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儿汪曾祺——汪曾祺子女对父亲的回忆.docx

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高邮汪曾祺” 不知为什么，从小时候起，我们兄妹的户口卡和各种表格中“籍贯”一栏，都填的是“北京”。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是老北京。 爸过去不大谈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只是听妈妈说过，他很小就死了亲娘，十几岁便离开了家乡，从来没有回去过。在我们的印象中没有故乡的概念，亲情也就很淡薄。“文革”中，知道了爸的父亲是“地主”，于是在本来淡薄的感情中又加上一层反感。偶尔爸说起他父亲的名言“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们只是不失时机地起一个哄；家里买了好的咸鸭蛋，爸说远不如他家乡的大麻鸭下的蛋好吃，又说他的祖父把一个咸蛋分两三顿下酒，我们会嘲笑地说“穷地主”。我记得有一次看一篇繁体字的文章，问爸邮”字怎么读，他眼睛一亮：“邮局的邮，我的家乡高邮的邮呀！”他找来地图，眯着已经开始发花的眼睛，指出高邮给我看。在苏北，离镇江不远的地方。“搞来搞去，侬是江北人！”我模仿着上海话说，爸稍有些不快：“江北人怎么啦？地方穷就被人蔑视，没道理！苏北人和苏南人一样聪明、勤快！”停了一会儿又嘟哝道：我的家乡也出过不少名人呢！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天晚上，电视里放柳堡的故事，插曲一唱，爸马上竖起耳朵听，继而放下手里的文章，兴冲冲地奔向那台九寸的电视机。他端坐在那儿，聚精会神，那些平平淡淡的情节竟使他感动不已，眼中炯炯地射出亮光。“这是我家乡的故事！”他脱口而出。“可是人家只说是苏北，并没有说是高邮呀！”想想影片里的人物，我忍不住大笑：“因为地主姓汪？”爸并不恼，还是一个劲地说，绝对就是高邮。“你看河边的大水车，那是我们家乡最典型的风景，那支歌是怎么唱的来着？”他闭着眼想了一下，慢慢摇着头，略微走调，但是深情地唱道：十八的哥哥哟，惦记着小英莲“小英莲！这是我们高邮姑娘的名字，我们家乡的女孩子，尽是小名叫作莲子的，大莲子、小莲子”埋在深层的记忆，似乎一下子被翻了出来，爸愣着眼歇了一会儿，喃喃地：一转眼就是四十多年呐，想不出那里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妈让爸给他姐姐汇些钱去。大姑姑收到钱，说她要把这钱作路费，来北京看看爸。爸竟慌乱起来：十来岁上一别，几十年都没见过面，见了会怎么样？该说些什么？一连好几天，他变得碎嘴唠叨，每天都把“我姐姐”挂在嘴上。我们去火车站接大姑姑。爸没有把握地说，他怎么也想不起姐姐长得什么样子了，万一认不出来，接不到怎么办？我开玩笑：那就等到最后，把剩下的一个没人管的随便什么老太太接回来！担心真是多余的。这对分别了几十年的姐弟离得大老远，就双双地定在那儿，眼中盈盈地闪出泪光。爸声音发颤地小声说：那就是我姐姐！那就是我姐姐！边说边快步地迎了上去。然而，下一步并没有出现影视剧中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姑姑很镇定地把她的外孙“小黄毛”和随身的两个旅行袋介绍给我们，爸也只是问了“一路上还算顺利吧？”一类的话，大家从从容容地回家。大姑姑衣着朴素，但是整整齐齐。她身材瘦小，面色微黑，总是垂着眼睛，让人觉出她有些忧郁。她的话不多，声音低低的，说着一口高邮话。爸说，光是听听她的声音，就能想起高邮，想起小时的好些事儿来。爸问姑姑家乡有些什么变化，那两间药铺现在还有吗？街道的布局变了没有？小时候认识的一些老人谁还健在？弟弟妹妹们都做什么工作，日子过得好不好？姑姑正慢条斯理地说，“小黄毛”抢上来喊：你家过去怎么有那么多房子呀？高邮城里好大好大的一片哟！我们现在住的屋子又破又小，什么时候能住上那样的房子就好了！姑姑一脸正色地喝止他，爸笑着说小黄毛是“小胡汉三”。我和爸一起领着大姑姑各处走走。去故宫。爸旧地重游，很是激动，滔滔不绝，姑姑却静静地不动声色。到午门时，爸告诉姑他当年在城楼上工作过，住在旁边的一排平房里，不算正式的职业，没固定的收入，穷困潦倒。他们把脚步停在那儿，默默地把城楼上下看了个遍。两副不同的表情，发着不同的感慨。长城上寒气逼人，风又很大，大姑姑被吹得几乎站不稳脚，爸过去搀扶她，一边攀登，一边为她指点着风景。我走在后面，忽然想起妈说过，他们很小失去亲娘后，姑姑总是拉着爸，护着他，怕他受欺负，一个六岁的小姐姐，一个三岁的小弟弟。累了歇息时，他们又聊高邮，说着说着，姑姑突然很激愤，声高而且气促地对爸喊了起来，那么快的高邮话，我几乎一句都听不懂，但从姑姑那张一下子飞起两片红晕的瘦削的脸上，从她冒出火星的双眸中，我知道她发脾气了，并且她说完后，不由自主地不停摇着头。爸吃惊地睁圆眼睛，一时竟无言以对。离开长城的路上，我问爸：怎么啦？爸说，大姑姑年轻时也是个心气不凡的人。本来想上个高中，再去考大学，走出那个小地方，到外面闯闯的，可是他们的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只让她读了一个师范。姑在高邮一带窝窝囊囊、委委屈屈地过了一辈子，日子很苦。爸说没想到这件事对姐姐的伤害这样深，她到现在也不肯原谅父亲。我乘机道：原来你们家的“多年父子成兄弟”里也有重男轻女的成分啊？姑姑走了以后，爸常常愣着，我们看出来，他得了思乡病了。不久，他接连写了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浸透了高邮风土人情的小说。汪朗读大学时去外地报社实习，将结束时有信来，详详细细地告诉家里他动身的时间、路线，大概的车次。之后，一下子没有了讯息，十天半月里竟不知去向。又过了几日，终于来了一封电报：“月日时次车厢到京。看看发报地址，高邮！爸乐了：这小子，真行！我奉命接站。汪朗站在站台上傻笑，身边一堆行李，筐子篓子之类。我也傻笑，因为他和几个月前离开北京时相比，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剃了一个黑白分明的盖儿头，更显得脑袋大；脚下穿了一双皮条编制的“草鞋”。哎，整个人完全就是一副久不进城的乡下人模样！一进家门，汪朝喊：哟嗬，这是谁家的阿毛呀？妈心疼地抱怨：钻到那么个地方，连个招呼都不打！爸不远不近地上上下下打量着儿子，满脸都是笑纹，眼睛都乐成一条缝了！他用褒奖的口气说：不赖！是个高邮孩子！汪朗一边拆筐卸篓，一边忙不迭地谈高邮原来，他去镇江看望大姑姑，姑侄俩一拍即合，便一道回了老家。老家那些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人，在这家伙嘴里都成了至亲至爱。他自自然然地说“奶奶”（爸的二任继母）怎样，“姑姑们”怎样，“叔叔”和“表弟表妹”怎样，一大帮子人被他掰得头头是道，俨然已成为一家似的！爸着着实实地被他感染了，仔细地听他说，脸上泛着兴奋的红光，虽然能看出来，他对汪朗的叙述并不完全了然。好几天过去了，汪朗回乡的兴奋已经降了不少温度，爸却更像一个不倦的挖宝人，变着法儿从儿子嘴里掏出更多的“高邮”，还跟我叨咕：我的家乡，我还没回，倒让这家伙抢了先！汪朗回过老家后，各种表格中的“籍贯”都由“北京”改成了“江苏高邮”。我把这个发现告诉爸妈妈笑着说，倒学会认祖归宗了！爸替儿子理直气壮：本来嘛！终于，1981年初秋，受高邮市政府的邀请，爸回到了他魂牵梦萦，阔别了42年的故乡高邮。出发前他掩饰不住的那股子欣喜劲儿，真如一个赤子将投进母亲的怀抱。江苏电视台为爸拍了一部电视片梦故乡。我记得那次周末回家，爸急不可待地要放这部片子的录像带给我们看。汪朝笑他：老头儿看过了又要看，几遍才算够？看片子的时候，我们一如既往地插科打诨，说爸“表现不俗，可以评一个最佳男主角”，可是没有像以往一样听到他反抗的声音。我回头看，一下子惊呆了：爸直直地盯着屏幕，眼中汪汪地饱含着泪，瞬间，泪水沿着面颊直淌下来！爸去世以后，我们兄妹商量，在他的墓碑上写些什么呢？想来想去，决定了，就写：高邮汪曾祺老头儿与孙女我们的孩子们从学说“爸爸妈妈”时起，就会用清清楚楚的吐字叫“老头儿”。叫“老头儿”时，爸很受用，说明情况正常；如果规规矩矩地叫了“爷爷、姥爷”，爸马上就警惕起来：十有八九没好事儿！女孩子们很小的时候，最爱发她们原始的“母性”摆弄娃娃。从楼下挖来泥巴和烂草，蹲在阳台的烈日下给娃娃们做“点心”。捧了一摊摊连泥带水的黑东西给我们看，大家都各忙各的，反应冷淡。又端到正在写作的爸面前：“老头儿，瞧瞧！”爸必定很及时地放下手里的活儿，毫不敷衍地看一看，闻一闻：“做得真香！真好！”又给娃娃穿衣服，梳小辫。有时玩着玩着，便觉得假的不如真的好玩，于是爸理所当然地被“征用”了。“爷爷！”爷一激灵：“不要！”“不许不要！过来！”爸只好“应征”，放下笔问：“玩什么？”“梳小辫！”爸被反锁在门里，没有动静，倒是两个孩子，嘻嘻哈哈地乐个不停。不大工夫，听见卉卉大度地说：“今天先饶了你！”老头儿一头钻出来，稀疏的白发上，缀满了横七竖八的小花卡子，妈妈勉强扳住面孔：“简直不成其为样子！”我们几个做家长的连忙附合着妈：“哪有这么欺负爷爷的？以后再这样，揍！”两个兴高采烈的孩子经我们一喝斥，脸上有点挂不住，呆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倒是爷气愤起来：“管得着吗？你们！我们就愿意这么玩！”慈爱地拍拍两个小脑袋：“今儿老头儿累了，赶明儿再玩！”爸爸写了文章，总是让家里人先看一遍，很虚心地等着我们提一点负责任或不负责任的意见。随着孙女们的上学，“审查委员会”的队伍得以壮大。爸写完“聊斋新文”之老虎吃错人，“你们谁想看看？”大人们都看了，说“行吧，还不错”。两个小孩“忙”里偷闲，大叫：“老头儿！让我们也看看！”爷一副受宠若惊的神气，赶忙双手将稿子捧了上去。卉卉读，因为认不全字，磕磕巴巴；方方听，忍不住吃吃地乐。爷垂手立在一边，听着孙女把他的文章读得这样认真，颇感动。好歹读完了，爷挺谦虚地问：“还行吧？”卉卉果断地说：“不怎么样！”方方立刻响应：“就是！”孙女们很认真和诚恳地为爷分析他的文章为什么“不怎么样”：首先，中心思想不明确老师说，一定要在第一段把中心思想表达出来，可是你没有；第二，段落也分得不好，该分的地方不分，不该分的地方却分了；还有，乱用标点符号，肯定要扣分！所以，爷爷你这样写文章是不合要求的。方方宽容地说，姥爷的这篇作文最多可以得一个“二类中”，爸问什么叫“二类中”，卉卉解释说，差不多七十分吧！“著名作家”的文章被两个低年级的小学生判了“二类中”，非但不恼，还挺得意：“行！好歹及了格，这就不赖！”爸画画儿，最喜欢微借着那么点酒劲儿，在半醉半醒，半人半仙的状态中一通挥洒，还真是画出了超凡脱俗的境界。有一次也画了这样一幅，自己觉得满意，对我们说：“这张不赖，谁想看看？”两个孙女最先跑去看，卉卉说：“老头儿你真浪费，留这么一大块空白干嘛？”转过头对方方说：给他画只小鸭子？”方方说：“别瞎画，等老头儿死了，没准这张画就值钱了！”一家人被逗得都笑起来。妈嗔怪道：“这可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口无遮拦！这种话放在别人家，不打个半死才怪！”爸却比谁都高兴：“说我的画值钱，我爱听！甭管活着还是死了。”他对两个小丫头说：“明儿我死了，我的画要真值了钱，你们就去卖！”卉卉大泼冷水：“你的画值不了钱！”“为什么”？“人家求你，你给画；不求你，也给画。恨不得谁家里都挂了一幅，这么滥的画儿，还想值钱？”老头儿得了孙女这样中肯的评语，翻翻白眼，无言以对。生死相依的“老鸳鸯”爸和妈在高邮湖上照过一张照片。微风吹拂着他们的白发，两人都笑眯眯的。爸在讲，妈在听。都说这张照片拍得好，人戏称“高邮湖上老鸳鸯”，爸和妈对这个称呼是赞许的。这对“老鸳鸯”在风风雨雨中携手走过了近半个世纪。他们同甘苦，共荣辱，没有高谈阔论，也很少甜言蜜语；他们并不相互表白自己的忠诚，也不把彼此真挚的感情作为宣扬的资本。爸搞创作，浪漫的色彩多一些；妈搞新闻，比较实际。他们这一辈子，真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融合”的产物。他们相识于昆明。“昆明”和“西南联大”几十年来都是最让他们兴奋的话题。说起那时的印象，妈说：“我们外文系的女生谁会看得上学中文的男生？尽是些穿长衫布鞋的乡下人！倒是听说过有个才子叫做汪曾祺。”爸说：“都说外文系有个林黛玉式的美人，远远地看过。长得真是清秀，可是病歪歪的！”大学毕业以后，他们同在一所由联大同学办的号称“中国建设中学”的学校教书，才有了交往。我们起哄：“从那时开始才子配佳人的？”妈说：“那时候呀，才子穷得叮铛响！”爸不甘示弱：“佳人也快过景啦！”抗战胜利后，联大的同学各奔东西。爸去上海寻求发展，妈则回福建养身体。后来北京大学西语系给妈妈寄了聘书，请她担任英语助教。妈从福建到北京，在路过上海时，爸的父亲特地跑了去，要为这位“准儿媳”买一些钻戒首饰。妈很不屑，不接受。爸爸对此也没有意见，无所谓。我问过妈：“那么值钱的东西，怎么不要呢？”妈淡淡地说：“当时觉得这很俗气。谁要他的东西呀，一个土地主！”妈到北大后，爸也从上海到了北京。那时爸没有收入好的固定职业，精神颓唐，在作品中都有所流露，但是也有许多有滋有味的日子。爸对我们模仿妈当年站在沙滩的红楼前叫一辆三轮车：“三轮！东安！”（边学边捂着嘴咕咕地笑）于是两个人一起去东安市场，吃一顿简便的西餐，逛一天旧货摊。1958年，爸被“补”成右派。批判之后，降了三级工资，“发配”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改造。我们小时候并不明白家里出了这样大的变故。妈不愿这个阴影罩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上，总是说爸在沙岭子下放。爸爸每次回北京探亲，都乐呵呵地背回好些土豆、蘑菇之类的土产。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里不时有可消化的东西，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爸的工资基本不能用来养家，一向花起钱来大手大脚的妈学会了节俭节衣而不缩食。我记得小时候老是穿补着各色补钉的衣服，显得很寒碜，让人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可是妈却尽可能地保证我们的营养，甚至偷偷买了一只奶羊雇人养着，让我们每天有新鲜羊奶喝。这在当时可是犯错误的事。妈一再嘱咐我们不许跟人提起这回事。我上学常在路上与这只羊擦身而过，它很瘦，乳房从未充盈。“文革”时，妈为瘦奶羊做了深刻的检讨，反省“剥削阶级”的思想倾向。生活上和工作上的重担都压在妈一人肩上，她没法整天和颜悦色。在我的印象中，那一阵子妈的脾气很暴躁。有时爸回来，就与我们一起受喝斥。我们那时真不懂事，觉得爸从不发火，也不与妈争执，爸比妈好。于是就一边倒地偏着爸。有一次陪爸去朱德熙家，朱伯伯诚恳地说：“松卿可是世上难找的好女子！你当右派，她不跟你离婚；你下去那么多年，她一个弱女子拖着三个孩子过活；人家说什么不好听的，她都得听着，受着，怎么过来的！我对她实在是钦佩之至。”爸沉默了几分钟，深深地点了点头，眼圈都红了。爸和妈离、退休以后，爸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和写作，妈妈则不断揽回许多新闻和其他学术方面的文章翻成英文这是她的本行。爸老说她：“我真不明白，你干这些有什么乐趣？还不是给别人做嫁衣！”“你自己有那么丰富的经历，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地写些东西留下来呢？”妈直截了当地说：“我得这么干。我得多挣点钱，我要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一点，我要补贴孩子们的生活！”爸不断地替妈惋惜，而妈却始终没有把她多彩的经历变成优美的文字。都说爸的文章清新、洒脱，他真是常常处于云里雾里，半人半仙的状态。他不善于、也不屑于料理俗务。文章写出来了，发表在哪些杂志上，有多少稿费，都不大搞得清楚。妈是爸真正的秘书，寄书、寄信、寄稿子，取稿费、整理文稿都是妈的事。七十几岁的人，整天在家里忙，在外面跑，乐此不疲。我笑妈：你这个老秘未免太老了吧？她就对爸说：“汪明说让你换个小秘呢！”爸直着眼，想也不想：“不要！我就对付着用这个老秘，不行吗？”“行啊，跑得动就给你跑！”人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我们家可不是这样，妈是“大拿”孩子、房子、票子都是妈妈操心的事。爸1958年成了右派以后，我们一直住妈妈单位的房子，妈说爸“没有一寸房子”。让爸给“上面”打个报告要房子，可那支生花妙笔好像有千斤重，憋得他半天也写不出一句像样的词来。最终扔出一句话：“我写不出！我不嫌挤！我愿意凑合！”只要一讨论“房子”，爸就赶快“开溜”，像一个孩子不敢正视自己最差劲的那门功课。1995年底，妈妈一下子摔倒了，因为心、脑血管病。在急救中心，她在脑子不十分清楚的状态下问我：“几点钟了？”“十二点多吧。”“叫爸爸别写了，准备吃饭啦！”我叹了口气：什么时候了，还这样瞎操心。妈住院了，没有人管着爸抽烟，限制他喝酒，没有人和他拌嘴，也没有人大呼小叫着“老头儿”，趿拉着拖鞋在他身边走来走去地“影响”他写东西。家里真的清静了。假期我带了女儿回家小住，爸神色黯然地说：“老头儿寂寞。”他一定有许多话要对妈讲，妈也会给他出主意，给他安慰和衷告，但现在他只有忍着，孤独地承受着这一切。我们无法扮演与妈妈同样的角色。1997年5月16日，爸因肝硬变而匆匆地离去。我们知道，他心里有许多放不下的事情，然而他一句话也没有交待。商量了许多，我们决定不把这个噩耗告诉妈妈。没有勇气，也没有办法。我们轮番编出谎话骗妈，强颜欢笑地说爸怎样怎样了。每次门一响，有人进屋，妈无神的双眼马上就会炯炯起来，用足了气力说：“爸爸回来了！”爸不会再回来，妈也渐渐地不再问，而且对开门的声音也淡漠了。我们知道，她的心里是明白的。她不要求我们证实，是为自己的生命留下一线希望。妈的病不断加重，话越来越少了，她常常目不转睛地望着天花板，有时露出一丝不易被察觉的笑容。她看到爸了吗？哎，这一对生死相依的“老鸳鸯”啊！老头儿，是汪曾祺在家中的“别号”。妈妈这样叫，我们三个儿女这样叫，就连他的小孙女也这样叫。有时外人来了，我们言谈话语之间，一不留神也常把“老头儿”冒了出来，弄得人家直纳闷：这家人，怎么回事？没大没小。没大没小，是爸爸自找的。他一向主张父母与子女之间应该平等相处，从不讲究什么父道尊严。他甚至还写过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说什么“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有这样一个爸爸，不叫“老头儿”实在有点对不起他。“老头儿”之称呼用于汪曾祺，在他尚未到60岁时。虽然他后来戴上了“著名作家”甚至“著名老作家”的帽子，参加各种活动被人恭恭敬敬地称为汪先生，汪老师，汪老，但是在家人中间，他始终只是“老头儿”，平平常常，随随便便，还经常受点打击。“老头儿”成了名人之后，写他的文章有不少，有些我们看了直纳闷：“这说的谁？这么高大？是不是还有一个汪曾祺？”还有些简直是瞎编故事。“老头儿”在时，对这些故事往往一笑置之，不去计较。可如今，我们作子女的觉得，还是该让人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汪曾祺，这个“老头儿”未见得高大，但是比较真实。一晃儿，爸爸走了快三年了，他要还在，明年就整八十了。多想再当面喊一声“老头儿”！ 汪朗汪明汪朝199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