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描述
1. 市场就是以出价竞争的行为代替口水和政治辩论的一套制度。
自发的市场熙熙攘攘，但绝不吵吵闹闹，更不是好勇斗狠之辈喊打喊杀的好去处。在热烈地争论人民币汇率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之前，我们究竟搞清楚了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是怎样决定的吗？容我强调一句：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汇率主张”，而是在每个平常交易日的早上9点15分，由“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上的那个 “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2010年4月12日为1美元对人民币6.8259元），实际上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2. 人民币汇率是在一个中国的市场上形成的。
这个市场叫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是一个由数百个有权在中国经营外汇业务的中外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组成的会员制交易所——或称“银行间外汇市场”。这个市场依法由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较为特别的地方，是依法管理这个市场的央行和外汇管理局也可入市买卖外汇。更为特别的地方，是迄今为止进入中国的绝大多数外汇，都是由央行购得、然后转为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的。
把世界吵得翻天覆地的人民币汇率，是在一个中国的市场上形成的。这个市场叫中国外汇交易中心，1994年前的中国有外汇交易，但没有统一市场。那时，人民币换美元的需求是通过两条轨道来实现的。第一轨是计划轨，就是按政府的官方牌价结汇。不论企业还是个人，有了外汇收入，都要以5元多人民币兑1美元之价，结算给政府。人民币估值如此之高，应该是那时中国的创汇能力不足，政府希望以较少的人民币代价购得全部外汇。不过，这样打算盘有一个代价，就是谁也不愿积极创汇。政府低价购汇，如同当年低价收购农副产品一样，降低了刺激生产者努力的诱因。逼来逼去就逼出了第二轨。路径大体如下：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提高购汇牌价，然后又推出“外汇留成”制度，即允许创汇企业留下一个比例（20%）的外汇自用，并可以把这部分留成的外汇，拿到 “外汇调剂中心”去，看有没有谁的出价比官方外汇牌价更高。由于低于真实市价的“平价外汇”永远短缺，需求就永远旺盛。大家你争我夺出价，就把计划外的外汇调剂价格拉高了。外汇双轨制应运而生：牌价外汇5元多兑1美元，调剂中心的可以8元、9元、甚至10元兑1美元！后者才是市场，因为凡想多要美元的，无须喊叫，也无须左打报告右审批的，拿人民币出价就是了，游戏规则是出价高者得美元。拜改革开放大潮之福，外汇市场轨的力量越来越大。到1993年中国第一次汇改前夜，中国全部外汇的80%来自调剂中心即市场轨，仅有20%来自计划轨。中国的第一次汇改，大刀阔斧完成了汇率双轨的合并，也把分布于各地、分散定价的外汇调剂中心，整合成统一竞价的外汇市场，这就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由来。自此，直接以行政命令为人民币汇率定价的时代结束了。今天的人民币汇率，是在外汇交易中心这个市场上形成的。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确是一个市场。不过，这个市场尚带有转型经济的若干制度特征。
第一个特点较为明显，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是一个仅仅设在中国的市场，在世界其他地方别无分店。这个特点，区别于全球主要外汇市场。之所以境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嘹亮，原来是因为他们无从拿美元买人民币！这方面，香港是个例外。在这个全球第五大外汇市场上，自2003年以后是可以合法买到一些人民币的。并不例外的是，香港因此也就没有很高的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呼声，因为无论哪种汇率主张，在香港总可以通过对人民币的出价行为来表达。
另外一个特点较为隐蔽。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是一个交易所类型的市场，实行会员制。所有在中国有权合法经营外汇业务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组织（包括其分支机构），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的审查批准，都可以成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会员。进入中国的外汇，无论来自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还是所谓的“热钱”，都是先与这些会员“结汇”，然后再由会员机构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这个 “银行间市场”上竞买竞卖各自持有的外汇头寸。现在全球高度关注的“人民币汇率”，就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会员们，每天在这个市场上竞争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币汇率是在市场供求竞争中形成的，此言不虚。不过，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所有可以入场交易的会员当中，有一个特超级会员。这就是主管中国外汇市场的央行及外汇管理局。在这里，像所有其他会员一样，央行可以进场购汇。加上“特超级”的修饰语，是因为央行不但是日益成长的中国外汇市场上的最后买家，而且在事实上购入了进中国外汇的绝大部分。读者常听到的早就过了2万亿美元的 “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其实全部是由央行购入的外汇。要说明的是，特超级会员也还是会员，因为今天的中国再也不要求强制结汇，央行进场购得了外汇的绝大部分，仅仅是因为它的出价最高。
作为一个政府组织，央行进场大手购汇，这件事情要怎样看？我的看法，央行入场购汇，与政府其他机构进入市场采购商品，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横竖游戏规则是一样的，大家出价竞买，央行出价高就央行得。这里没有超级特权，公众也从来没有为这个环节的丑闻所困。问题是央行购汇的购买力来源。
3. 央行购汇当然用人民币。央行大笔购汇所需要的巨量人民币来源：第一、发行货币，第二、提高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第三、提高基准利率（加息），第四、发行“央票”即央行对金融机构的短期债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法定的人民银行职责之一，就是“发行人民币”（第四条（三）款）。既然央行有此职权，为大手购汇多给自己发一些人民币，还不是易如反掌。是的，全部流通中的人民币现金，都是央行发行出来的。正是这个法定的央行权力，使不少人认为，央行大手购汇的代价非常之低。在技术层面，发行货币就是印刷钞票。这也不单中国如此，当代所有实行法定不可兑现货币制度的国家皆如此。但是，以为央行发行货币的代价仅仅就是人民币的印制、运送和保管的成本，在经济上却大错特错。从经济关系看，货币发行是央行之负债，这里的“债主”不是别人，恰恰是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持币的个人和各类机构。货币发行要受到债务负担的压力——天下持币人都是央行的债主，那可是惹不起也躲不起的。
为什么发行货币就是央行对天下持币人负有的债务呢？从常识看，人们辛苦工作之后领取薪水图的可不是“钱”，因为钞票（法定货币是也）既不能吃也不能穿，无法为持币人带来真正的享受。人们领钱是为了花钱，最后是为了交换到过日子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这样看，领钱持币就等于人们把自己辛苦劳动产出的产品先“借”给了发钱机关，而钞票不过是货币当局开具出来的负债凭证。拿到货币凭证的，有权从其他商品提供者那里换得需要的商品，而后者也因此成为“借出”商品、持有凭据的债权人。货币在持币债权人那里不断地换手，其实就是人们不断借货币来完成交换。
如果央行为了大手购汇而发行出过多的货币，那么天下持币人的债权权益就受到侵害。横竖人们借货币是为了购买商品与服务，倘若借得货币的时候每百元人民币能购大米50斤，等到持币人真的去买米之时只能购米40斤，那么这位持币人的债权就被缩水20%，等于老百姓说的钱不值钱了，或者说票子毛了。比较麻烦的地方是，个别场合的物价上升也可能是别的原因引起的，譬如天旱影响当地稻米的产量，或者仅仅因为一时的市场竞争格局，买家相争的激烈程度超过了卖家竞争，米价都可能上升。非到物价总水平普遍、持续上扬，央行超发货币的代价是难以观察到的。在这个意义上，央行不会得罪个别的持币债权人，超发货币得罪的是天下所有持币人。正因为如此，央行发行货币的大权就不能不受到特别的约束。上引《人民银行法》在授权央行发行货币之前，规定了央行全部活动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第三条）。
除了增发人民币，央行还有别的购汇手段吗？有的。这就是同样由法律规定的 “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这里又有诸多政策工具可用。择其要者，第一项工具是“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的比例交存存款准备金”， 这就给央行带来“花钱”的机会：在给付准备金利息的条件下，央行就可以用此准备金购买外汇。由于央行既可依法规定准备金率，又可根据需要花费这笔准备金，所以看来，这是能够为央行大手购汇筹资的一个有效手段。与增发货币不同，央行通过抽准备金的办法所获得的购汇能力，不需要加大货币发行总量。一般的看法，央行提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还减少了货币供给呢。问题在于，当央行自己动用这些准备金购汇时，已关入准备金笼子的货币又被放回到商业银行，成为进一步向市场放贷的基础。
央行另外一项政策工具，是“确定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这就是说，无论货币发行过多，还是把准备金收拢了再放回去，央行还可以通过基准利率调节市场里货币的“动”与“静”。简单说，央行加息等于诱使货币老虎趴在笼子里趴着别动。在理论上，只要加息的力度够劲，总可以达到这样一点，以至于外面的老虎也争相要求入笼静卧。这就是商业银行高于法定准备标准的“超额准备金”的由来。超额准备金也是存入央行的，所以也构成央行购汇的支付手段。不过当央行动用超额准备金购买外汇时，趴下了的老虎又跑到市场上去了。
这样忙来忙去，增发货币养老虎，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收老虎，央行大手购汇又放虎归山。循环往复，中国经济里的货币存量就越滚越大。
4. 央行在两头忙。
央行不能不忙着举债，因为不扩大举债，央行就没有能力在外汇交易中心大手收购越来越多的进入中国的外汇,但是法定的央行的本行——“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所以央行还要忙着 “回收流动性”发央票、增加法定储备金、提升利息，抑或还要使用带有时代特色或中国特色的其他政策工具央行搭上巨额利息的成本，甚至不惜经营亏损，外加承受各界的批评和抱怨，既图不到名，也图不到利，来来回回就在忙两头——大手举债购买外汇，再痛下决心回收放出去的流动性。究竟是什么力量和机制能赋予堂堂央行如此的行为逻辑?
5. 脱离币值稳定而强调汇率稳定，不过是缘木求鱼罢了。
汇率稳定可欲，币值稳定也可欲。那么，可以同时追求汇率稳定与币值稳定吗？从逻辑上看，可以的，也是应该的，甚至似乎不太困难。因为汇率不过是两种或两种以上货币之间的市场之价，只要互相换手的货币保持各自的币值稳定，它们之间的市价即汇率自然就是稳定的。是的，只要若干种互相来往的货币都保持币值稳定，汇率稳定就是必然的结果. 崇尚金本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所言，国际金本位制等于世界各地使用同一种货币。这也意味着，只有在“同一个世界，同一种货币”的状态下，才有严格意义上的汇率稳定。不过，即使在最理想的金本位时代，黄金也有阴影。这是因为，金本位的基石——政府和货币当局信守货币承诺，确保发行的货币可以平价兑换黄金——常常受到多种压力而动摇。并不是每个政府在每一时刻都能够严守发行货币以黄金储备为本的 “游戏规则。最后推倒金本位的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各国争相以通胀为战争筹资的生死关头，币值稳定被弃之如敝屣。教训很清楚：各主要货币的币值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前提和基础。币值稳定一旦摇晃，汇率稳定也随之摇晃。这绝不是因为汇率稳定本身不重要、意义不伟大，而就是因为做不到。
6. 固定汇率守不住的根本原因，是参与国际贸易来往的各国，守不住各自货币币值的稳定。更准确地说，是因为相关各国做不到同步维系币值的稳定。
币值不能稳定的一个原因，在商品世界里颇为常见。这就是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商品的生产率变动有异。由于自然禀赋、技术进步、生产者人力资本等各种原因，不同地方之间的商品生产率，常常发生不同步的变化。除了生产率的变动率各国有异，另外一个引发货币币值不稳定的原因，是各国政府和货币当局迫于财政、经济和社会的各类压力，通过货币供应的控制或主动或被动地人为造成货币币值的不稳定。
7. “固定/钉住汇率”≠“一体化货币”
弗里德曼的结论明白：货币稳定靠不住，所以非浮动汇率不可取。蒙代尔的反击也清楚：用固定汇率把各国货币绑成一体，人类岂不就有了单一而稳定的货币！蒙代尔的理想当然值得尊重。倘若全球真的整合成一个统一市场，全人类使用的是同一种货币，那么普天下个人与个人、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易，就变得十分便利，专业化分工与比较优势的发挥，也因此可以达到人类历史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度。我相信，就是弗里德曼也不会不同意蒙代尔的理想。正是在汇率辩论中，弗里德曼屡次强调“固定/钉住汇率”与“一体化货币”的区别。在他看来，像港币与美元之间的 “货币局制度”，虽然有一个“联系汇率”的流行称谓，但本质上却是“一体化货币”。与全盛期的金本位一样，各种不同金本位的货币只是含金量不同，本质上是一个统一货币的名称不同的组成部分罢了。弗老在1992年出版的《货币的祸害》（MoneyMischief）里写道：“在我看来，即使是糟糕的浮动汇率也比固定汇率制好，即使它并不一定比一体化货币好”。这表明，弗里德曼并不反对蒙代尔的理想——只要真的存在这样一个理想的一体化货币制度就好。我不能同意蒙代尔的是一点，这就是他设计的通向理想货币制度的路线图——以毫不动摇的固定汇率把主要货币连接成一个全球货币。不同意的理由，不是因为统一货币好还是不好，或者固定汇率好还是不好，而是迄今为止历史经验可以验证的逻辑说，人类做不到按照关于实行固定汇率的一纸承诺，就把不断内生币值不稳定的货币 “绑”成一个稳定的一体化货币。欲汇率固定而不能的原因，恰恰就是因为货币币值之不稳定。在货币与汇率的关系上，货币稳定是因，汇率固定是果。以为固定汇率就可以倒逼出一个稳定货币，那是本末倒置。金本位不就曾经是 “一个货币”吗？在严格的金本位制度下，不同金本位的货币无非就是含金量的不同，只要这些货币的含金量不变，它们之间的“汇率”就恒等。或者可以说，严格金本位下的汇率天生固定，以至于根本就不需要汇率。传统中国举国使用银块或银元，不同贵金属货币的载体之间也许有“汇率”问题，但云南与广东之间就并没有、也不需要“汇率”的安排。金本位后来被动摇，绝不是因为“固定汇率”被动摇而引起的。它只不是结果罢了——在种种经济、政治、社会的压力下，特别是在各国政府为战争筹款的压力下，各国货币统一含金的基础被摇晃了。金本位摇晃了，原来天生固定的汇率也随之垮台了。如果连黄金那样坚硬的物理特性都抵挡不住动摇货币币值的人间压力，那又如何指望一群国家的政治代表在一个森林里开开会、签下一纸承诺就可以长期维系货币的稳定呢？果不其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寿命比19世纪的金本位的寿命还要短暂。让我佩服的地方，是弗里德曼早在人人相信该体系能够永世长存的早期，就通过研究诸如法国外长舒曼计划、德国贸易支付困难等实际问题，看出该体系的破绽。守不住币值稳定，哪里守得住固定汇率？对弗里德曼来说，汇率浮动不过是合乎逻辑的现实出路。
8. 政府的未来收入基于法定强制征税的权力，似乎比普通人的未来收入更可靠、更可信。不过，强制性收税也受到重重约束：加税要通得过议会的关口，纳税人可以手脚并用投票，征税成本随税率升高而高，以及高税赋终将抑制经济增长。更严重的是，靠不断增加的公共负债来“兑现”福利承诺的惯性一旦养成，就非常难以摆脱——这是最近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提供的新鲜教训。这是说，发达国家不断增高的负债倾向绝不会自然而然就被轻易扭转。历史经验说，高额负债的国家因为承受不了缩减财赤的短期痛苦，很容易倾向通过货币贬值来“化解”政府债务。道理简单：货币币值的缩水可以直截了当地勾销公共债务！我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拥有货币控制权的国家，可以超越实际的“还款能力”实现高额负债的原因。最起码，“财政亏空货币补”在短期内似乎还行得通。这就对任何货币权力的掌控者构成了致命的诱惑。从这一点看，美国、欧盟和日本之所以拥有当下全球最多数量的公共负债，与他们控制着美元、欧元和日元有关。作为当代三个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国，他们拥有更高负债的“本钱”，因为一旦需要，他们就可以主动贬值货币，直接消减债务。由货币控制带来的高额政府负债，反过来就以货币贬值威胁货币体系的稳定。19世纪的金本位就是这样解体的，20世纪以美元为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是这样动摇的。我们讲过的，如果连黄金都不足以抵抗国家权力在债务方面的机会主义倾向，那么当下通行的法定不可兑现纸币，哪里还能构成实质的障碍？况且，现在全球的超级借债国，主要面对的是外国债权人。这里的教训是，债务国一旦能够把货币控制作为多多负债的“人质”，债权国就可能受到债权权益缩水与货币紊乱的双重打击。国际货币供应国无不负下超高额的政府债务——“东风”早已齐备，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难道还应该坚守固定汇率，把人民币与债务国的美元牢牢地捆到一起吗？
9. 汇率问题的要害是货币准则，固定汇率论者从来没有认真探查过美元究竟以何为锚，假如美元自己没有可靠的锚，它又凭什么充当其他国家货币之锚-------人民币不能以美元为锚。
汇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物物交换的经济里加入了两只不同的货币。从中国这方面看，出口厂商都是花人民币购入生产要素，做成产品再以美元计价出口。因此，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一旦有变，所有关于成本收益的计算和预期跟着都要变，做出口生意的麻烦——交易费用——也就增加了。这是人们追求汇率稳定目标的由来。美国那方面的情形不同。美国出口商花费的是美元成本，做出的产品也以美元计价出口，前后横竖都用一个货币，所以仅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衡量，美国厂商做内贸与出口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当年Alchian讲国际贸易，说过一句“内贸用车、外贸用船”，意思是内外贸没有太大差别就是了——这从美国看是至理名言。至于外国货币对美元汇价发生变化，影响的是外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需求量，与签订并履行贸易合约的成本基本无涉。这里关键的区别，在于美元是美国的国别货币，又是国际结算货币与储备货币，而人民币却只是中国自己的货币。固定汇率论的领军人物蒙代尔教授，固定汇率论的一个破绽。这就是，各国各区域的货币都以美元为锚，可美元本身又以什么为锚？难道美元就不是法定不可兑现货币？难道美元的币值就无需可靠之锚也可以实现自动稳定？如果各国各地区纷纷把各自的货币单一、单向、固定地与美元挂钩，而美元本身却无锚或无可靠之锚，那这个靠固定汇率连接起来的世界，还会不会像固定汇率论者自以为万无一失的那么牢靠，固定汇率论者从来没有认真探查过美元究竟以何为锚。他们把美国比为海上的一艘超级巨轮，然后就想当然地主张，全球所有其他小舢板和大小船只，只要以固定汇率之钩挂住美国超级巨轮，就等于给所有货币找到了最可靠之锚。他们或许忘了告诉听众，这幅理想主义的图画里隐匿着致命的危险：一旦超级巨轮本身摇晃，以它为锚的所有船舰也只能跟着一起摇晃；一旦超级巨轮像当年的泰坦尼克号那样不幸触礁下沉，它还可能把本来还可以各自逃生的大船小船一股脑儿地拖到大洋的底部。
10. 美元之锚的变化
历史上最可靠的美元之锚，是黄金与白银。美元来到世上的时候，是响当当的以金银为本位的货币。179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铸币法案》任何个人或群体都可以把金块银块送到铸币厂铸成美元硬币。
美元铸币响当当地可靠，缺点是不那么方便。纸币应运而生。美国政府发行的纸币主要是“金币券（Gold Certificates）”和“银币券（Silver Certificates）”，都是以黄金或白银为储备的纸币。最早美国政府要“发行”金币券，必须在库房保有等值的金币，并承诺存款人随时可按票面值来兑换。此制之下，政府和银行都不能“创造”货币，因为货币发行者不过是代客保管金币（此时券只是“仓库存单”），并提供兑付金币或互相划款的服务而已。
1882年后的美国金币券有了一点变化。美国金币券上开始印有 “In Gold Coin Payableto the Beareron Demand”的字样，意思是“向持票人兑付金币”。注意了：不再是惟有“存金币者（Depositor）”才有权兑换金币，而是任何“持票人（Bear－er）”都有权凭票兑换金币。金币券因此流通起来，只要所有持票人确信总可以按票面值换得等值黄金，以票子完成交易总比用响当当的金币方便。于是，金币券和银币券就越来越像“现代纸币”。特别是1913年联邦储备银行成立以后，“国家信用”保证向持票人兑付黄金白银，统一的绿背美钞大行其道。
以上时代，美元本身的含金量就是货币之锚。由金币券和银币券构成的纸币，不过是政府和银行依凭储备的金币银币开出的“借据”。由于存款人或持票人分分秒秒可以凭票兑换贵金属，这些纸币也等于以黄金白银为锚。抛开金银复本位制的困扰，那时的美元是19世纪以来以英镑为中心的国际金本位货币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要美元、英镑的含金量稳定，它们之间的汇率就固定。可以说美元以英镑为锚，也可以说英镑以美元为锚，其实它们皆以黄金为锚。
大变化发生在1933年，美国在这一年废除了美元的金本位。背景是一连串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国际金本位，因为黄金的物理属性并不能抵挡参战各国政府通过膨胀货币来膨胀财政的冲动，所以碍手碍脚的金本位不再合乎时宜。美国没有卷入战争，却因此成为欧洲黄金避险的安全地带，大量的黄金流入讽刺性地造成美国的高通胀，以及接踵而来严重的通缩。一番手忙脚乱的调控之后，终于把正在全球崛起的美国拖入了大萧条的深渊。为摆脱困境，1933年4月美国宣布黄金管制，不准黄金出口，强制美国人上缴黄金、换回美钞，并禁止公众在国内拥有黄金或从国外购买黄金。1934年1月，美国通过的《黄金储备法》将美元贬值40%，确立了1盎司黄金35美元的新法定价格。
至此，美国不再用黄金铸币，金币券也派不上用场。“法币”时代来临。美元成了货真价实的纸币，票面上不再印有持票人可以凭票兑换黄金的严肃承诺，仅仅保留了“本法定货币可用于支付一切公私债务 （This note is legaltender for all debts,public and private）”的字样。惟一藕断丝连之处，是美元钞票还守着一个法定的黄金市价。问题是，此时美国的黄金市场上早已空无一人，因为美国人民再不能合法地拥有、买卖黄金！美元之锚开始质变。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不过是把上述“以法定黄金市价为锚”的美元推向了世界。是的，“美元以平价挂黄金、各国货币以固定汇率挂美元”的布雷顿体系，只不过看起来还像金本位而已。区别在于，古典金本位直接以普通公众可以持有、交易的贵金属为锚，而“金汇兑本位”下的美元，却以政府按法定市价汇兑黄金的承诺为锚。
这就埋下了布雷顿体系崩溃的种子。毕竟瞒天不能过海。美国承诺兑付黄金又大手超发美元，总有国家率先警觉、率先行动。山姆大叔使出浑身解数对欧洲施压，不让他们来兑现黄金，法国带头要美国履约。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关闭黄金窗口，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寿终正寝。
至此，美元不但脱开了黄金之锚，也脱开了“承诺的黄金平价”之锚，真正变成“法定不可兑现货币（fiatmoney）”。
11. 黄金的物理属性不能抵抗晃动货币之锚的社会力量
从货币制度着眼，沃尔克为美元重新建起的“央行行长之锚”，是不是过于诉诸个人因素而缺乏持久的可靠性？有这个问题。君不见，美联储在沃尔克的继任者格林斯潘主席领导下的作为，不正因为金融危机而经受着重新审查吗？不过，我从沃尔克的故事里也读到另外的意味。所有那些弥漫在央行这样一个人造机构周围的要求宽松货币、不惜以通胀应付短期经济压力的社会力量，同样也包围并改变着古典金本位制。讲到底，黄金的物理属性不能抵抗晃动货币之锚的社会力量。在由人组成的经济里，“非人格化（impersonalized）的制度安排”，终究会受制于在传统、历史教训、现实的经济政治力量等约束下的人的行为。结论是，“以央行行长为锚”——或以任何其他人为机制为锚——的货币制度，不但不是偏离理想货币体制的例外，反而集中而醒目地反映了人类寻找可靠货币之锚的全部困难
12. 人民币的选锚之路。
人民币从来就没有以黄金为锚。早在人民币诞生前的13年，明清以来行之多年的银两加铜钱的传统货币，就被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所取代。法币者，法定由政府发行的纸币也。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人民政府接管了全国政权，也接管了中国大陆的货币发行权。回到金本位是不可能的了：早在解放前夜，蒋委员长就把他治下的国家黄金储备悉数运往台湾。没有黄金储备，无论古典的金本位还是政府承诺兑换黄金的货币制度，都是搞不起来的.。
但毕竟还是法定纸币。所以，人民币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面临选锚问题。发行货币当然是国家的权力，但是，有权发钞的国家，究竟根据什么来决定发行多少货币呢？从经济性质看，黄金白银除了充当货币之外，还有别的实际用处。纸币则纯粹就是交易媒介，发少了窒息交易、打击生产；发多了拉高物价、引起通胀。因此，究竟以什么来约束国家发行货币的权力——为法定货币选锚——其影响就不限于 “上层建筑”，而是事关普天下苍生的日常生活和经济利益。
从逻辑看，战争、革命、特别是国家政权的更迭，通常与货币币值的极度不稳定互为因果。背后的道理是，如果天下是谁的都未定， “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国家机会主义思维就容易占上风，因为还不知道究竟会滔了谁的天哩。历史的记载是，在政权大厦将倾的危亡关头，执政者常常不惜开足货币机器，以高通胀争取延长权力的寿命。还有就是新政权诞生之际，脚跟尚未站稳、百废待举又缺乏税基的支持，超发票子往往成为权宜之计。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革命，新政权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一般伴有严重的通胀。这似乎说明，在冲决一切罗网的革命与天性保守的货币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互不匹配的紧张。
人民币是例外。没有黄金储备做后盾、纯粹的纸币、新生革命政权的国家信用——但是人民币从开始之日起，就选择走稳健货币的路线。人民币以什么为锚？想来想去，它的第一个 “锚”就是历史教训。远的以后再论，前朝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货币教训，足以让新中国的货币掌门人铭记在心。看看吧，从法币到金圆券不过十几年时间，头戴 “国家元首”与 “抗战领袖”两大桂冠的蒋委员长，就把他的国民党政权带向了毁灭。军事方面的无能与失利是一小部分原因，社会经济政策的失败才是根本。其中，超级恶性的通胀——每月50％以上的物价指数——终于把全体国民推向了国民政府的对立面。
恶性通胀的一个派生物就是广大民众持续保持超高的通胀预期。
倘若能与一个客观的、“非人格化”之物挂起钩来，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才能有不受人事变化影响的制度保障。在这个意义上，选物为锚不失为一个可靠的办法。选什么呢？石头太重，虽然弗里德曼给我们讲过石币之岛的精彩故事。黄金白银不够，历史并没给人民币留下贵金属储备。
13. 人民币盯美元的由来
人民币一动不动盯住美元，在两个历史时段发生过。第一时段是1955-1970年，15年期间以4.618元兑1美元的汇率没有一分一毫的变动。第二时段是1998-2005年，以几乎不变的汇率（8.27）持续了7年。前一段的大背景是计划经济，国家实行外贸专营加外汇统收统支，那个“汇率”根本不是在外汇市场 （这个市场当时尚不存在）上决定的。分明高估的人民币汇率，不过表达了国家以低成本掌控稀缺外汇资源的政策意图。
后一时段的经验值得分析，因为与当下及未来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关系密切。我的看法， 从1997年开始的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体制，与其说是依据了哪派理论而设计出来的产物，不如说是一连串事件合成的结果。具体讲，主要是三大事件：1993年又一波高通胀和随之而来的通胀治理；1994年中国第一波汇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这部明确人民银行就是中国央行的法律，除了点明“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之外，还特别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第29条）。这就是说，不但用人大立法来确立央行的权威，而且消除了多年以来威胁人民币币值不稳、通胀屡起的病灶——政府因财政需要而超发货币。这是治本之策，影响中国长远的未来.
1994年的另外一件大事，是完成两种汇率的并轨。上文提到人为高估人民币的外汇体制，受到改革开放的冲击。大体从1986年开始，国务院为鼓励创汇，允许企业将按比例留成的外汇额度在若干外汇调剂中心自由交易，于是在官定汇价之外，形成了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外汇调剂价。这就是汇率双轨制。到1990年代初，全国按市场轨成交的外汇占8成，官价成交不过2成，汇率并轨的时机成熟了。不需要说，那时讲的“汇率并轨”，含义当然是由市场供求决定人民币汇率，绝不是再靠“看得见之手”定汇率。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汇改目标，即在市场供求基础上、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其实就是第一次汇改定下的。没有谁想得到，人民币兑美元会一动不动好几年不变.
在统计上，1993年人民币对美元之价为5.76，1994年为8.61。这样算，人民币对美元一下子贬值了33%。加上这一年加入WTO，中国对外开放升到新层面，“东方睡狮”蓄之既久的出口潜力开始发挥。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因此改变，也在国际上形成一股“中国靠贬值扩大出口”的舆论。到1997年亚洲危机爆发，有人——如马哈蒂尔——干脆就说亚洲金融危机是人民币大幅贬值引起的。这算什么逻辑呢？是不是人民币那么多年的人为高估，可以算作中国对亚洲的国际主义贡献？况且，早在中国的汇率并轨之前，外汇调剂价已达到8-9元人民币之谱（1996年深圳有超过10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纪录）。由于市场轨占大头，加权来看的人民币贬值，实际幅度就小多了.
中国却必须承担应对亚洲危机的大国责任。具体讲，就是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当时中国政府承诺了，也做到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从1998年起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成为多年不变的平线一条。经济逻辑是什么呢？是不是彼此竞争出口的国家免打“价格战”，还对全世界有好处？这就不懂了，因为事关国际政治的复杂学问。更让人看不懂的是舆论：也是外国人、国际机构、发达大国政要的劝说、建议和要求，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就符合负责任大国的要求。但是再过几年，外国人说人民币升值中国就升值，似乎就很不爱国了——看不懂就承认看不懂吧.
可以看懂的是一点：1998年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变，既不是中国汇改的既定目标，也不是立法根除通胀为人民币主动选锚的结果。“固定汇率最优论”拿1998-2005年间人民币汇率说事，以为找到了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实在包含着一些美丽的误会。他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是后来拖延时间过长的人民币盯美元的做法，不但偏离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形成人民币汇率的改革目标，也导致在立法消除“主动”超发货币的制度漏洞之后，人民币又面临“被动”超发的新挑战。在新形势下，人民币币值稳定屡出情况、宏观调控压力不断，皆因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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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评论之十六：被动超发货币的教训
2010-08-17 Tuesday 14:13:06
被动超发货币的教训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十六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0年8月16日星期一
政府因财政压力而超发货币，是法定货币时代通胀的根源。那是货币的主动超发，因为抽税和发行政府债，还满足不了财政开支的需要，于是靠超发票子过日子。横竖法定货币控制在“看得见之手”，下个行政指令就可以发行，而最先拿到加印钞票的又是政府自己，马上就有了可用财力。至于超发货币的结果——相对价格的变动和物价总水平的上涨——要经过一个时滞后才在市场上显现。因此，主动超发货币也被看作政府在抽取隐蔽的“通货膨胀税”，最后买单的，还是承受通胀之苦的老百姓。
上一篇文章提到，人民币在制度上杜绝政府主动超发货币，是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1995年开始执行的《人民银行法》。该法案明文限定，人民银行再也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这就是说，政府把央行当作财政之外又一个钱柜子的时代，在制度上结束了。以后政府的财政需要，只能靠税收、靠发债、靠国有资源的收益，再也不能靠超发票子。讲过的，作为建国之后又一波治理严重通胀的结果，中国终于在财政与货币之间安排了制度性间隔，意义远大。这么说吧：人民币将来有了与中国经济相称的国际地位，一定有人会回过头来，到这部《人民银行法》里找到其立足之本。
始料不及的是，主动超发货币之门被关上之后，又开出了一个被动超发货币的口子。这就是从汇率形成机制里被动释放出来的天量货币。正如先前发表的本系列评论指出过的，每年新增的国家外汇储备，全部是央行用基础货币买进来的。按什么价买？汇率是什么价就按什么价（更准确地说：央行出什么价购汇，汇率就是什么价）。1997-2005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26元，意味着每增加1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就要增加动用8.26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购汇，这8.26元“高能货币”转入商业银行，再乘上4-5倍的货币周转速度，可放给市场的贷款总额就是40元人民币上下。这是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货币当局被动发行人民币的机制。
这里所谓“被动”，比照的是由财政驱动的货币超发。对政府而言，那的确是主动行为——财政有缺口，政府有意通过向央行透支来平衡预算。现在从汇率形成机制派生出来的货币发行，则以被动为特征，因为究竟有多少外汇进入中国，究竟多少银行间市场的外汇被央行收购，着眼点不是政府本身的财政需要，也不受财政动力的驱使。
至于是不是“超发”，查查数据好了。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我国外汇储备比上年新增50亿美元，1999年新增97亿美元，2000年新增107亿美元；增加的幅度分别是3.6%、6.7%和7.0%。这样的绝对数和增长率，即使新增1美元外汇储备最后真的增加了40元人民币货币总供应，说“货币超发”也言过其实了。但是，以后几年的形势完全不同了：年度新增外汇储备的绝对量从465亿美元（2001）、742亿美元（2002）、1168亿美元（2003），直到2066亿美元（2004）；年增长率则分别跳到28%、34%、40%和51%。这样的形势真叫好得受不了，因为由此形成的人民币供应压力远高出经济增长的需要，不是“货币超发”，还能是什么？
再以后，中国年度新增外汇储备2000亿-3000亿美元就不算新闻。直到去年，全球金融危机号称百年不遇，出口导向的中国经济遭受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但中国的外汇储备减少了吗？没有。不但没有减，还继续新增4500亿美元！幸亏中国人民银行没有严格以美元为锚——如蒙代尔所建议的——来决定人民币的供应，而是辛苦异常地不断对冲超发货币形成的流动性，否则，由汇率形成机制被动超发的货币，还不是更如“黄河之水天上来”？
不少朋友把人民币汇率机制看成“对外问题”。这是不对的。在汇率形成机制同时就是被动超发货币机制的条件下，我以为汇率首先是对内问题，涉及的是一部分中国人民与另外一部分中国人民之间的经济利害关系。为什么这样说？让我试着阐释一下吧。
以年度新增外汇储备2000亿美元为例。这笔巨款——按变化的汇率计，约在14000亿-16000亿人民币之谱——当然主要是由我国沿海出口加工地带的无数外向型企业挣来的。从商品形态看，东西已经出口了。可是这挣回来的外汇，经过向商业银行结汇，那些无论是工人薪酬、老板的投资与管理收益、政府税收以及其他相关方的服务所得，则全部变成了留在国内的人民币购买力。要注意了：这里有1万几千亿人民币购买力，完全没有对应的商品可买！问一个问题吧：这样的国民经济——且不论对外关系——究竟靠什么来平衡？
反正“买东西”是不行的，至少靠买国内商品不行。商品已经出国，国内留下的是 “纯购买力”。在此情况下，过量的人民币购买力追逐不够量的国内商品，结局只能是国内物价总水平的上涨。这就是这些年国内通胀时不时冲高的根源。是不是每样商品和服务都以同等的涨幅涨价？倒也不一定。因为还有所谓“结构性物价上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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