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动思潮”到国家战略 我国人工智能认知变迁历程.pdf

科技与社会37科学文化评论第2 0 卷第3期（2 0 2 3）：37-5 1从“反动思潮”至到国家战略我国人工智能认知变迁历程余春玲刘培摘要我国人工智能技术认知经历了从“反动思潮”到国家战略的巨大转变。根据焦点问题的转移，可将其划分为人工智能的“伪科学”批判（19 5 5 一19 7 7）、人工智能科学与价值的定性（19 7 7 2 0 0 0）、人工智能战略地位的确立（2 0 0 0 2020)三个阶段。在科学性认识上，对人工智能的定义实现了从“数学机械工程”到“知识+逻辑推理”再到“大数据+算法驱动”的认知迭代；在社会性认识上，对人工智能的价值与影响形成了从“反动思潮”到“智能革命工具”再到“技术与风险并存”的认识深化，最终形成发展负责任人工智能的社会共识。科学界、哲学界、企业与大众在各阶段的互动和主辅地位的消长深刻影响了我国人工智能技术认知的建构过程，但起主要作用的是人工智能三大研究纲领与社会科技发展观。关键词人工智能毛技术认知技术与社会研究纲领中图分类号N092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技术革命论与技术威胁论的争议，社会各收稿日期：2 0 2 3-0 4-2 8作者简介：余春玲，19 9 9 年生，河南信阳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发展史；刘培（通讯作者），19 8 6 年生，河南许昌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副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兼职特聘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科技史。Email：l i u p e i u s t c.e d u.c n。基金项目：合肥市科学技术局委托课题：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的社会影响实验研究（项目编号：2019FFCJ3794)。38科学文化评论第2 0 卷第3期（2 0 2 3）界对该技术追捧与抵制的声音此起彼伏。在技术红利与技术风险的矛盾认知下，不少专家学者试图从我国人工智能的历史发展中寻找技术前进的规律与方向块择的经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自2 0 世纪7 0 年代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学科建制化发展、技术研究成就、科技政策量化及商业应用成果的梳理。哲学界也有学者对我国2 0 世纪8 0 年代人工智能哲学发展及当下人工智能伦理研究进行了探讨2 。尽管我国人工智能历史梳理的维度有所扩增，但囿于专业类别，其研究结果多呈现出技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分离，鲜有从科学思想与技术认知的角度分析人工智能在我国的本土化融入过程。技术认知是设计、规划、引起技术活动的思考和行动方式，是一种旨在改造、创建的实践活动3。通过技术认知的视角可以从整体上把握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已有学者将其运用在铁路史4、航天史5 的研究之中。我国人工智能研究始于2 0 世纪7 0 年代，但社会群体对人工智能所建立的技术认知早于技术本身研究，认知变迁的历程贯穿于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史。本文借鉴前人研究视角，将人工智能技术认知划分为三个方面的问题：（1）人工智能是什么？（2）人工智能有什么影响？（3）人工智能如何发展？依据技术的双重属性，将技术认知概念分解为对技术的科学性认识与社会性认识。科学性认识包括对技术的科学论证与学科属性探索；社会性认识主要为对技术价值及发展定位的把控。基于此，本文以“一门学科”和“一项工具”为主要认识视野，对我国不同时期的人工智能技术认知作解读，并探究技术认知对技术发展的促进或阻滞作用。最后，本文总结了人工智能三大研究纲领与社会科技观在我国人工智能认知转变过程中的建构作用。人工智能的为“伪科学”批判(1955197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科学界以翻译苏联科学与哲学文章的方式了解国外先进技术6 。我国人工智能认知的形成亦是从引进苏联控制论开始7 维纳（NorbertWiener)在控制论中提出的“机器思维”观点是我国学界对智能形成科学性认识的起源。这一观点冲击了旧有科技观，学界在批判中完成了对该智能思想的选择性接纳。这一阶段的主要认知问题是：人工智能是不是“伪科学”？余春玲刘培从“反动思潮”到国家战略3920世纪5 0 年代早期，苏联学界认为控制论中机器与人类可类比的观点是“美国的伪科学”8 。19 5 3年后，苏联科学家意识到将科学问题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被批判为“伪科学”的控制论重新得以审视。虽然稍早时候我国学术期刊上就出现了控制论的相关概念，但引起我国学者对控制论关注的主要源自于19 5 5 年学习译丛上刊发的两篇苏联文章什么是控制论和控制论的若干基本特征，二文纠正了对控制论的错误哲学批判，我国对控制论的引进与翻介工作随即展开7 。维纳在莱布尼茨所提出的“机械大脑论”基础上，将随机的统计属性引入控制系统中，并打破机器与生物体在行为上的界限，认为二者在理论上都可以表现出相同智能行为9 。这一创新性学术论断为后续人工智能各学派提供了思想源头。随着控制论的翻译出版，“机器模拟人类思维”思想在我国学界传播开来。因其打破了时人对机器与人类、有机与无机的科学界限认识，对当时所秉持的唯物主义哲学观造成冲击，引发了学界对该设想科学性的质疑。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报告中称“电子自动控制机器已经可以开始有条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脑力劳动，人类将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10 。此时国家决策高层虽然对智能及其技术原理的科学性认识还比较模糊，但已经产生了“机器替代脑力活动”的社会革命工具认识。2 0 世纪6 0 年代中苏关系交恶后，控制论在我国被贴上“资本主义复辟”的认知标签。我国以哲学界为主要阵地，对控制论展开批判，周总理所提出的这一工具性认识在批判中被没。19 6 3年9 月北京自然辩证法学会筹委会与中科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联合召开了控制论哲学问题座谈会。会议前夕，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发表文章围绕控制论科学成就的思想斗争，批判“机器比人聪明、机器将统治人类”这类谬论是一种“极端的反动思潮”，认为“现代自动机既没有生命，更不能思维”。在会上，来自数学、计算机、心理学研究所的专家认为“机器对思维的模拟完成的只是特定的数学机械工程，并不代表机器能思维”12】。19 6 5 年人民日报发表机器与思维一文，称“机器可能完全代替人脑的说法，在技术上是没有根据的，在哲学上是错误的，并且在政治上是反动的”13。这意味着对“机器思维”问题的批判，已从科学真伪性的学术层面上升至政治层面。同年中科院数学所胡世华在控制论的发展一文中对“智能模拟”一词注解时称，“国外文献也将其称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按照我们的观点，有些用语是不妥当的”14。从译名的选择上可见，对40科学文化评论第2 0 卷第3期（2 0 2 3）“机器思维”的批判致使人工智能作为学术名词在我国初期传播之时并未被接纳在对“机器可完全实现人类思维”进行猛烈批判的过程中，科学界选择性地接纳了“机器可部分模拟人类思维”的智能思想。围绕控制论科学成就的思想斗争称“模拟是控制论中广泛采用的方法，现代自动机对生命和思维进行模拟，代替人脑的某些思维功能”。胡世华将智能模拟定义为“机器模拟人需要用到智能的活动”，并把感觉官能的机器模拟称为“模式识别”，对其进行了肯定14。在研究方向上，科学界将对高级智能的追求描述为更高级别的自动化控制，并认为有必要对人类更多的生命活动进行研究与模拟，表明智能科学朝向人类生命体更高层次的模拟得到合法化认可。在机器延伸人类智力的工具选择方面，学界对什么样的机器可作为人类智力延伸的实体、机器与人类建立智力延伸的方式也建立了初步的科学性认识为给“机器可完全实现人脑思维”批判提供论断支撑，国内引进了大量西方学界有关“机器思维”问题的观点与研究文献。由此，图灵测试、逻辑学等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方法思想得以传播至我国。通过对图灵机的了解与讨论，学界更确切认识到计算机是可模拟人类生命活动的机器对象。此外，在实现“机器思维”的路径上，国内也开启了实现智能的技术性探索，如19 7 6 年发表的达到“让机器能思维”的种种途径，提出了“计算机科学”“逻辑科学”“数学”等六条路径来实现“机器能思维”15 综合来看，“机器模拟思维”问题成为学界后续建立“人工智能是什么”的认识萌芽，其本质是“数学机械化”的科学性认识在我国科学界初步形成。但是囿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人工智能这一学术名词仍未得到认可。在“智能控制”和“智能机器”名词的替代下，模式识别等领域的研究得以开展，这一做法体现出学界为发展智能学科迈出了尝试性的一步。人工智能科学与价值的定性(19772000)我国智能研究领域的突破及频繁的中西学术交流促进了学界认可人工智能的科学性，并以学科为主要视角建立科学性认识。人工智能属于什么学科？研究内容是什么？成为此阶段主要关注问题。在学科认识建立的基础下，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技术工具的社会价值也开始被学界所认识。20世纪7 0 年代初期，在“数学机械化”思维下部分科学家已开启了智能领余春玲刘培从“反动思潮”到国家战略41域研究。作为西方热议的发展方向，人工智能概念已传人我国，但囿于前期对“机器思维”问题的批判认识，部分学者仍坚持人工智能是伪科学的幌子。人工智能这一学术名词还未得到解禁。19 7 7 年，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手写数字识别样机，吴文俊发表了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方法。同年吉林大学计算机系王湘浩首次对人工智能发表认可观点并倡导研究16 。科研成果的显现与计算机领域先驱科学家的认可，引发了学界对人工智能科学性的再次审视。19 7 9 年王湘浩受教育部委托，在吉林大学召开以人工智能为重点方向的“计算机科学暑期讨论会”17 。会上邀请了几何定理证明领域学者吴文俊，专家系统研究专家陆汝铃等人作报告。这场被认为是“中国达特茅斯会议”的学术讨论会提振了学界对研究人工智能的信心，带动了高校研究人工智能的热情，大范围传递了人工智能研究可行性的态度，削弱了“机器思维”问题引发的人工智能“伪科学”认识，人工智能的科学性得到了初步认可。然而很快，囿于某些科学家将人工智能与特异功能、气功等相提并论，使得人工智能再次陷入了“伪科学”的漩涡。部分研究者因此脱离人工智能学术团体，对人工智能研究不予支持。进入2 0 世纪8 0 年代，学界在人工智能科学探索的道路上继续前行。19 8 0年10 月，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科学家在北京科学会堂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届人工智能学术讨论会，并邀请符号主义学派的创始人西蒙司马贺（H.A.Simon，司马贺是其中文名)在会上作了专题学术报告。此次学术研讨会成为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成立的光明序曲，也为我国学者对人工智能建立科学性与价值性认识提供了基础。19 8 1年2 月，在倡导尽快成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的会议上，与会者对人工智能学科属性形成共识，提出人工智能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边缘学科。同年7 月，哲学所联合中科院自动化所与心理所在北京召开“人工智能哲学问题”座谈会。在有关人工智能和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的关系讨论中，有学者再次提出：“人工智能是一门跨界科学，与哲学、心理学、生理学、语言学、逻辑学、数学、控制论、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都有密切的联系，它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缘科学。”19 边缘学科的属性界定将人工智能研究拓宽至各个科学领域，强调出这门学科的复杂性，号召多学科研究者共同参与。在人工智能学会挂靠问题上，筹备组最初希冀挂靠中科院数学所，但因吴文俊对人工智能的科学性有所保留，转而向中国社科院求助。哲学所童天湘表示人工智能属于哲学研究范畴，因此学会最终挂靠在哲学所名下。这一挂靠也促进了后期人工智能42科学文化评论第2 0 卷第3期（2 0 2 3）哲学领域的发展。同年9 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正式成立，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在开幕式讲话中肯定了人工智能是一门新兴学科，强调应该积极支持其研究。于光远作为特异功能运动的强烈反对派学者，其对人工智能与特异功能关系的切割，实现了对人工智能科学性的正名。人工智能学会的成立扫清了学界残留的“伪科学”与“反动思潮”认知，标志着人工智能学科化的开启。在众多关联学科中，人工智能主要依附于何种学科也是讨论的焦点。各学科专家对人工智能重要性的认识也有所不同。19 8 2 年计算机学界在学术思想上作出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发展方向是人工智能的学科定论2 0 。这一定论有力地提升了人工智能在计算机学科领域的重要地位，促使计算机成为我国人工智能研究的主战场，人工智能逐渐划归为计算机分支。在研究内容方面，受西方人工智能研究思潮的影响，该阶段我国以符号主义为主要研究纲领，在该纲领下对人工智能研究内核与研究方向作出判断。19 8 2 年第一次全国人工智能学术会议对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给出了官方定义，即“围绕如何把某类问题形式化来进行”2 0 。在应用研究方面，受西方专家系统商业化应用的引领，与会学者强调专家系统是人工智能最实用的研究领域。此后，以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为主要研究单位，我国研制出诸多专家系统，如石油测井解释人工智能专家咨询系统、地震剖面解释专家系统、集成电路图形解释专家系统等。随着人工智能开始从实验室走向社会生产，从抽象理论走向具体应用，其科学性得到广泛认可的同时，价值性也逐渐凸显。19 9 9 年我国人工智能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涂序彦发表多篇科普文章，将人工智能定义为“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2 1 提出人工智能要为“知识经济”服务、促进“智能经济”发展，探索“人工生命”2 。在人工智能领域顶尖专家的指引下，人工智能面向经济服务的发展性认识逐步建立。学界有关人工智能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学术属性，技术的社会价值开始成为关注焦点。与之相同步，哲学界也从早期“机器能否思维”的哲学思辨转向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研究。19 8 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人工智能的认识论问题一书，该书肯定了人工智能的社会意义，并认为人工智能是机器进化合乎发展规律的产物2 3。19 8 8 年社科院哲学所童天湘发表现代科学革命与唯物主义的发展与论智能革命一高技术发展的社会影响引发较大关注。童天湘在文中对人工智能促进社会革命的技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认可，创造性提出智能革命设想，并从工具论的视角重申了脑力活动机械化的工具性认识2 4。钱学余春玲从“反动思潮”到国家战略43培刘森在评论中指出“智能革命是又一次文艺复兴”2 5 。不难看出，哲学界对人工智能的认识是以工具论为基础，将人工智能看做机械化工具，具有重塑人类社会生活形式与社会经济产业结构的功能。在如何发展人工智能问题上，2 0 世纪8 0 年代西方世界围绕第五代计算机的科技竞赛引起我国科学家的高度关注。钱学森多次在各类会议上将智能机比作战略核武器，强调应按照发展尖端科学技术的经验来发展人工智能2 6 。在国际竞争态势的逼迫下，人工智能被看作是国家实力的有力象征，科学界认识到发展人工智能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国家发展与人工智能紧密联系的战略性认识开始形成。这一阶段我国对人工智能的认识从“机器能否思维”的科学性批判中跳出，“伪科学”的论断被清除，在“人工智能是什么”这一问题上形成了科学性认识。这场人工智能学科启蒙也引发了哲学界研究的转向，哲学家开始以工具为视野，挖掘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价值。国际人工智能竞赛的态势也从外部催生了国家对“如何发展人工智能”的关注。综合来看，这一时期我国对人工智能的科学与价值属性形成了较为稳固的认识，思想层面对技术实现了完整的接纳。四人工智能战略地位的确立(20002020)进人2 1世纪，我国人工智能研究转向机器学习与联结主义学派。研究流派的转变重塑了我国对人工智能的科学性认识。学界对人工智能成为一级学科的诉求逐渐强烈，深度学习引发的应用热潮使得大众对人工智能的社会性认识也在不断改变。该阶段技术认知聚焦于“人工智能有什么影响”以及“人工智能如何发展”。人工智能发展认识的形成取决于对其社会价值的认可。在这一方面，我国互联网企业开启了人工智能社会价值的认知抢跑。2 0 世纪末期专家系统的式微，致使学界转向“机器自学习”领域，机器学习的应用使得模式识别、推荐搜索等领域的智能效果提升。2 0 0 6 年，加拿大学者杰弗里辛顿（GeoffreyHinton）将神经网络应用于机器学习，推动人工智能走向深度学习时代。在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下，2 0 10 年百度公司率先对深度学习布局，认为“深度学习带来机器学习一个新浪潮，导致大数据+深度模型 时代的来临，将以机器学习为主的人工智能带入加速前进的新人工智能时代”2 7 。百度对深度学习价值的认知觉醒带动44科学文化评论第2 0 卷第3期（2 0 2 3）了国内其他科技巨头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视，阿里巴巴、腾讯等国内互联网企业也纷纷参与进一场世界人工智能争夺战。在该技术创生期内，我国在人工智能研究纲领完成了从专家系统为代表的符号主义到机器学习，再到深度学习为代表的联结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促进了学界与产业界对人工智能形成了以统计学为基础的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的科学性认识。在应用方向上，2 0 16 年Alphago在人机大战中取得的胜利展示了人工智能巨大的工业潜力，其被认为是改变社会、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工具。企业在技术价值认识上的领跑与社会大众对智能技术的接纳无疑为后续国家确立人工智能战略地位提供了促进力量。AlphaGo人机大战胜利后，多国开始将人工智能提升至国家战略层次。例如，2 0 16 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成立人工智能发展研究部门，并在报告中首次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经济价值2 8 。至特朗普政府时期，人工智能不仅是促进社会迈向智能化生产的工具，亦是维护国家安全与霸权的重要“科技武器”2 9 。O2018年德国首次将人工智能定位至国家战略，关注技术在工业制造与人力劳动上的推动作用30 。2 0 18 年日本政府在人工智能技术战略会议上出台了推动人工智能普及计划，希冀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维持并提升日本在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工业竞争力，以及解决人口老龄化等社会性问题。我国政府对人工智能战略认识的形成与德国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我国智能化理念发端于制造业，伴随着人工智能在安防等领域的杰出成效，政府最终将人工智能列人国家战略规划之中。整体来看，较之2 0 世纪8 0 年代由学界自下而上的推动，此时国家对人工智能战略性的认识更具主动性。在世界信息技术刺激产业革命，及我国制造业呕待转型升级的背景下，2 0 15 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 0 2 5，在战略目标中将智能制造列为主攻方向。智能制造正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赋能的体现，此时我国政府对智能技术的赋能价值及方式初步形成了具象化认识。2 0 15 年7 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发展目标中指出“人工智能等技术及其产业化能力显著增强”31，并提出“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概念，强调“依托互联网平台提供AI公共创新服务，培育发展AI新兴产业”。但此时的人工智能概念要么依存于产业发展规划，要么覆盖在互联网发展之下，还未作为一个独立的战略方向。至2016年，在各国人工智能战略认识激增及国内人工智能产业爆发的态势下，人工智能从互联网产业规划中独立成为重要战略方向。同年5 月发改委发布“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强调培训发展人工智能新兴产业；7 月国余春玲刘从“反动思潮”到国家战略45培务院再度发文，在“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提出“重点发展大数据驱动的类人智能技术方法”32 。2 0 17 年7 月，国务院颁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宣布举全国之力在2 0 30 年抢占人工智能全球制高点。该份规划首次将人工智能提升至国家战略层次，拉开了我国人工智能繁荣发展的大幕。在该份规划中，也明确了对人工智能的科学性认识：“新一代人工智能是大数据基础上的人工智能，与前6 0 年的人工智能完全不同的阶段。”33 当今政府强调了以数据为驱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思想，已完全不同于上世纪我国学界对人工智能建立的形式逻辑认识。这一科学性认识的转变正是不同时期对人工智能研究纲领选择的映照人工智能作为国家战略的技术认知迅速传播至学界、产业界及普通大众。在一系列政策的指引下，社会各行各业开启了智能化转型的热潮，“赋能”成为大众对人工智能社会性认识的代名词，人工智能的学科地位也得到提升。2 0 0 1年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第九次全国学术会议上，钟义信理事长提议将人工智能设立的本科专业命名为“智能科学与技术”34。2 0 0 3年12 月，北京大学率先设立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2 0 0 9 年，钟义信理事长联合多单位向国家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提出设置“智能科学与技术 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的建议35 。因该建议当时未被采纳，2 0 17 年李德毅院士带领学会及相关高校对人工智能列人一级学科又进行了科学与价值性论证，完成了“智能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论证报告，提出一级学科的设立不仅是对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满足，更将同时促进其他学科的发展。2 0 18 年4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强调支持高校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设置人工智能学科方向，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从最初被认定为“反动思潮”，到“十三五”时期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人工智能作为服务经济发展的新兴技术动力为经济赋能，已被融入社会生产之中，我国完成了对人工智能认知的颠覆性转变。然而，在人工智能产业与学科如火如茶发展的同时，人工智能应用的全面落地暴露出诸多技术缺陷，大众的技术安全伦理意识激增。技术伦理威胁的影响下，社会自下而上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出了种种安全需求，如何健康发展人工智能成为近些年社会热议问题。各种场景下人脸识别的强制使用、深视网大规模的人脸数据泄露、“315晚会”曝光的人脸数据牟利行为等事件使得大众对人工智能安全产生怀疑。在社会权责体系方面，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归属、自动驾驶的事故责任划分均对现有社46科学文化评论第2 0 卷第3期（2 0 2 3）会法律体系产生冲击。面对以人脸识别为首的人工智能应用，社会上开始出现抵制技术的言论。人工智能如何健康发展呕待国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人工智能治理逐渐从发展规划的边缘走向中心位置。在平衡技术战略与技术风险问题上，我国政府起初试图以软法一一人工智能守则的形式进行企业技术应用的自律的探索。而随着技术的应用深入，软法已无法规制人工智能向善发展，硬法治理成为社会各界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诉求。近些年国家及行业组织在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基础上出台多项管理规制，如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信息安全技术人脸识别数据安全要求等，从场景使用及技术研发上对人工智能作出限制。在产业经济领域，国家也逐渐加强人工智能企业在数据安全范畴的监管，要求企业将技术伦理安全纳人技术设计全流程。该阶段我国对人工智能的关注以技术价值和技术影响为主，企业和社会大众不断的利益博奔促使我国人工智能战略的完善。人工智能的发展诠释了“技术是把双刃剑”的社会效应，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成为新阶段下国家的战略方向。五我国人工智能认知建构分析纵观我国人工智能技术认知的变迁历程，“机器模拟人类思维”是认知建立的源头。在人工智能“作为一门学科”的科学性认识方面，“机器可部分模拟人类思维是一种数学机械工程”作为我国智能认识的维形，指引了早期机器翻译、机器定理证明等领域的研究。但人工智能的学科属性直至2 0 世纪8 0 年代才得到学术界的统一认可，并被认定为主要依附于计算机的边缘学科。由此，“知识+逻辑推理”成为2 0 世纪8 0 一9 0 年代我国人工智能的代表性认识。至2 1世纪，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促使“数据驱动”成为新的认知焦点，2 0 10 年以来深度学习的火热进一步深化了新一代人工智能认识一一“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学机械工程”的原始智能认识逐渐蜕化，“数据+算法”成为主流。在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工具”的社会性认识方面，“脑力劳动机械化”贯穿于人工智能技术认知建立的整个历程。控制论传播初期形成的模糊认识在反修正主义时代遭到批判，至2 0 世纪8 0 年代人工智能作为社会革命动力的工具性认识才得以重燃。在“智能革命论”的认识影响下，人工智能得以蓬勃发展，最终余春玲从“反动思潮”到国家战略47培刘于2 0 17 年正式被确立为国家战略。同时现实层面的技术双刃剑效应促使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成为保障技术健康发展的重要考量。总结来说，如果以学科为基础的科学性认识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风向标，那么以工具为导向的社会性认识则是其发展的动力源泉。从社会不同群体对人工智能的认识来看，科学界、哲学界、企业与大众在各阶段的互动和主辅地位的消长也深刻影响了我国人工智能技术认知的建构过程：在人工智能技术早期传播阶段，科学界对技术思想的部分否定与哲学界的唯物批判是人工智能进人我国的第一道藩篱；在两者对维纳“机器思维”观点进行科学性的论证过程中，“机器模拟人类思维”观点被部分接受，“智能模拟”是一种“数学机械工程”成为学界主流智能认识；中西方学术交流在破除人工智能“伪科学”认识上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人工智能技术成果将抽象的智能思想具体化，促进了科学界与哲学界的技术认知转向。在人工智能学科化阶段，哲学界的技术价值定论给予了人工智能研究支持，并引领社会对人工智能建立智能革命工具的认识。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阶段，企业率先实现人工智能的经济价值变现，为社会注人了人工智能可行的工具性认识，也为国家展现了人工智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实力，进而促进我国人工智能作为国家战略的认识形成。在技术大规模应用之中，人工智能负面影响促使社会群体技术安全伦理意识激增，社会自下而上推动国家对人工智能战略加以调整和完善，最终形成发展负责任人工智能的社会性共识。技术自身蕴含的科技思想与社会群体的科技观或许才是人工智能技术认知形成的根本动力。从技术发展内部来看，人工智能研究纲领反映了该学科的核心思想主张，是各界形成人工智能科学性认识的基础。2 0 世纪早期人工智能三大研究纲领伴随西方技术交流与文献引进传入我国。以控制论为核心的行为主义学派思想在哲学思辩中完成了在我国的传播。在认知建构方面，“机器代替人脑思维”这一突破性科技思想叩开了我国关于智能科学研究的大门，“高级人工智能=机器能思维”的技术判定标准也成为社会对人工智能可实现性的根本性科学认识。计算机事业的发展成熟使得符号主义学派思想得以在我国扎根，一方面科学界建立了以形式逻辑为主的科学性认识，另一方面符号主义的可验证性与科技成果商用化扫清了“人工智能是反动思潮”的错误思想，引发哲学家对智能革命的未来设想。联结主义在我国的兴起源自于深度学习的技术引进，以赋能为核心的深度学习技术在全社会引发人工智能认识猛增。联结主义算法的不48科学文化评论第2 0 卷第3期（2 0 2 3）可解释性致使新一代人工智能具有“黑箱”属性。“黑箱”属性降低了技术赋能的难度，这也是我国得以短期内实现人工智能产业繁荣的一项重要客观因素。然而技术“黑箱”也使得联结主义缺乏科学解释性，成为大众对人工智能安全性产生怀疑的原始诱因从技术发展外部来看，不同时代下的科技观决定时人对新兴科技的接纳态度与认知定位。2 0 世纪5 0 年代国人对来自外界新兴观念抱有较强的敌对审视认知36 ，“科学思想的唯物论”成为评判科学技术的标准。受此影响，“机器可实现人脑思维”观点被贴上唯心主义标签，指向资产阶级。对科学认识上的差异使得人工智能维形思想在我国被激进地批判为“反动思潮”。改革开放后，国家要求科学技术发展要与经济紧密结合。符号主义以知识为中心的研究思想与国家新型科技发展观下尊重知识的认知相匹配；专家系统在中医、地质勘探等领域展现出的人工智能实用价值契合我国科技发展导向。因此人工智能在这一时期得以顺利融人国家经济生产，成为社会发展的必要工具。19 9 6 年“知识经济”一词席卷全球，科技经济高度融合成为世界趋势。国家对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视带动了计算机等信息产业的发展，专家系统、模式识别等成果彰显出人工智能在知识经济中出色的潜能，促进全社会对人工智能建立技术认可的价值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作为经济发展重要引擎与国力综合体现的科技观深人人心，社会对新兴技术的接纳态度从谨慎变为热烈追求，人工智能被给予变革社会与提升国力的工具性期望，人工智能战略认识顺势而生。：从“机器思维模拟”到“大数据”的算法驱动，从“反动思潮”到“社会变革重要工具”，我国各界对人工智能的科学性认识与社会性认识不断被刷新。人工智能与社会的融人既取决技术的突破性，也取决社会群体对人工智能所建立认识的深度与广度，更不能忽视技术对公众权益与社会秩序的冲击。这应该是透过我国人工智能认知变化历程得出的经验与启示。参考文献1】蔡自兴中国人工智能40 年J科技导报，2 0 16，34（15）：12 32.2 雷环捷回溯中国早期人工智能哲学研究N中国社会科学报，2 0 2 2-0 5-10：6.3王丽。技术认知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2 0 12.【4雷环捷晚清铁路认知的社会建构述略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2，2 4(3):274279.刘余春玲从“反动思潮”到国家战略49培5 Florman,R.B.S.C.,What Engineers Know and How They Know It:Analytical Studiesfrom Aeronautical History by Walter G.Vincenti J.Technology and Culture,1992.6彭永东控制论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9 2 9 19 6 6 年）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4,(4):299318.7 】彭永东控制论的发生与传播研究D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2 0 0 6.【8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北京有关控制论哲学问题的一些学术活动和资料编译工作J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 6 4，（3）：6 2 6 8.【9】姚远。从控制论视角看人工智能J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1):211.【10】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 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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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realized the cognitive iteration from“mathematical mechanical engineeringto“knowledge+logical reasoning to“big data+algorithm driven;In terms of socialunderstanding,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and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deepened from“reactionary thoughts”to“intelligent revolutionary tools to“technolo-gy and risk co-existing,and finally formed a social consensus on the development ofresponsi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