉族地区人口众多。或者说西部半壁地大物博，东部半壁人口众多。大家一看，人口的地图就能够看得出来，这是从资源，或者说人均可支配资源这样一种潜力来讲，基本的情况是这样，这就是起点。今天发展的落差是什么？就是在西部地区，过去用西北地区，实际上说西部地区好，一开始是人才流动，技术流动，叫孔雀东南飞，但实际上现在，连麻雀都东南飞。为什么？这是一种发展的极差造成的一种推拉的效应。根源到底是什么？我想从几个方面去梳理这个根源。
我们从五十年代在国门关闭情况下，自力更生地进行现代化的国家的建设。我们知道中国是走了一天自力更生，原始积累的现代化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现在最熟悉的一个概念叫“剪刀差”，实际是对农林牧副传统产业的“剪刀差”。就是对守在传统产业的农民国家集体式的一种挤压，来逐渐的供养出我们现在的现代化。那这样一种过程，就造成黄忠志先生讲的站在齐脖深的水面上。这是什么样的处境？就是你在岸上可以扛得起七八级风的冲击没有问题，你很强壮，在水边可以经得起很大风浪，没有问题。一个瘦弱的病人，站在齐脖的水里，一点点微风，都足以要他的命。所以原始积累造成了今天农村的贫困，造成西部地区的贫困。因为农村，滋养了现代化。而西部地区，是传统产业比重最高的地区，这是一。
第二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都知道农村税费的一种乱像，一直到2005年国家停止征收农业税，广大西部地区的GDP是靠税费积累起来的。所以农民你即使是欠债的，农民也应该交欠的皇粮纳税。这样一种持续性的收取费用，对于农民的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三个大的方面，从五十年代开始，支援北大荒，西部地区的三线建设，有现代化的要素在西部地区布局，从传统上讲是可以从面貌上改变他的。可是你们知道这些三线建设的企业是怎么运作的？这是八十年代，费老让他的学生做的，后来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企业社会，在西部的大中小企业，他们在当时拥有基本上最先进的设备，但是这些都是内部的，他们带来的技术人员，包括当时为了办教育资源都是内部。所以如果在那些乡镇待过，这样的国企里面待过，你们知道原来，子弟学校是很少招收周边居民的孩子来入学，那是专门接受员工的孩子。医院也是一样，你有这样的本，才能在医院就医。企业里的产品，可以进行很遥远的跨区域的组装，但是在当地不会形成产业链来带动当地的发展。实际上，三线建设的过程使得我们在西部地区，配备的先进资源，并没有在地方上带动生产力。这种带动效应，实际是在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围墙的打破，但是到九十年代以后，这些企业已经是昨日黄花了，他们的技术已经落伍了。所以再融入当地，已经不太可能，而且他们很多都不是跟民用产业联系在一起的产业。
第四个方面，是林业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的开发，它的利益分配格局导致了民族地区资源富足的地区的居民，眼巴巴看着自己的资源被别人挖走，成了别的地方的产品之后再倒回来。他们自己跟这些资源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就形成了所谓的“富饶的贫困”。因此，我们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进一步来关联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贫困，这些问题的内部根源就逐渐凸显出来了。
这些年，我还做过民族教育和乡村教育，包括民间宗教的一些重大项目社会评估的一些研究。时间关系，就不一一地讲。特别想要讲的是，第十个重大工程的社会评估。社会学、人类学有很大的责任去干预现实。干预现实，有很有效的手段，像世行、亚行这样的国际组织，他们在投放资源的过程中，他们也在输出管理理念和发展理念。世行的项目应该是从零四年开始，到现在十二年的时间，世行项目，它的经验和管理理念是比较先进的。可是，它与中国的国情结合的时候也产生了很多扭曲。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做这样的研究，参与这样的项目？与其什么抓手都没有，不如赶紧抓到一个切入。这就是我现在对应用研究的一个想法，你不能坐在那空发议论，还是要做。即使不能达到目的，但是你勇敢的做了。这是应用研究对我很大的一个教义或者说是刺激。我自己为什么走这样一条路，而不是书斋式的研究呢？很多社会学的都知道，看一个人的学术轨迹，很大程度和他的人生遭遇是有很大关系的。我自己的学术轨迹，实际跟我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等联系在一起。我是从农村出来的，从小就挨过吃不饱的苦，成长的过程里面，也深深感受到国家政策的变化对我们每一代人带来的影响。所以，所有的政策，虽然是国际意志的体现，但实际上是由具体的人来做的。我们为什么是受政策影响的人，而不是影响政策的人呢？我觉得这就是我自己思考的一个基点。第二是我自己从上大学开始，就深受费老的影响。费老是我自己学术人生中影响我最深的一个学者。到今天为止，在这样一个场合，我还是愿意和大家分享我对费先生的崇敬。我愿意提醒大家，如果你愿意读书，请你从读费老的著作开始。如果你想系统地读书，请你系统的读费老的著作。因为他是当代中国，在国际学术殿堂受到真正尊敬的大学者。他的治学特点就是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他把这叫做“穷识读知”所以他有一本著作《行行重行行》。第三个我比较受影响的是梁簌溟先生和陶行知先生的作品和事迹。梁簌溟先生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他说我是问题人，我是学问人。问题人决定了，他一直处在生活的激流中，深度的卷入生活，深入的关切生活，深度地理解生活。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创建。所以他是在非人类学、民族学领域的真正的学问人。他的学问是为了应用，为了改造现实，改变现状。大家都熟悉这句话“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今天有很好的学习环境，所以大家都习惯了坐而论道，越会论道大家越崇拜他，越会背书，大家越崇拜他，所以决定了中国的学术界在今天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担当者。所以我们越崇拜坐而论道的人，坐而论道的风气盛行。中国学术就在走一天自我灭亡的路。
我想可能不是危言耸听，今天在中国,当民族关系出现了很大问题的时候,你看吃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史这碗饭的人那么多,有多少人能够提出来一点点为国分忧的主意。当然，是有人提出来，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提出来，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我经常说的那句话叫“在中国学术界实际上我们都没有在研究真问题，因为真问题都在生活中，而我们研究的都是书本上的问题。所以我们跟着别人走的时候，前面的人是一圈犬影，他看到影子了，好像是一个朦胧的影子、好像是问题，他去研究，后边有百犬来吠声，一群狗在那里乱叫，学术界的热闹就是这样的。所以我想严肃的学术之路应该是脚踏实地的面向现实的这样一种研究。
这些年的这个经历我自己有几点反思：第一个是学科立场。大家知道有一本书叫《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实际上人类学家擅长的和人类学者擅长的就是批评，批评现实、批评政府、甚至批评我们自己的对象——研究对象。我们自己很少批评自己，但我们在方法上面也经常反思，我们对前辈的舆论创建，我们也经常批评，但是这种批评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批评，我觉得人类学者、人类学工作者你要有批评的资格，首先，你要有文化自觉这样的能力，你要达到一定程度的文化自觉，如果我们没有文化自觉，我们的批评实际上是在做舆论上面的暴力和语言上面的暴力。因为今天的出版是如此的发达，我们可以通过微博，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意见，在群体中产生效应，这是一种武器，这是会产生武器效应的一种暴力。那我们怎么弄？我觉得今天实际上在文化自觉里边我们既要解决叫民族文化自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脑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有三种文化本位实际上我们都要小心的。第一种就是民族文化本位，民族文化本位：今天我们城市人去想象农村人，农村人想象城市人，自然两种富察人文环境里面成长的人彼此去想象对方，我们都有文化本位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民族这个不用说，地域也不用说。今天我们在网上看到网友互相的叫骂，实际上很多都基于文化的误读和区域性的民族性的这样一种文化歧视，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阶级的这种文化的成见，我们现在很少或者基本不再用“阶级”这样的概念，我们叫“社会分层”。但不同的社会阶层看问题不一样，因为我们生存的环境、条件，我们要的这种制度支撑倾向性的去选择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生活在北京，最近一段时间里面，有一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大家都知道。北京的几千个家长跑到中央民族大学附中去静坐去闹，就是因为中央民族大学附中在最近这些年里面，据说据这些家长认为已经争夺了北京孩子进清华、北大、人大、师大这样的指标，所以他们强烈要求要终止中央民族大学附中享受北京生源的待遇，要把中央民族大学附中挤占北京孩子的那些清华、北大的指标拿出来还回。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这是咄咄怪事，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没有人来为这样的事担责，那我说这个例子想要说什么？实际上，大家知道，今天在北京在我们这样一种教育体制里面，能够做北大、清华梦的孩子，那都是学霸孩子，今天的学霸的出生和成长背后都是拼爹拼妈拼爷爷拼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很少，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很少的比例是天资聪颖，你看看我们的培训机构如此发达，现在北京的中国的普通家长之所以把教育作为新的“三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