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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备问题的再思考(下)
第一篇：关于战备问题的再思考（下）关于战备问题的再思考（下）
战备效果的重要性：空对空作战技能的个案研究
在兰德公司1999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斯提里恩博士对于训练和经验（战备投入）对战斗机飞行员执行特定使命基本任务能力（战备效果）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空对空作战能力是报告调查研究的领域之一，这或许是战斗机飞行员在心理和生理方面要求最高的技能。正如斯提里恩所言：“空对空作战就像是要求战斗机飞行员能够同时演奏短笛，驾驶一级方程式赛车，以及仰卧推举200磅的重量。”
研究报告中分析的数据包括某战斗机中队在1997年10月1日～1998年2月28日期间执行训练任务时实施的137次模拟空空导弹发射记录，并且使用了飞行员平视显示视频来判定导弹发射和靶机是否处于适当的参数范围内（例如射程、速率、角度等）。在记录的137次导弹发射中，有19次被评估为无效，即导弹有可能会脱靶。
斯提里恩认定，飞行员最近进行的导弹发射训练天数与实施有效发射的几率在统计上显著相关。报告指出：“飞行员在模拟空空导弹发射训练中脱靶的几率，与距离最后一次实施空空作战技能训练的间隔天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数关系。”在最近10天内进行模拟导弹发射训练的飞行员，平均命中率为93%；而最近一次训练在一个月前甚至更早的飞行员，平均命中率为78%。
飞行训练类型―特别是空对空作战的训练量，与单纯的飞行时间相比，对于空对空作战技能的影响更大。一些飞行员的模拟导弹发射训练间隔时间很长，尽管他们在间隔时间内仍在进行飞行训练，或许飞行小时更多，但并未进行空空作战训练。而且，只有近期进行的空对空作战训练，才会对飞行员的作战技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只有在针对部队实际作战能力进行战备评估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这样的分析。如果使用飞行小时而不是导弹命中率来衡量部队的战备水平，那么该项个案研究的结论将是通过增加飞行时间来提高部队战备水平，这就无法揭示空对空作战的战备水平取决于飞行训练类型以及实施此类训练的时间间隔。因此，针对战备投入的战备衡量方式，往往难以反映出部队执行担负使命任务的真实战备水平。
战备资源投入：试验性研究法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2011年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国防部无法明确战备开支与实际战备效果之间的联系。该办公室指出：“军方当前的战备衡量方式并不适用于此类分析，战备评估质量令人担忧。”如果不能紧紧把握战备投入与战备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部队战备就可能出现资金不足、资金过剩或者失衡的现象，其严重程度可能因扣押令而进一步增加。结果将导致美军成为“亏空的部队”，或者更糟糕的是，将“亏空的部队”视为“战备良好的部队”。理清战备投入与战备效果之间的诸多因果关系，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需要运用科学手段。
将军队视为一个复杂系统
军队可以视为一个复杂系统，在和平时期能够将资源（投入）转化为战备力量（效果）。由于这种转化涉及各类资源投入之间的一系列互动，许多互动可能表现为非线性，因此效果有时也表现为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加之这一系统本身处于动态，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这种复杂性。由于技术、威胁、作战概念和军队本身的发展变化，这种转化的规则也在不断调整。
例如，rq-4“全球鹰”等无人机的巡航时间比有人驾驶飞机更长，能够持续飞行32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这种性能使得军队可以担负新的使命，例如对广袤的地区持续实施监视。对于无人机而言，战备投入与战备效果的关系与有人驾驶飞机存在根本差异，因为模拟器能够为飞行员提供实战训练，从而减少了昂贵的训练飞行的需求。这不仅节约了训练开支，还减少了用于训练的作战平台以及用于操作和维护训练平台的保障人员需求。考虑到训练和人员方面的节约，使用无人作战系统的战备开销只有有人作战系统的一半。
而且，随着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单个操作者可以同时控制（或监视）多个无人作战系统，从而进一步减少了人员需求以及相应的训练活动。全自动化系统以及军事领域中正在发生的机器人革命，有可能从根本上颠覆战备的概念。人类需要通过定期训练来保持某种技能，但软件一旦完成设计和经过测试，就不再需要进行反复训练，因为软件的能力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退。
与许多复杂的动态系统相似，军事战备并不容易接受简单的模式。正如贝茨所言：“完好的战备模式很难建立，因为其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态现象，其中存在着大量的变量，其相关性很难进行探究和隔离。”这使得人们难以在战备资源分配与部队战斗力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尽管建立战备模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战备问题，但战备模式本身并不足以界定如此复杂易变的系统。
幸运的是，阐明战备投入与战备效果之间的诸多因果关系，并不需要精确地理解军事系统内部的互动过程。与许多复杂系统一样，这些内部结构可以被视为“黑匣子”。人们无需知晓黑匣子内部是如何通过相互作用，将战备投入转化为战备效果。
关于人体等其他复杂系统的知识已经取得了很大发展，但同样无需准确了解这些系统内部相互作用的机理。阿司匹林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早在数千年前就已问世，但当时人类并没有真正理解这种药物是如何、为何能够解痛、解热、消炎。阿司匹林中的活性成分柳酸，能够从柳树的树皮中提取。关于将柳树皮用于医药用途的最早文字记载，来自于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王朝的一座石碑。这块石碑上还记载着使用巫术和符咒来治疗常见病的做法。
阿司匹林的研发，经历了5000年的反复试验。人们在寻找某种物质，能够在输入体内后达到理想的效果：解痛、解热、消炎。在此情况下，人体被视为“黑匣子”，只知道某种投入能够达到某种效果，鉴于柳树皮能够产生理想的效果，其效用也就得以代代相传；巫术和符咒等其他疗法并没有产生效果，因而最终被放弃。直至公元19世纪，柳树皮中的活性成分才被分离和合成。即便在那时，制造商依然不知道它如何、为何能够发挥作用。直到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才能够揭示阿司匹林如何通过与人体的化学作用达到理想效果。
战备资源投入的“新方法”
近400年前，弗朗西斯。培根尝试着使用更严密的方法来研发大自然等复杂系统的理论。培根承认，“与人的心智相比，大自然要格外复杂。人类总是企图以不可靠的方式对数据进行解读，然后仓促得出错误结论。”培根最重要的见解，或许是指出科学家应该集中精力研究世界运行的规则，而不是去探究哲理。后人根据培根的变革性理念，研究出所谓的科学方法―使确定因果关系所需花费的时间大大缩短。人们已无需再花费上千年的时间，通过反复试验来证明阿司匹林等药物的效用，只需使用几天的时间进行随机试验。
通过试验还有助于理解一些社会现象，例如人类的决策。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奥巴马竞选集团借助随机试验的方法，对于各种手段的效果进行测试，从电话脚本和传单，到寻求捐赠的电子邮件。商业公司同样通过试验的方法对营销战略进行检验，从而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客户的行为，调整对客户的信息传递和目标锁定。例如，塔吉特公司研发出辨别妇女中期妊娠的时间，根据她们购物习惯的改变，向她们发放相应的优惠券。美国还通过试验的方法检验阿富汗反暴乱项目―国家团结项目的有效性。这种试验通过随机选择村民参加该项目，得出结论认为，该项目有助于降低暴力行动的烈度，但只是在那些形势相对稳定的村庄才能产生效果。
理解复杂的技术与动态社会系统，例如军事系统，需要反复的动态过程，类似于培根的“新方法”。图三显示的是这一过程在军事战备中的应用。起初是收集相关的战备评估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确定发展趋势和相互关系，从而为建立力量及相关战备模式奠定基础。这些理论在系统运行方式方面将提出一系列假设，并通过试验进行测试。试验的结果将形成新的数据，对战备理论和模式进行更新，并且产生新的假设用于测试。
收集战备数据。在最基础的层级，理解战备投入与战备效果的关系始于数据收集。为了让这些数据发挥作用，就必须建立在相关的战备衡量方式基础上。当前对于战备的理解，受制于缺乏基于战略的战备衡量方式，无法在广泛的基础上进行收集、汇总和报告。许多现代化武器系统能够自动记录海量的数据，用于维护和训练。这些数据同样可用于衡量操作者的能力和武器系统的性能。软件可以进行改进，在必要时能够收集额外的数据。
经过一段时间的数据收集，可以进行数据分析，并且观察自然试验。自然试验可以在部队的部分战备投入出现变化的情况下进行，并且可以对战备投入发生变化和未发生变化的部队进行比较。
研发战备理论与战备模式。战备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确定相互关系，并且对于各种变量所起的不同作用形成初步评估。数据分析还能够解释不同类别的战备投入与相关的战备效果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从而对战略投入对战略效果的影响进行量化。通过归纳推理，可以将许多具体的观察结果综合成为更广泛、更具普遍意义的战备理论。
战备理论是将战备投入与战备效果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基本观念和原则―也是研究战备问题的智力框架。战备模式则是将这些观念付诸实践。鉴于其中的复杂性，建立唯一的、能够涵盖部队各个组成部分的战备力量或战备模式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部队的结构、能力和资源千变万化，承担的使命任务也各不相同。不同类型的部队需要不同的战备理论与战备模式。
将历史数据作为战备理论与战备模式的基础，主要难点在于反设事实问题。自然试验与历史数据揭示的是在特定环境下发生的情况。此类数据并不能反映环境出现变化后将会发生的情况。其他没有进行测量或控制的变量―即所谓的“隐含条件”，或许是观察到的相互关联性的真正原因。随着观察结果的日积月累，可以建立更有力的相互关联性，并对战备理论和战备模式提出修正意见。不过，仅凭相互关联性并不能在战备投入与战备效果之间建立因果关系。而且，如果将这种相互关联性应用于先前观察的范围之外，还会造成误导。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战备理论与战备模式依然重要，主要原因是：第一，战备模式通过尽可能有效地理解战备的含义，从而能够客观评估所需要的资源投入。军方必须每年提交年度预算需求报告，预算的每一部分几乎都与战备相关。在评估所需资源的类型和数量方面，战备模式虽然并非十全十美，但仍然可以作为一种理性基础。不过，在获得了更多数据的情况下，战备模式也需进行相应调整。
战备理论的重要性在于能够为理解军队系统的行为方式提供一个大致的框架，并从中生成特定的、可验证的假设。严格地说，试验并不能证明假设及其相关理论的正确性，但能够表明该理论经过了许多验证。
进行试验。这一过程的第三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是通过随机控制试验，对具体假设进行验证。在试验过程中，试验者通过改变战备投入，对战备结果进行衡量。控制试验指的是将试验的部分项目设置为“控制变量组”，其中的输入变量不发生变化。控制变量组可以从反面证明输入变量不变时将会发生的情况。随机性非常重要，因为随机设定的测试单位和控制组有助于隔离“隐含条件”的影响，从而避免试验结果发生偏差。
测试战备理论的过程，形成了自动修正的反馈回路，能够持续改善和更新对于战备的理解，包括应用的战备衡量方式。如果先前关于战备投入与战备效果关系的假设是正确的，这些假设将能够经得起严格的试验。不过，人们可能会发现，这些假设并不能得到验证，之前选择的战备效果衡量方式并非适用于根据战略需要达到的战备类型。如果试验结果不符合当前战备力量的状况，这并非意味着试验失败。相反，试验的目标就是找到这样的反例，从而使战备理论、战备模式与战备衡量方式能够得到改进，从而更准确地反映客观事实。
与当前战备资源投入方法的比较
图四显示的是当前战备资源投入的方法，其框架与文章建议的新方法相同。正如灰色区域所示，当前的战备投入方法缺少两个关键性组成部分：一是基于战略的衡量方法，二是验证假设的试验。
基于战略的战备衡量方式至关重要，因为这些衡量方式将战略、分配任务、使命基本任务与收集分析的战备数据联接在一起。通过“战备状况与训练系统”和“国防战备报告系统”收集到的所有战备数据，几乎都与战略相脱节，实际上只能衡量战备投入而不是战备效果。这些衡量方式很难起到客观反映部队执行任务能力的作用。如果战备衡量方式与战略相脱节，军队收集到的战备数据就可能是错误的，从而导致根据生成的战备理论与战备模式，提出错误的、不合理的资源需求。
如果没有进行试验，战备模式必须依赖于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所确定的相互关联性。虽然这种分析能够发挥作用，但相互关联性无法解释其中的“隐含条件”，也就不能证明因果关系。控制试验能够隔离投入与产出的潜在因果关系。进行此类试验，对于建立自动修正的反馈回路，客观反映军队系统复杂和变化的性质，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没有反馈回路，军队在战争中就可能错过一些颠覆性的变革，例如引进新的技术和作战概念，或者出现新的威胁。通过试验可以使战备理论和战备模式更迅速地适应这些变革。
当前国防部的战备投入，首先在衡量方式上就存在错误，不仅缺乏试验数据来隔离因果效应，而且缺少持续的反馈回路来更新和改善战备理论与战备模式。由于缺少这些重要步骤，国防部在战备资源投入方面存在很大的盲目性。部队在战备资金投入方面常常存在明显过剩或不足的现象，并且对此毫无意识。更糟糕的是，对于战备资源投入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战备效果，军队对此无法提出可靠的预测。
缺乏有效的战备数据，使得军队不愿意接受战备资源投入方面的变化。当前的战备投入平衡―包括人员、训练、装备物资和维护，是在多年的作战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并且似乎能够发挥作用，正如美军部队在近期的军事作战行动中仍然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然而，这并非意味着目前的战备投入水平已经达到了最佳效果。而且过去有效并不意味着未来依然有效，因为未来的战争可能从根本上不同于以往。
在资源不断紧缩的情况下，国防部有可能无法保持当前的战备投入平衡状况。美军在打造战备部队方面的历史经验积累，不应被忽视或放弃，而应该作为研发更有力、更灵活的战备资源投入方式的起点。
试验的重要性：空对空作战技能的再探讨
约翰。斯提里恩博士在对战斗机飞行员空对空作战技能的个案研究中，收集的数据来自于单个战斗机中队（美国空军第4战斗机中队）在5个月的时间内操作单一类型的作战平台（f-16c战机）。如果飞行员在连续一个月以上的时间里没有进行模拟空对空导弹发射，这是因为他们部署到沙特阿拉伯，在伊拉克的禁飞区执行巡逻任务。飞行员在部署期间并没有进行空对空作战技能训练，而只是在伊拉克上空进行跑道型航线的飞行。
这些数据在当时已是能够获得的最佳数据，也是值得分析的自然试验。从试验中得出结论，需要对以下问题进行解答：飞行员作战技能下滑的原因，是因为缺乏训练，还是其他与部队部署相关的因素，例如长期远离家人导致士气低落。在该战斗机中队是否还存在其他导致飞行员作战技能下滑的因素。也许与其他飞行中队相比，第4战斗机中队的战斗力本身相对较弱，空对空作战技能的起点相对较低。或许是因为该中队部署之后，中队领导层或装备维护保养状况发生变化，从而对战斗力造成影响。或者即使飞行员在部署到沙特后仍然继续进行空对空作战技能训练，也无法避免技能下滑的结果。
历史数据并不能揭示环境变化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即反设事实分析，但控制试验能够达到这种效果。为了确定空对空作战技能下滑是否是因为近期缺乏训练，人们可以设计出多种试验方法进行验证。例如，可以从多个战斗机中队随机抽取战斗机飞行员，编成若干个测试组和一个控制组。测试组可以按照不同的频率组织空对空作战技能训练，有的测试组不到10天就安排一次训练，有的测试组几个月才安排一次训练。控制组则继续保持他们的日常训练和部署安排。这种试验方法可以揭示可能产生影响的隐含因素，控制组的试验结果可以提供参照，即在环境没有变化的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情况。此外，还可以将部署在禁飞区的一些飞行员随机编入测试组，在部署期间同样进行日常空对空作战训练；同时将其他一些飞行员随机编入控制组，在部署期间停止作战训练。
从第4战斗机中队收集到的数据表明，空对空作战技能似乎下滑得快，恢复得也快。有人在空对空作战技能训练方面提出了“十天规则”，这有些类似于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实施的“十年规则”。“十天规则”提出了一个可以验证的假设：只要美军在参加空对空作战之前能够有至少10天的预警期，就可以采取和平时期保持较低水平空战技能、冲突来临时迅速提升空战技能的做法。如果这种假设是正确的，就可以在和平时期节省大量的资源，将其投入到其他重要方面，例如装备现代化改造。
将这种建立在有限的数据集基础上的“十天规则”作为国家政策，或许并不合适。不过，我们在决定是否将这一规则广泛应用于部队之前，可以对这一假设进行验证。例如，我们可以测试飞行员在长期未能进行空对空作战训练的情况下，是否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训练来恢复作战技能。通过试验可能会发现某个极限，或许是数月甚至数年，过了这个极限，就需要进行10天以上的训练来恢复作战技能。同样，我们还可以测试飞行员的整个经历（例如总训练量）对于其技能恢复快慢的影响。
当然，试验并非总是能够付诸实践，特别是大规模随机控制试验。训练成绩也不能作为部队战斗力的保证。例如，空对空作战的成功取决于战斗机中队无法控制的许多因素，如其他作战平台的干扰作用以及在敌军防空能力方面掌握的情报。不过，虽然没有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但在当前战备资源投入方式方面依然有改进的空间。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机制，以最佳的可行办法对假设进行验证，并根据验证结果改进战备理论和战备模式。
结论
即便没有防务预算紧缩的压力，战备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同样不可忽视。美军需要更有力、更灵活的方法来理解战备问题，特别是在资源不断紧缩的环境下。这种方法以基于战略的战备衡量方式作为开端，还包括能够验证假设和持续更新战备模式的控制试验。这种方法的作用在于解答这一价值连城的问题―如何使军事力量能够最有效地达到根据防务战略所需具备的战备水平。
文章建议，国防部和国会应重新考虑战备衡量和战备投入的方式。国防部应使用当前的使命基本任务清单来确定各部队在支持整体防务战略方面所需执行的关键性任务。对于这些关键性任务，应该研发出可量化的绩效评估方法，并且将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并上报美国国会。国会应该对这些基于战略的战备衡量方式进行审查，判断其对于资源分配的参考价值，并将其应用于季度资源报告需求。这些基于战略的战备衡量方式一旦得到应用，各军种就应该进行控制试验，验证有关战备投入影响战备效果的假设。而且，各军种应该在研发假设、实施试验以及持续优化战备理论和战备模式方面实现制度化。
现如今，美国需要重新思考战备投入的方式，因为预算和法律限制很可能迫使军方削减战备资源。国防部应该利用这一机会，对相关假设进行验证，并且进行数据收集。面对可能发生的战备危机，国防部应该对战备问题的理解进行调整，从而使防务资金中的每个美元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
美军在重新思考战备问题时，必须对战备进程、战备衡量方式乃至战备文化进行调整。战备问题再思考，需要营造试验探究的文化，鼓励领导人对于战备资源投入的任何问题提出质疑，包括哪些因素起作用，哪些因素不起作用，需要达到怎样的战备水平。
改进战备衡量方式，更好地理解战备投入与战备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能彻底解决美军因扣押令所面临的挑战。战备衡量方式和试验数据的改进，同样不能弥补战略的低劣、部队与战略的脱节以及资源的缺乏。不过，提高资源分配的效率，能够使美国以同等水平的资源投入打造一支规模更大、训练质量更高的部队，或者以较低水平的资源投入维持同等规模的军事力量。
如果美军未能抓住机遇，对战备资源投入方式问题进行重新思考，美国的对手可能会对战备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在和平竞争或实战中利用战备优势向美国发起挑战。战备资源投入再思考，不仅仅是效率和节约资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美军能否继续成为世界上装备最精良、训练质量最高、战斗力最强的军事力量。
第二篇：三农问题再思考领导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穷人就不懂得政治
-----温家宝
19日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回到自己的母校——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看望师生，参观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后，他在该校作了长达50分钟的即兴演讲。
当晚8时34分，温家宝走进地大XX县区教一楼第二阶梯教室，200余学子全体起立鼓掌，掌声和欢呼声持续约半分钟。晚上约9时30分，演讲结束，温总理和前排学生握手，所有师生起立鼓掌。温家宝以祝贺地大登山队登顶珠峰为演讲开场白。温总理说：“今天的新闻联播播出了我们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珠峰登顶成功的好消息，我向他们表示祝贺。这告诉我们，不畏艰苦和挫折，一定能到达光辉的顶点；而且，这也是我们的传统。”
温家宝说。“我在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学习了近8个年头，很早就想回学校看看。我本想准备演讲稿的，但想着，回家跟家人谈话不需要准备演讲稿，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温家宝说，他在担任领导工作后，还一直关注地质问题研究。他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很关注二叠纪和三叠纪的界限问题，这是一个古生物的问题。“刚才，参观了学校的一个实验室，现在用新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感到很高兴。”
“2008年，在接受《科学》主编布鲁斯-艾伯茨的采访时，我说过，要是我不从政，很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地质学家。”温家宝说，地质学不是一门简单的科学，是一门深奥博大的科学，需要有志青年为它献身，需要有志青年利用地质学造福祖国，造福人民。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有地球存在，只要人类发展，只要地球变化，地质学就不会枯竭。温家宝说，从政后，没有忘记对科学发展的关注，仍在思考地球发展方向。对于地球科学的发展，在冰岛考察火山和地热时，与学习地热的学生座谈时，讲了地质科学发展的六点方向。
一是地球科学应研究地球环境与人类的关系，还应包括天体。二是地质构造，特别是板块变化对地球带来的变化。三是矿产资源和能源，特别是需要新的实践和理论。四是地质灾害防治是涉及人类利益的重大问题，应该做到有效预报、预防和治理。五是现代科学在地质学的应用。六是地质科学要开发新领域。
温总理举例说，在XX省煤田勘探时，发现钼矿与煤共生，大型煤矿的成长中很少见的。煤层气的发现和开发，在我国起步较晚，开发实践比较落后。一次在巴厘岛与奥巴马总统会谈时谈到，美国的煤层气开采与使用技术成熟，煤层气开采已经到了实用的地步。我国具备煤层气开发条件，对开采技术应用和管道输送要求很高，我国在矿产和能源方面要不断探索新的实践和理论。
他说。“这告诉我们，矿产和能源上不要只局限在书本知识，要不断探索。”
温家宝说，“1960年，我在校期间，很热爱地质课程，除书本外，还曾钻研过河流走势变化和力学原理，还有北方磷矿成因。在工作之后，我还自己研究地质力学。作为科学工作者，思维应该是开放的，而不应是禁锢和封闭的，要只承认规律和真理，不屈服于任何权威”。
“一所学校最重要的，是要倡导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青年学生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这是最宝贵的。”
温家宝说，“在母校的学习，使我养成了从不迷信权威的习惯，遇事总是要问一个为什么，通过自己，探寻追求真理的脚步。热爱科学，追求真理，是母校教给我的。现在，许多老师、同学也是这样的。地球太大、宇宙更大，自然处在变化中，人类和社会存在发展，要不断地探索，这才是科学精神。”“今天，我们学校登山队登上珠峰了，相信地质工作也会登上高峰，母校又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
温总理讲起自己的学生生涯，读大一时，他一进校就生病了，需要隔离。生病期间，不能去上课，他还是认真钻研。那一个学期，加上最难的结晶学在内，每门课程仍然得了优秀。
从那以后，他坚持锻炼，刮风下雨都没间断，从开始争取4小时上课、到后来8小时上课时间，一直到大学毕业，脱掉了病痛这顶帽子。
参加地质工作，就要跋山涉水。在祁连山工作，常常是带一个馒头，一路上遇到柴火就捡起来，在山上烤馒头吃；没有柴火，晚上回住地，吃一碗面条、一个馒头。参加工作后，生活条件艰苦，恶劣环境下，他告诫自己，人要有愿意吃苦、而毫无叫苦的精神。只要努力，不畏艰难，不怕挫折，总会进步。
温总理说，当时他从来没有测过遥控点，每一次，都是爬到设定地点，做好素描，填好图，定好点。有时，下山还要背一包石头回住地，累得不能坐下。在工作的时候，曾经有过几次危险经历：在祁连山主峰，夜遇暴雨，深夜搬了三次家，总是先转移设备和数据资料，之后才是自己的生活用品。
“还有一次是在过疏勒河时，走到水中间，突遇河水暴涨，水流很急，我紧紧抱着牦牛的脖子，半个身子已经浸泡在水里，这样过河。”
温总理说。“跟大家讲这些，我是想说，吃苦可以锻炼人，不仅磨练一个人的性格，而且能造就一个人的精神。对于任何工作，能担起来就勇敢的担起来，不怕任何困难，甘受任何打击和委屈，把工作做好，不把困难丢给别人。这种精神也是母校给我的。”
不懂得穷人就不懂得政治
“上大学后，我开始思考社会、思考人生。除学好专业外，还大量阅读历史、哲学、经济等方面的书，一心想着为人民做点事情。”
温总理说，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想得最多的，是要和人民在一起。母校给了这样的环境和条件，1963年、1964年在湖北、河南进行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经常到农村参加劳动，吃在老乡家、住在老乡家。假期到农村去，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吃一样的饭、睡一样的炕，利用这样的机会了解群众，认识他们的思想、感情，学习他们的品质。
在地质队工作时，交了许多农民和牧民朋友。当时看到他们为了买瓶酱油、买点盐要跑很远的山路，拿几个鸡蛋到地质队换钱，他就下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这是最根本的，为国家和人民献身的人生观也是在母校期间形成的。担任领导职务后，走遍了全国的农村，特别是贫困山区、矿山、油田，住过山村、下过矿井。工作繁杂时间不多，但在周末还是下乡视察，觉得和人民在一起非常亲切。温家宝说，这些年，实行了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免除了农业税，结束了推行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建立了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
他说，一个领导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占全国大多数的穷人，就不懂得政治，不懂得经济。一方面推进经济发展，一方面要努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这是我们的目标。“同学们在学习时，一定不要忘记树立远大理想，把今天学习与今后工作结合在一起，练就本领，将来更好地为人民工作。母校培养了我，铭刻在心，牢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用自己的工作成绩回报母校。努力做一个永远让母校记得的优秀学生。”
过去政府欠农民欠的太多了-----温家宝
人民网北京3月9日电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消息，8日下午，温家宝总理看望政协经济、农业界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XX省工商联副主席、河南绿色中原现代农业集团董事长宋丰强在发言时称：“实践和事实证明，党中央、国务院果然没有让农民朋友失望，两年来农民收入保持了高增长。”宋丰强说，去年两会，他见到总理时说，当年农民的“九盼”已经变成了“九喜”。
对此，温家宝说：“这些年，我们在农村实行强农、富农和惠农的政策，农村的面貌、农业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对于“九喜”，温家宝坦言：“我不这样看，我认为过去政府欠农民欠的太多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称，今年两会前，宋丰强根据自己的调研和追踪发现，在当前农村的好形势下，农民朋友又有了新愿望、新期盼。他把这些愿望总结为新“九盼”：一盼粮食“九连增”，二盼进城扎下根，三盼土地不强征，四盼收入再提升，五盼技术送上门，六盼有病能看成，七盼养老有保证，八盼校车放心乘，九盼乡村环境美。温家宝听后说，在朝着现代化目标迈进的时候，特别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农业现代化，“三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践上，都要认真完成。
温家宝特别强调说。“中国经济出问题，很有可能出在农业上，对于这点不可掉以轻心。我们必须加大对农业的扶植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在任何时候，都毫不放松的抓好三农。”
链接：宋丰强总结的“农民九盼”
2010年3月4日，温家宝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经济界别和农业界别的联组讨论会，听取八位委员的发言。宋丰强排在第五位，他发言的题目是《农民增收与“九盼”》。具体来说，“农民九盼”就是一盼党的支农惠农政策保持稳定并继续下去；二盼农业补贴标准继续提高；三盼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再提高一些；四盼农资价格跌一点；五盼学到实用的农业技术；六盼学到进城务工的一技之长；七盼创业有门路；八盼由农民合作社带领闯市场；九盼融入农业产业化链条。（中新社）
第三篇：饭店减员增效问题再思考饭店减员增效问题再思考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社会失业保险、救济等再就业制度比较完善，裁减冗员以提高效率、保证自身的盈利和发展成为企业惯用的技术之一。本文将对现代酒店行业在这一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政府裁员政策的实行，企业界也掀起了"减员"的大潮。饭店业激烈竞争和不平衡发展的客观存在，使得饭店这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员工的"大户"也在陷入困境时纷纷祭出减员的"法宝"。一时间，"减员增效"成为众多饭店控制经营成本、缓解营业收入下降困境的习惯性经营思路，饭店减员增效的文章也屡见于报刊杂志。
诚然，减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效，缓解饭店因经营或管理不善带来的不利影响，使企业获得短暂的喘息之机。但是，减员并非饭店的经营良方，减员与增效不存在必然联系。"减员增效"一旦成为饭店经营管理的习惯思路时，则是相当危险的。
一、逻辑学思考
减员与增效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一方面，减员并不一定能增效。盲目减员很可能减掉那些优秀的员工，从而使饭店蒙受巨大的损失。饭店减员的初衷是裁减冗员，降低人力成本，增加营业收入。我们知道，饭店员工有其特殊的素质要求，并不是所有高素质的员工都适合于饭店工作。饭店员工素质和工作能力的认定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饭店要达到上述目的，裁除真正的冗员和确定不适合岗位的员工，需要经过严格的人员考核，认定和筛选工作，那么，。;效"之"增"呢。这一系列的复杂程序还不如用来培训员工，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树立饭店的形象，用质量促销，争取回头客，从而改善饭店经营不善的境地。事实上，饭店的所谓"减员"，存在一个"开源节流"的问题。饭店应该在科学定岗定编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人力资源规划，严格招聘和录用程序，并加强培训，从源头上杜绝"冗员"的产生。所谓"没有不合格的员工，只有不合格的管理者（经营者）"正是这一道理。
饭店减员将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从而影响整个集体的工作效率。饭店贸然采取减员措施，容易由于员工之间的失调以及岗位的不熟悉而使得工作效率降低，导致服务质量骤降。根据行为科学理论，人要在一定的压力下才能保持最优的工作状态和效率。没有压力，人容易松散，不能形成凝聚力和自我约束力。而压力过大，则容易紧张、心绪不宁，容易疲劳。受减员的威胁，员工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反而容易分散员工注意力，使员工不能专心于本职工作并容易产生对工作的恐惧感。显然，这是不利于提高工作率的。"增效"中的"效"，并不仅仅是近期的经营效益和工作效率，它还应包括饭店长期外部形象，是饭店经济效益、工作效率和社会效益的综合体。否则，饭店短期工作效率再高，经营效益再好，但社会公众形象不好，在长期竞争中仍将处于不利地位。显然，减员是不可能实现这种"效"的。
另一方面，逻辑地分析，饭店的增效也并不一定要减员。增加饭店的工作效率，可以通过系统有效的管理，使饭店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强各子系统的联系，充分发挥整体作战的优势，使得1+1>2；可以通过改变岗位的设置与分工，使得工作岗位的设置更加合理有效；可以通过在岗培训等各种培训方法与手段，增加员工的熟练程度，从而达到增加效率的目的。显然，裁减冗员仅仅是增效的手段之一。
二、经济学思考
由于员工工资及其福利待遇部分构成了饭店的人工成本，员工数量越少，人工成本也就越少。饭店减员很大程度上属于经济学范畴。从经济学角度看，员工成本属于可变成本，随饭店规模和产品销售量的变化而变化。但是，饭店并不是在员工成本最小的情况下获得最大利（效）益。根据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厂商短期均衡原理，mc=mr时，利润最大并处于均衡状态。此时平均成本ac>mc，且ac并非最小。仅考虑人工成本，则很显然地，减员必须有个限度，并非减得越多越好；人工成本处于最小值时的饭店利润并非最优。
饭店业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员工是饭店最为宝贵的财富，是饭店产品的创造者。饭店特殊的产品形式--服务决定了饭店不能随意减员。东方式热情的服务是我们区别于西方饭店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贯彻"宾至如归"经营思想的内容之一。而面对面的热情服务必须以足够数量的员工为保证。否则难以理解为什么在减员大潮下的香港文华饭店会增加员工的比例，为什么现代化设施设备（如自动售货机）不能完全取代人在饭店中的地位。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逃避科技所带来的孤寂，寻求一种亲情式的社交氛围。因此，饭店的面对面（face-to-face）服务也就日愈受到重视；而服务的主体--员工--至少是一线的员工，也就不能随意裁减。否则，饭店虽然获得了短期的效益，但却不能实现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
总之，饭店的减员，必须获得一定的经济学条件，例如缩小经营规模、转换经营体制、改变用工制度等，才能达到增效的目的，否则只能适得其反。
三、减员与el、cl人力资源，通俗地讲，即员工是饭店最重要的资源，已经得到共识。业界也由此从内部员工的角度强调"员工第一"，提出es战略，认为只有满意的员工，才能产生满意的顾客。es战略进一步理顺了管理者、员工和顾客三者的关系，认为在管理者心中只有员工第一，在员工心中才会有顾客第一。因此，饭店都致力于营造一种"以店为家"的氛围，激发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培养忠诚的员工。而员工忠诚（el）则往往能使员工设身处地的为客人着想，充分发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挖掘潜力，使客人满意（cs），最终获得顾客忠诚（cl）。这是饭店经营管理的最高境界。
然而，饭店的减员却打破了el、cl的平衡与和谐。首先，根据行为科学的冲突理论，员工与组织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减员时，由于双方对自己目标的实现构成了妨碍而出现了激烈的冲突，即组织（饭店）为自身利益要裁减员工，员工因自身利益而抵制组织（饭店）的决定；并在冲突下对组织表现出敌意、愤怒、痛苦、失落及焦虑等。这样，员工很可能组织起来共同对抗组织（饭店），从而造成过激行为。显然，这将严重破坏饭店与员工的关系，改变员工对饭店的忠诚（el），并最终影响到顾客对饭店的忠诚（cl）。其次，饭店的减员破坏了员工一贯对饭店的信赖感，从而产生"信任危机"。毫无疑问，这种"信任危机"将使员工忠诚迅速土崩瓦解。处于"信任危机"中的员工将寻求新的寄托并容易对现有工作失去信心和动力。这样，员工无法专心于本职工作，无法提供合乎标准的标准化服务和富有创意的个性化服务，也就是无法造就满意的客人，更甭提顾客忠诚了。再次，减员也容易破坏员工之间融洽的同事关系。由于减员经常定指标，使得同事之间互相猜疑，过度竞争，因此，不仅员工之间普遍存在一种防范心理，而且岗位之间也会存。;见死不救"的不协调现象，使得整个饭店系统不能有机运转以发挥最高效率。最后，留岗人员大多处在失业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