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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欲安全运行，政策还需稳中求变
编者按：国家统计局近日刚刚公布了“2001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今年我国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6722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7.6%。可以说，在全球经济大幅减速的岁月里，这一数字足已让国人骄傲了。然而，同今年一季度GDP的增幅8.1%相比，0.5%的回落，更能显现另外一个事实：中国经济正在减速……
进入金秋10月已近年尾，年初的疑云正在消散，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态势已经基本形成。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1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指出，今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722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6%。应该说，在全球经济持续走低的时候，中国经济能表现出如此强劲增长的态势，实属不易。
中国经济列车，一枝独秀
从2000年年中开始，中国经济逐渐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重大转机。经济增长扭转了持续下滑的趋势。然而，进入2001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降低，日本经济陷入泥潭，世界经济持续放缓。不少政府官员、经济专家及企业界人士，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曾表现出极大的忧虑：经济回升的势头是否会因外需不振而“付之东流”呢？然而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的经济列车，一枝独秀。
GDP保持强劲增长。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首要指标——GDP，中国前三季度为67227亿元人民币。其中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19597亿元，同比增长10.3%，1至8月，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862亿元，同比增长15.8%。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为9.1%，集体企业增长为6.9%，股份制企业增长为11.1%。同时，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11872亿元，同比增长24.2%。企业经济效益也保持了较好水平。这一切表明，GDP正保持着强劲增长。
“投资”贡献与日俱增。从内需看，投资是今年经济增长中最活跃的因素，据统计，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达到15.1%，比上年同期提高了4.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去年的不足50%，增加到现在的77%左右。而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更是高达21221亿元，同比增长15.8%。这也是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投资如此的大幅度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外贸顺差减少，进而成为今年高速度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消费表现持续稳定。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实际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成为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加之消费的一些制度性障碍正在日渐破除，住房、汽车、旅游等新的消费亮点逐步成形，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0%。所以，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有望达到10.4%，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可能到24%左右的高水平。
中国这次经济列车之所以能够穿透迷雾，实际上与其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分不开的。然而，由于今后国际环境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加深景气低迷，发达国家内部面临结构调整等等，这种财政政策必然也会产生某些不适应，所以由此断定“风景永远独好”还为时尚早。
政策不适应，难保“永远独好”
实际上，中国的风景并非永远独好，现阶段已经有所表现：今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6%，但增幅却较上半年回落了0.3%。这里面除了全球经济影响所至，更多的则表现出中国经济政策的某些不适应。
财政政策长期化，负效应显现。自1998年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四年发行的特别建设国债已经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加之更大规模的银行配套贷款，有力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然而由于这项政策的制定是处于对亚洲金融危机所做的短期行为，所以将其长期化后，势必产生出一系列的“负效应”。
第一、投资与消费失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所筹集的国债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其政策导向是积极地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国民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这就造成了如何平衡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问题。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投资比例在整个GDP的使用结构中的比重一直在不断提高。“八五”期间，曾提出投资率应该保持在30%，而现在投资率已经接近和达到了40%。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和加剧，将会加重消费需求不足的程度。
第二、国债投资边际效益下降。连续四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使得效益较好的投资项目储备，特别是中央掌握的效益较好的投资项目储备已经基本用尽，这必然造成国债投资边际效益的下降。2001年年中国债资金尚有大量的国库存，便是这一问题的表现。
货币政策的拉动作用发生扭曲。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持金融稳定以及增加信贷配合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从2001年的金融统计数字来看，它的拉动作用却发生了扭曲。即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的变化成了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果，到2001年8月末，M0、M1和M2的增长率均低于1999年和2000年的水平。此外，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增长速度和贷款占金融机构资产的比重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货币政策与金融银行机制的不匹配，使得货币政策传导发生了阻塞和扭曲。
此外，国有企业改革，虽然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其资产重组、债转股等改造工程时至今日也未能有所定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更是举步艰难。由此应该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内容调整势在必行。
经济安全运行，还需稳中求变
毫无疑问，以美国为龙头的全球经济日渐衰弱的形势，国内经济日益发达的现实，都要求中国必然继承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根据新出现的诸多情况，却需稳中求变。
调整国债资金的使用比例。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中的一个问题是，中央所掌握效益好的国债投资储备项目已经不多，而地方（包括西部地区）确实有一些值得投资、资金需要量也比较恰当的投资项目。为此，可以考虑增加国债资金中转贷给地方使用的部分，用于支持这样的项目，并要求地方对这样的项目负责，承担债务的还本付息责任。从而，既可能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也可减轻未来的中央财政负担，并能更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
调整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这几年，我国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的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外在拉动，宏观经济自身的内在自主增长的动力尚未显现出来。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外的其他调控政策显得相对较弱。而经过四年之后，这种政策选择的可行空间开始变小了，效果影响逐渐减弱了，操作难度显得加大了。因此，在今后的宏观调控工作中，应该注意将宏观调控政策体系逐步从当初应急性的、以解决短期问题为主要目的、较为单一的组合选择，调整为以启动经济内生自主动力为主、兼顾解决短期与中长期问题的、综合配套的组合选择。
加强金融政策的作用。在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进行调整的时候，应该让货币金融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方面保持适当较快的货币供应增长，但须谨慎从事，以防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推进利率市场化，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此外还要增加金融工具，完善金融市场结构等。
总之，在全球经济大幅减速的岁月里，中国7.6%的高速增长的确足已使国人骄傲，然而，对比过去，0.5%的回落更说明：独占鳌头，并非永远独好。中国经济欲安全运行，政策还需稳中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