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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的语言布局原则

*此文仅发表于论文集“Perilus”1991, 第三期 p25---47（斯德哥尔摩大学语言学系）

一 导言
1979 年 Johann Martin Schleyer发明的沃拉普克语和1887年Ludwik Lazar Zamenhof 发明的Lingvo Internacia 语，统称为世界语。它是世界上第一种吸引了相当可观数量使用者的人造世界通用语言。这两种语言的出现，还不能够说一种作为有效交流手段的统一语言已经形成。17世纪，一些哲学家，如Descartes, Leibniz和 Komesky曾经认真地考虑过创造一种“完美的”语言。他们创造出了一系列人造语言，John Wilkins 主教(1661年)的哲学语是其中最优秀的一种。这些学者所关心的不是的语言的普通交际功能，而只是一种学究式的应用。
讨论这个问题，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是从沃拉普克和世界语开始的。参加讨论这个问题的哲学家，曾经研究过Leibniz著作的Louis Counturat从没有缺席过，还有一些专业语言学家如Otto Jesperson 也参加了。1908年修改过的世界语版本(当时称为伊多语)，由Louis Beaufront 和Louis Counturat完成。当时虽然在语言的交流功能上作了一些改进，其他的一些变化都是基于哲学，而不是实际应用。这些改革主要应用于词语构成的规则。在世界语中，词语的派生更多的是遵循“逻辑”规律。之后，Ren De Saussure(1915)探究了如何更满意地组成词语，而不管它是否缺乏逻辑性。他拟定了必要和充分的原则，只要明白就行不需做出解释，第一次明确承认了形式逻辑和规范语言使用的逻辑的差别。对人类交流更深一步的逻辑理解，是最近才由H. P.Grice (1967)在他的至今仍堪称经典的文章“逻辑和交谈”中揭示的。
Grice 称，交谈和其他相互影响的活动一样，是由一种合作原则所规范的。他说“你参加交谈时在某些阶段和某些情况下，由于可接受的目的或交谈转换方向，需要你奉献时，你就要奉献。”暗示你不应提供明知听众已经知道的信息------必要和充分原则就是这样要求的。
从这一合作原则出发，Grice派生出一系列在交谈中应该说什麽和如何说的原则。但这些原则并非总是得到贯彻。一个人可能会悄悄地违反这一原则（并错误地引导听众），他可以明确表示退出交谈，可以用一种方式公开蔑视某种原则，而他的听众还以为这件事正在进行。后者特别有趣，因为它给人一种“口头暗示”，而这种暗示和话语的原意是有区别的。在此情况下，讲话者被认为是“遵循”了原则。这方面的例证，读者可以参考Grice(1967)的论文。
在为寻求有效的交流手段构造一种语言之前，有必要首先了解Grice提出的要点。这方面的精深解释是由术语专家Eugen Walter(1931) 和芬兰的乌戈尔语言学家 Valter Tauli(1968)做出的。
本文不想直接讨论如何构造一种语言，以及这种容易学会的语言应该是什麽样字。这个问题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或许和Grice的交谈原则多少相关，在总体上不应该忽视。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创造一种容易学会的语言，他的言语必须是简单的，语法结构必须是规律的，词汇必须是学习者容易记忆的。（Walter “Merkwert”）
Tauli 概括出这样一条原则，在把发明引进人类语言时不仅要遵循这条原则，而且在粗浅的基础上构建一种语言同样要遵循这条原则。现在把与本文相关的Tauli的原则例表，并和Grice的原则加以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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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Tauli的语篇原则和Grice的会话原则。

Tauli 栏目中缩写： C----clarity（明白程度）；E----economy（经济程度）
Gice 栏目中缩写： N-----quantity（数量）； Q-----quality (质量)
R----relation(相关性)； M-----manner（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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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SHOULDBE SAID（应该如何说）
Tauli:
C1. The expression must be convey to the listener all the meaning intended by the speaker.（把要传达给听者的全部信息讲出来）
E5. The expression must not convey more meaning than necessary.（不必要的信息多一点也不要讲）
Grice:
N1. Make your contribution as informative as is required (for the current purposes of the exchange).(就交流的目的而言，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方需要的)
N2. Do not make your contribution more informative than is required.（对方不需要的一点都不要讲）
Q1. Do not say what you believe to false.（你认为是虚假的信息一点都不要讲）
Q2. Do not say that which you lack adequate evidence.（没有足够证据的一点都要不讲）
R1. Be relevant.（所讲的都是相关的）
How it should be said
Tauli:
C3. The expression must contain redundancy.（表达要具有模糊性）
C4. The greater the possibility for semantic confusion the greater must be the difference in expression.（语义混淆的可能性越大，表达的区别性就要越强）
E2. The expression must be the shortest possible.（用语要尽可能简短）
E3. The more frequent the expression the shorter it must be.（用语出现频率越高，就越应简短）
Grice:
M1. Avoid obscurity of expression.（避免隐讳用语）
M2. Avoid ambiguity.（避免歧义）
M3. Be brief (avoid unnecessary prolixity).（要简短，避免冗长）
M4. Be orderly. （要有条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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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Tauli的原则和Grice的原则有极其明显一致的地方。虽然这两套原则的出发点不同，而我们应该认为他们是一致的：为了充分发挥功能，一种语言就应该使良好的交谈成为可能。因此，Grice 的分析可以说证实了Tauli原则的正确性。至于“如何来说”，Tauli 的明确表述也可以在Grice的详尽论述中找到答案。
Grice 有的原则在Tauli的语篇原则中找不到对应。关于原则的条理性，似乎Tauli疏忽了。这一点本文3.3中将谈到。
关于真实价值原则和话语相关性。如果认为谋篇完全是发言者的责任，而不是使用的语言的问题，因而没有必要制定相应的原则，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有的语言使用者往往不得不说一些并不相关或者缺少证据的东西；有的语言诱惑使用者说一些他们明知不真实而不得不（照原文的意思）说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交谈语用规律和某些语法规律之间的矛盾。在某些语言中这样的矛盾出现极为频繁。在一种精心构建的通用语中，应该尽量减少这种冲突。这一点Tauli并没有忽视，而是在他原则E5种给予了充分考虑。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表达的语言中必然会包含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如一些超出需要的、不相关的东西，甚至是和事实相背离的东西。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人类的自然语言和人造语言在语法中所涉及的会话原则。在这种情况出现时，应该能够区分它的严重程度。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只是使交流速度减缓。严重情况下，交流的意思有可能被歪曲，或者信息被误解。
二 说什麽
2．1 所讲的话不要多于或少于需要
在交谈中如果你要遵循适当数量、适当质量和适当相关的原则，你所说的话一定不要多于或少于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点，所用语言应允许你根据情况，自由选择或多或少的特殊用语，这种相应的谋篇原则被称为“感官准确原则”。
用语选择的自由，有一个基本的限度。语言是以一定的词汇量作为载体而运行的，每一个词汇只代表一定事物的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词条代表意义的限度和语言使用者感觉到的事实的“自然次含义”是一致的。
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种办法对某一语已进行详细的阐述，这种办法就是按当时情况的要求，尽量把普通词汇的意义狭窄化。举例来讲，我们可以用一个带有形容词或代词的名词词组代替一个名词。当要表达的意义超出了事实的“自然次含义”范围，而用通用词又难以表达清楚时，我们可以把几个短语连起来。以上所讲的表达的细化要求，和Grice 的原则是一致的。要表达一个非同寻常的意思，我们还要进一步细化。尽管如此，有时语法或语义结构，强迫语言使用者用一个自然词组表达某一语义的区别。在很多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要选用低精确度词汇来表达这种区别。
严格讲，任何强制的语法化的语义区别，都是和感觉准确原则相对立的。在某些情况下，强制的语义区别一定要表达清楚。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语法化了的短语难以充分表达其意义，因而产生（同E5,N2之间）轻微的“表面”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量”不受影响，而只是表达的“量”受到影响。还有一些情况，语法要求语言使用者提供一些在其他情况下没有交流过的信息。这就产生了根本冲突。假设这种额外的信息在提供这方面顺理成章，又不违背他的意图，那麽这种基本冲突也不会太严重。如果语法硬要讲话者提供缺乏充分证据的信息，而他又不愿意提供，那麽严重的冲突就会出现。
大多数语言中，语法化的区别很少，或根本不会引起和交谈规则的矛盾。这是因为，它词语的时态和语态缓冲了语法化的区别。关于时态，几乎所有语言都有不同的分类，（Dah,1985）用来表达不同的时态概念。如英语的(present tense)现在时。关于语态，通常只有一个选择：“真实”。在这些情况下，区别表达方式不同的两种语言的翻译过程，就会出现严重的矛盾。翻译总要包含一定数量的严重矛盾。
因语义强制区别而导致与交谈原则发生的冲突，在很多语言的数字区别上可以找到例证。这种区别，会对单位的概念产生影响。这种情况是难以避免，因为它涉及到各个层次的语言表达的准确度。大约有62%的人被强迫去搞清楚单数和复数。
尽管所有语言都找出一些方法，以避免十分精确的词数区别。比如在英语中，我们可以说一个x、几个xes或至少一个x。在教科书中这样讲，具有法律效力，如专利的规格等。而一旦出现不相关的数字，那就根本不能表达了。像前边一样，用意译的方法，可以避免这种只有用确切数字才能表达的，与数字不相关的信息。这种意译的方法，只适用于非正式交谈时，听众对这些非相关数字并不太注意的情况。
在强迫用数字表达的语言中，名词既不是复数也不是单数，单数和复数的意义可以回避。因此我们可以问 “Do you have any children?” 而不说“Do you have a child?”。尽管如此，在有些场合还是以用单数为好，比如,＂Do you have a car?＂而不说“Do you have any cars?”或类似的说法。这种选择依据，产生于微妙的语用因素。比如考虑到你拥有几辆轿车，但你似乎不会同时开一辆以上的轿车，除非你经营着一家交通公司。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你才可以回避问题中的数量。（Do you have any cars?）。这种方式反映了在提问者的意识中，他是正确的，或许错的可能性很小。
很清楚，单复数的区别往往和语义有关。所以当数量的概念不相关或不确定时，这样的提问就不明智了。在土耳其语中，当数量必须明确，而又没有一个数词或其他的方式表达时，用一个可供选择的词缀，来表达名词的复数，这是一种合适有而有效的方法。
另一个影响到各个层次整体语义区别确切性的因素是自然的词性。词性的表达，在应用上要比词数的范围狭窄一些。在下面的表中，列出了最常用的几种语言。这几种语言使用的人群占世界人口90%以上。表中所列这些语言中，凡是有词数区别的，同样也有词性区别。这一点和Joseph Greenberg 的通用语法是一致的。强制使用词性的范围并不那麽广泛，似乎所有的语言都有一些词语，其词性在意义上是模糊的，而词性的形式却是很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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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语言的主要语系和语族的划分，都是根据词语的词数和代词的词性或语法词性划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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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使用词数和词性的语言：印欧语系（伊朗语和东印度语除外）Drawida 语系， 闪含语系，豪萨语系。
必须使用词数,但不使用词性的语言：东印度语系，伊朗语系，班图语系。
既不使用词数又不使用词性的语言：汉藏语系，越南语，高棉语，马来—坡利尼西亚语系，日本语，朝鲜语，土耳其语，约鲁巴语。

词性的使用在很多语言中主要表现在代词上，通常是第三人称（38%），第二人称用的
较少（6%）。如果用于第一人称，它的作用是一种谦称。以上比例是指使用的人口比例。在朝鲜语，海地—乌尔都语和旁遮普语中没有通常的第三人称代词。一些语言的词性表现在有生命的代词上，通常是单数第三人称，有时也以语法词性的形式表现出来。本文不打算
讨论这种现象。因为它对语义的表达没有任何影响，而且和语用也不构成矛盾。
当语法上出现男女区别时，通常用一个有关性的词就可以解决。在语法要求词性的语言中，一般讲，要使名词产生影响，需要加上一个冠词，形容词和动词等。世界上只有43%的人口知道语法上的性。在印欧语系中，除东印度语（即东孟加拉阿萨姆语），伊朗语，西次大陆德语（即英语，南非公用荷兰语）和洋泾浜英语、克里奥尔语。同样，在代词，或通过语法的词性，表达词性区别的占人口的48%。
大多数语言都要求他们的使用者严格区别词性，但绝不是全部。这些语言都带有古语的色彩。一种古语，其词语除非已经用其他方式表达了性的概念，都是事先确定了性的。每个有生命的阴性名词，至少有一个词缀，或用其他的修辞手段来表明性的区别。然而没有任何一种修辞方法清楚地能表达性的概念，而又不发生歧义。如果复数词组对性别有明确要求时，所有名词都是阴性的要加以标明，以区别于其中含有至少有一个阴性名词的词组。人们说这种古语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天性的反应。有趣的是自然产生的语言，如非裔欧洲人的语言和洋泾浜英语，海地人讲的法语，美拉尼西亚语，却没有反映这种古语结构。
在没有词性变化的语言中，（如表2所列）名词有中性形式，需要用修辞符号来表达阴，性和阳性的概念。在复数情况下，词缀（符号）修饰的是纯阴性或纯阳性的词组。在这些语言中，可以看到古语的痕迹，但他们都是一些孤立的例子，而不是语法的基本特征。
一些欧洲语言（如瑞典语）经过发展，代表职业和工种的名词不再标明词性。在瑞典语中，由于原来的词汇忽视词性，而发生了改变。词性的信息可以在修辞中反映出来。例如idrottsman (idrott=sport, man=adult male human being) 可以用于从事此项活动的女性，而sjukserska, lit.则是“照顾病人的女性”，是护士的代名词，同时也包括从事这个职业的男性。日耳曼的语言，依据的是习惯选择，而不是古语的方式。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各种欧洲语言的结构一直受到反对性歧视活动家的批评。在西方文化氛围中的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公开的传统古语社会结构已经大量地被平等主义改革了。结果，古语结构不再适用。在英语中，演变的结果使职业和工种被新的中性词语代替了。这些中性词既适用于女士，也适用于男士。Chairman 现在经常用Chairperson来代替。有趣的是随着这种新的语义解释，日耳曼语则采用了另一种替换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重新进行解释，在英语中同样也不再鲜见。例如，美国英语的“guys”，指的却是一群女士。在英语中，有时把混合性别写成 s /he 和 ms.，以避免性别的特指和婚姻状况带来的麻烦。后者（即为了避免婚姻状况的不确定）在其他一些语言中也可以找到例证。这种解决办法的确是一种显著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策略。这类不可读的符号，至今仍然被排除在自然语言之外。而它们和汉语的第三人称代词“他”并不是一回事。汉语的“他”是模仿古语体系的代词。虽然不能在讲话时区别出“他”和 “她”，但总还是可以读出来的。
如果说不强求语言使用者必须区别性别是适应当前工业化社会的需要，恐怕有些牵强。似乎也不应该说它是一种稳定的古语结构。就是在稳定的古代社会，古语也没有发挥过什麽优势。

2．2 人造通用语种的词数和词性
名词的单复数，在大面积的语言使用中是强制性的，包括欧洲，非洲的大部，阿拉伯的大部，波斯和印度。所以，在创建沃拉普克语, 世界语, 伊多语, 欧美语, 拉丁国际语和几乎所有“自然主义”的通用语过程中，都从来没有考虑到能否具有词数区别功能这个问题（这些通用语用的大都是罗马词汇）。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数学家Giuseppe Peano 在他的南美洲语中，正玄的词根做了词尾变化。
Jespersen 注意到了日本的一个方言学家在必须表达词数时的不便。（Jespersen1928,p. 63）因此，在他的“创新语” 中选定了词数的中性。“创新语”中几乎所有的具体名词单数的词尾都用-e，但有生命的单数名词以-o或–a 结尾，以表是阴性和阳性。复数加-s，中性的词去掉词尾。结果，在某些情况下几个辅音连在了一起，这就和语言的其他方面的语音系统不相适合了。中性词成了明显的例外。这似乎不是唯一的选择。虽然“创新语” 不强迫你把所有的词数都表达出来，但仍要求在可能时把词的数表达出来。
代词词性的表达，“创新语” 和伊多语差不多，除了特别表示的词性外，还有中性的第三人称的代词。第二和第一人称代词没有特别的词性表达方式。
在拉丁国际语中（Gode,1951）,宾语极少偏离普通罗马语的轨道。这是给与了足够的功能性考虑才这样做的。和所有主要的罗马语相似，拉丁国际语的代词有词性的区别，不仅单数，而且复数也有词性的区别，它们的用法都是古语的形式。只是它的语法在一个重要的细节上偏离了普通罗马语：形容词和名词的一致性被废除了，复数名词后面加上-s 或 –es，修饰名词的定语放在名词之后，不标明词性和词数。这一点不仅和罗马语不一样，而且和Greenberg（1963）的整体原则相背离（N.40）。整体原则讲到：“形容词放在名词之后，可以表达所有层次的名词”。在这种情况下，名词缺乏公开表达一个或所有词词数的变化。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在其他自然形成的通用语和沃拉普克语中同样存在，但在人为构造的修饰名词的形容词和名词一致的语言中，如沃拉普克语,伊多语和创新语等语言中是不存在的。
世界语、欧美语和英语是同一类型古语的代表。它们的代词在语义上和英语相似，和没
有复数及词性区别的罗马语不一样。
阴性词和阳性词的构成上，沃拉普克语是对称的。它使用从英语来的hi_--(hi) 和 ji-(si)来表达代词的中性信息。在世界语中，词素-in-作为后缀放在代表阳性的名词之后，以派生阴性名词。实际上，在语言中没有不附加任何词缀的基本的阴性名词。因此所有有生命的名词都附有词缀-in-。这种情况甚至包括从“patro”(父亲)派生出来的“patrino”（母亲）这一类的词。这种普遍演化的过程，使世界语成为一种严格的古语。对这种不对称语言系统带来的不便提出批评绝不是最近才有的事。（参考Baudouin De Couteney,1970。） 1996年他做了修订：前面所讲的情况，仅仅是在沃拉普克语出现以后，在修订过程中才出现的事。（再版的沃拉普克语原本中，词性是用一种严格的古语方式表达的。）
世界语另有两种用来标明词性的词缀。和古代语言的特征一样，这些词缀旨在特别需要强调性的情况下才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前缀ge-，原来的意思，是用来恰当地表达包括两种性别的一组事物，如gepatroj(父母)。词素vir-：用于成年男性，在需要特别强调性别时候才加上这个前缀。还有virbovo表示公牛，其实只有一个bovo就可以表达牛的概念。
在以上谈到的通用语中关于词性和词数，没有一个是符合感官准确原则的。而James Cooke 的Loglan 却能做到这一点，它被认为是当代顺畅语言的代表。它的这一功能，表现了它多方面的语言品质，这就意味着它已不再是一种非典型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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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为什麽有些语言那麽专横
对词的数和性的强制要求，属于语法的范畴，为什麽要这样做，没有满意的功能解释。传达词的性和数的信息尽管非常重要，但交际中并不能从词的数和性的表达中得到什麽补益。这就涉及到，这种区别不需要表明时，会产生严重障碍。那麽，是否很多语言都强迫的使用者对此都非常严格呢？如果语言的进化是由功能因素控制的话，那麽，这种专横的痕迹就应该很少出现，它们应该在语言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消失。否则的话，它就是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所驱使，这种力量砍掉了语用的完美性。
如果语言的这种轨迹是向着语用相反方向发展的话，那麽这种轨迹告诉我们，人类的语言倾向和其他理性能力是由区别的。为什麽语言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从普通的观点上，已成为长期以来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这些研究揭示的是，早期语言和后来语言形式的关系，或者说是语言之间关系的问题。从交际语用需要和我们身心需求的倾向来看，这个问题极少得到关注。在语音范围内，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已经频繁的接触到了，而且有的研究直接集中在这一点上。(Lindblom, 1990)
我们讨论的这一区别，Larry Hyman(1984)有一篇文章。他论述了人们对语用和语法兴趣的矛盾问题。Hyman把自动产生的“兴趣”归纳为共同的语法，指的是带有大字头大些G的Grammar。如上所述，有些情况下，语法的兴趣和语用的兴趣是矛盾的，前者压倒了后者。
过去基本上只要求词语遵循音形义的规律，不考虑语用方面。但是在历史上这些规律与语用往往出现巧合，它们在语言语法化的进程中，就变成与语用不相干的东西。(Hyman, 19784; Heine et.al., in print)
深入探究词的性和数，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存在于语言形式的深层，而不在表层。在很多语言中，都有复数和词性表达的多样性手段。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语法基本上已经先行占用了这些手段，不得不用表达语义手段加以区别。显然，就是在一些词形上没有任何差别的例外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这样做。因此，在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们的头脑中，sheep按字面意义可以理解为单数，也以理解成复数。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它的意义到底是单数呢，还是负数呢？trees 这个词形，不会让人想象出是两棵树，还是两颗以上的树。
为了理解为什麽有些语言在词语结构上那麽详细，而在语言的功能上却考虑得很少，我们应做一些探讨。作为动物代表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就是需要有语言，也就是说，构造一种自己的语言。需要一种复杂的语言的本能，就像其他物种，如鸟儿歌唱一样，人类本能地要求把经验中的语义集合和一些最小的结果联系起来，进一步把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词形，词组形状）形成复杂的又复杂的意义，以适应人类的语义要求和人类独有的共同需要。“通用语法”只不过是人们本能的一种语言概念。
“语法”描述的是如何在一个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把语义和实际意义结合起来。“通用语法”描述的则是在某一语种言中，语法是如何构成的。特定语言的“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和相应的语义结合起来，能够产生语言中可能产生的所有的语义。一种生成通用语法，可以在某一语种中生成所有的语法。我没有听说过任何人企图构造一种整体的通用语法。但是，自Grenberg（1963）之后，很多人都以应用规律的形式描述了通用语法的特点。
像其他本能一样，人类获得一种语法的欲望非常强烈，从而保证了同种人实现这一目标。即使是在贫困的人群中也是这样。但是，在一种优越的环境中，本能可以已产生过量的活动，如过量的进食等。语言强迫使用者的语言表达，要比语言的使用功能更为详尽。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就是语法“过量活动”的结果。我们知道这可能走向极端，为没有生命的词加上词性。如果语法的功能不是那末强大，过细的分类或许就不会出现，但是它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在某些语法领域，会造成结构的次级视觉，或者在一些人群中语言获得量的不足。考虑到这些缺陷的严重性，我们有理由相信，是进化导致了语法过大的能量。
3．如何说话
3．1 给以最佳的区别
即便我们用最节省的方法选择词语，大多数的语段仍然存在很多赘语。有些是由于我们的发音器官过于紧张而造成的，有些是因为传统发音技巧的限制而造成的，有是因为在词汇表中出现了词语的空缺，有的是因为句法的限制，有的则是从语义和语用角度看，在上下文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一定情况下，一定数量的赘语是必要的。如在各种欠佳环境下，如喧闹的环境，听的人看不见讲话的人，它们之间的距离很远，或者听的人听力有障碍等。在没有正规指导的情况下，要学习语言，缀语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一定数量的赘语是很有用的，它常常用来防止表达不清。即便超出基本清晰范围，也是必须的，它可以用来防止误解的出现。
在非常简单交谈中，不同意义的两个语段的不同特色，可以用不同的重复发音(dn)来表现。不太明朗的语段，dn=0。如果dn 〉0，就成为赘语。在许多情况下，只用一个音素显示语义区别（dn=1），就足够表现其特色了。但是某些双音素重复，如[m]和[n]或者[d]和[t]比其他双音素（如[d]和[t]）更容易混淆。在要求极为准确的讲话中，非常有必要限制一下双因素重复的次数。某些情况下，会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双因素重复，也不能清楚地表达语义的区别。比如德语的[tsvaI]和[draI]，就属于这种情况。前者在需要加以区别的情况下，可以用[tsvo]代替。这就是它在标准语中的用途。
在语言表达中，清楚和简练之间存在着矛盾。Grice 有句话和Tauli 的简练的四项原则是对应的。它告诉我们，表达意思用词语要尽量简短，特别是“词语使用频率越高，就越应简短。”最理想的词语长度标准，以充分把表达区别为限，一点都不要长。
这一原则在语言谋篇的应用上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在一个很长的语段中，表达必要的区别，要以讲话的语境而定。把这一原则应用到句子中，就会发现，多数情况下都会出现结构不规则的大量赘语。而在孤立的一句话中，通常不会显得累赘。我们可以缩短词形减少赘语。在一定的语境中，采用缩短此行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用同样的办法，把词形缩短到最佳程度，在某些非正式场合，区别表达就不能够充分。
这种词条之间的区别，各种语言有很大的差别。在有多音节词素语言的词汇中，如汉语和其他亚藏语系的，几乎所有词条都存在同形同音异义，而每一个词都有大量的词条，它们只是在某一特征上有区别。词汇的歧义程度，在东亚以外的主要语言中要低得多。在一定的语境中汉语语段只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意义，要经常考虑到运用“避免歧义”这一原则。歧义往往可以用复合词代替单音节语素的方法加以解决。
和口语形成种鲜明的对照，汉语的书面语词汇总体上几乎没有的歧义。为了某种目的，在汉语口语中，区别程度让人们感到是次精确的，在语标书写系统中，汉语很少有词汇的歧义，这一点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赏。欧洲语言也有类似情况，但不明显。法语中同形异义和同音异义是存在的。
从理性的观点看,任何非主观的语言歧义，都是人们所不希望的，这种合乎逻辑情况的出现，要求创造一种国际语言，以避免歧义。但是，这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总的讲，词汇的歧义只能以损失Merkwert 的原则为代价，才可以避免。避免句法上的歧义，同样要增加句子的长度。*******到此
3．2 次精确的情况
在国际通用语中，世界语和 Interlingua 歧义基本上可以加以区别。在世界语中，词形是语法的基本单，因为它允许轻微的岐义和隐喻的存在，基本上没有在词汇上的歧义。世界语的使用者对此非常敏感，他们最不能允许你在已经存在的词汇上附加任何另外的意义。
动词komputi 恰好就是一例（Golde,1987）。它通常由“整体测量”的含义。（如电能和水耗的测量）当电子计算机更广泛的应用之后，英语名词computer被很多语言所借用。如果komputi此前不存在的话，或许它就会被世界语吸收并赋予“处理文件”的含义，（用计算机）并由此产生一系列派生词:komputa “computational”, komputo “computation”, komputado “process or activities of computation”, komputalo “computer”, komputasto “computation specialist”等等。就这些定义而言，要用30年的努力它们的意义才能被接受，从而代替旧的词汇，这些旧词汇现在仍是世界语家族的大多数。
另一方面，Interlingua 词汇的含义并不那麽严格。它的词汇允许在像原语中那样有尽可能多的含义，而且没有迹象要把可能出现的歧义从词汇中除掉。世界语中的多义词保持在原有语言限制的范围之内，而Interlingua 却是一次以重叠为特色的。同一次在两种语言中都存在，但在INTERLIGUA更多一些。
如果一种语言是从零开始创建的，或者是在人以使用的人类语言基础上创建的，那末它就不应像 interligua 那样允许有那麽多的同义词和同形同音异义词。在Iterlingua中，谋篇组词被下限制到最小的程度，目的就是要获得大量的词汇，对这些词汇使用罗马语词汇语言的人很容易就可辨认出来。
在校初期一方面，Zamenhof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词素上，正好这些此俗是没有歧义的。但是真正起作用俄的还是语段，一个词的语段或任何长度的语段。因为一个词做成的语段没有语境，所以就是在世界语中也会有相当数量的歧义。这是因为人们随意的组合复合词组，而没有问造出来的词组过去是否有人用过。王室这些词组在形式上和原来的此俗是一致的，如kat+aro “a pack of cats”和kataro “catarrh”。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经常出现，Zamenhof 以损失可辨认度为代价。
Brown 1975年在他创建的Loglan中做了尝试，要从根本上消除歧义，结果他成功了。但是代价却是那麽的高昂。Loglan 在他的词汇中强加了严格的形与音的限制，这在其他人类语言中是没有见过的。但结果人们看到的是要达到这一目的这种限制是没有必要的。Brown 精心选择划分词类，在语音的基础上显示其界限，排除了所有的音韵区别。
语言的歧义几乎全是通过语境解决的，或者交谈双方在不知不觉中就掩饰过去了。但是，还有另一种情况，在大多数语境中差别至关重要，只是防止歧义是不够的。Tauli的原则4中说：“语义混淆的可能性越大，表达中的区别就应越大”。违背这一原则所出现的问题要比谋篇中出现的歧义要严重的多。
17世纪创造的各种哲学语没能满足Tauli 的原则4。如果这些语言在实际生活中应用的话，区别的缺陷是绝不能忽视的。这些语言词汇的构建方法直接和原则4对立。因此，最小的一点表达的语义区别的混淆可以引起表达的极大错误。在Wilkin语中，[ti]的意思是“感觉的敏锐性”。不同的感觉用加上一个辅音字母的方法来加以区别，如：[tid]是颜色，[tib]是其它视觉，[tig]是声音。各种颜色加一个原因字母加以区别，如：[tida]是红色；[tide]是绿色；等等。如果把着重点放在最后的原因上，这种方法或许是可行的，但这并不是Wilkins先前讲道的规则。很可能出现的混淆的是那些词尾是不同辅音的词。择个语言体系缺乏的是词汇的模糊性，如果这种语言一旦使用，肯定会出现严重的误解。
哲学语言描述的是什麽将要发生，而语法的应用则可以不受语用效果的检查。其他诸如此类的缺陷在世界语中还可以找到。人称代词mi (=I), n(i=we), vi（=you, li(=he),听起来很难分辨。即使噪音很低的环境就不可分清，而且在句法上也得不到相应的提示。在讲话者想象不到得更多的情况下，要理解这些可视符号代表的人称代词，几乎全要靠语境提供的信息，来分辨信息。参与者当面交谈时，就是听觉普通的人，面对面也能通过对方的口型，理解这些人称代词的含义。
在所有自然生成的人类语言中，人称代词之间的语音分辨率要比世界语大得多。一些人称代词体系包括了它的子系统，这个子系统的代词有一个共同的词尾字母，要区分他们的意义只能靠代词的第一个辅音字母，如西班牙语的me---te—se—le--,或者法语的mein—dian—sein,在听觉上，这些辅音显示出比世界语人称代词更为合适的选择。虽然和世界语和大多数斯拉夫语及罗马语类似，在第一和第二人称复数缺乏可分辨性，如俄语的my—vy 和法语的nous—vous，但在这些语言中往往靠词尾语音的变化来分辨。
在世界语中，人称代词和其他大量的词汇类似，提供了唯一的词尾。尽管如此，和名词，形容词及派生动词词尾—o,--a,,--e不同，代词的词尾—i不是用来派生新词的，它不构成词素。这些词时所见的话语义表达更为容易。对人称代词，这就没有必要了。由于他们数量很少，使用频率很高，无论他们是什麽形式，都可以很容易，很快的辨别出来。
对于这一情况，早就有人提出了批评，而且，根据1894年La Esperantisto报的读者民意调查提出的建议，由Zamenhof 做了一些修正。但是这一建议最终被驳回。本世纪有名的作者构件的语言(Ido, Novial, Occidental, Iteerlingua, Neo 等)都有复数第一二人称代词之间的区别比世界语要多，罗马语的第一二人称复数之间的轻微区别在Ido， Novial 和Interlingua中仍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