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团结：河西走廊绿洲文明“层累叠压”地名文化初探.pdf

2023年9月Sept.2023克拉玛依学刊JOURNAL OF KARAMAY第13卷 第5期Vol.13 No.5地名团结：河西走廊绿洲文明“层累叠压”地名文化初探*李春斌（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辽宁大连116081）摘要:陆地文明时代，世界枢纽地之一在敦煌，而河西走廊是“活着的敦煌”。通过对河西走廊“皇城”“党河”“石羊河”“疏勒河”等历史文化地名来源的梳理解析，发现河西走廊地名具有明显的“层累叠压”现象。“皇城”是突厥语、蒙古语、汉语的“层累叠压”，“党河”是大月氏等民族部落语言、蒙古语及蒙藏汉三合语而成的“层累叠压”，“石羊河”是匈奴语、羌语、汉语的“层累叠压”，而“疏勒河”则极大可能是当地民族部落语言、突厥语、汉语和蒙古语的“层累叠压”。这种“层累叠压”呈现的是农耕和游牧不同族群在同一地理空间内的文化交流和整合。这些族群从原来互不相识的异质文明，经过不同文明的交流、互动、挤压、平衡、妥协、整合，最后形成不同族群公认的华夏新秩序。这个新秩序的形成标志之一，就是流传千古、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民族文化信息，具有深厚的民族融合、民族团结的历史文化内涵的当地“地名”。基于河西走廊枢纽通衢“文明粘性”的特性，其所反映的“地名团结”，真实地反映出历史华夏“汉胡互化”“华夷同风”的民族融合面向，其所展现出的“地名团结”是观察和诠释民族交融、民族团结的重要切入点，更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信息肉眼可见的“活化石”，还是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石榴籽精神”的重要文化载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新秩序愿景中，更是对世界陆权时代曾经联通世界、兼容并包、合作发展等人类美好历史记忆的重新激活，也是当前我国为人类共同的世界新秩序重塑所作的重要努力。关键词：河西走廊；地名团结；层累叠压；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图分类号：C912；C07文献标识码：ADOI：10.13677/65-1285/c.2023.05.03*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辽代法律文化研究”（L21BZS005）；“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价值观研究”（L16BMZ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收稿日期：2023-04-04作者简介：李春斌，厦门大学法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河西学院“祁连学者”特聘教授，台湾中正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理事，研究方向：河西学、边疆学、论语学、女性学等与法学的交叉研究。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由来、语词构成、含义、演变、分布规律、读写标准化和功能及地名与自然和社会环境关系1的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学科。河西走廊地名属于文化地名学的研究范围。河西走廊的很多地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民族文化信息，具有深厚的民族融合、民族团结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河西走廊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河西走廊很多地名，对社会共同体民族心理产生了积极影响，为维护地区稳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河西走廊地名的相关研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更是构成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地名活化石”。河西走廊诸多地名具有普遍的“层累叠压”现象，真实反映出历史华夏“汉胡互化”的民族融合面向，其所展现出的“地名团结”是观察和诠释民族交融、民族团结的重要切入点。由于河西走廊是“活着的敦煌”，具有典型“文明粘性”的特征，使得河西走廊地名具有明显的“层累叠压”现象。所谓“文明粘性”，是指在一种文明形态上，叠加多种性质不同的文化形态，从252023年克拉玛依学刊西北中国与丝路文明而聚合并显示文明的多元共生性，并最终形成一种独立的、多元一体的文明类型。河西走廊的“文明粘性”，同时在内外部团结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雪域高原的高原文化、草原沙漠的游牧文化、西域中亚的绿洲文化。从这种内外部团结中，形成民族互动、民族团结、民族交融的新秩序，从而最终形成了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所谓“层累叠压”，是指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具有文明粘性和处于文明枢纽地带的河西走廊，在历史进程中，由于民族战争、冲突、征服、融合等均极为频繁，从而使得同一地理区域被不同民族占领的现象不断发生，将这种具有时间性的历史信息承载于河西走廊特定地理空间，在地名上就表现出同一地理区域在历史上的多种称谓。这些称谓，有的外露、有的掩盖、有的适时变更、有的沿用至今，从而形成地名的叠压、层累、覆置、堆积，显示出明显的“层累叠压”特征。这种明显具有时空交错哲学意蕴的时间民族空间属性的地名“层累叠加”现象，反映的正是一个时间民族的空间特质。一、“皇城”：“斡耳朵古城”“牧马城”“黄城儿”“皇城”等地名的层累叠压在河西走廊中部永昌绿洲有一名为“皇城”之地，其地名就具有明显的“层累叠压”特征。“皇城”历史上先后叫“斡耳朵古城”“斡鲁朵古城”“干耳朵城”“牧马城”“黄城儿”“皇城滩”等。据明代洪武二年（1369）2编纂的 元史太宗纪 载：“太宗八年，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斡鲁朵亦名斡耳朵，即诸王之宫卫，亦即永昌城”。3清代顺治丁酉年（1657）凉镇志永昌卫古迹 载：“避暑宫，城南一百二十里，地名黄城儿，译语谓斡耳朵城，俗传永昌王避暑于此，其遗址尚存。”“永昌王墓，城南一百二十里，地名斡耳朵城，俗传元宗室永昌王葬处，其西又一墓，俗呼为娘娘坟，意为妃墓。”成书于清代乾隆十四年（1749）的 五凉考治六德全志第三卷圣集 永昌县志地理志 载：“斡耳朵古城，县东南一百二十里。俗传为永昌王牧马城，地名黄城儿。唐家沙沟南八十里，有永昌王避暑宫，遗址尚存。注云：斡耳朵古城，遗址在今永昌皇城水库南岸，为元永昌王阔端所筑”。4西陲今略 载：“黄城儿”在詹詹口南八十里。5清代嘉庆二十一年（1816）修 永昌县志卷二 建置志 古迹 载：“永昌王宫殿原址在 干耳朵古城，今之皇城滩是也。其南居一舍有避暑宫,土累累犹可识，邑城中大卫又有邸基，盖自初封以来，历年多宜其频建，但未知孰为先后，至武威西北三十里之永昌府为其行宫也。6清代宣统元年（1909）知县杨鼎新、教谕雷致远总纂的珍稀古迹永昌县乡土志 载：“斡耳朵古城.今皇城滩是也”。1993年编纂的 永昌县志 载：“斡耳朵古城（古名黄城儿），位于今永昌县城稍偏西南直距39公里的皇城水库东南角，临水库。为元朝永昌王阔端所筑的牧马城，并筑有永昌王避暑宫，附近有永昌王墓及王妃墓，遗址均存”。7（见表1）表1“皇城”地名流变（制表：李春斌）当前地名皇城皇城皇城皇城皇城皇城历史名称斡鲁朵斡耳朵王之宫卫永昌城避暑宫黄城儿斡耳朵城斡耳朵古城牧马城黄城儿永昌王避暑宫干耳朵古城皇城滩避暑宫斡耳朵古城皇城滩斡耳朵古城黄城儿牧马城语言类型突厥语蒙古语汉语突厥语蒙古语汉语突厥语蒙古语汉语突厥语蒙古语汉语突厥语蒙古语汉语突厥语蒙古语汉语出现时间明朝洪武二年（1369）清顺治丁酉年（1657）清乾隆十四年（1749）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清宣统元年（1909）新中国1993年资料来源元史 太宗纪凉镇志 永昌卫 古迹五凉考治六德全志第三卷圣集 永昌县志 地理志永昌县志 卷二 建置志 古迹永昌县乡土志永昌县志根据珍稀古籍 突厥语大词典 的明确记载：“斡耳朵”，古突厥文，转写为“ordu”，汉语意思是“皇城”“宫城”。8也转写为“orda”“orda”“ordo”“ordon”“horde”等，蒙古语为：，又称斡鲁朵、262023年 第5期斡里朵、兀鲁朵、窝里陀、斡尔朵、鄂尔多等，是突厥、蒙古、契丹等游牧民族的皇家住所和后宫管理、继承单位。最早见于唐代古突厥文的碑铭。“斡耳朵（ordu）”原系突厥“牙帐”之意，后转为“宫殿，王城”之意。比如可汗们居住的喀什噶尔城被称之“ordu knd斡耳朵城”。“干耳朵”古城，显然是“斡耳朵”古城的讹写。“干”的繁体字“幹”与“斡”字相近，传抄人不明“斡耳朵”实际上“ordu”的汉语音译，故照猫画虎，以讹传讹。将“皇城”改为“黄城”，以“黄”代“皇”，实因地方志编修纂写者具有强烈的“夷夏之防”“胡汉之别”的传统“中原正统”观，将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视为夷狄、化外，不承认其地是具有政权属性的“皇城”，而异写为只有颜色意味的“黄城”。至于叫“牧马城”“避暑宫”，则是站在地方志书写者的角度，就该地所具有的功能进行的表述。“牧马城”，意味着该地具有很多草场，是牧马的宝地。实际上，当今“皇城”遗址所在地，正是现在金昌市永昌县和张掖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接壤处，该地正好处于历史上吐蕃六谷部“东大河谷”和“西大河谷”的中间地带，水源和牧场资源优渥。叫“避暑宫”，则是对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并依照时令进行冬夏“转场”的“行国”“四时捺钵”等社会特征的表述。显然，从最早的古突厥语“斡耳朵”古城，到后来蒙元政权蒙古语“斡耳朵”城地名的沿用，然后再到汉语通过“皇城”“黄城”“牧马城”“避暑宫”等不同称谓称呼同一地理区域，反映的正是同一地理空间不同时间段地名的“层累叠压”现象。这种“层累叠压”呈现的，恰恰是不同族群在同一地理空间内的文化交流和整合。从原来互不相识的异质文明，经过不同文明的交流、互动、挤压、平衡、妥协、整合，最后形成不同族群公认的新秩序。这个新秩序的形成标志，就是流传千古、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民族文化信息，具有深厚的民族融合、民族团结的历史文化内涵的当地“地名”。河西走廊中部永昌绿洲的“皇城”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二、党河：“敦薨之水”“氐置水”“甘泉水”“党金郭勒”“党河”等地名的“层累叠压”作为河西走廊最大的三条内陆河，敦煌市母亲河“党河”的地名来源，也充分体现了这种地名“层累叠压”现象。现在称的“党河”，根据 汉书地理志 载，西汉时名“氐置水”9，而根据 山海经 则知汉代以前旧名当为“敦薨之水”，而“敦薨”实乃民族部落语。有学者研究认为，“敦煌”应是“敦薨”一名的别译，初为民族部落名，后成为地名。“煌”和“薨”读音极近，初译写成敦薨，后来译为敦煌。此“敦煌”一词，就是 山海经北山经 中“敦薨之山”“敦薨之水”所记敦薨一词的异译。以“敦薨”命名山名、水名、渚名、薮名，说明这个地区居住着一个人口较多的民族，这个民族，称“敦薨”。敦煌和敦薨是同一语源，最早是一个民族的称号，后来又以此命名地名，西汉开敦煌地，又以此为郡、县名。这两个地名虽然所指区域不完全相同，实际上是根据一个民族在不同时期居住的不同地方而称的。10有学者则进一步指出，有理由认为“敦薨”当为月支语或乌孙语。自战国以来“薨”字亦变音读“黄”，而“黄”与“煌”同音，故知“敦薨”与“敦煌”同音。西汉时期“敦亮”与“敦煌”字异音同，互为对应，当非巧合。山海经 所载的“敦薨”，无疑即张骞所说的“敦煌”。盖因“薨”字非吉(礼记曲礼下“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故讳言“薨”字)，张骞因将“敦薨”改写作“敦煌”。后在此地建县建郡，遂名“敦煌县”“敦煌郡”。东汉应韶不知“敦煌”原为月支语或乌孙语之“敦薨”，乃就汉语“敦煌”二字望文生义。11又据 P.2005 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阳开渠”条透露，约在前凉时期，此水已名“甘泉水”，取代了汉代“氐置水”旧名。1“甘泉水”之名从北凉一直沿用到北宋。元明两朝，敦煌旧有居民陆续内迁，蒙藏及畏李春斌：地名团结：河西走廊绿洲文明“层累叠压”地名文化初探272023年克拉玛依学刊西北中国与丝路文明吾儿人先后入居，而其主体民族为蒙古族，故地名以蒙古语改名。于是改称“甘泉水”为“党金郭勒”。“党金”，蒙语，泛指敦煌南境的党河南山（祁连山脉西段）；“郭勒”，蒙语“河流”之谓。清代雍正年间，从西北56州县迁来民户2 400户至敦煌。新来移民皆操汉语，乃据汉语习惯简称“党金郭勒”为“党河”。（见表2）表2“党河”地名流变（制表：李春斌）当前地名党河党河党河党河党河历史地名“敦薨”之水氐置水甘泉水党金郭勒“党金”，蒙语，泛指敦煌南境的党河南山（祁连山脉西段）;“郭勒”，蒙语“河流”之谓。党河语言类型大月氏等民族部落语言汉语汉语蒙古语蒙古语按照汉语习惯简称出现时间西汉之前西汉前凉-宋元明清代雍正年之后资料来源山海经 北山经汉书 地理志敦煌遗书 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李正宇：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地望考兼论“敦薨”即“敦煌”，敦煌研究，2011年第3期同上换言之，“党河”这一地名经历了从汉代之前以民族部落语言命名的地名“敦薨之水”，到汉代的“氐置水”，再到北凉至北宋的“甘泉水”，复到蒙元明代时期的蒙古语“党金郭勒”称呼。“党金”，蒙语泛指敦煌南境的党河南山，祁连山脉西段。“郭勒”，蒙 语“河 流”之 意。用 蒙 古 语 音 译 为“”。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党金”“丹增”都属于藏蒙语言合成词，即“党”“丹”为藏语，而“金”（果勒）是蒙古语，后来又有藏、蒙、汉三种语言合成词的现象。也就是说，“党金郭勒”这一地名本身就是蒙藏汉三种语言的合成，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地名学证据。至于清代雍正年间大量汉族居民内迁而将“党金郭勒”简称“党河”，呈现出从民族部落语言、汉语、蒙古语到蒙古语汉语简称的地名流变，所反映的正是“党河”这一历史地名的“层累叠压”。可见，这一著名历史文化地名，揭示了党河流域曾经被当时的民族部落“敦薨”占据的历史事实。后来地名变更为蒙古语的“党金郭勒”，则反映了当时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间的战争、征服、贸易等重大历史事件。清代雍正年间汉族居民迁入而用汉语习惯简称蒙古语“党金郭勒”简称为“党河”，则反映了历史上汉蒙满等不同族群共同管理和使用敦煌母亲河“党河”这一基本事实。三、石羊河：孤奴河、羌谷水、马城河、白亭河、五涧谷、三岔河、石羊河等地名的“层累叠压”历史上，在河西走廊分布地域最广、存续时间最长的民族部落当属羌族，因此，河西走廊地区留下了大量的羌语地名。作为河西走廊三大最重要水系之一“石羊河”名称的由来，就与羌人有关。汉书地理志 载：“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县十：姑臧（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11。这里的“谷水”也叫“羌谷水”，乃羌人放牧的牧场和水源所在地。“酒泉郡县九：福禄（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9。这里的“羌谷”就是姑臧的“谷水”。根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 的梳理：河西走廊武威绿洲的“石羊河”，自西汉至东晋十六国时期标为“谷水”，南北朝至唐代为“马城河”，五代十国为“白亭河”，宋辽夏金时期未标，元代为“五涧谷”，明清时期均为“三岔河”。史籍中首次出现“石羊河”一名，见于乾隆 甘肃通志水利卷“凉州府”条载：“大河：在镇番县东南二十五里，其源有二，一为石羊河，发源于凉州城西北清水河滩之尾海藏寺”。12乾隆 五凉全志镇番县志 则直接出现了“石羊河”一名，称“镇番水源有二：一发于武威县之石羊河，二发于武威高沟堡之洪水河。石羊河东收清水、白塔，西收南北沙河各余流，汇入东北”。有学者认为，“石羊河”命名权是不同地域比如武威县和镇番县通过证明自身水权合法性的依据，14从社会学社会功能学派的角度而言，该解释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该解释依然282023年 第5期没有说明“石羊河”命名的源流。（见表3）有学者指出，“石羊河”古称“孤奴河”，汉时称“羌谷水”，近代才叫“石羊大河”。“孤奴”为匈奴语，“羌谷水”为羌语，这显示了不同语言在不同时段上的层化现象。14这是很有道理的。表3“石羊河”地名流变（制表：李春斌）当前地名石羊河石羊河石羊河石羊河石羊河石羊河石羊河石羊河历史地名孤奴河（羌）谷水马城河白亭河五涧谷三岔河石羊河语言类型匈奴语羌语汉语汉语汉语汉语汉语出现时间西汉之前西汉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北朝唐代五代十国宋辽金西夏元代明、清乾隆前清代乾隆后资料来源张力仁：层化的河西地名张力仁：层化的河西地名；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1-8册），中国地图出版社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同上乾隆 甘肃通志 水利卷“镇番县”条从表 3 可以看出，石羊河从匈奴语的“孤奴河”，到羌语的“（羌）谷水”，再到不同时代的“马城河”“白亭河”“五涧谷”“三岔河”，直到清代乾隆年间 甘肃通志水利卷“镇番县”条出现的“石羊河”，才将这个地名彻底定名。这实际上反映出同一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古羌民族部落、匈奴民族部落及汉民族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现象。这对于维护河西走廊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促进河西走廊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融合，连祖先之根，养先祖之根，展现古今社会生活的延续性，保持历史文化底蕴，增强历史文化自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更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实际上，除了“石羊河”，河西走廊直到现在仍然有大量的地名与羌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地名已经构成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地名活化石”。比如今河西走廊金城郡（今兰州）永登县境内的“伏羌堡”，天祝县境内的“镇羌河”“镇羌滩”“镇羌驿”等，武威城东的“黑羌塘”（今大河驿西盛家庄）、羊下坝，城北的羊同（今永昌镇）、红羌（今洪祥乡）等地名15，皆与羌人有关。前文所述吐蕃六谷部西大河谷的支流“平羌沟”，直观可见，与羌人有关。根据笔者2021年寒假期间，对河西走廊中部武威-永昌绿洲地方乡贤的访谈，河西走廊张掖绿洲山丹的“绣花庙”，其实原来叫“定羌庙”，也与羌人有关。该庙在山丹硖口古城东面差不多二十里处，原来是中原王朝平定羌人而建，庙里有关羽、王进宝将军的画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于民族团结的考虑，将原来“定羌庙”改为现在的“绣花庙”。根据 山丹县志 的记载，清代诗人谢历曾有 登定羌庙城楼有感：“定羌古戍独登楼，临眺无端怅远游。烟雨一天凭对酒，英雄千古几封侯？塞鸿飘渺长空远，羌管悠扬野草秋。为问汉家教射客，到今何用姓名留”。16更不消说，人所共知的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 凉州词 中所唱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了。可见，这些历史地名、历史典故及诗歌中反映的历史人文信息，是当地历史与现实联通的重要手段和载体，对增强地方文化自信、厚重历史，意义重大。除此之外，现在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有一个名为“泱翔”的藏族乡及“泱翔寺”。检拾史料，我们发现，“泱翔”的历史记载应为“卬羌”，而非“泱翔”。“卬羌”，才是正确写法。实际上，该“泱翔”藏族乡，是来自古代羌族西羌的古老部落名，是羌族的一个叫“卬”的部落。“卬羌”而非“泱翔”，与当地方言中对其称呼也极为相符。比如河西走廊中部永昌绿洲方言中，就把皇城水库边上的民族叫“卬羌人”“卬羌兄弟”。当地牦牛肉的供应，就来自肃南的“卬羌人”。四、疏勒河：籍端水、冥水、独立（利）河、布隆吉勒河、疏勒（苏赖）河等地名的“层累叠压”疏勒河是甘肃省河西走廊内流水系的第二大李春斌：地名团结：河西走廊绿洲文明“层累叠压”地名文化初探292023年克拉玛依学刊西北中国与丝路文明河，系前文所说的“党河”、榆林河等其主要支流。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敦煌郡条”下载：“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应劭注曰：“冥水出北，入其泽。”9从该条可见，疏勒河在班固写 汉书 之时称之为“籍端水”，而在东汉应劭作注时，就已经改称为“冥水”了。唐代，曾经出现过“冥水”“独立河”“葫芦河”并称的情况。唐代李吉甫在 元和郡县图志 卷四十“瓜州晋昌县”条说：“晋昌县(中下，郭下)，本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因县界冥水为名也。冥水，自吐谷浑界流入大泽，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丰水草，宜畜牧。”17唐时有时也称“独利河”，敦煌遗书中记载其略。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记云：“源出瓜州东南三百里，流至敦煌县东南界。雨多即流，无雨竭涸。”大致与现代疏勒河之经流相符。又有学者认为，“独利河”非“疏勒河”干流。18唐时也有“葫芦河”之称。19宋代又恢复到汉代所称“籍端水”“冥水”。太平寰宇记 卷一百五十三 陇右道四 载：“籍端水，一名冥水。地理志 云冥安县 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冥泽 是也。20宋代 太平御览 卷一百六十五 州郡部十一 载：“汉志 曰：冥安，属敦煌郡。冥水出焉，又名籍端水，出羌中，西入泽。冥安即晋昌地。”21明代称“卜隆吉河”。明代旅行记 西域行程记 载：“(永乐十二年正月)十七日，晴，过嘉峪关二十八日，晴，平明起，过卜隆吉河，向西北行，入一平川。”显然，“卜隆吉河”就是后世清代所称的蒙古语“布隆吉尔河”。布隆吉尔（勒）河，就是蒙古语“浑浊的河”之意，当为蒙元帝国征服西夏过程中所起地名。明代继续沿用。清代张寅在 西征纪略 载：康熙五十四年九月：二十日至黑山浒，过峡口。二十八日自柳沟刘草，二十九日七十里至桥湾(又名卜隆基)。“布隆吉尔”在这里转写为“卜隆基”。大清一统志 载：“南端籍水在今安西府源泉县北。按舆图及新志，今有苏赖河，亦名布隆吉尔河，发源靖逆卫南山，曰昌马河，北流转而西，经旧柳沟卫北，会十道沟水，为苏赖河”。22后世以来，苏赖河、苏来河23、疏勒河等都是该河不同音译。民国以后注记为疏勒河，24并约定俗称至今。表4“疏勒河”地名流变（制表：李春斌）当前地名疏勒河石羊河石羊河石羊河石羊河历史地名籍端河冥水独立（利）河布隆吉勒河疏勒（苏赖）河语言类型-蒙古语可能是突厥语出现时间西汉及之前东汉六朝国唐代元明明清资料来源汉书 地理志同上敦煌遗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同上同上从表4可以看出，“疏勒河”这一河西走廊历史文化地名经过了“籍端水”“冥水”“独立（利）河”“布隆吉勒河”“疏勒（苏赖）河”等地名的“层累叠压”。有学者指出，由于其本身语源还不太清楚历史上先后入居于斯的不同民族又都曾以自己的语言音译过这一地名，故其名称十分复杂，很难统计出有多少种译法。仅今天常见的对译就有“苏勒”“苏赖”“苏喇”“西喇”“锡拉”“西赖”“葫芦”“瓠”“穹窿”等。在上述几种称谓中，以疏勒河一名分布最广、影响最为深远。25据学者考证，“疏勒”是“sur”的音译,“sur”很可能是阿尔泰语系的古老词汇，被后来的蒙古语、突厥语继承下来。26民国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岑仲勉先生在 外语称中国的两个名词 一文中，引用了格尔德齐（Gardizi）于十一世纪旅游我国西北的珍贵资料。格尔德齐从吐鲁番至敦煌中经“Bagh shura地方，必须用船渡河”。岑仲勉先生认为：“Bagh shura 地方”即哈喇淖尔。其中的“shu-ra”，就是“苏赖河”，即今日的疏勒河。岑仲勉先生说：“苏赖，今北音“Su lai”,苏勒“Su le”,与“shu-ra”合。审诸地图，此河正横亘哈密、敦煌之间，是否取意于蒙语之“黄”，今且勿论，第观其音变不一，则“shura”为苏赖河之古音，可无疑也。27这是302023年 第5期说，无伦“sur”还是“shura”，其名很大可能来源于阿尔泰语系的古老词汇，被后来的蒙古语、突厥语继承下来。“疏勒”这一历史地名中包含着蒙古语、突厥语的成分。另据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李正宇教授对该河名称研究认为，“籍端水”之“籍”，“独立河”之“独”，“苏赖河”之“苏”，读音本同，至少古时非常接近。籍端、独立、苏赖是三个同音词的不同用法，意思都是“黄”河，即河水浊黄之意。他还认为西域于阗、焉耆境内的“树枝水”“大利水”“计式水”意思也同为“黄”河。他认为这是当地民族各见其境内之河夹土带沙、浑浊不清，因而不约而同地起了个意思相同的名字。但它们与中原“黄河”皆不相通。此论给疏勒及相关问题研究增加了新的内涵。28换言之，李先生的意思是疏勒河之名实为当地少数族群共同对这一河水“黄”色特征的表述，并不独自属于某一个少数民族，而是属于曾经占据过该地方的少数民族群体所共有。有学者曾到肃南县裕固族考察，发现裕固族“苏勒都斯”一姓。裕固族是回鹘人的后代，唐代居甘、瓜、沙三州居多。“苏勒”二字在唐代普遍使用，后来使用汉姓，“苏勒”衍化为“苏”。这说明，疏勒河之名附会于古国名、地名，在音和意及历史背景诸方面，与其本名皆有巧妙的渊源关系。这是说，疏勒河可能与古国名、地名有很大关联。至于明清时期，叫布隆吉尔河，如前所述，当属蒙元帝国征服西夏过程中对该河特征的表述，后世沿用。布隆吉尔河的蒙古语写法是“”，意思就是“浑浊的河”。实际上蒙元时期有以河流、泉水、街巷命名地名的传统，比如笔者的家乡地名河西走廊中部永昌绿洲“毛卜喇”就是蒙古语（写法为“”）“坏泉”“不好的泉”“苦涩的泉”之意的音译。“骊靬文化”发现地“者来寨”地名中的“者来”就是蒙古语（写法为“”）“街、巷”之意的音译。无伦“疏勒河”这一地名是来源于阿尔泰语系的古突厥语、古蒙古语，还是说曾经占据该地的少数民族部落语言，抑或来自古代国名、地名乃至古姓名，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该地曾被当时民族部落、古突厥、古蒙古、汉民族等族群长期共融共生，最后均为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四、结语基于河西走廊多民族部落交融的特性，羌、氐、月氏、匈奴、突厥、吐蕃、蒙古、党项、回鹘等民族部落长期在河西走廊活动，这些民族部落遗留的文化因子，通过地名遗存的方式展现。根据学者的研究，河西走廊有阿尔泰语系的匈奴、突厥语族所属的各族、有汉藏语系羌藏族所属的各族，还有印欧语系东伊语支所属各族，世界三大语系的民族曾在河西走廊活动、生息。10河西的许多地名如敦煌、张掖、祁连、居延、姑臧、觻得、昭武、骊靬等都源于少数民族语言，而效谷、寿昌、禄福、安西、武威、民勤、民乐、永昌等地名又带有浓厚的汉文化特征。29在同一地理区域，不同民族部落长期通过贸易、战争、通婚、道路等不同方式融合，最后经过长时间沉淀，定型为具有明显“层累叠压”的历史地名。这些历史地名往往是重大历史事件的遗存，也是不同历史时期当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真实再现，对于现实社会与历史社会的链接，增强地方文化自信，传承历史文脉，具有极其难能可贵的价值。地名尤其是历史地名，实际上是研究河西走廊民族融合、交融非常重要的切入点。这些历史地名上附着的文化信息，通过地名团结、地名融合、地名层累、地名叠压等方式展现的“层累叠压”地名文化现象，深刻反映着历史上中华民族的融合、沟通、交融、交流，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信息肉眼看得见的“活化石”，更是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载体，是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宝贵文化遗产。将河西走廊绿洲文明的历史文化地名“层累叠压”所展现的“地名团结”文化现象，放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新秩序愿景中考李春斌：地名团结：河西走廊绿洲文明“层累叠压”地名文化初探312023年克拉玛依学刊西北中国与丝路文明量，更是对世界陆权时代曾经联通世界、兼容并包、合作发展等人类美好历史记忆的重新激活，也是当前我国为人类共同的世界新秩序重塑所作的重要努力。注释：有学者研究指出，“河西走廊地名文化”属于“中国区域文化地名学”中“陇右地名文化”。参见牛汝辰：中国文化地名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577-583页。李春斌：信仰团结：河西走廊绿洲文明“神婆燎病”民间俗信之田野调查，徐勇、邓大才主编：政治科学研究.2020年卷.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14页、第113页。关于“枢纽”的最好研究，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当属施展：枢纽：三千年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英 哈 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永昌在历史上长期属于武威管辖，间属张掖管辖。1981年2月国务院（81）国函字14号文件批准成立金昌市，将永昌县划属金昌市管辖，并将金川镇所属的金川地区和宁远、双湾两个公社从永昌划给金昌市管辖，10月1日武威地区行署将永昌正式移交给金昌市。自此，在行政区划上，永昌县属于金昌市。参见祝巍山主编、永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永昌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但从文化归属及文化心理上，永昌一直是武威凉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乾隆时期著名的五凉全志 就是包括“第三卷圣集 永昌县志”在内的六县县志（其他五县志是：武威县志、镇番县志、古浪县志、平番县志）。参见张可复，等校注：五凉全志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清）苏铣：凉镇志永昌卫古迹，手抄本，清顺治丁酉年1657年；丁酉重刊附凉镇志附永昌县志 地理志 古迹，载何登焕编辑：永昌县志补编，永昌县人民政府1999年铅印本，第289页。（民国）杨鼎新、雷致远总纂：永昌县乡土志古迹，手抄本，宣统元年1909年，作者自藏。据 稀见河西方志校读记 载：永昌县乡土志 一册，存写本，清宣统元年知县杨鼎新辑。按：此册现存台北“中央”图书馆。参见张令瑄：稀见河西方志校读记，敦煌学辑刊 1995年第1期，第105页。2023年1月16日请教兰州大学著名留日蒙古族学者白玉冬教授所得。据有关学者的考证，吐蕃六谷部中可以确定的四谷是：洪源谷（今古浪河）、阳晖谷（今金塔河）、浩门河（今大通河）、乌逆水（今庄浪河）。参见张凌山：凉州吐蕃六谷部政权“六谷”之名考论，河西学院学报 2022年第3期，第44页。除了上述四谷之外，“再加上武威西南、永昌南山的东大河谷和西大河谷共六谷，这六谷和历史上华热的地域基本相符为六谷”。参见洲塔，乔高才让：甘肃藏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9 年版，第116页。需要说明的是，东大河谷，并不在武威西南，而在今永昌县东部。根据百度百科的资料：东大河，甘肃省河西走廊内陆河石羊河支流，因流经永昌县东部，故名。上游有直河、斜河，均源于青海门源县境内祁连山冷龙岭大雪山，东北流经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滩草原，出祁连山入永昌县河西走廊平原。主河道过东寨、南坝至六坝乡的南庄子附近分为三岔，即南二岔、北一岔。东大河发源于祁连山冷龙岭北麓，主要支流有两条：一是由老虎沟、干树湾沟、金洞沟、铁矿沟、倒腰沟，黑鹰沟、煤洞沟等汇流而成，名为直河，流程35公里；二是由号塔寺沟、夹皮沟、大，小东沟、敖包沟，一棵树沟、大、小柏树沟、法拉沟、石峰崖沟等汇流而成，名为斜河，流程40公里。直、斜两河在皇城滩铧尖交汇后始称东大河。而西大河则是发源于冷龙岭北坡垴儿墩。源头主要支流在多条，以最长的脑儿墩沟为正源。脑儿墩沟（有支流马折腰沟汇流其中），自冷龙岭北永昌县山丹军马场境内南端北流，进入永昌县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的边界。西大河的支流有大乌龙沟、小乌龙沟、鸾鸭沟、平羌沟、脑儿墩沟、马折腰沟、古松林沟、大横322023年 第5期沟、小横沟等，整体上市呼吁甘肃河西走廊内陆河石羊河水系支流，现在金昌市区的供水基本靠西大河水库和皇城水库。综上，换言之，吐蕃六谷部分别是：洪源谷（今甘肃武威古浪县古浪河）、阳晖谷（今甘肃武威南部金塔河）、浩门河（今青海东北大通河）、乌逆水（今甘肃天祝、永登的庄浪河）、东大河谷（今甘肃永昌县东部的东大河）、西大河谷（今甘肃永昌祁连南山的西大河）。“行国”之名最早记载见于 史记大宛列传：“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西汉）司马迁:史记 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 3160-3161页）实际上 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 虽未直接说“行国”二字，但其表达的是“行国”的意思。其原文是中行说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西汉)司马迁：史记：文白对照版：全四册，张大可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846页）。后来，在 汉书 中也有类似记载:“大月氏，本行国，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东汉）班固:汉书 卷九十六上 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2页）最初的“行国”概念是指与农耕有城郭的“土著”相对应的逐水草迁徙、从事畜牧业生产生活的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在学界，贾敬颜、史继忠、李大龙、肖爱民、陈晓伟、李玉君等学者对该制度多有研究。在国内，最早对行国制度进行研究者为贾敬颜先生在1979年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文章 释“行国”（收入 中国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 中），后以 释“行国”游牧国家的一些特征 发表在 历史教学 1980年第1期上）。对行国制度进行系列研究、成果最多的是李大龙先生，先后发表 试论游牧行国与王朝藩属多民族国家构建视角下游牧和农耕族群互动研究（中国边疆学 辑刊2014年版）游牧行国和王朝藩属的第一次碰撞和重组多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的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研究（中国边疆学 辑刊2015年版）、游牧行国的内涵及其特点多民族国家视角下游牧和农耕族群互动研究（烟台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多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的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以明代游牧行国与王朝藩属的对峙为中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多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的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研究宋金时期游软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的第二次对峙和重组（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行国体制的发展及其对中华大地上族群的整合元代多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的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等论文。“四时”即指一年中的春、夏、秋、冬。“捺钵”亦称纳巴、剌钵等指辽朝皇帝贵族们所从事的与契丹民族游牧习俗相关的行在、营地迁徙和游牧、渔猎等活动，是在辽朝初期“因俗而治”的二元政治体制下的客观延续。参见穆鸿利：关于契丹四时捺钵文化模式的思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5年第6期，第51-55页。关于辽朝契丹皇帝的特殊活动“四时捺钵”，凡是研究契丹辽朝历史的论著，都有所涉及。进行开创性研究的是傅乐焕先生，他在 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 中对春水、秋山及广平淀等进行了具体考察。他认为捺钵“此乃契丹民族生活之本色，有辽一代之大法，其君臣之日常活动在此，其国政中心机构在此”，“辽代的政治中心不在汉人式的五京而在游牧式的捺钵”。（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载 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页）之后，陈述、姚从吾、李锡厚等先生都有同样的观点。目前学界基本上认为在中国古代所谓正统封建王朝中，统治者有类似于四时捺钵活动的肇始于辽朝其后金、元亦沿行不衰。参见肖爱民：论辽朝“四时捺钵”的性质及其地位从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谈起，马永真、明锐、白亚光主编：论草原文化（第八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李春斌：地名团结：河西走廊绿洲文明“层累叠压”地名文化初探332023年克拉玛依学刊西北中国与丝路文明2011年版，第266页。李正宇，“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地望考兼论“敦薨”即“敦煌”，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学研究（第五辑），新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1页。李正宇：“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地望考兼论“敦薨”即“敦煌”，敦煌研究 2011年第3期，第80页。以上关于党河地名流变，主要参考：李正宇：“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地望考兼论“敦薨”即“敦煌”，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学研究（第五辑），新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0-561页。该蒙古语表述，来自向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镇人民政府蒙古族齐跃同学的请教。西北师大冯玉雷教授和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关于敦煌名称来源的通新”中的说明，此处冯教授请教了新疆社会科学院懂蒙古语的土尔扈特人，才吾加甫研究员，参见冯玉雷、李正宇：“关于敦煌名称来源的通新”，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地名研究中心“方舆研究院”公众号，2022年3月17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1-8册），北京：地图出版社，第-7册、第8册分别于1982年、1987年出版。转引自许博：塑造河名构建水权以清代“石羊河”名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3年第1期，第117页，注。乾隆 五凉全志 第二卷 镇番县志地里志水利图并说，参见张可复等校注：五凉全志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笔者2021年寒假（1月15-18日）期间对家乡河西走廊永昌县著名乡贤张怀荣（金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先生的访谈。据百度百科词条：王进宝（1626 年1685年），字显吾，甘肃靖远人，清朝名将，河西四汉将之一。王进宝早年隶属甘肃总兵张勇麾下，随张勇转战湖广、云贵，升任经略右标中营游击。康熙二年（1663年），王进宝改任甘肃提标左营游击，后由参将、副将，累升至西宁总兵。三藩之乱时，王进宝在陕甘屡破叛军，被授为陕西提督、奋威将军、一等男爵。后夺取汉中、保宁，留镇四川，因病返回固原。建昌失陷后，再次到保宁督军，进封三等子爵。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王进宝病逝，追赠太子太保，谥号忠勇。卬羌是西羌中古老部落之一。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