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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土地制度史》
中国土地制度历史研究, 因为牵涉到太多实际社会政治问题, 一直不是一个简单学术问题。历代研究者在研究时往往打上“主义”或“性质”标签, 使得原来复杂问题愈加神秘。赵冈、 陈钟毅夫妇于20世纪末合著《中国土地制度史》因为没有受到历史界、 经济史界那些固有成见束缚, 采取简单解构方法反而给人耳目一新感觉, 引发学术界重视, 该书于1982年取得了“行政院”金鼎奖。
一、 本书关键内容:
全书累计28.5万字, 将土地制度史分成多个专题来叙述, 共分八章, 分别是土地全部权制、 耕地面积之变动、 人口与耕地、 耕地分配、 农业经营方法之比较、 历史上经营地主、 历史上租佃制度、 结语。
第一章讲述土地全部权制, 将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分为上古井田制和秦汉以后土地私有制, 使复杂土地制度问题简单明了。作者得出结论: 自战国以后“私有土地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土地全部权制度”。作者深入表明自己见解, 土地私有标准是自由使用权、 自由买卖以及遗赠之权。然后再分析一些朝代对于土地私有限制方法, 关键包含各个朝代限田政策和实施了近三百年均田政策。最终作者还专门叙述了政府经营土地以及政府作为薪俸拨给在职官吏土地。
第二章耕地面积之变动, 作者先厘清历代度量衡变动, 以建立一个统一数值单位。然后分述各个朝代政府土地丈量情况, 作者在做了一番计算后, 得出了一个历代耕地面积统计表, 统一以现在亩制为标准, 经过此表能够看到从西汉到清中期18中, 中国耕地恰好翻了一番, 从5亿亩上升到10亿亩。另外在本章中作者还对南宋时出现, 流行于明清鱼鳞图册单独提出, 祥加讨论。读者读到这里, 显然会发觉中国古代人口增加是远远超出了耕地增加。所以, 作者安排第三章人口与耕地, 首先讲历史上人口统计, 大量援引已经有研究结果来校正, 推算各代人口数, 以此显示人口循环波动性。作者得出结论: 中国古代在太平时期人口增加率通常在0.6%—1%之间。紧接着分析人口循环成因, 作者认为中国人口循环是与历代治乱循环相关, 是治乱循环造成结果, 最大战源及战争导火线是外族入侵, 作者列举了从西汉到明末部分重大战祸以证实此见解。最终分析人口与耕地比率, 从作者统计表中能够看出, 公元2年为8.57亩, 到晚清1887年降到2.82亩。
第四章耕地分配, 作者关键研究影响耕地分配原因: 租税制度影响、 商业资金流向农村, 人口增加等其她原因。随即历代耕地分配实况, 从先秦讲到民国, 值得注意是民国时期耕地分配情况, 到了20世纪大地主已经廖若晨星, 已经没有了太多土地。第五章农业经营方法之比较, 对经营地主与租佃地主效率高低问题进行比较, 作者利用专业经济学方法严密推敲。接下来两章作者以实地史料叙述历史上农业经营方法演变。在讲经营地主时, 作者分成使用雇工、 部曲、 奴仆多个不一样方法。租佃制度发展, 作者更是用了大量篇幅, 利用了清代及民国大量调查资料, 使人信服表明: 明清以后中国土地占有情况是极其分散, 大地主逐步降低而且其实力和对佃农控制能力都在逐步减弱。
二、 两位作者部分关键见解
在本书中两位作者对部分问题独辟蹊径, 提出了部分颠覆传统见解, 给人耳目一新感觉, 使得本书更具价值意义。
1． 相关上古井田制
对于上古井田制,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确实实施过井田式土地公有制, 经过对相关历史文件梳理和从井字字面意思上力证这一见解, 并认为井引申义“井井有条”“井井有理”都是从井田之井引申而来, 而非从水井之井引申而来。作者赞同孟子所说井田制是经过演变, 井田制在长久实施过程中, 从形式和内容都有发展和改变。第一是授田数额改变, 从50—70—100亩, 这是伴随农民耕作能力而逐步提升。其次是方法改变, 贡是一个实物地租, 可能是原始初民对统治者缴纳实物一个制度, 不一定与土地及农业生产有固定关系, 发展到以后大部分人民都已经变成定居农耕者, 所贡之物以农产品为主, 逐步演变成一个土地制度。助法才算是井田制订型后关键制度, 是一个劳役地租。不过以助法为基础井田制最大毛病是太死板, 造成了土地不易安排休耕, 到周宣王时期采取灵活公田配授方法即彻法, 彻是征收天赋之义, 已经不是八家共耕公田, 此种土地计划就是阡陌之制。助与彻是两种不一样公有土地配授措施, 前者有公田, 后者无公田, 助法以八家农户为单位, 集体配授农地; 彻法以每个农户为单元, 部分配授农地。彻法很靠近私产制度。秦孝公用商鞅变法, 改革土地制度, 不过是认可既定事实, 使土地私有之倾向得以正当化, 以后土地能够公开买卖, 她所废除不是助法, 而是彻法。
2．相关唐宋“庄园”性质
对于唐宋时期出现“庄园”, 作者认为“庄园”并不是一个新土地制度, 甚至不是一个特殊农业经营方法, 而是土地私有制度复兴后新称呼而已。不管是从庄园面积还是从庄园生产多样性来说, 都不能作为庄园是一个特殊土地制度依据。作者认为, 私有土地制度下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多个地主手中自秦汉到20世纪以来一直存在, 不单单是出现在唐宋时期。就经营方法而言, 唐代庄园与南北朝时期大致相同, 有使用奴僮耕种, 有使用佣工操作, 也有很多是租给佃户。到了宋代, 这种情形仍然继续, 不过租佃制度比地主自己经营愈加普遍。宋代文件记载显示, 宋代使用奴隶耕种牧场越来越少, 而使用佣工耕种者逐步增加。宋代不管是农业生产还是手工业生产, 雇佣关系都很普遍, 不过大部分是短期雇工, 现用现雇。
3．租佃制逐步替换经营地主
大家通常认为, 雇佣劳动大量使用是资本主义基础特征, 所以在农业生产中, 经营地主应该是经济发展方向。所以有学者就削足适履地论证经营地主逐步替换租佃制成为主流。赵冈、 陈钟毅夫妇颠覆了以罗仑、 景甦为代表此种见解。即使罗仑、 景甦结论是经过调查自然村庄得到, 但赵冈夫妇认为她们调查一部分因为口头问询时对农户分类标准不正确, 另一部分因为二人对资料有所曲解, 使得她们结论存在一定错误, 不值得完全信任。依据赵冈和陈钟毅分析: 中国自宋代以后, 租佃制越来越流行, 地主越来越倾向于出租而非招来雇农经营土地。因为自明代开始雇工有充足去留自由, 地主因为无法以强制手段罗致雇工, 只能以实际待遇来争取雇工, 雇工工食费是地主自营农场成本中最关键一项, 到了明末经营地主生产成本已达成无法降低程度, 地主自己经营农场远不如出租土地取得多, 所以部分地主逐步转变为租佃地主。作者利用了清朝以及民国时期很多科学、 可靠资料进行论证。大量统计数据显示, 民国时期, 除了关外东北几省地广人稀地域还有纯粹雇工经营地主, 在内地22省纯粹经营地主近乎绝迹, 雇佣农工地主都是租佃地主。
4．纠正对宋代租佃错误认识
宋代租佃情况复杂, 这与宋代复杂户等制度相关。作者否定了将主户视为地主, 将用户视为佃户错误见解, 原因有五: 一主户中有很多自耕农, 她们有田产不过自己耕种并不出租; 二城郭主户不从事农业生产, 与租佃无关; 三在乡村有产主户同时可能是佃农; 四真正乡村用户未必全是佃户; 五部分佃农, 不仅自己有田产, 而且是有钱有势人家。作者认为宋代用户占总户数百分比不能代表佃农百分比。
5.对于“中国没有出现工业革命”新解释
作者在第八章结语中自问“中国科技在宋代展现巅峰状态, 不过为何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宋明中国, 而是迟到18世纪英国？”作者从经济学角度给出了新解释: 中国经济早熟。古代科技发明几乎都出现在宋代之前, 宋代以后似乎就极少有改善。赵冈夫妇认为, 这是因为宋代以后人口快速增加, 造成相当普遍人口过剩现象。大家都在焦虑设法怎样把这些过剩劳动力派上用场, 少有些人再去注意能节省人力但价格昂贵机器。社会缺乏这种需要, 所以工业革命无法在中国发生。宋以后这种情况更严重, 造成了中国科技停滞。
三、 本书写作特色
1．打通断代, 采取专题写作
《中国土地制度史》是一部叙述中国土地制度综合性著作。赵、 陈二人摒弃了断代研究方法, 针对中国经济史上多个专题, 研讨其演变过程, 对很多土地问题作了详尽叙述。作者研究问题不仅使用贯通历代纵向观察, 更从横向上来澄清部分以西方经济史观为基础来研究中国土地问题错误观念。比如第三章中研究历史上人口, 西方人口学家在研究中国现代人口时从年纪结构上发觉中国在1943年以前人口是一个稳定人口, 她们从欧洲先立业后成家生子角度出发, 而赵、 陈则从中国社会家庭传统出发, 结婚生子是对整个家庭和家族责任与义务, 中国家庭普遍早婚这就影响了出生率和死亡率, 和平时期很稳定, 不过战乱则会对之产生重大影响, 作者以此重新整理中国历史上官方人口数字, 以窥探中国人口发展通常趋势与循环特征。
2．资料丰富, 论证有理有据
因为本书是一部中国土地制度史, 不可避免牵涉到很多与土地相关问题, 如人口、 耕地等等, 而这需要大量数据信息, 经过对数据统计整理说明问题。所以, 本书中作者除使用了部分古代文件外, 还取得了大量相关明清土地制度第一手资料, 以及民国时期丰富可靠资料, 辅以科学分析, 并提出独特诠释与见解。
3．多学科、 多领域结合
《中国土地制度史》从土地制度出发, 实际上牵涉到人口史、 农业史、 经济史等多个领域, 从一个大视角来讨论土地制度, 经过对每个问题叙述, 一步步揭开中国历史上复杂土地制度面纱, 让读者能够直接接触到事物原来面目。同时作者利用图表、 计算、 比较等多个方法深入探讨诸如中国人口变动以及耕地亩数、 土地分配等循环变动规律。
总而言之, 本书清楚完整地叙述了中国土地制度发展演变过程, 使读者在了解学术界传统土地制度见解同时, 更能领悟到两位作者独特见解与诠释, 所以本书是一部优异研究中国土地制度综合性著作, 赵、 陈二位学者严明谨慎治学精神更是我们学习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