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机制研究——以红色物业为例.pdf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5期一、问题的提出物业管理作为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优质的物业服务供给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但当前一些小区物业管理中存在物业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小区管理不规范、群众意见大、矛盾纠纷突出、信访投诉高居不下的情况。2017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 指出，要“着力补齐城乡社区治理短板”，作为五大短板之一，需要“改进社区物业服务管理”。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指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将物业管理纳入基层党建中。2021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指出，要增强街道为民服务能力，其中重要一项就是做好物业管理工作，在加强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中，也强调社区居民委员会可增设环境和物业管理等委员会，并做好相关工作。为解决当前物业管理难题，不论从中央政策文件还是从地方具体实践来看，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已逐渐成为趋势。“红色物业”“物管会”“三方联动”“区域化党建”等社会治理创新形成了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模式。这种模式为我们理解多元共治提供了思考对象，与此同时，政党在多元共治中的地位凸显出来，党建引领与治理有效之间形成关联。收稿日期：2023-06-23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党建引领物业管理的治理效应与优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3-ZZJH-263）。作者简介：刘景琦，博士，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城乡治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机制研究以红色物业为例刘景琦摘要：通过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成为弥补社会治理短板的一种方式。根据党建引领对社会治理的作用方式不同，可以将红色物业的类型划分为党政嵌入型、群众动员型、行政兜底型。政党可以通过动员和强制两种方式介入社会治理当中，具体体现为对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动员，以及对行政力量的领导。政党根据社会治理运行的状况以及当前物业管理体制与小区治理之间的适配情况，通过机制优化和体制转变的方式，分类解决当前不同小区物业管理存在的问题。政党是影响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它的良性运转依赖于政党引领社会治理的作用方式。关键词：红色物业；社会治理；党建引领；物业管理；政党社会关系中图分类号：D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88（2023）05-0045-10 45可以看到，物业管理是城乡社区治理的五大短板之一，通过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成为弥补短板的主要方式。基层党建引领物业管理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政党是如何将政治引领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如何优化党建引领物业管理的作用机制？为了有效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弥补治理短板，这些现实问题都需要理论上的回应，并给出一定的政策建议。本文拟从红色物业的实践出发，分析讨论基层党建引领物业管理的实践机制，探讨在新形势下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一般化运行机制。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一）文献综述住房商品化改革下，基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户外，红线内”的商品房小区物业管理成为从国家治理中分离出来的新公共空间。1学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视角。第一是“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即将物业管理中的各治理主体转化为具有国家属性或者社会属性的治理实体，分析主体间关系背后“国家”与“社会”之间既对立又相互依赖、在力量上此消彼长的互动模式，将物业管理问题归结于国家对社会治理的过度干预，期待业主通过自我组织实现小区善治。“市场社会”和“强国家”成为研究者的共识2，国家并非自主性角色，且经常与市场结合，是“国家-市场”联合体的代言人和“权力-利益”庇护者，业主“公民权”的诉求由此萌生3(P12)，需要讨论“社会的生产”4。在实施物业管理制度初期，国家干预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冲突的确比较多，这是因为在十多年前，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业主自治、物业管理等都属于新生事物，各方对新生事物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由于业主维权事件的故事性比较强、社会影响力比较大，很容易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和研究切入点。实际上，维权与自治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而业主自治情况并不乐观，当下，物业公司主动退出小区成为趋势，业主决策难、参与率低、业委会运行难才是业主自治和物业管理的常态。第二是治理结构视角，分析参与物业管理的主体多元性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关注如何在商品房小区这种新型基层社会建立管理和控制机制，以实现多元主体的有效整合。在当前的物业管理体制下，多元共治是内在要求，不能单靠业主组织。居委会作为国家的代表、业主委员会作为社会的代表，物业企业作为市场的代表，构成物业管理的“三驾马车”5，小区从“单极权力格局”走向“多元权力格局”6。多元主体间互动博弈使得小区权力结构具有某种不确定性7，调控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委员会之间关系需要借助其他组织力量，但居委会也并非在三者的关系中居于领导地位8，想要实现社区自治秩序的达成，必须要有代表国家的权责型行动者介入治理当中9。治理结构视角的相关研究注意到共有产权下实现多元共治的重要性，也注意到实现多元主体有效整合的难度，并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案。但多停留于宏观和应然层面，缺乏对实现路径的细致讨论，包括实现条件、机制与路径等。既有研究视角尚未对政党维度的反思给予应有的重视，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基层治理中所扮演的领导角色和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尚未对有关实践做出应有的理论反思。在物业管理日益被纳入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实践中时，需要对政党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机制作出一定的理论概括。（二）研究框架当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日益成为学术热点，主要有两种进路：一种是聚焦党务工作或者党的组织建设，关注基层党组织行为及其策略，可以被称作党建引领的政党逻辑；10另一种是从党建引领的治理逻辑出发，认为基层党建的效能直接关乎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建引领重新塑造了基层治理11。这些研究都遵循着“政党塑造社会”的研究路径12，逐步意识到党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5期 46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机制研究建引领的社会治理内涵。从政党的治理逻辑出发，在研究党建引领与社会治理之间关系方面，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第一，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例如“组织嵌入社会”13、从“嵌入吸纳制”到“服务引领制”14、“政党统合”15等观点；第二，政党在社会治理中的性质与功能研究，例如“政党整合治理”16、“党链接社会”17、“作为元治理功能的治理体制”18、社会整合与“条块”整合19、使命型政党20等。现有研究虽然建立起党建引领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但对党建引领发挥作用的机理与条件疏于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沿袭政党的治理逻辑的分析思路，对现有的红色物业实践作出概括。“红色物业”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政治话语与政策话语，各地的实践性形式各不相同，总的来看，是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协调解决市民身边的物业服务管理问题，引领推动物业服务管理水平不断提升，让群众有更多的幸福感、更多的获得感，在物业服务领域发挥政党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红色物业具有非常丰富的社会治理意涵，研究红色物业就要将其还原到具体的实践场域中。具体而言，本文围绕“政党如何塑造物业管理”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辨析其中具有差异的政党实践形态与作用机制。本文的分析思路是：首先，根据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逻辑差异，对红色物业的治理形态进行类型划分；其次，分析不同类型的红色物业的形成机制；再次，从一般意义上分析政党作用机制对社会治理产生的影响。本文研究试图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对红色物业的实践样态做出类型上的划分；第二，分析政党作用于社会治理的一般化机制，回答如何实现社会治理的良性运转这一问题。三、红色物业的治理形态与形成机制（一）红色物业的治理形态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物业管理实际上经历了社会化和市场化两个过程。一个过程被称为社会化，实际上是指公共事务的安排者由政府转移给了业主，也就是萨瓦斯口中的志愿消费者群体21(P3)，而公共事务的生产者则由国家转移到了物业企业，即私人部门。那么在正常物业管理阶段，物业管理的性质也就由政府服务转化为有合同承包的志愿服务。但实际上，很多小区都处于前期物业管理阶段，从制度安排来看，物业管理的组织安排是变异了的有合同承包的志愿服务，物业企业作为私人部门，成为物业管理的实际安排者和生产者，如表1所示。当私人部门成为公共治理的安排者时，实际上就是一种治理外包模式。表1物业管理的制度安排从政党视角来看，红色物业本质上是政党借助自身优势，对现有物业管理制度安排进行调整。红色物业在实践过程中具有比较大的差异性，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样态与特征。从治理的主导逻辑来看，可以分为党政嵌入型、群众动员型、行政兜底型等，这对物业管理的服务安排方式、安排者、生产者、成本支付者等都作出了一定的改变。1.党政嵌入型党政嵌入型红色物业主要存在于新型商品房小区当中，基层党组织通过嵌入物业企业、业 47主委员会及二者互动当中去，以实现对物业管理的嵌入。基层党组织嵌入的深度，是影响物业管理的关键变量。首先，基层党组织对物业服务企业的党政嵌入。第一，在物业服务企业组建基层党组织，提升物业服务企业党员的比例，实现基层党组织在小区、物业服务项目的覆盖比例。第二，实现“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积极推荐社区两委委员兼任物业服务企业义务质量总监，或者物业企业项目的党建指导员，吸纳优秀物业企业党员负责人担任社区两委兼职委员。第三，将物业服务企业党员队伍比例、开展党建工作情况，作为企业信用评级、行业评比、物业项目招投标的重要依据。其次，基层党组织对业主委员会等业主自治组织的党政嵌入。第一，各地都非常重视业主委员会成员的选择，街道和社区党组织对业委会成员候选人推荐、提名、考察全程把关，监督指导业主委员会开展工作。第二，对业主委员会的党员比例作出一定的政策性要求，业委会成员中的党员比例一般不低于50%。推动符合条件的业委会设立党支部或党小组。第三，对未成立业委会的，可探索由街道党工委牵头，居民委员会负责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临时代行业委会职责，待条件成熟后，推动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委会。第四，业委会组建后，街道和社区党组织采取单独组建、区域联建、选派党建指导员等方式，推动业委会党组织建设。第五，通过法定程序，让符合条件的社区两委成员、党小组长、社区优秀党员等进入业委会，将业委会成员推荐为社区两委的兼职委员。再次，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居民委员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协调运行机制，对涉及物业服务的重大事项、重要问题，社区党组织依托党建联席会、议事会、恳谈会等，组织党员、居民和有关各方有序参与全过程监督。推行社区党组织与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党组织党课联上、活动联办、工作联抓，密切沟通联系和协调互动。2.群众动员型在群众动员型红色物业中，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的群众动员，是影响物业管理的关键变量。群众动员型红色物业主要存在于老旧小区当中，以“党建引领自管型物业”“自助物业”为主要表现形式。首先，开展基层党组织建设及群众动员。以武汉市八古墩社区中百宿舍小区为例，在社区的搭台和引领下成立了自管组，实行“自助物业”的管理模式。自助物业模式的核心组织是小区自管组。自管组由5位本小区的老人组成，其中4名男性、1名女性，平均年龄65岁。为了加强管理和党建引领，自管组组长由小区党支部书记兼任。自管组其他成员的选定都经历了社区书记和组长的观察和商议，选择有能力有公心的人担任自管职责。通过和居民的共商共谋、核算成本，明确了自助物业要完成的“五保”工作：保安、保洁、保秩序、保稳定、保本。其次，通过自我管理或外聘人员，解决物业服务问题。老旧小区一般为多层建筑，缺少电梯等公共设施设备，老旧小区盈利空间小，很难吸引专业型物业企业入住，很多红色物业采取自我管理或者外聘人员的方式。例如，中百宿舍小区自管组招聘一对中老年夫妻包干完成小区内的五保工作，两人吃住也安排到小区门口的门房处。两人的工资收入为4500元/月，主要包括两部分来源，一部分来自居民缴纳的物业费，自管物业的物业费为每月每平方米0.7元，另一部分来自于将废弃花坛改造的停车位收入。再次，小区的基本建设和小区秩序的重建工作主要依赖社区和小区公共收入的结余。小区自管过程中，也会解决一些生活基础设施的维护、老旧下水管网改造、小区内设施翻新维护等工作。其中花费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老旧小区改造资金投入；还有一部分是小区物业费和停车位收入等公共收入的结余。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5期 483.行政兜底型党组织推动行政体系，通过行政兜底方式解决部分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问题，一般是基层政府和社区解决物业聘用和费用支出。这些老旧小区通常被称为失管、弃管小区，或者无主管楼院。首先，在行政兜底型红色物业实施过程中，党组织通过推动地方政府承担安排物业服务方式的职责，地方政府取代业主，最终决定小区服务模式。例如，在郑州市管城区，有些单位制小区的单位虽然破产了，但还是有一定的主管单位，通过街道办事处与主管单位交涉，实现“三供一业”的移交，给地方政府提供代管物业的依据。在一些没有产权单位的小区，社区通过建立自管会，利用自管会授权委托政府承担安排物业服务方式的职责，在没有办法成立自管会的情况下，利用社区作为居民代表授权委托政府承担安排物业服务的职责。其次，政府通过选聘市场化物业企业或者自建国有化物业企业提供相关的物业服务。从物业服务的提供者来看，行政兜底型红色物业仍然采取的是外包制，将物业服务外包给专业化的物业服务公司，由他们提供相应的物业服务。不过，红色物业主要解决的是老旧小区基本秩序的维护问题，所以在物业服务的项目上，主要是提供基本的绿化、保洁、秩序等基本服务。再次，从成本支付来看，地方政府直接或者间接承担了物业服务成本，居民不需要缴纳物业服务费用。一种是直接补贴的方式，通过政府直接补贴的方式，解决物业管理费用问题。还有一种是间接补贴的方式，利用“路院共治”或者“街区一体化”创新项目，将片区内的老旧小区和政府市政道路、停车场等打包，实现一体化管理。具体而言，就是将政府单位的物业服务、政府所有的停车场、市政道路的清洁、绿化等具有一定利润的工作，交给物业企业，但与此同时，物业企业必须承担部分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工作，而这部分工作是无人付费的，这种搭配也被戏称为“肥瘦搭配”。总体而言，上述三种红色物业的类型及其呈现形式可以简单归纳为表2。表2红色物业治理形态（二）红色物业的形成机制红色物业的不同类型，反映了在不同类型小区，政党塑造社会治理的方式与手段不同，对既有的物业管理模式的改变和各方权责利关系也不尽相同，从而塑造了不同的治理形态。红色物业的类型是政党塑造社会所呈现的三种不同实践结果。1.党政嵌入与机制优化商品房小区普遍实施的是业主自治与专业化物业管理相结合的物业管理体制，是当前的主流小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新的商品房小区越来越多，居民相互之间并不认识，基层治理缺乏社会基础，基层党组织与居民之间缺乏关联，给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带来了挑战。特别是在商品房小区，物业企业与业主矛盾频发，如何加强对物业企业的管理、如何动员业主形成顺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如何实现业主与物业企业的良性沟通，成为商品房小区治理的重要问题。党政嵌入主要解决业主决策与业主原子化之间的矛盾，物业监管弱化与强监管需要之间的矛盾。首先，党政嵌入有助于缓解业主决策与业主原子化之间的矛盾。业主自治本质上是社会自治事务的直接民主，而直接民主需要非常强的社会信任。我国的商品房开发具有“大地块+高容积+大封闭”的特点22，一般情况下，小区业主规模在2000户及以上，1000户以下小区并不常见。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机制研究 49小区社会不再属于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的范畴，通过熟人社会和自发社团，已经不能构建私人类型的深度信任与非私人类型的轻度信任了。23在缺乏社会关联的情况下，将业主组织起来的成本非常高，业主处于原子化的状态下，更容易被外部势力干扰、更容易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思考，更容易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在业主的自发秩序下，形成不了业主意志的有效表达，很容易出现业主决策否决现象。24党政嵌入则在不改变现有的业主自治的制度设计下，由党政组织承担一部分组织成本，有助于通过将对个体的信任转化为对系统和科层制的信任，通过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转化为对党和政府领导下的业主委员会和业主自治的信任。其次，党政嵌入有助于缓解物业监管弱化与强监管需要之间的矛盾。在物业管理市场化改革下，基层政府对物业企业只有进行相应的市场监督的职能，但是“放管服”改革后，事后监管虽然有利于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任意干预，但也给物业监督增加了难度，政府对物业企业的监管非常弱化。在之前的物业资质制度下，物业监督部门可以利用资质管理实现对劣质企业的出清，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但在现有的信用管理体系下，对物业企业更加市场化的监督管理，提升了物业服务水平的上限，一部分想要发展的企业会比较看重市场的激励措施，会注重品牌建设。但是物业公司服务的底线并没有提升，一些劣质企业可以盘踞在小区里，监管部门无法直接将其赶走。党政嵌入并不改变现有的物业管理格局，部分没有建立业委会的小区，仍然处于前期物业管理阶段。在党政嵌入的情况下，各方期待通过在物业企业建立党组织、选派党建指导员的方式，在最大程度上加强对物业企业的领导，由此来增强对物业企业行为的约束。虽然这种方式具有其内在局限性，包括：在所有物业企业里发展党员和建立党支部具有一定的难度；将市场原则与政治性协调起来具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党建指导只是指导，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促使物业企业转变行为观念。但是在党政嵌入的情况下，政党获得了合法进入物业企业决策的渠道，能够引导督促物业企业依法依规行事，并能够在出现物业管理危机前作出相对充足的准备。可以说，党政嵌入物业企业，是当前加强物业企业监管的重要补充。2.政党动员与自组织建设老旧小区环境较差、设施陈旧、治安管理跟不上，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受到较大影响，小区管理问题产生的矛盾构成了主要公共性矛盾。老旧小区的居民经历过单位制年代的生活，普遍缺乏购买物业服务的意识，单位制取消后，市场盈利为导向的物业公司和居民不愿支付更多物业费之间产生了明显的矛盾。群众动员型红色物业的本质是政党积极利用老旧小区已有的社会资本，积极推进自组织建设实现业主自治。政党力量的进入赋予自组织一定的合法性身份，通过自组织建设和非正式雇工，解决了老旧小区组织难度大、缺乏市场化物业服务的困难。首先，群众动员型物业通过自管会解决了组织成本高的难题。在老旧小区，虽然小区规模不大，但按照 民法典 等成立合法的业委会、业主大会并不容易。2020年，武汉市武昌区某老旧小区成立业委会，就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而这个小区仅有32户。这么小的小区需要这么长时间来成立业主委员会，一方面是流程繁琐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业主流散全国各地乃至海外，不易联络，即使业主同意，获得其签字认可也要克服重重障碍。但小区成立自管会等组织，却有着先天的优势，因小区原本的单位制底色，老旧小区居民大多相互熟悉，彼此也有较多的社会交往和关系基础。老旧小区拥有在单位制底色下形成的共有社会资本、因长期共同生活交往具有一定的关系基础、因年龄阶段而具有相似的兴趣爱好和社会活动，在此基础上，小区内部大量存在一些老干部、专业能人、老党员等骨干力量，这些都是社区治理的潜在动员力量。这些都成为成立自管会的重要基础。在政党动员之下，社区居委会通过识别老旧小区的老党员、老干部、专业能人等社会精英，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5期 50并将其组织起来成立自管组织，赋予他们合法身份，并作为其支持力量。这些社会精英则利用自身所具有的社会资本，动员组织业主、常住户、租户等，形成地方性共识，促使大家遵守。自管组织本身也承担着将老旧小区居民组织起来的成本，降低了集体行动的难度。其次，通过自管会自我管理或者使用非正规雇工成为主流选择，也解决了市场化物业难以进场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老旧小区居民享受到的是环境卫生清扫的公共品供给，这种公共品供给取代了物业管理的环境卫生维护，成为物业管理的主要内容。而在单位没有完成三供一业移交时，环境清扫等一般是由单位承担相应的成本，当单位破产或者已经完成移交时，一般是基层政府承担成本。当物业公司或者准物业模式进来的时候，收取物业费成为新的事物，在人们的观念中是缺乏相关的概念的。再加上小区面积较小、缺乏可资利用的公共空间用来出租来获得收益，所以很多物业公司也不愿进入老旧小区。在此基础上，小区虽然缺乏利润空间，但是小区由于建筑多为多层建筑，没有电梯、二次供水等大型设施设备，维护难度小，不需要非常专业的工程人员参与，只需要解决基本的保洁、秩序、绿化等问题即可。因此，自管会通常雇佣50岁左右的进城农民工夫妇，或者小区里退休工资不高、但身体条件允许的低龄老人，并支付低廉报酬，就可以基本解决老旧小区管理的需要。3.党的领导与行政兜底在行政兜底型红色物业下，物业管理从社会化、市场化向国家化回归。但是这种回归并不是将物业管理回归到总体治理的状态，其本质是在社会失灵、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党通过动员行政力量实现行政兜底。在物业服务方面，这些居民享受到了其他小区居民享受不到的免费服务，物业服务成为居民的一项福利。老旧小区由于利润稀薄，很容易造成市场失灵，很难有物业企业愿意进入小区服务。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自我管理成为一种选择，但更多的时候，物业企业弃管下的业主失管是常态。这是因为，业主虽然具有很强的社会关联，但他们同样具有相同的社会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地方共识。单位制时代给他们带来的是根深蒂固的习惯，包括不需缴纳物业费、物业服务由单位或国家提供等。再加上一部分小区聚集着大量的低收入人群，本身经济条件就比较差，对居住环境敏感度比较低，大家更关心的是收入问题。建筑物本身也处于年久失修状态，修缮成本比较高。另外，人们集体行动能力更差，没有多少人愿意拿出钱来改善环境。在这种地方共识下，业主居民很难自发组织起来并形成缴费习惯，市场失灵加上社会失灵，无人管理成为一部分老旧小区物业管理的应然状态。但在两方面压力下，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具有很强的动力改变这些小区物业管理的应然状态。首先是文明城市创建的压力，在“创文创卫”这一鲜明的中国城市文明程度评比中，文明城市与卫生城市成为主政一方的党政官员的一份殊荣，它体现了为政一方者的城市管理水平。而城市风貌本身就成为“创文创卫”中比较重要的东西。很多失管小区的风貌已经低于城市文明的底线了，这是政府不能坐视不管的，否则的话，文明城市会因它们的形象而遭到破坏。除了城市的脸面，如墙体立面需要改造之外，城市的里子，特别是城市小区里的基础设施与卫生也是文明创建中着重考察的地方，这就需要政府通过接管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通过政府的投入，达到城市文明的底线，最终实现文明城市的创建。除了文明创建的压力，还有老旧小区改造后的维护压力。在老旧小区改造前，部分小区虽处于弃管失管状态，但只是对小区居民造成了不便。随着老旧小区改造的完成，建立完善老旧小区长效管理机制成为重要的治理任务。因为老旧小区改造是基层政府真金白银的巨额投入，例如中部某省会城市的一个市辖区，从2019年到2021年，对533个楼院实现了改造，一共投入资金16亿元，如果长效管理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小区迅速进入失管状态，老旧小区改造的成果很难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机制研究 51得到保障，前期投入将成为巨额沉没成本。在居民缺乏组织动力和投入动力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就必须承担起老旧小区物业管理的职责，以红色物业的方式，通过行政兜底的方式，保障老旧小区基本的物业管理秩序。四、党建引领的作用形式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样态物业管理属于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物业管理的不同形态反映了社会治理的实践样态。在物业管理领域，红色物业表明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已经具有必然性。不过，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作用形式不同，会导致物业管理社会化、市场化的形态发生变化，使得业主自治与物业管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社会治理形态。因此，分析红色物业的类型及其形成机制，能从一般意义上探讨党建引领的作用形式，讨论政党如何塑造社会治理，实现社会治理的良性运转。（一）党建引领的作用形式当前关于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主要关心的是政党与社会的链接方式。不过，从根本上来讲，影响社会个体行为的手段有3种：交换、强制、动员。交换是市场制度赖以建立的基本关系，基于工具-目的合理性的行为动机，利用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结构实现的；强制是支撑政府的基石，基于工具-目的合理性的行为动机，利用科层化的组织结构实现；动员是借助说服宣传的方式，基于价值与情感的行为动机，利用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结构来实现。25这也对应着林德布洛姆在 政治与市场 一书中所提出的社会控制的3个方法：交换、权威与说服。从红色物业的实践来看，党建引领主要利用动员和强制的方式，作用于社会治理中的其他主体，以促成集体行动，形塑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形态。首先，从动员的角度来看，政党可以通过对各治理主体进行说服宣传，改变治理主体的行为动机结构，塑造其偏好，最终改变其行为。第一，动员的前提是建立与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在相应的群体和组织中建立基层党组织是比较常见的形式。在业主群体中建立基层党组织，最重要的是建立了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结构，使得政党能够通过建立“基层党组织-党员-群众”的动员体系，建立起政党与群体之间的关联；在物业企业中建立基层党组织，则是期望通过基层党组织建设建立起物业服务融入基层治理的渠道。第二，从手段来讲，是通过说服、宣传等手段，促使治理主体认同社会治理的公共性，转变各治理主体的行为偏好，促进社会治理的良性运转。在业主群体中建立基层党组织，就是通过党组织的动员，通过党群互动，逐步形成业主之间的公共性的共识，减少业主自利动机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在物业企业中建立基层党组织，则是通过基层党组织引导市场组织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履行社会责任，尽量减少市场行为对社会治理产生的负面影响。其次，从强制的角度来看，政党可以通过中国特有的“党政体制”，通过作为权力轴心机制的“党委（党组）领导”，实现政党对政府的领导26(P6)，并通过行政替代的方式实现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第一，在党政体制下，通过压力型体制，推动基层政府将物业管理等社会治理问题纳入到地方政府的治理议程之中。地方政府则通过基层治理创新，例如推广红色物业等，逐步将物业管理等社会治理问题纳入到行政管理当中。第二，在社会失灵、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通过行政替代的方式，解决社会失灵带来的决策难问题，以及市场失灵带来的失管问题，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的良性运转。（二）党建引领的作用结构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样态在住房的商品化改革下，业主自治与专业化物业管理成为主流的物业管理体制。红色物业的展开是分类治理的过程，政党依据商品房小区治理面临的问题，利用自身所具有的治理手段，采取不同方式介入社会治理的进程。在物业企业维持运转、小区治理能够维系的情况下，小区可能仍未成立业主委员会，仍然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5期 52于前期物业管理阶段，但小区仍能够保持业主自治与专业化物业管理相结合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介入小区治理，其主要目的是在保持既有的物业管理体制下，实现社会治理机制的优化，促进业主自治的生长、监督物业企业履行相关的合同责任，党政嵌入型红色物业也就应运而生。党政嵌入型红色物业是在坚持物业管理体制的前提下，通过“不变体制变机制”的方式，通过对业主和物业企业动员，改善业主自治和物业管理的运作状态。还有一部分小区，由于小区利益稀薄，即使小区有实施业主自治的可能性，但物业企业不愿进入，导致市场失灵，业主自治与专业化物业管理体制无法运转。在体制失灵的情况下，政党介入小区治理，主要是通过政党的组织动员及由此带来的地方性认同，建立业主自管体制。通过政党权威，在缺乏业主自管的相关依据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建立业主自管体制的权威性与合法性，通过政党动员，增强业主自管的运作效率。群众动员型红色物业就是在物业管理体制失效的情况下，建立业主自管体制并赋予其一定的合法性，通过对业主动员，实现小区治理的维系。再有一部分小区，在小区利益稀薄、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业主也无意愿或者能力实施业主自治，小区陷入失管，业主自治与专业化物业管理体制彻底无法运转。在市场失灵、社会失灵、体制失效的情况下，政党介入小区治理，主要是通过政党强制力量，通过党政体制和“党委（党组）领导”的权力轴心机制，实现政府的兜底保障。行政兜底型红色物业，实际上就是在物业管理体制完全失效的情况下，政党通过强制手段，通过对基层政府的领导，利用行政兜底的方式，维持小区治理秩序。可以采用表3展现党建引领的作用机制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样态。表3党建引领的作用机制与社会治理样态由此可见，政党行为对社会治理产生积极重要的意义，它可以通过动员和强制两种方式介入社会治理当中，具体体现为对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动员，以及对行政力量的领导。政党根据社会治理运行的状况，以及当前物业管理体制与小区治理之间的适配情况，通过机制优化和体制转变的方式，分类解决当前不同小区物业管理存在的问题。政党采用不同的作用手段作用于社会治理，构筑出不同的体制机制运行状态，形塑出不同的物业管理的实践样态。五、总结与讨论本文通过划分红色物业的不同类型，分析了不同类型红色物业的形成机制，研究了政党是如何在物业管理领域塑造社会治理的实践形态的。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区分了红色物业的基本类型，指出政党是塑造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它在基层治理中的不同行为塑造了社会治理的不同治理样态；其次，分析了政党作用于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以及它在塑造社会治理的一般机制。研究表明，政党可以通过自身所具有的强制和动员能力，通过对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动员，以及对行政力量的领导，介入社会治理当中。政党采取不同的作用方式介入到社会治理中，会形塑出不同的社会治理实践样态。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城市居住小区的物业管理也面临分化，社会治理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一方面，大量建设久远的小区面临着建筑老化、设施设备更新、老龄化、低收入人群聚集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在大量新建小区，面临着居民陌生化、原子化带来的业主自治难、物业监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机制研究 53督难的问题。因此，如何将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是当前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命题。利用政党自身所具有的强制和动员能力，分类治理不同类型小区，也许是一种可能的路径。但也需要看到，政党作用可能具有一定的限度：通过党政体制实现行政兜底虽然高效，但却带来泛福利化的风险，会大大增加行政成本，通过动员虽然不会增加行政成本，但这需要基层党组织具有比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这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在实现社会治理有效、降低治理成本、促进基层党组织建设之间寻找平衡，是需要重点关注的研究问题。参考文献：1张磊,刘丽敏.物业运作：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新公共空间国家权力过度化与社会权利不足之间的张力J.社会,2005(1).2陈晓运.去组织化：业主集体行动的策略以G市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事件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2012(2).3郭于华,沈原,陈鹏.居住的政治：当代都市的业主维权和社区建设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4沈原.社会的生产J.社会,2007(2).5李友梅.基层社区组织的实际生活方式对上海康健社区实地调查的初步认识J.社会学研究,2002(4).6夏建中.中国公民社会的先声以业主委员会为例J.文史哲,2003(3).7朱喜群.社区冲突视阈下城市社区多元治理中的权力博弈以苏州市D社区更换物业公司为考察个案J.公共管理学报,2016(3).8任晓春.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主体间关系J.中州学刊,2012(2).9王星.利益分化与居民参与转型期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困境及其理论转向J.社会学研究,2012(2).10布成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J.社会科学,2020(6).11曹海军,刘少博.新时代“党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趋势、形态与动力J.社会科学,2020(3).12张跃然.反映社会还是塑造社会？国外社会学讨论“政党社会关系”的两条路径J.社会学研究,2018(3).13罗峰.政权系统中党的组织建设：历程、特征及其有效性分析J.政治学研究,2009(4).14刘伟.从“嵌入吸纳制”到“服务引领制”：中国共产党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转型与路径选择J.行政论坛,2017(5).15李朔严,王名.政党统合与基层治理中的国家社会关系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2).16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J.学术月刊,2007(8).17吴晓林.党如何链接社会：城市社区党建的主体补位与社会建构J.学术月刊,2020(5).18林辉煌.构造“核心”：村庄治理中的党组织J.开放时代,2021(4).19赵聚军,王智睿.社会整合与“条块”整合：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的双重逻辑J.政治学研究,2020(4).20唐亚林.使命型政党：新型政党理论分析范式创新与发展之道J.政治学研究,2021(4).21萨瓦斯.民营化与公司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2吴晓林,徐圳,乔琳琳.空间、制度与治理：两岸三地城市商品房社区治理的比较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9(2).23肯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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