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级语文下第十六课《在法庭上》教案长春版.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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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在法庭上作家与作品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　e　H　　　　　　　　　　　　　　　　 1828—1910），俄国作家。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他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分遗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 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 51年4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了《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这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托尔斯泰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对于50—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 ”，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 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1856年夏至1857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近邻的瓦·弗·阿尔谢尼耶娃，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1862年9月，他同御医、八品文官安· 叶·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为他誊写手稿，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但她未能摆脱世俗偏见，过多为家庭和子女利益着想，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夫妻的不和造成家庭悲剧。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 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 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 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 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1879 —1880）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 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 80—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他在生前的最后几年，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托尔斯泰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期（1851—1862）：这是他的探索、实验和成长的时期。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在发展和变化，个别作品带有模仿的痕迹。他后来作品中的一些基调和特色也粗具雏形。托尔斯泰早在1847年起开始写日记，以后一直坚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记和书信，几乎占他的文学遗产的二分之一。早期日记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断进行探索的心灵的纪录，也是锻炼写作、通过自身研究人的内心生活秘密的手段。像《昨天的故事》（1851）那样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记扩充和艺术加工而成的。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这首先见于最早发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写成的中篇小说《童年》（1851—1852）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少年》（1852—1854）和《青年》（1855—1857）（根据他的构思还要写最后一部《青春》，构成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但没有写成）。这个三部曲表现主人公如何在周围环境影响下成长。他不满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作品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但也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尽管作家晚年说这是不真诚的。同一时期创作的《袭击》（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军事小说，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这些作品克服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描写普通士兵和军官的朴素但却悲壮的真正的爱国主义，揭示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尔斯泰才华的两个特点：“心灵的辩证法”（即写心理的过程）和道德感情的纯洁，主要就是根据上述作品概括出来的。从他的心灵探索和精神面貌发展的线索来说，继三部曲之后的是：《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农奴制下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以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道路。这也是他亲自观察所得，因此能够“钻到农民的心灵中去”（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家庭幸福》（1858—1859），有他同瓦·弗·阿尔谢尼耶娃爱情关系的反映，但也表现了他当时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篇作品。《哥萨克》（1853—1863，这是原计划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没有写成），表达了作家要脱离自己环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尝试。主人公奥列宁厌弃上流社会的空虚和虚伪，在奇伟的大自然和纯朴的哥萨克中间，认识到幸福的真谛在于爱和自我牺牲，为别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摆脱贵族的习性，这个幻想以破灭告终。这个“出走”的主题后来不断出现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艺术上，《哥萨克》开始从心理的细致刻画转向客观地广泛描写现实生活的史诗画面，为创作《战争与和平》做了准备。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两个骠骑兵》（1856）写父子两代人，作者欣赏父辈的热情豪迈的骑士风度，而鄙弃子辈的猥琐自私的实利观点。《阿尔别特》（1857 —1858）和《琉森》（1857）都是写艺术家的。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创作” 问题，作品中宣称“美是人世间唯一无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的产物。《琉森》以作家旅游瑞士时的见闻为基础，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但这里已出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相对进步意义的倾向，他的批判又是从抽象的宗教、道德的真理出发，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最初表现。这篇作品的向往自然和归真返璞的思想在《哥萨克》和《三死》（1859）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后两部作品并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识作为衡量真理的尺度。这里有卢梭的影响。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同农民接近，他开始直接描写农民生活。未完成的作品《田园诗》（1860—1861）和《吉洪和玛兰尼娅》（1860—1862）对古老的农民生活方式过分美化。《波里库什卡》（1861—1863）表现农奴制下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却导致波里克依的自杀，作品充满了阴暗的色彩。在这部作品里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中期（1863—1880）：这是托尔斯泰才华得到充分发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期，也是思想上发生激烈矛盾、紧张探索、酝酿转变的时期。托尔斯泰从1856年开始想写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在1860至1861年间写了开头 3章（1884年发表；1877至1879年曾再用这个题材写了一些片段，但与原来的构思毫无联系）。他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关于1812年卫国战争的《战争与和平》（18 66—1869）。这不是遁入历史，而是试图从历史上给贵族阶级寻找存在的价值，用以解答当时解放运动应由哪个阶级领导的问题。但由于长期的亲身体验和同人民的接近，他深深感到人民在民族历史上的作用，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史诗。小说展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从1805年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夜。出现于前景的是两种类型的贵族。一类接近宫廷，谈吐优雅、雍容华贵，但道德败坏、利欲熏心、醉生梦死，崇拜法国文化，漠视祖国命运。另一类是理想化的宗法制的领地贵族，主要是罗斯托夫和包尔康斯基两家，忠厚慷慨，感情强烈，富于爱国主义精神。属于这类贵族的还有彼埃尔·别祖霍夫，他和安德烈·包尔康斯基是中心人物。他们两人都不断进行探索，饱尝生活中的甘苦，都在卫国战争中了解人生的真谛，并在精神上得到新生。最后安德烈因负伤死去，彼埃尔成为十二月党人。小说所热情歌颂的真正爱国英雄是人民，是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兵和军官，他们朴实英勇，藐视死亡，和贵族军官的哗众取宠恰成对照。小说还把库图佐夫写成人民智慧的体现者。他于单纯、平凡中见伟大，和作家心目中代表资本主义西欧的傲慢自大而实际渺小的拿破仑不同，他了解人民的情绪。听任事物的客观发展，因此高于拿破仑并取得对后者的胜利。在托尔斯泰看来，俄国的前途在于“优秀”贵族和人民的合作，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在小说中，这种结合是在面临民族矛盾时实现的，因此有其合理的地方。同时，他虽然也写到彼埃尔和安德烈所实行的农业改革，却并不隐讳农民对地主的不满心理。小说中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很典型的偏见。例如婚后的娜塔莎表现了宗法制家庭的贤妻良母理想；库图佐夫形象表现了反对理性、崇奉无意识活动和自发的生活原则。特别是卡拉塔耶夫形象，美化了宗法制下的落后的农民，宣扬逆来顺受和不抗恶的思想。《战争与和平》写成后，面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和宗法制农村旧秩序的分崩离析，托尔斯泰企图从彼得一世时代寻找当代社会变化的原因。他承认彼得做了伟大而必要的事，但又责备他把欧洲文明移植到俄国。从1870到1873年他研究了彼得时代的大堆史料。但这项工作为《启蒙读本》所打断。后来只写成关于彼得的小说的开头部分，便转向现代生活题材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启蒙读本》（1871—1872）涉及的国民教育问题，在当时也是迫切问题。托尔斯泰自称这本书的宗旨在于教育俄国“整整两代的孩子”——“不管沙皇的孩子还是农民的孩子”。这部书共包括373篇作品，有关于自然科学的，但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思想倾向保守。而且由于托尔斯泰不同意科学的启蒙作用，《启蒙读本》反对新教育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因此遭到进步教育学家的反对。他曾为此撰文辩解，并公开辩论。但《启蒙读本》确有可取之处：它摆脱了新教育学的机械方法；其中很多经过改编的民间故事都富于艺术性，语言简洁、明确、生动。特别是1875年经过他修改的《启蒙读本》，很受欢迎，在作者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思始于1870年，到1873年才开始动笔，原来只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写成的定稿中，小说的重心转移，主要是写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败坏，贵族地主在资产阶级进逼下趋于没落以及农村中阶级矛盾的激化。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虚伪和冷酷，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但她既无力对抗上流社会的虚伪而冷酷的道德的压力，又不能完全脱离贵族社会，战胜自己身上贵族的传统观念，在极其矛盾的心境下卧轨自杀。另一主人公列文，是作家的自传性人物。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经济的没落，寻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希望借地主和农民合作来缓和阶级矛盾，并把这种“不流血的革命”推广至全世界。这种空想破灭后，他悲观失望，怀疑人生意义，甚至要从自杀中求解脱，最后在家庭幸福和宗法制农民的信仰中得到精神的归宿。这部作品已没有《战争与和平》中和谐明朗的色彩和历史乐观主义，人物充满着矛盾、紧张和惶恐的心情，全书闪现着噩梦、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这反映了“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的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常和作家世界观中悲观情绪的滋长。不过，列文的紧张探索也反映了作家在思想激变前夕精神探索的加强。晚期（1881—1910）总的倾向是：一方面揭露当代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另一方面是表达自己的新认识，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创作是多方面的，有戏剧、中短篇和长篇小说、民间故事，而占重要位置的则是政论和论文。托尔斯泰在50至60年代就曾写戏剧，其中《一个受传染的家庭》（1862—1864）是反对“虚无主义者”即革命民主派的。《教育的果实》（1891）以贵族和农民的不同生活方式为冲突的基础，讽刺前者的游手好闲和精神空虚，表达后者因缺乏土地而产生的强烈愤慨；《活尸》（1911）写一个觉醒的贵族因社会制度不合理而离家出走，同时揭露贵族的自私冷酷和他们的合法婚姻的虚伪性。经过长时间创作的《光在黑暗中发亮》（1911）反映作者在世界观转变后同家庭和社会的冲突，宣扬不抗恶，而剧情的发展又反驳了这种说教的无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魔鬼》（1911）、《谢尔盖神父》（1912）和《舞会之后》（1911）的主题主要是精神觉醒或离家出走，并反对性爱，宣扬宗教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的空虚和荒淫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虚伪而冷酷的关系；《舞会之后》还揭露军队中的酷刑。此外，《霍尔斯托密尔》（1863—1885）揭示私有财产对其牺牲者以至私有者本人的毁灭性的危害；《伪息券》（1911）则接近《黑暗的势力》的主题。在1905年革命前夕写成的《哈泽—穆拉特》（1904）描写山民的强烈的生的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在这次革命中写成的《为什么？》（1906）歌颂波兰人民的英勇起义，揭露沙皇的残酷镇压；两者是对当时暴力革命的反映，但就在同时写成的《哥尔涅依·瓦西里耶夫》（1905）则又重复博爱和宽恕可以摆脱邪恶的论调。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诱奸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丝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上却有典型意义。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朵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民间故事》（1881—1886）大多渗透着宗教伦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风遗习的倾向，但却以情节紧凑、语言简朴著称。某些作品也具有积极意义，如《一个人需要很多土地吗？》谴责土地私有；《两个老头》批判私有财产；《蜡烛》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绪等等。托尔斯泰的文章和论著保存至今的共290篇，已完成的164篇，构成他的文学遗产的重要部分。政论性的论文占大多数，其写作始于青年时代。60至70年代写过关于教育问题和关于萨马拉饥荒的论文。最有意义的是世界观激变以后的文章。《教条神学研究》（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教会和政府》（1885—1886）等，揭露官方教会是“有产者政权”的婢女，并宣传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1882—1886）、《天主在您心中》（1890—1893）和《当代的奴隶制》（1899—1900）等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即奴隶制，而工厂奴隶制是地主奴隶制的直接后果；国家是保卫有产者并压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则是“战争、死刑、法庭、奢侈、淫荡、凶杀和使人毁灭”的万恶之源。在90年代初俄国许多省份受灾时，他写了《论饥荒》（1891）、《可怕的问题》（1891）和《饥荒抑或不是饥荒》（1898），指出当时饥荒的严重性，并断言“人民之所以饥饿，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应该“从人民的脖子上爬下来”，把土地等归还他们。在1905年革命的时期，他宣称自愿充当“从事农业的一亿人民的辩护士”，写了《论俄国的社会运动》《深重的罪孽》《致农民的论土地的信》（均1905）等文，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在《关于莫斯科的调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论俄国革命的意义》（19 06）和《究竟该怎么办？》（1906）等文中还陈述城市下层的贫困境况和工人的沉重劳动。此外还有一些反对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这些论著同样有其消极面，如否定一切国家、一切暴力，幻想人们的团结，鼓吹爱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托尔斯泰早期写过文学论文，如《人们为什么写作》（1851）肯定文学的崇高使命；《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1859）反对暴露文学，但仍主张文学应当适应社会的要求。在60至70年代的论文中，主要强调应为人民而写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论著。《莫泊桑文集序》（1894）要求忠于现实主义艺术原则；要求作家对所要写的事物抱道德的态度，明确“善和恶之间的区别”。《什么是艺术？》（1897—1898）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点，指出当时一些美学理论为统治阶级的口味进行辩解的实质，揭示颓废派艺术反人民的本性及其哲学思想基础；同时提出艺术是人们交流感情的工具的论点。《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1906）指责莎士比亚的剧作反民主和不道德，但也能道出他的剧作的某些艺术特点。这些论著都阐明作者后期关于艺术实质和作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艺术的道德意义等问题的见解，后两部还同时要求文艺传达宗教意识。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从他的创作初期开始，特别在60年代以后，他始终不渝地真诚地寻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认真地思考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因此，他的艺术视野达到罕有的广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够反映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到1905年革命之间的重要社会现象，提出这个转折时期很多的“重大问题”，尽管他的立场是矛盾的，他的解答是错误的。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主要还由于他以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那些“重大问题”大多就是在“图画”中艺术地提炼出来的。托尔斯泰的艺术是博大精深的。首先，他以特有的概括的广度，创造了史诗体小说。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再现了整整一个时代，气势磅礴，场面广阔，人物众多（500以上）。历史的事实融合着艺术的虚构，奔放的笔触糅和着细腻的描写；在巨幅的群像中显现出个人的面貌，于史诗的庄严肃穆中穿插有抒情的独白，变化万千，蔚为奇观。他善于驾驭多线索的结构，千头万绪，衔接得天衣无缝；又能突破小说的“封闭”形式，波澜壮阔，像生活那样无始无终。然而托尔斯泰的艺术魅力，不只在于再现宏观世界，而且在于刻画微观世界。他洞察人的内心的奥秘，在世界文学中空前地把握心灵的辩证发展，细致地描写心理在外界影响下的嬗变过程；并且深入人的下意识，把它表现在同意识相互和谐的联系之中。托尔斯泰的艺术力量是真实，它突出表现在性格塑造上。他总是如实地描写人物内心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只写其突出的一面或占优势的一种精神状态。他不隐讳心爱人物的缺点，也不窒息所揭露的人物心中闪现的微光。他不粉饰，不夸张，不理想化或漫画化，总是借助真实客观的描写，展示其本来面目，从而于平凡中见伟大，或者相反，于平凡的现象中显示其可怕。他还善于描绘性格的发展和变化，自然浑成而不露斤斧痕迹。托尔斯泰的风格主要特点是朴素。他力求最充分最确切地反映生活的真实或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他虽然在艺术上要求严格，像《战争与和平》就七易其稿，却不单纯以技巧取胜，不追求形式上的精致，也不回避冗长的复合句，而只寻求最大的表现力。晚年，他的艺术有显著的变化。在心理分析上力求简洁，不写感受的整个过程，只写心理过程的各个阶段的主要环节；有时采取戏剧的方法，通过行动和对白来表现。不写性格的顺序发展过程，而写突然事故引起的决定性转变。在结构上，为了表现人物的醒悟，常常采用倒叙的方法；为了集中，长篇小说也不再用多线索，而用单线索逐渐展开的方式。在语言上，则力求质朴洗练和浅显易懂，接近民间故事。托尔斯泰的创作是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一。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70—80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俄国热”的主要对象。80 —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德莱塞、伯纳·萧、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在中国，1900年就出现评介他的文字，1907年译介过他的“宗教小说”（《主与仆》及《民间故事》）。1913、1917年先后有《复活》（亦名《心狱》）和《安娜·卡列尼娜》（亦名《安娜小史》）的不完全的文言译本。“五四”前后，托尔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译成中文。抗战期间分别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扬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翻译出版，而且根据原文翻译，不少名著都有几种不同的译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思考与讨论一、在第一部分中出场了几个人物？作者是如何介绍描述他们的？对他们的描述和后面的法庭审判有什么关系？第一部分出场的人物依次是：庭长、法官、书记官、副检察官、老太太、名律师。庭长好色并注意身体保养，一心只想早点结束案子去同情人幽会；法官因生活拮据同妻子发生口角，因而心情不好，心态不平衡；书记官和副检察官勾心斗角，故意刁难；而副检察官通宵吃喝玩乐，对案卷都没有阅读。老太太虽有钱，却被名律师逼得倾家荡产，而名律师却因此而名声大噪。对他们的描写作者是有用意的，这其实已经暗示：有这样一群人把持法院，案子一定不能够得到公正审判。二、略。三、略。有关资料《在法庭上》是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复活》的一个片段，写的是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在法庭上相遇，聂赫留朵夫感到惊奇：偏巧这个案子在他陪审时开庭，偏巧被告又是她。看来这个巧遇出于偶然，但也有它的必然性。小说中的审判人员都是由坏人所组成，“当权的不仅完全是富人和贵族，而且是他们中最坏的人… …最会坑害人的人”。堕落时期的聂赫留朵夫和他们是同类人，不论谁坐在审判席上，都是一样地“把无罪判成有罪”。是非颠倒，是专制社会特有的必然现象。如犯人所说，这里真理都被猪吃掉了，正直的人唯一去处就是监狱。官员们犯法不但不受惩罚，反而被任命为西伯利亚总督。玛丝洛娃案件被错判，看来出于法官们一时疏忽，属于偶然，但冤案是那个社会的必然产物，因此他们二人相遇毫不奇怪。男女主人公在法庭相遇，既是作者有意托起的奇峰，又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性格的外部动力是偶然性，偶然性推动性格的发展，意外相遇是聂赫留朵夫性格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他在纠正错案的活动中接触了触目惊心的现实，逐渐走上叛逆道路。没有偶然性就没有必然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对立统一，也正是人的个性丰富性的内在机制。托尔斯泰用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相互联系，把男女主人公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给人一种惊奇，使读者带着强烈的愿望进入小说情节，因而产生了特殊的艺术魅力。作者用精确的细节和深刻的内心展示，塑造了逍遥法外的聂赫留朵夫形象，逼真地再现了他心灵的震荡和变化过程。当听到被告人的名字是“柳波芙”时，他不相信是他爱过的姑娘，于是“戴上夹鼻眼镜”，目不转睛地看着被告人的脸。作者通过他的怀疑表现了双重的内涵：一方面揭示他的侥幸心理，但愿不是她；一方面相信她不会干出图财害命的事，这怀疑又是对玛丝洛娃品格的肯定，为法院制造冤狱留下了伏笔。作者运用主观与客观的严重背离，表现人物性格的反常性，造成奇巧的艺术效果。站在被告席上的就是她，“这决不可能”的主观判断失去了真实意义。于是客观逼着他回到现实中来：“这个人就是她，就是那个半养女半婢女的姑娘……真心实意地爱过她，后来却在一种失去理性的疯魔状态里诱奸了她，过后又抛弃了她。”作者通过他回忆的内心独白，用简洁的文字写出了他在巴诺沃肇事后的心理，相爱和悔恨同时出现在他的心头，对自己的“疯魔状态”有所谴责。他“取下夹鼻眼镜”，灵魂里开始一种复杂而痛苦的斗争，表现了他性格在双向逆反中的一种寻求。但是马上承认自己卑鄙，在良心上谴责自己，还不可能。他希望别叫外人知道这件事当众出丑。虚荣心占了上风，表现了他利己动机的心理特征。玛丝洛娃严厉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又掀起他灵魂的波涛：“她认出我来了！” 于是“就把身子往后一缩”，这个揭示人物心灵的动作，有着巨大的戏剧效果，呈现出受惊、害怕、躲闪、逃避等斑驳陆离的感情色彩。但是“她没有认出他来 ”，总算过了一道难关，他急切地盼望快点审完才好。作者用猎人处理受伤的鸟时又可怜、又懊恼、又厌恶的心情来比喻他这时的复杂内心世界，不由得想赶快弄死它，把它忘掉才好，利己的心态仍占上风。庭长要玛丝洛娃为自己辩护。在违背事实的诉状面前，除非把它全部推翻，换人重新审查，但这又办不到。所有的法官都“像追捕一头野兽”那样恶毒凶狠，要把她置之于死地，逼得她放声大哭。聂赫留朵夫受到了触动，也应声哭泣。两个人哭泣声的汇合，泪水向同一方面流淌。他的同情心有所抬头，利己观念有所动摇。虽然他把自己的眼泪归之为“神经脆弱”，但毕竟不是为了自己而流下的眼泪。为了掩盖眼泪他“戴上夹鼻眼镜”，表现了怕丢脸而产生的恐怖的心理。作者把他这时的心境比喻为“一只在房间里做了坏事的小狗”，被主人抓住，按在它做丑事的地方，小狗尖叫着，想躲开和忘掉是不可能了。外因引起了内心的变化，他开始感到灵魂的丑恶、卑鄙和下流。作者把人物灵魂深处的自我搏斗写得像战场上的生死搏斗一样。两种感情的撞击、互相推移，时而浮起，时而沉没，时而躲避，时而面对。作者不仅是悲剧人物的目击者，而且作为被欺凌人物的保卫者对聂赫留朵夫进行鞭挞。作者把聂赫留朵夫押上道德法庭，进行灵魂的审判，审判人员变成了被告，这种匠心独运的艺术构思，是伟大作家艺术才华的表现。从心理描写的技巧上说，作者除采用内心独白、形象的比喻外，还运用了戏剧化的动作表现人物的内心感受和变化。例如聂赫留朵夫“把身子往后一缩”，夹鼻眼镜戴上，摘下，又戴上。后来的契诃夫在《变色龙》（1884）中用大衣脱下来、穿上去、又脱下来的动作揭示警官奥楚蔑洛夫变来变去的丑恶内心世界，也采用了这种方法。教学建议《在法庭上》节选自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复活》，它是托尔斯泰一生创作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他创作的总结。因此在讲读本文时，务必先让学生了解《复活》的内容和意义。可利用媒体让学生观看名著改编的电影或引导他们阅读《复活》全文。《复活》中通过聂赫留朵夫的行动体现出来的“忏悔”“寻求道德自我完善”的 “托尔斯泰主义”比较难以理解，可启发学生们进行讨论，说出内心的想法即可。教学设计一、教学目标 1.通过学习了解文中人物形象的特点。 2.了解“在法庭上”这一情节在全书中的作用。 3.使学生产生阅读《复活》的兴趣，更深刻了解《复活》的内容与意义。二、教学重点把握文中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三、课前准备 1.预习字词，熟读课文。 2.搜集托尔斯泰的有关资料。 3.要求学生将第二部分改编成课本剧。四、教学内容本文是《复活》这部长篇小说的节选，全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把持法院的一群审判人员的形象，对后文审判的结果进行了暗示；第二部分写了法庭上的场景，聂赫留朵夫认出了玛丝洛娃。通过本文的学习，首先分析审判人员的特点，了解造成玛丝洛娃悲剧的社会根源；其次学习本文抓住人物特征刻画人物的方法，初步了解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的性格特点。五、教学过程（一）导入新课你读过托尔斯泰的著作吗？你知道既是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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