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尝擅齐”看六国权臣专国之弊.pdf

139会No.5 Ser.No.309Theory Journal总第3 0 9 期第5 期Sep.20232023年9 月理论学刊从“孟尝擅齐”看六国权臣专国之弊孙家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 0 0 8 7 2）【摘要】孟尝君专擅齐国大权多年，刚自用的齐王登基之后，不愿接受“老臣”擅权的既有格局而致力于强化君权。他们两人的“各行其是”激化了君相之间的矛盾，导致齐国政治气氛空前紧张和恶化，并且祸延列国外交大局，“国际形势”为之大变。“弱燕破强齐”，致使齐国元气大伤，齐、秦两国的平衡局面被打破，六国联合抗秦的大局遭到严重削弱和破坏。“君相之争”的客观后果是齐国内政不修、外交失败，齐国政权一度濒临覆灭的危机，孟尝君所代表的宗室贵族把持国政的政治体制对此应负不可推卸的责任；齐国政局危机爆发之时，毕竞是在齐王排斥了孟尝君而大权独揽之后，故误国罪责他应该分担更多更大。齐王本来就是德不配位的统治者，却又刚自用、自以为是，最终导致国破身亡的悲剧发生。孟尝君“擅齐”的行为及其引发的后果，恰好为韩非所警示的明君必须防止出现大臣专断国政之说，提供了最典型的例证。【关键词】孟尝君；齐王；君相之争；“五国伐齐”；战国纵横家书【中图分类号 K23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 0 0 2-3 9 0 9(2 0 2 3)0 5-0 1 3 9-1 1本文的选题立意是：将战国中后期的“天下”格局区分为“山东六国”与秦国两大对立的阵营，进而从内政优劣的角度讨论两大阵营的实力此消彼长的过程及其原因。针对秦国内政的特点，笔者曾在秦国内政再探析：有“重臣”而无“权臣”一文中作过探讨，因此，本文或可解读为对上文的延续和深化，即把六国内政的个案研究视同研究秦国内政的“参照物”。六国贵族人物中一度控制国政的不在少数，其中的“战国四公子”应该被视为一组人物。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同样以“养士”而名动天下，也同样以不同程度地与本国君王有权力之争甚至专断国政而见载于史册。本文选择以齐国贵族孟尝君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影响最大，不仅与齐国实力的急剧衰败直接相关，还对削弱“山东六国”阵营产生了明显影响。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战国四公子”中，古今论史者的评价褒贬不一，也以孟尝君为最。从政治文化角度加以解析,其研究空间也最有吸引力。希望借此对于六国的贵族专断国政现象及其影响，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展开深人讨论，以期得出兼顾不同视角的结论。一、孟尝君得享“盛誉”的原因孟尝君，姓田名文，出身于田氏齐国宗室贵族家庭。其父田婴，位居齐相多年，是有相当权势和社【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项目编号：1 4 ZDB028）、国家“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孙家洲，男“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战国秦汉史。孙家洲：秦国内政再探析：有“重臣”而无“权臣”，西部史学第7 辑，重庆：西南大学出版社，2 0 2 1 年版。140理论学刊2023年第5 期影响力的高级贵族。采信史记孟尝君列传之说，田婴是齐威王之子、齐宣王的庶弟，田婴的封邑是薛地（今山东滕州市南）。后来，孟尝君继承父业，也被尊称为“薛公”。战国策保留下来的别称“薛文”,则是封地与名字的连称。孟尝君后来之所以能够专断国事多年，首先与他的宗室贵族身份有直接关系，此外，也应看到孟尝君本人在政治见识和处世能力方面，确有过人之处。我们不妨先从孟尝君在家族内崛起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田婴的子嗣多达4 0 有余，田文的生母只是一个小妾，他想要继承其父的封邑和爵号，并非易事。加之田文出生于农历的五月初五，按照当时的社会习俗，五月五“生子不举”，也即认为这个孩子会给家门带来不幸，必须将其处死。田婴也按照这个习俗，下令处死这个幼小的生命。田文的生母不舍得残害自已的亲生骨肉，将其偷偷地寄养于别处，直到田文长大后，才让他与父亲见面相认。田文以自已的言辞所表达出来的见识与才华，得到父亲田婴的赞赏；田婴对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也寄予厚望。特别是田文曾力劝父亲散财养士，这个见识实在是同时代的其他人所不具备的，田婴因为采纳其建议而声望大增，这也是他最终从4 0 多个儿子中选定田文做承嗣之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田婴在齐国执政多年，阅人甚多，对于人物优劣自有判断，而田文在家族中崛起的过程，则可证明其确有独到之处。后来孟尝君得享“盛誉”，与他的“养士”密切相关。历史上有所谓“战国四公子”之说。“战国四公子”是一个组合型的群体称谓,本来并不存在“排座次”的问题，但在后世的奥舆论传播和人物评价中，孟尝君却有了独居其首的地位。一个标志性的形象是：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有“小孟尝”和“赛孟尝”，却没有“小信陵”，更不必说平原君、春申君了。追索其原因，就是孟尝君不拘一格的“养士”成为其颇具吸引力的亮点。如李白诗中就有“门前食客乱浮云，世人皆比孟尝君”之句，隋唐演义等小说和评书中的秦琼以结交和接济天下豪杰而闻名，故亦有“小孟尝”的盛誉。评价孟尝君的“养士”方式及其得失，就成为评估其历史地位的重要视角。对此，学者之间历来存在很大的分歧。张华松对孟尝君的养士活动给予了全面的肯定，既包括养士的方法，也涉及养士的效果。其云：“孟尝君田文门下确实有一大批或能文、或能武，或文武兼备的人才。因为田文对他们不仅能养之，也能礼之、知之、信之、任之，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所以他才能长期专权于齐，致使天下人“闻齐之有田文，不闻有其王（史记范睢传），即便退居薛邑或流亡国外，也中立为诸侯，无所属（孟尝君传），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齐国政局。”这段引文中，“闻齐之有田文”出于史记，而战国策的文字却是“闻齐之有田单”。晃福林教授对两段异文作过考订，,认为从建言者的时间推断应该以“田单”为是，而与田文无关。这个考订意见，对于讨论孟尝君的评价问题十分重要，可惜似未引起研究孟尝君的学者们的充分关注。谢元鲤则对孟尝君的养士活动提出全面的质疑和批判,其基本结论是：“孟尝君是打着养士”的旗号，“网罗天下亡人有罪者”“任侠奸人 等暴桀子弟”，依靠这批社会渣滓，建立他个人的王国。由此看来，假养士 欺世盗名的孟尝君实际上是黑社会的祖师爷。”用语之决绝，在史论文章中是较为少见的。杨朝明评论孟尝君“养士”，力图显示某种超脱和通达：“从孟尝君的一生看，他环主图私，朋党比周，无功于齐，可是，就其个人而言，他能够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 的优势，从而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也是他的高明之处。因而，司马迁称他为贤者 也就不足为怪了。另外，孟尝君尊贤重士也是适应齐地文化特点和时代要求的。”上举三说，大体反映了对孟尝君养士的不同评价。笔者对战国策和史记孟尝君列传的相关记载加以综合梳理，关于孟尝君的“养士”，愿提出如下判断：孟尝君的门下不仅“食客”数量众多，而且张华松：孟尝君田文养士考论，管子学刊1 9 9 2 年第4 期。显福林：孟尝君考，学习与探索1 9 9 7 年第4 期。谢元鲤：齐国罪人孟尝君，管子学刊1 9 9 1 年第3 期。34杨朝明：试论孟尝君，管子学刊1 9 9 0 年第2 期。141从“孟尝擅齐六国权臣专国之弊他结交游士大有兼收并蓄的气度，不区分出身高低，也不以个人的社会声誉为限制，都加以礼遇。所以，孟尝君的门下“食客”，可以说是汇集了各式各样的“人才”。说他们人品极杂，也无不可，按照一般观念，其中有的人甚至有点“端不上台面”，孟尝君都一概加以收揽。这种兼收并蓄的“养士”方式，在历史评论中应该给予肯定而不是嘲讽和批判。他的这种做法，无疑为游走于各国的士人提供了可以立足的生活空间。孟尝君“养士”的主观意图，显然是服务于其个人的争权夺利,因为孟尝君的“食客”虽多，却未见有人为齐国的内政外交贡献智慧与能力。其“食客”之中，富有远见、能力最强的首推冯，他的“矫命焚券”之举，也只是为孟尝君收买在其封邑内的民心，以供其在与国君的权争失败时有安身之地而已。包括后来他为失势的孟尝君游走诸国之间，为其经营“狡兔三窟”，同属“食客”对于主人的回报，而未曾表现出为了齐国的利益而谋划、奔走的态度和举动。冯献计献策的效果，集中在一句话上，即“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在孟尝君遇到特殊困境之时，“鸡鸣狗盗之徒”确实以其特殊的技能相助脱困，对孟尝君的“自保”确有出奇制胜的作用，而与国家的利害得失无关。就是说，孟尝君所养之士，只是服务于其个人利益的工具，就他们的度量见识而言，与信陵君门下的侯赢、平原君门下的毛遂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由此可知，对于孟尝君“养士”的评价，应该在对比中留出余地。二、齐国“君相之争”探析孟尝君凭借其宗室贵族的身份，运用父子两代在齐国的政治影响力，曾经长期执掌国政，成为战国政治舞台上典型的“权臣”。他的所作所为，对当时的齐国政坛和列国局势，无疑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对此，学者们的评价也可谓是见仁见智。王阁森、唐致卿主编的齐国史，曾经对孟尝君得以久专齐国大权的原因，以溯源的方式探究齐国制度的失误。他们对齐威王的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也指出存在三点不足,其中居于首位的就是“对田齐贵族的特权未从制度上加以必要的限制，齐国在威王晚年和宣、闵时期，由田婴、田文父子掌权，他们结党营私、排斥异已,终成尾大不掉之势。田文甚至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事秦相魏，在齐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伙同敌国,共谋倾齐。”这里体现出对孟尝君政治作为的严厉批判。李玉洁所著齐国史对孟尝君的评价，集中于第九章的第一节，但在专论“齐政权的弊病”时，却未曾涉及孟尝君。如此处理，或许体现了作者对孟尝君的某种同情式的判断。笔者认为,从内政的角度对孟尝君的政治作为给出是非得失的评价,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话题，因为战国策和史记对孟尝君相关史实的记载与时人的评论，本身就存在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必须经过多方对比和分析，才有可能理出一个基本的脉络。就齐国“君相之争”的具体过程而言，显福林教授从几个方面所作的考证是严谨而可信的。就齐国的大格局而言，在孟尝君久专国政的背景之下，出现了持续多年的齐潘王与孟尝君的“君相之争”,从客观效果上说,对齐国的内政发生副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造成这种“君相之争”的主要责任，究竟应归于齐潘王还是归于孟尝君？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立场和判断。孟尝君与齐王之间争权夺利多年,其间的恩怨是非，确实不宜轻下结论。我们不能因为齐王招致了破国之祸，就把明争暗斗的责任都归于齐王一身；从另外的角度看，孟尝君贪占权势专横跋扈，战国策卷1 1 齐四“齐人有冯暖者”条，参见史记卷7 5 孟尝君列传。史记卷7 5 孟尝君列传，参见战国策卷1 1 齐四“孟尝君逐于齐而复反”条。参见史记卷7 7 魏公子列传。参见史记卷7 6 平原君列传。王阁森、唐致卿主编：齐国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 9 9 2 年版，第3 7 8 页。李玉洁：齐国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 0 0 7 年版，第3 9 7 页。142理论学刊2023年第5 期也应该负相当的责任。以笔者之见，如果有意评判齐国“君相之争”走向失控的责任在哪一方，则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的激变，应该是我们重点分析的关键所在。就齐国内政而言，发生在齐滑王七年（前2 9 4)的“田甲劫王”事件，造成了齐潘王与孟尝君之间矛盾的激化和公开化。田甲是齐国的贵族人物，他图谋劫持齐王,所谋不成，齐王躲过一劫。这是对齐王人身安全和君王权威的双重冒犯，齐王自然无法容忍。至于田甲的“作案动机”，史无明载，他背后是否得到了孟尝君的支持，乃至是否出于孟尝君的私下授意，史书同样未置一词。但是，“田甲劫王”发生的时间，恰好是在“君相之争”激化之时，并且当时已有人提醒齐潘王要提防孟尝君作乱。有这个背景因素存在，事变发生之后,齐潘王怀疑田甲背后有孟尝君指使，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司马迁对齐潘王心理活动的以下描述是很令人信服的：“人或毁孟尝君于齐王日：“孟尝君将为乱。及田甲劫王，王意疑孟尝君，孟尝君乃奔。”至少在事发之时,齐潘王是相信田甲背后的主使就是孟尝君。即便事后有人以自杀的极端方式证明孟尝君与此事无关，齐王也批准了孟尝君可以返回齐国都城居住，但是齐王的内心深处，恐怕很难完全放弃对孟尝君的怀疑。在“田甲劫王”之前，君相二人尚且可能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事发之后,则彼此之间恐怕再难做这样的表面文章了。还有一条可以与之相互印证的材料，即史记六国年表所谓“田甲劫王，相薛文走”。这里的“薛文”，系指薛公田文无疑。齐王后来表现出来的与孟尝君“和解”的姿态，其实未尝不可以解读为大局既定之后的危机处理手段。经此事变，孟尝君背负了“劫持君王”的嫌疑，其对内政的影响力，无疑被大幅压缩了。齐王取得了权力之争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对臣下表现出“宽恕”的姿态，也在情理之中。当代著名史家杨宽先生在所著战国史中，认为“田甲劫王”系出于田文的“指使”,并说“由于叛乱失败，田文就被迫出奔到薛”。杨宽先生断言孟尝君是田甲的幕后主使，就事发背景而言，是有其可信性的。从齐国与列国外交关系的变化而言，在孟尝君实际主持外交大局之时，组织和动员山东六国的力量与秦为敌，构成了其外交主轴。最有影响力的事件是齐王三年（前2 9 8），孟尝君发起了齐、韩、魏三国的联合军事行动,兵围函谷关。此次对秦国声势颇大的围攻，孟尝君打出了一个很有“国际道义感”的旗号：要求秦国释放被骗人秦而遭到扣押的楚怀王。如此一来，孟尝君发起的这次“合纵攻秦”，把楚国的利益也裹挟在其中，从政治到军事都给秦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两年之后，楚怀王病死于秦国，孟尝君率三国联军攻秦，居然攻破了函谷关。秦国上下大为惊恐，不得不割地求和。韩国和魏国分别收回了原来被秦国夺占的数城之地，三国联军才退出函谷关。这是进人战国中期之后，东方六国在与秦国的攻防战中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经此一战，作为这次“合纵攻秦”的发起者和指挥者，孟尝君在山东六国朝野上下的威信空前高涨。孟尝君在外交领域的成功,无疑也提升了他在齐国的威望。从“君相之争”的动态需要而言，齐王要想压制孟尝君的威望，推行与孟尝君不同的外交路线就很有必要了。在这里，体现的是齐国外交路线与内部权力之争的微妙关系。战国策有一篇所谓“谓薛公”的游说文献，是在齐国君相矛盾公开化之后，游说之士进献给孟尝君的建议，原文是：“谓薛公日：“周最于齐王也而逐之，听祝弗，相吕礼者，欲取秦。秦、齐合，弗与礼重矣。有周齐，秦必轻君。君弗如急北兵趋赵以秦、魏，收周最以为后行，且反齐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齐无秦，天下果，弗必走，齐王谁与为其国？”这段文献涉及的“人事关系”比较复杂，文字也有衍误，为消除理解上的障碍，笔者根据战国策所附的诸家注释,加以直白式的梳理和说明。文中出现的周最，是著名的战国纵横策士。此前他在齐国为官，主张联合列国共同抗秦，在外交路线上他与孟尝君是“盟友”关系。但是此时，周最却史记卷7 5 孟尝君列传。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 9 8 0 年版，第3 3 1 3 3 2 页。战国策卷1 东周“谓薛公”条。143从“孟尝擅齐六国权臣专国之弊被齐滑王解职驱逐。齐王采纳祝弗的献计，任命吕礼为齐国的丞相。吕礼是来自秦国的官员，肩负着秦、齐修好的使命。这位对孟尝君的进言者熟知列国之间的关系，并且对齐王与孟尝君的关系洞若观火。他完全是站在孟尝君的立场上分析形势并提出建议的。请看他是如何分析齐国的内政和外交的：齐王推出如此高层人事变动，就是为了与秦国结好。一旦秦、齐两国修好，祝弗和吕礼的政治分量就会得到提升。如果此二人被齐王任用，秦国必定轻视薛君。为今之计，薛君应该迅速起兵北上，与赵国结好，出兵攻击秦、魏两国，并把周最控制好，以备后用。如此一来，既可以破坏齐王与秦国结好的信用，又能够禁断天下各国与齐国结好的途径。齐国无法与秦国结好，天下各国与齐国交恶，在这种情况下，祝弗只能离开齐国，齐王又与谁共同治理他的国家呢？这位建言者提供的对策，真是“计中有计”“套中有套”。建言揭穿了齐王在人事上“另起炉灶”的内幕：排斥抗秦派的代表人物，目的在于压制孟尝君在齐国内外的影响力。他建议孟尝君联合赵国攻打秦、魏两国，以此破坏秦、齐两国正在建构的合作关系，造成齐国外交的被动局面，从而导致那位推荐吕礼为相、主张与秦国结盟的大臣祝弗无法立足。只要祝弗被迫离开，他所主张的联合秦国的外交策略也就无法贯彻，来自秦国的吕礼也就无法继续担任齐相，齐王无人可用，也就只好再回到与孟尝君“合作”的轨道上来。策士的这番建言是否在齐国得到验证，笔者认为可以不予细究，只要我们借此来认识齐国用人及其与内政外交的微妙关系，感悟齐潘王与孟尝君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权力之争，这段记载的政治内涵也就等于发掘出来了。以齐国当时面对的“国际环境”以及“君相争权”的内在矛盾，站在“设身处地”的角度来分析问题，齐王所采取的从内政到外交的“变局”对策,其实有可以理解之处，甚至可以说，有其合理性。此前，在孟尝君主导齐国的外交大局时，以“合纵攻秦”为主调，特别是统领多国联军包围和攻破函谷关，给秦国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不过对于齐国而言，这其实是既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是齐国得到了东方各国更多的尊重，不利的是齐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当然，在与秦国激烈抗争的过程中,齐相孟尝君的个人威望大增，但这其实是齐王所不愿看到的现象。齐王要从孟尝君手中夺回外交事务的主导权,就必须表现出不同于孟尝君的外交取向。客观说来，此时的秦国在秦昭王的励精图治之下，发展趋势是更加强大。东齐西秦两强并立的格局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意外冲击，这种平衡很难被打破。齐王力求避免与秦国发生正面冲突，以修好秦国为齐国外交的优先选项，其实有其道理。如果我们从较长的时段分析齐王对秦国的态度，就会发现，事实上他也有过调整和变化：他曾以强硬的姿态，联合盟友向秦国发起进攻，但在与孟尝君矛盾趋于激化之后，他来了一个1 8 0 度的大转弯，改而奉行与秦国和好的外交策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种选择。前述战国策“谓薛公”条涉及的官员任免内幕，只有置于这个“人事关系背景之下，才可得出正确的解读。齐滑王之所以坚决调整外交策略,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营造与强大的秦国相对宽松的气氛，有利于缓和两个强国之间的关系，便于齐国借机吞并宋国，实现其领土扩张的欲望。兼并宋国本来就是齐王多年的夙愿，在这个时期得以快速推进,还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就是苏秦入齐辅政及其对齐王的有意引导。这里涉及到一个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列国关系，特别是齐国和燕国之间的恩怨，我们不妨就此继续展开讨论。三、从“苏秦入齐”看列国关系中的孟尝君早在公元前3 1 4 年，齐宣王利用燕王烩“禅让”引发内乱之机，出兵攻占了燕国的都城和大部分领土。其后，在多国的干预之下，齐国军队退出燕国境地。燕昭王在赵武灵王的支持下，返回燕国当政。燕昭王即位之初，尽管国势微弱，但他仍立志向强齐一报“破国陷都”之仇。为了实现复仇的目标，燕昭144理论学刊2023年第5 期王极力招纳贤士，军事家乐毅、阴阳学家邹衍、纵横家苏秦相继被招到燕国。这些人物，无一不是“一时人杰”。燕昭王对齐国君王曲意逢迎，以滋长其骄横自大之气。他几乎是“复制”了春秋末年越王勾践蒙蔽吴王夫差的套路，明明是志在复仇，却偏偏装出臣服和听命的样子，使得齐宣王、齐王两代国君放松了对燕国的警惕。尤其是齐王，更是完全为燕昭王的假象所迷惑。燕昭王对苏秦的重用方式很特殊：他与苏秦合谋，制造了“君臣失和”的假象，安排苏秦离开燕国投奔齐国。苏秦的真实身份，就是燕昭王派往齐国的高级间谍。这段“秘史”被刻意掩盖，传世史籍战国策和史记都未能揭破这段历史迷雾。1973年1 2 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类似于战国策的一套帛书，后来被整理者命名为战国纵横家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帛书的文字，有一部分不见于战国策和史记，这就为研究战国中期的合纵连横战争以及纵横家的游说活动提供了新的资料。其中最令研究者关注的是苏秦与燕昭王之间的往来书信，它们为揭破历史迷雾，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苏秦与燕昭王的关系，以及苏秦人齐的真实目的、苏秦在齐国辅政期间推行的外交政策的内幕，提供了难得的文献资料。苏秦人齐乃是接受燕昭王的秘密派遣、执行特殊使命，这可以从苏秦给燕昭王的私信中得到确认。苏秦来到齐国后，私信给燕昭王说：“燕齐之恶也久矣。臣处于燕齐之交，固知必将不信。臣之计日：齐必为燕大患。臣循用于齐，大者可以使齐毋谋燕，次可以恶齐勺（赵）之交，以便王之大事，是王之所与臣期也。”苏秦还在私信中援引了燕昭王与他的私下密约之言：“王谓臣日：鱼（吾）必不听众口与造言，若无不为也。以奴（擎）自信，可；与言去燕之齐，可；甚者与谋燕，可。期于成事而已。”这段私信文字中，有两个问题最值得注意：其一，苏秦入齐“为间”，所接受的特殊任务集中在破坏齐国的外交,用私信中的话来说，就是“大者可以使齐毋谋燕，次可以恶齐勺（赵）之交，以便王之大事”。苏秦从燕昭王处接受的任务，首先是诱导齐国不要谋侵燕国,其次是设法破坏齐国和赵国的邦交,因为齐、赵两国都是燕国的邻国，国势都比燕国强大。如果它们和好，就可能对燕国有不利举动；两国失和，燕国就可能在强邻相争的局面下获得周旋的空间。可见，苏秦接受的这两项任务，都是服务于燕昭王向齐国复仇的根本大计的。其二,为了达到目的，燕昭王特许苏秦可以使用任何手段。为了让苏秦获得齐王的信任，他被授权带着家着子女离燕人齐，甚至可以与齐王共议对燕国不利的计策。只要能够达成燕昭王向齐国复仇的根本大计，一切办法和手段都可以使用。由此而言，苏秦确实是燕昭王派出的高级间谍。细读这篇私信，研究者很容易看出苏秦内心的不安：他担忧自已的主子对他心生猜忌，怀疑他对燕国的忠诚度。因此，他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在私信中复述早年的君臣密约。这其实是严重触犯间谍的“从业忌讳”的。在当时列国邦交多变、君臣关系复杂、策士从容择主的大环境之下，不论是燕昭王与苏秦，还是齐王与孟尝君，“各怀心思”、互相设防，乃是常情常态。燕昭王派遣苏秦人齐前后，齐国与列国的关系，包括孟尝君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等问题，都极为复杂。笔者的见闻所及，以马雍先生的论述最为简明扼要。其云：帛书第四篇苏秦自齐献燕王书是这十四章文书中最重要的一章，也是时间最晚的一章。苏秦在这封书中比较有系统地详细追述他和燕昭王共同策划破齐的前后经过。齐王自公元前3 0 1 年即位以后，用薛公田文（即孟尝君）为相。在薛公执政期间，伐楚九岁，攻秦三年，宾服韩、梁（帛书前十四章中统通称魏国为梁国，本文从之），而极力笼络赵国。因为这时候，正当赵武灵王实行改革，赵国势力大为增强，与秦、齐形成三强鼎立的局面。齐欲攻秦，必联合赵。燕欲攻齐，就必须破坏齐、赵的关系。但在薛公相齐时期，苏秦虽曾在齐国活动达五年之久，并未能恶齐、赵之交。其后，王罢免薛公，亲自执政，对外政策有所改变。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 9 7 6 年版，第9、1 1 页。145从“孟尝擅齐”看六国权臣专国之弊潘王背弃赵国，改而亲善秦国。苏秦是在公元前2 8 9 年末到达齐国的，苏秦此次至齐，即获得王的宠任。其活动目的，首在于悠愿王攻宋。齐攻宋大有利于燕。燕在齐北，宋在齐南，齐攻宋则兵力困于南方而北部边防将减弱，此其利一。楚、梁均与宋接壤，齐攻宋则楚、梁都要来争地，势必与齐发生矛盾，此其利二。此时秦国极力保护宋国，齐攻宋则必与秦冲突，此其利三。所以苏秦始终引诱齐王攻宋，以造成齐国四面树敌的孤立地位。以上，笔者引用了马雍先生的三段论述，而不避引文篇幅过长的嫌疑，实在是因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列国局势，能将苏秦入齐的前因后果分析得如此明白透彻，罕有其匹，而马雍先生的识断与笔力，实属卓绝超群。有前辈名家的论断在，笔者加以援引而不必再勉为其难地狗尾续貂，不失为一种理智的选择。笔者认为应该强调的是，马雍先生所分析的齐国攻宋对于燕国大为有利的三个方面，一定是当时的苏秦和燕昭王洞若观火而齐潘王却浑然不知的。齐王在苏秦的百般诱导之下，肯定是只想到“攻宋”的益处，只想到他可以借此实现自已多年来拓地邻国的愿望，从而创造出超越齐威王、齐宣王两代英主的大业。有了这个“宏图大业”的虚幻憧憬，齐王遂走上了利令智昏的道路。他的外交政策受到苏秦的蛊惑，而日益走向令列国恐惧的危险方向。公元前2 8 8 年，秦昭王派魏冉人齐，约定与齐王同称帝号，也就是秦、齐两国“西帝”“东帝”并立。这是秦、齐两国的综合国力势均力敌的政治表现，是承认双雄对峙局面一时无法打破的一种妥协安排，不失为对当时列国势力强弱的一种直观显示。但是，其他国家的统治者都称“王”，秦、齐两国的却称“帝”，势必构成了某种“凌驾”的态势，这显然是其他各国所不愿接受的变局。齐王好大喜功，居然接受了帝号，这就再一次表明他的政治判断力大有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苏秦出于联合抗秦的总体考虑，以君臣对言的形式，对齐王巧妙进谏，使得这位贪图虚名的君王终于意识到，称帝乃是秦人给自己挖的坑、设的圈套，难免实受其祸。他无奈取消了“东帝”之号。战国策中保留下来的对言之辞，把苏秦的游说技巧作了集中展示，堪称精彩。而且，苏秦的说辞，巧妙地把取消帝号与攻占宋国联系到一起，这对于研究者了解这段复杂的历史及其内涵极为关键，不妨抄录如下：苏秦谓齐王日：“齐、秦立为两帝，王以天下为尊秦乎？且尊齐乎？”王日：“尊秦。”“释帝则天下爱齐乎？且爱秦乎？”王日：“爱齐而憎秦。”“两帝立，约伐赵，熟与伐宋之利也？”对日：“夫约然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伐赵不如伐宋之利。故臣愿王明释帝，以就天下；倍约槟秦，勿使争重；而王以其间举宋，故释帝而贰之以伐宋之事,则国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听，此汤、武之举也。敬秦以为名，而后使天下憎之，此所谓以卑易尊者也。愿王之熟虑之也！在苏秦的诱导之下，齐王毁约而自行取消帝号。秦昭王忌讳触犯众怒，也不敢一人独自称帝，只好随后也悄悄地取消了帝号。东西二帝并立之举，旋起旋灭，如同儿戏，成为秦国外交史上的笑柄。苏秦的外交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而齐国与秦国的关系，至此也发生逆转。齐王为了维持自已在东方列国的号召力，高调重拾联合抗秦的旗号。苏秦受齐王委任，游说诸国当政者，于公元前2 8 7 年发起“五国伐秦”之役。这是一次各怀算计之心的联合军事行动。齐国是这次“五国伐秦”的发起国和主持者，但是齐王的真实用心是利用联军之势震慢秦国，使之无暇东顾，以便于齐国乘机吞并宋国；韩、赵、魏三国连年受秦军侵扰，则意在借用齐军的声势以强化自守的能力；用心最深的当然是燕昭王，他通马雍：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篇年代和历史背景，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 9 7 6 年版，第1 7 6 一1 8 0 页战国策卷1 1 齐四“苏秦谓齐王”条。146理论学刊2023年第5 期过苏秦的努力，暗地里推动齐国与秦国刀兵相见，目的在于“助成”齐国灭宋而使之成为列国共同的敌人，以此创造向齐国复仇的机会。总之，参与伐秦的五国，没有一个国家真心愿意出动自已的精兵用于攻秦，于是就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五国联军，挺进到阳一成皋之间即驻足不进的局面。说它是以大军压境为威慢的一次“示威”，或许最得其实。这就是所谓“五国伐秦”的实态！荥阳一成皋是兵家必争之地，秦人当然感受到五国联军的逼迫态势，他们不得不运作退兵之计。秦人拿出了割地求和的姿态，把此前用兵夺占的数城之地，分别退还给了魏国和赵国；五国联军也乐得就此罢兵，算是取得了“伐秦”的胜利。对于秦国而言,除了一时的面子受损之外，对国势的影响微乎其微。总结从孟尝君主导的“合纵攻秦”到这次由齐王发起的“五国伐秦”，都显示了齐国在山东诸国的号召力，也确实一度让秦国处于下风，至少在“脸面”上承受了负面影响。但是，秦国每次都能够妥善处置，用最小的代价化解了危机。从长远眼光来看，两次针对秦国的军事行动并未对秦国的国势造成不利后果，特别是齐王发起的这次“五国伐秦”，耗费了齐国的实力，加之后面发生的急剧变化一公元前286年,齐王利用宋国发生内乱之机，在争取到赵国当政者的支持后，出兵攻灭宋国。此时的齐国表面上达到了军事强国的巅峰，齐王为此而志得意满，但是未过多久，齐滑王便发现，齐国居然成为了各国的共同敌人。五国联合破齐的大变局迅速出现，齐滑王自己也只能落得国破身死的悲剧下场。齐王的短视和一意孤行，导致齐国发展到巅峰状态后迅速衰败，从根本上丧失了与秦国争衡的基础，破坏了抵御秦国东进的一道强力屏障。就六国的共同命运而言，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历史败笔！在研读战国纵横家书的时候，笔者对这样一些问题颇感兴趣，就是在入齐“为间”长达数年的岁月中，苏秦对孟尝君“专擅”齐国的态度如何？在齐王与孟尝君“君相之争”的复杂局面下，苏秦是否在其中发挥过某种作用？对于这些问题，这部出土文献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其中有六段文字，是苏秦与齐王等人议论“薛公”孟尝君的，而最为关键的是下面这段：谓齐王日：“薛公相脊齐也，伐楚九岁，功攻秦三年。欲以残宋，取進淮北，宋不残，進淮北不得。以齐封奉阳君，使梁梁乾韩皆效地，欲以取勺赵），勺赵是氏）不得。身率梁梁）王与成阳君北面而朝奉阳君于邯郸，而勺赵氏不得。王弃薛公，身断事。立帝，帝立。伐秦,秦伐。谋取勺 赵），得。功 攻）宋，宋残。是则王之明也。虽然，愿王之察之也。是无它故，臣之以燕事王循也。今三晋之敢据薛公与不敢据，臣未之识。虽使据之，臣保燕而事王，三晋必不敢变。齐燕为一，三晋有变，事乃时为也。是故当今之时，臣之为王守燕，百它日之节。虽然，成臣之事者，在王之循甘燕也。王虽疑燕，亦甘之；不疑，亦甘之。王明视示）天下以有燕，而臣不能使王得志于三晋，臣亦不足事也。”我们不先来分析这段文字。须知，苏秦此论的目的在于诱导齐王听信自已的外交建议，关键是三个战略布局：与燕国结盟（所谓“齐燕为一”）、把赵国视为对手、制造机会进攻宋国。可能是为了让齐王产生对于自已的信任感和亲近感，在这段文字中，苏秦不仅讲到了对薛公的评价，而且是把薛公与齐王的外交思路置于对比的语境之下来进行分析的，其基本套路是：举凡薛公的外交主张，效果都被认定是不好的；而齐王推出的新举措，则都说成取得了对齐国有利的成效。透过这样的分析，不难看出两个问题：其一，苏秦对齐王与薛公孟尝君之间的矛盾有真切的了解。由此可见，齐国“君相之争”的内幕，在齐国官场（至少是高层)已经是尽人皆知的秘密一苏秦一个“外来者”都知之甚悉，其他高层官员知情者必多。其二，苏秦很聪明地利用薛公和齐王之间的矛盾，以明确的“选边站”的态度争取到了齐王的信任。苏秦可以说是“君相之争”的有意利用者。当然，齐滑王在这样的对话中切实感受到了苏秦对自己的支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 9 7 6 年版，第2 7 一2 8 页。1147从“孟尝擅齐大国权臣专国之弊还有一条记载言及薛公孟尝君。苏秦此番对话的是他真心效力的燕昭王，而不是他有意误导的齐王。因此，苏秦对孟尝君的这段评论，当更能代表他的真实看法。这段文字有残缺，不过并不影响我们分析其大意。其云：自梁（梁）献书于燕王日：“薛公未得所欲于晋国，欲齐之先变以谋晋国也。今梁（梁）勺（赵）韩、薛公、徐为有辞，言劝晋国变矣。齐先勺（赵）以取秦，后卖秦以取勺（赵）而功（攻）宋，今有（又)天下以取秦，如是而薛公、徐为不能以天下为其所欲，则天下故（固）不能谋齐。愿王之使勺（赵）弘急守徐为，令田贤急【守】薛公，非是母有使于薛公、徐之所，它人将非之以败臣。母与奉阳君言事，非于齐，一言舍也。事必南方强，燕母首。有（又)慎母非令群臣众义(议)功（攻)齐。上引文字中的“晋国”，是指魏国。在三家分晋之后，战国前期曾经有魏国独强之局，魏国被认为继承了春秋时期晋国霸业的余绪。战国纵横家书的整理者所作的“晋国，此处指魏国”的判断无可置疑。与这篇文献相关的历史背景，马雍先生有推论：“苏秦这次南下，具有双重使命。表面上是为齐王联络三晋，组织五国攻秦；暗中则为燕王联络梁赵，做联合反齐的准备。薛公此时已相梁，他也是怀恨于齐潘王而随时企图报复的。但梁弱赵强，梁不能单独行动，要随赵国的风向。此时执掌赵国大权者为奉阳君李兑，次则韩徐为，由于韩徐为也恨齐王，所以能与薛公相互结合。”这个解说，为我们了解苏秦致燕昭王的这封书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笔者仔细阅读全文，认为苏秦书信的重点是在分析魏、赵、韩与秦、齐、燕三国关系的相互影响，进而提出燕国为了达成孤立齐国以便最后复仇之目的，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苏秦的具体建议是两条：一是请燕昭王设法对当时出仕于赵国和梁（魏）国的韩徐为、薛公孟尝君施加保护（其中有提议请田贤守护薛公之说，这位田贤的身份不清楚，是田齐政权官员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如果这个推测无误，则田贤应该是被燕昭王收买的内应，他听命于燕昭王是肯定无疑的），但是不要与奉阳君李兑多作交谈。也就是说，在苏秦看来，为了达成燕国“反齐复仇”的目的，韩徐为、薛公孟尝君两位是要保护和利用的人，而奉阳君李兑则是必须保持距离的人。二是对“反齐复仇”的真实意图要尽力隐藏，燕国君臣不可公开议论。因为一旦密谋泄露，不仅苏秦与燕昭王的图谋无法达成，甚至苏秦本人也会身陷危险之中。分析至此，在燕国君臣的复仇大计中，身为齐国贵族的孟尝君已经被赋予了特殊使命。他是燕昭王和苏秦所要借重的，至少也是可以被利用的人物。其后数年,齐国被五国联军击败，随之发生了燕将乐毅率军攻陷齐国大部国土的巨变。燕昭王和苏秦精心策划的“反齐复仇”计划得以完全实现。他们当时对孟尝君独特价值的分析是非常正确的，这也从特殊的角度一一来自敌国的政治信息，说明了孟尝君在当时列国外交格局中产生的影响。如果站在齐国的立场上作出评估，孟尝君“擅齐”所引发的“君相之争”,对齐国产生的影响无疑是灾难性的。四、关于孟尝君评价的两个视角孟尝君是战国中期最活跃的贵族人物之一，对他的评价，历来存在较大分歧。笔者认为，结合战国时期由列国兼并而走向统一的大趋势，从政治史的角度评价孟尝君，应该注意两个不同的视角：一是齐国内政；二是列国关系。就齐国内政而言，孟尝君长期把持齐国内政，并且主导齐国的对外政策，是引发“君相之争”的诱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 9 7 6 年版，第2 5 一2 6 页。马雍：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篇年代和历史背景，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 9 7 6 年版，第1 8 2 页。148理论学刊2023年第5 期因。从“设身处地”的角度加以思考，齐王对这位执掌国家权柄多年而又不知自谦自抑的“老臣”，无法继续容忍，是很可以理解的。齐王从重要官员的任用和外交政策的转变两个方面展开对孟尝君的抑制和对外政策的调整，是作为一国之君在君臣关系紧张背景下所作的正常选择。在国君与执政大臣之间形成激烈权争的既定格局之下，论史者很难寻找出一条明确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对双方的功过得失加以简单明了的剖判。孟尝君执掌国家权柄之时，他所采取的内政措施，并非没有可以指摘的地方；同样，齐王夺回治理大权之后的政局走向，也与苏秦的面诀颂词大相径庭。“君相之争”的客观后果，是齐国内政不修、外交失败，齐国政权一度濒临覆灭的危机。论史者很难把责任归于某一方，因为孟尝君所代表的宗室贵族把持国政的政治体制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齐国政局危机爆发之时，毕竟是齐滑王排斥了孟尝君而自已大权独揽。权力之所在，就是责任之所归，从这个意义上说，齐王的误国罪责应该更多更大。齐王本来就是德不配位的统治者，却又刚自用、自以为是，最终导致国破身亡的悲剧发生。如果我们尝试“复盘”齐国大祸临头的全过程，可以发现一个值得研究的细节：在齐滑王“收拾”孟尝君，免其相位、迫使其离开国都回到封地之后，可能也招致了很多的非议。在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之下（或许也含有列国对人才的争夺所形成的压力），齐王曾经做出妥协退让的姿态一致书孟尝君，道歉并礼请其返回都城。这段“故事”含有“冯客孟尝君”的背景，是“矫命焚券”的后续影响，从研究君臣关系的角度来看，很有深人探讨的价值：齐王谓孟尝君日：“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尝君顾谓冯暖：“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冯日：“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孟尝君予车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谓惠王日：“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