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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农民工调查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2010年第7期出版日期2010年07月01日财新传媒杂志订阅
导致工资不平等的问题症结不在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一系列压低工人的保护和发展能力的制度性弊端刘开明
工资不平等和农民工（外来工）是理解最近30年的中国发展历史与现状的关键。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以外来投资和出口参与经济全球化，用国内廉价劳动力优势换取稀缺的国际资金、技术、市场、自然资源，实现了国家经济的振兴。可以说，以外来工为主体的廉价劳动力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2008年2月至2009年8月，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ico）在“珠三角”和“长三角”210家出口加工企业作了调查，笔者运用这些内部搜集的工资和工作时间数据，来测量这两个地区外来工的实际工资水平，并以此比较外来工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工资差距。汗水撑起经济奇迹
2008年，“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地区以中国1.29%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28%的国内生产总值，40%的政府财政收入，以及56.45%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的货物出口额。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这两个三角洲的经济增长率仍然高达12.6%。如此高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中间加工”环节的廉价劳动力，因为这里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8500万左右外来工（其中包括5900万跨省外来工，和2500万省内外来工），占全国外来工总数的60%。
但是，这些外来工，其工资不仅远远低于当地城镇在岗职工和农村居民，甚至低于全国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水平。
“外来工”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一种模式，这是跨县域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即官方称之为外出务工经商或“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城镇市民和雇佣者一般称之为“外来工”。“农民工”（简称“民工”）是将人的社会身份和职业结合起来的名词，指的是户籍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2008年度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到2008年底，包括外来工和“离土不离乡”的本地农民工在内的中国农民工总数为2254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占中国非农业就业人口的48.15%。到2009年9月，全国外来工总人数达到15097万人，他们主要来自贫穷的中西部地区（达70.4%）。2008年各省统计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当年数量较多的省份为：河南2100万人、四川2023万人、江苏1700万人、湖南1200万人、安徽1100万人、湖北1036万人、江西1000万人、广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西790万人、重庆700万人、陕西643万人、贵州560万人。这些农民工绝大部分流向东部沿海地区（66.7%），分布于制造业（37.9%）、建筑业（18.3%）、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1.7%）、住宿和餐饮业（8.1%）、批发和零售贸易业（7.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5.6%）等国民经济的主干行业。挣扎在最低工资线上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此次调查的工厂全部是出口加工企业，其中，81家位于“珠三角”，129家位于“长三角”，分布的城市有“珠三角”的广州（10家）、深圳（17家）、东莞（30家）、中山（9家）、佛山（7家）、惠州（6家）、肇庆（2家）；“长三角”的上海（15家）、南京（5家）、苏州（15家）、无锡（14家）、常州（7家）、镇江（2家）、扬州（6家）、南通（6家）、泰州（2家）、杭州（19家）、宁波（9家）、台州（3家）、嘉兴（18家）、湖州（2家）、绍兴（6家）；涉及纺织服装（133家）、鞋类（19家）、箱包（10家）、珠宝（10家）、眼镜和化妆品（6家）、皮革制品（6家）、电子（6家）、塑料制品（5家）、印刷和造纸（3家）、陶瓷（3家）、家具（3家）、其他产品（6家）等十多个主要出口产品制造行业；投资来源包括中国私营及国有企业128家、香港投资企业47家、台湾投资企业15家、中外合资企业10家、日资企业5家、英美投资企业3家、澳门投资企业2家。企业规模为2000名员工以上的2家、1001—2000名员工的17家、501—1000名员工的36家、100—500名员工的133家，100名员工以下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的微型工厂22家。这些企业雇佣的工人总数为87269人，其中，女工58102人、男工29167人，81%为外来工，另外，15%为本地农民工，4%为城镇户籍居民。这些工厂均是外来工密集的行业，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这210家企业的工人平均月工资为1145.55元，其中“长三角”地区为1196.39元、“珠三角”地区为1094.71元。虽然多数工人的工资水平略高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是，这是因为其中包括了工人加班时间的收入。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天10.67小时、每周66.41小时，每周6.62天，每月加班120.49小时，每月仅休息2.19天。只有28家工厂按照中国法律规定支付了加班费，而另外的工厂没有加班费或加班费无法达到中国劳动法规定的标准。所有工厂的外来女工没有法定的带薪产假，其中，99%的女工在怀孕7个月之内辞职返乡生产。
这些数据还反映出，“珠三角”地区的月工资比“长三角”地区低101.68元，但工作时间却每天长0.16小时、每周多2.46小时、每月加班时间高出16.29小时。而在“长三角”内部，工资水平也不均衡，上海达1235元、浙江为1206.98元，江苏仅1147.18元；各个城市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一些，“珠三角”地区工资最高的深圳是1247.06元，最低的东莞是971.43元，“长三角”地区工资最高的江苏南通是1266.67元，最低的南京是1065元。而按工作时间和工资比率来计算，“长三角”地区无锡的工资水平最低，其平均月工资为1178.57元，有46.43%的工人工资无法达到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850元，平均每天工作11.29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小时、每周工作6.86天（70.64小时）、每月加班128.21小时、每月仅休息1.36天。
在这些企业内部，城镇户籍劳动力绝大多数是管理人员、办公室文员或技术工人，属于工厂内部工资较高、工作岗位较好且有社会保险及休假的群体。本地农村户籍劳动力则主要分布于“长三角”的县域企业和“珠三角”边缘地区的企业里面，有较长的工作经验且工资较高，其中，80%的人参加了当地的农村社会保险或城镇社会保险。三个外来工顶个城里人
对比这些企业工人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工资差距，可以看到，在深圳、东莞、广州、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大城市，外来工的月工资仅为当地城镇在岗职工（根据现行统计制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统计范围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以及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单位里具有城镇非农业户籍的正式员工，尚未包括城镇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员，也不包括农民工）平均工资的30%至40%之间。经济越发达、外来工愈多的城市，这种差距就愈加巨大。
例如，珠江三角洲城市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的城镇在岗职工2008年月均工资为3320元，外来工月均工资为1090元；长江三角洲城市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的城镇在岗职工2008年月均工资为3189元，外来工的月均工资为1155元。平均来说，“长三角”和“珠三角”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出口企业的工人月平均工资只有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47%，其中，“长三角”出口工厂工人月工资只有当地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43.17%，而“珠三角”出口工厂的工人月平均工资仅为当地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41.34%。这些城市的物价涨幅和生活成本均大大高于其他普通城市，外来工的低廉工资只能勉强支持他们自己的最低生活需求，导致他们与所生活城市的其他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其实，这种差距自1992年以来即开始存在，且呈不断拉大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出口加工区的工人工资每月高达200元—600元，而当年一般工人工资不过几十元。到1992年，深圳外来工的月工资甚至达到了1500元。但此后到2008年的17年间，两个三角洲的主要城市——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广州、深圳、东莞等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增幅为15.71%，而当地外来农民工工资增速却十分缓慢。2004年8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表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称：“珠三角”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珠三角”地区外来工月工资绝大多数在600元左右。而“长三角”外来工工资略高于“珠三角”，达到每月650元—750元左右。这样的工资水平，还是以长时间加班获得的。
2004年开始，从“珠三角”到“长三角”，陆续出现“民工荒”等劳动力短缺问题，加上2006年5月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争论，促进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的标准。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压力下，外来工工资有了明显上升。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显示，2006年，全国农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民工的平均工资为1020元/月，70%以上集中在500元—1200元之间，其中，“珠三角”外来工的平均工资达到1226元每月，比2005年提高了17.3%；而浙江农民工达到1217元，约45.55%的农民工月收入在1000元以上，月收入在800元至1000元的农民工约占29.24%，还有25.21%左右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另据学者研究数据，2007年，“珠三角”农民工的工资平均达到1298元每月，“长三角”农民工则为1296元每月。
在这十多年里，衡量外来工与本地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差距的重要参数——最低工资标准与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率，一直在持续下降。例如，“长三角”的上海从1993年44.59%下降到2008年29.16%，南京从1994年的43.37%下降到2008年的23.38%，苏州从1995年的36.27%下降到2008年的28.27%，杭州从1995年的38.59%下降到2008年的28.67%，宁波从1995年的36.8%下降到2008年的28.47%；而“珠三角”城市的降幅更大，广州从1994年的44.51%下降到2008年的22.71%（其中，2004年为17.53%），深圳从1992年的49.6%下降到2008年的27.61%（其中，2003年仅为18.03%），东莞从1994年的50.22%下降到2008年的23.28%。我们的调查还发现，90%以上的企业以最低工资标准为上限设定工资水平，有大约25%的外来工工资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外来工工资呈现“向下竞争”的严酷现实。
另外，由于城镇在岗职工拥有稳定住房、较好的社会保障，以及享受政府的一系列物价补贴，他们生活成本一般低于外来工，而生活水平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则高于外来工。同时，多数城镇居民拥有更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信息资源，更高的教育水平，其收入的来源也更多元化。本地农村居民也因大量外来工流入而获得利益，收入增长水平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由于本地农村居民拥有土地和更多私有住房用于出租，外来工密集地区本地农村居民的隐型收入一般要高于本地城镇居民。有关研究显示，两个三角洲地区的本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2005年“长三角”为15607元，比全国高出48.7%；“珠三角”为17477元，比全国高出66.6%。两个三角洲地区本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其中，“长三角”为7109元，是全国的2.2倍；“珠三角”为6331元，是全国的1.9倍。计件成为减薪魔术
计件工资是按照工人生产的合格品之数量（或作业量）和预先规定的计件单价，来计算报酬的一种工资形式。它不是直接用劳动时间来计量，而是用一定时间内的劳动成果——产品数量或作业量来计算。这种工资计算办法被广泛应用于出口制造业的生产流水线上。本文分析的210家出口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全部实行计件工资或日薪制。
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计件工资并不能增加工人的收入水平，反而是雇主降低工人工资和其他法定福利的有效办法。由于工人缺乏集体谈判的能力和参与工厂管理的机会，计件的生产额度和生产单价是由雇主单方面决定的，而且缺乏透明度，雇主总是有各种理由任意改变生产单价，降低工人的实际收入。工人告诉我们，增加工作时间或提高生产效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率并不一定带来收入的增加，工人每月的工资大体上没有太多变化，反而是因为计件增加了工人的心理压力。
计件工资也是雇主拒绝给非熟练工人或无法满足一定生产额度的工人最低工资的最好借口。同时，由于实行计件工资，工人和管理人员都认为，无法根据不同工作时间段来区分生产单价，使之成为雇主拒绝支付法定加班费的主要理由。而且，来自市场的压力也可以通过计件工资的单价分拆办法转嫁到工人身上。
对雇主而言，计件工资能够把工人收入与工作时间、产量紧密挂钩，并让工人内心形成没有工作或者产量就没有工资的深刻烙印，不仅可以增加工人的工作时间、提高生产率、降低工厂的生产成本和提高其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而且可以减少工人因为工资浮动或偏低而产生的抱怨。
但是，对工人来说，这种计酬办法容易使工人简单地把工作与挣钱挂钩，降低了他们对工作的认同和对企业的归属感，增加了流动的意愿，提高了员工流动率。这样，工厂总是被高企的员工流失率和非熟练工人的问题折磨，工人则被低工资和工作不稳定困扰。
由于生产线工人均实行计件工资，没有产量就没有工资，所以，任何形式的休假就意味着没有工资。虽然法律规定女工在怀孕、生产、哺乳期间享受特殊保护，雇主不能单方面解雇特殊保护期内的女工，同时规定，女工生产期间有不少于三个月的带薪产假，而且产假工资不能比平时工资少。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绝大多数的企业拒绝为怀孕女工提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供特殊保护，而且，为了胎儿的健康发育，也为了节省生产期间的经济开支，女工一般会在怀孕之后选择辞职，返回家乡生育和哺乳婴儿。本文分析的209家工厂的女工没有产假工资，只有一家工厂为女工提供了产假，以及30%的产假工资。
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企业必须为受雇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员工提供带薪年假，依照员工的服务年限获得从5天到14天不等的带薪休假权利。然而，由于普遍实施的计件工资制度和劳动合同的短期化，所有被调查企业均没有向外来工提供实际的带薪休假福利。
由于绝大多数外来工每年只有春节一次返乡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每年春节前后，工厂会放假10天—20天左右，加上平时的病假和偶尔的请假，很多工人每年实际上只有11个月能够拿到薪水。所以，本文210家“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出口加工厂的工人平均年收入约为12601元人民币，是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年均工资（29229元）的43.11%，仅为这两个地区城镇在岗职工年均工资（33312元）的37.82%。社会保障缺失原由
虽然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动法》以及国家与地方的相关法规明确规定，企业要为包括外来工在内的员工支付法定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有的省份要求企业为未孕妇女（包括女性外来工）购买生育保险，但本文分析的210家工厂，除了上海的15家企业为90%外来工购买了低水平的外来工综合保险外，“长三角”的江苏工厂社会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保险覆盖率为29.09%、浙江工厂的覆盖率为29.44%，“珠三角”工厂的社会保险覆盖率为30%。
然而，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为城市居民设计的。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等四大主要法定险种，除了工伤保险能够直接使投保人受益之外，其他三种保险的利益几乎被地方政府“明火盗窃”。以接纳外来工最多的XX省养老保险为例，目前的社会保险制度有三大弊端：
第一，外来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非常低。截至2007年12月，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为1846万人，约占全国农民工总数的8%。XX省在1994年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即开始将外来工纳入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到2007年12月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的外来工约800万人，约为全省外来工的15%。
第二，养老保险关系无法转移。由于受到现行政策和地方办法的限制，直至2007年12月，广东地区没有外来工成功办理养老保险的关系转移。
第三，养老保险“退保”问题突出。在2002年以前，广东地区的外来工如果中断缴纳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基金就全部“贡献”给了地方政府。从2002年起，广东开始办理外来工退保业务。根据国家和XX省规定，外来工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如本人申请，可将其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存储额中个人缴费的部分一次性退给本人（简称“退保”），同时终结养老保险关系。2002年—2006年间，广东共办理外来工退保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7845335人次，退保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五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6.95%（该比率为退保农民工与全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总人数的比率）。2006年退保外来工人数是同期参加养老保险外来工人数的31.25%。
据XX省公布的2005年缴费工资下限测算。深圳是1591元每人每月，单位缴费费率是8%，以一名参保时间一年的外来工计算，如果他退保，其单位就向深圳政府养老保险基金缴纳1527元。东莞是1261元每人每月，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是10%，一名参保时间一年的外来工退保，他/她所在的单位就向XX县区养老保险基金“贡献”了1513元。广州是1551元/人/月，单位缴费费率是20%（私营企业12%），一名参保时间一年的外来工退保，他/她所在的单位就向XX市养老统筹基金“贡献”3722元。2005年深圳转退保人数总计达到65万人，估计当年为深圳政府养老保险基金“贡献”了104315万元，这一数据还在逐年增加。由此推算，2002年到2008年间，广东从退保外来工那里“窃取”的养老保险金至少在300亿元以上。
失业保险则几乎完全为地方政府做“贡献”。2007年12月，广东有450万外来工参加失业保险，但只有少数广东本地户籍农民工或没有领到工资的失业外来工得到过失业生活救济。由于有众多外来工的“贡献”，广东成为中国极少数社会保险基金有结余的省份，2007年全省社会保险五项基金的结余高达1919亿元。公共服务遗忘的角落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在现有政治和社会制度里，城市政府完全不必为外来工提供本地户籍居民所享有的公共服务，例如，住房、卫生、教育和物价补助，使外来工必须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支付城市高昂生活开销。本文分析的工厂，虽然有53%的工厂提供了员工宿舍，主要分布于“珠三角”，但其中有61%的工厂向工人收取每月10元到50元不等的宿舍费、水电费，17%的工厂为少数熟练工人提供简陋的夫妻房。61%的“长三角”工厂没有为工人提供宿舍，工人只能租住在工厂附近的民房中。工人租房的开支从每月50元到500元不等，多数工人选择与其他工友共同合租住房的方式降低租房费用，但租房仍然是他们日常开支的大头。在我们的所有访问中，没有员工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里，也没有从当地政府获得任何公共服务。
国家统计局和、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09年6月进行的联合调查发现，外来工在城市维持最低生活开支的费用人均达到766元，其中，82.7%用于住宿和食品开支。如果按照最低生活工资的标准衡量，中国工人月工资至少要在1638元以上，才能维持他们及其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工人的最低生活工资标准应在2000元以上。然而，2009年中国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水平仅为687元每月，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深圳、上海、广州、南京、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也仍停留在850元—1000元之间的低水平，只达到最低生活工资标准的一半左右。本文分析的210家出口工厂的工人，少数超过2000元工资的员工是以超长的工作时间换取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在2007年，笔者曾调查了深圳和东莞的300名外来工，这些受访工人年均收入为18260元（按当年汇率折合为2282美元），他们全年开支的用途如下：返乡一次，用于路途的开支平均531元、春节家庭团聚和探亲访友的开销平均费用2587元、子女教育费（义务教育阶段）1825元、子女生活费4169元、老人生活费509元、住宿费920元、伙食费2392元、其他生活开支1962元，年储蓄3365元，其中，80%以上没有任何社会保险。
以一名外来工每年支付5000元额外生活成本计算，全国1.4亿外来工每年额外支付的生活成本高达12000亿元，过去20年耗费的总成本估计可能高达10万亿元。
2007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360美元，农村人均年收入为518美元，也就是说，这些工人的工资不仅大大超过同期农村人口的收入，而且已经接近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一个劳动者的收入接近或者达到该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就不应该存在生活困难的问题。然而，从这些外来工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他们的收入已经接近甚至达到全国人均收入的水平，仍然无法摆脱经济贫困的窘迫，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存的户籍制度导致他们被迫在城市与乡村间“钟摆式流动”，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成本，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从而压缩了他们的发展机会。出路在于制度变革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外出打工本可以成为中国农民改变贫穷命运的一个重要机会。然而，制度性地压低工人工资，导致外来工尽管已经两代人进城打工且十分节俭，但是，他们的收入仍难以支持其家庭走出贫穷，出现了贫困的代际转移。这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只能维持最简单的生存而无力购买耐用消费品，以及其他改善生活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导致中国国内消费市场长期疲软。而且，出口工厂的明显季节性特征和低工资、长时间工作，增加了外来工的就业不稳定性。高流失率是中国出口工厂面临的严峻问题。
2005年3月，东莞人力资源经理俱乐部的调查发现，参与调查企业的雇员年度整体流失率为80%。90%的企业以生产部门流失率最高，其中，以生产工人的流失率最高，年流失率最高达108%。招聘网站前程无忧2007年12月初发布的《2007中国企业员工离职率调查报告》显示，2007年传统制造业中的操作人员类离职率最高，达到31.5%。
就我们所调查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工厂，51%的员工为厂龄不到一年的非熟练工人，21%的员工为厂龄在一年到三年之间的半熟练工人，厂龄三年以上的熟练工人仅为员工总数的28%。员工的频繁流动导致企业缺乏熟练工人，进而影响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更导致把“中国制造业”定格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最低端的加工环节，难有向上提升的机会。
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可以，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可以做到的以出口导向型战略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实现民富国强的社会发展目标，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而中国“尚不可以”的原因，并不在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本身，而在于国家是否让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是否为民众提供了平等的发展机会，是否为民众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的支持资源和保障基础。
导致工资不平等的问题症结也同样不在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一系列压低工人的保护和发展能力的制度性弊端。所以，赋权工人、消除歧视才是解决工资不平等、消除贫困的关键所在。而要达此目标，中国就必须转变以廉价劳动力和牺牲环境获得暂时经济利益的发展路径，并对现有政治和社会制度进行适当改革。
刘开明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
第二篇：外来农民工问题调查XX县区外来农民工问题调查分析报告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的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就业，进入城市务工的数量逐年增加，农民工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为此，本人于2011年9月2日至9月17日对XX县区的横岗外来农民工进行了问卷和访谈调查，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通过调查，全市农民工数量已达到24.8万人，其中，从外省输入到我市城镇就业的有6.8万人，由本省外市输入到我市城镇就业的有3.5万人，从本市农村进城务工的14.5万人，基本情况如下：
本市农民工主要以青壮年为主体，从性别构成上看，以男性为主，女性农民工约为9.4万人，仅占农民工总数的37.9%。分布在建筑、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加工制造等行业，从事简单劳动或苦脏累险差工作的人数较多，工种多达50余个。文化及技能水平整体偏低，绝大多数都是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在加上缺乏一定的技能水平，这就使得他们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处于一个很不利的地位，。收入水平是决定农民工在生活状况如何的最基本因素，我市农民工务工收入呈上升趋势，月收入绝大多数在最低工资标准之上。参加医疗保险约4.5万人，占18%；参加工伤保险的约6.2万人，占25%；参加失业保险的约2.73万人，占11%；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约6.7万人，占27%。
二、农民工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民技能培训力量薄弱，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对农民的素质教育普遍重视不够，特别是缺少时间短、见效快的务工技能培训，培训机制不健全，培训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加上部分技术含量较高的工种培训要求高、时间长、补贴少，使不少农民望而却步，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使得农民工的技能水平无法得到提升。
（二）侵害合法权益现象突出。目前农民工工作超时问题普遍存在，同时，由于加班现象普遍存在，职工工资水平明显偏低。由于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解决农民工拖欠工资工作的力度，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并不十分突出。
（三）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农民工缺乏社会保险意识，对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缺乏了解，比较注重眼前利益，参保积极性不高，加上部分企业法律意识不强，认为农村劳动者可以不缴纳社会保险，是导致农村农民工参保率低主要原因。
三、解决农民工工作建议
（一）完善农民工工作机制，确保农民工工作措施落到实处。一是成立相关专业工作组。主要有农民工培训工作组、法律服务与维权工作组、宣传工作组等。二是建立联席工作制度。召开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专业工作组联系会议，落实工作计划，及时解决问题。三是强化督查落实。制定下发工作意见和明确成员单位职责的文件，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与各市（区）政府和相关部门签订责任状，将农民工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
（二）实施城乡统筹就业战略，不断促进农民工平等就业。定期举办面向外来务工人员的人力资源交流市场，力争每年帮助3-5万外来劳动力在本市就业。
（三）完善农民工维权综合协调机制，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一是切实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严格监督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实施及时调整发布工资指导线和最低工资标准；二是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全力推进劳动合同工作三
年行动计划，力争在两年内实现劳动合同制度全覆盖。三是强化劳动保障行政执法。四是健全完善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机制。探索在农民工较为集中的企业、社区设立劳动争议仲裁特别庭，建立高效、便捷的农民工维权响应机制。
（四）大力实施农民工平安计划，努力解决农民工后顾之忧。一是建立农民工专项社会保险制度。实行低标准进入、渐进式过渡，着力提高用人单位和农民工的参保积极性，制定农民工社会保险关系和待遇异地转移和接续办法。二是积极实施新型的农村基本社会保险制度。探索建立农村低保户参加医疗保险政策。三是切实解决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
第三篇：外来农民工献血人群调查报告东方网8月26日消息：据《劳动报》报道，上海卫生部门昨天发布市民献血现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本市献血人群仅占总人口的1.17%，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外来农民工献血人群调查报告。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本市街头献血人群中，外来农民工超过70%，白领和高学历者献血的仅占极小比例。
此前，卫生部首度公开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口献血率只有0.87%，低于世界高收入国家的4.54%和中等收入国家的1.01%。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献血率低于1%的地区必然产生"血荒"。目前，全球仅70多个国家献血比低于1%。
由上海卫生部门实施的这项调查报告显示，上海街头无偿献血比例为50%，即有近半的血液至今仍然来源于团队无偿献血。而在街头献血人群中，绝大多数为低学历的来沪打工者，比例超过70%。此外，急诊用血目前约占30%；a型血需求为35%，是上海当前最急需的储备血型；一次献血400毫升的仅占30%，献200毫升的为多，这与发达国家情况正好相反，调查报告《外来农民工献血人群调查报告》。
受近期全国性"血荒"影响，尚未出现用血供需矛盾的上海近来未雨绸缪连出重拳，针对部分医院随意用血、浪费血液资源的行为开展专项整治，截至昨天，已对76家二级以上医院加强了督导，并向44家医院发出了限期整改措施。"我们采用黄、橙、红三色预警制度，一旦某种血型供应吃紧，立即通过短信平台告知各大医院，首先保证急诊、外科、移植用血，类似整形等手术我们要求医院根据血液供应情况择期进行。"市血液管理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整治，上海临床用血秩序良好。
据卫生部资料显示，全国血液供需矛盾日益激化，已经从局部地区向全国、季节性向年度性、一般性向严重、临时偏型向常态偏型缺血蔓延。专家介绍，明年下半年，随着各XX县区新建三级医院的投入使用，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上海也将出现7万人份用血缺口。
第四篇：XX县区外来农民工问题调查分析报告最原始农民工学习需求调查报告
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的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就业，进入城市务工的数量逐年增加，农民工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目前的农民人口根据估计约为9亿左右，其中两亿多，也就是其中四分之一为农民工。而如果按照稍微广义的估测，即把任何拥有农民身份而不以农业劳动为主要收入来源和工作时间的人计算在内，不对其工作地点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进行区别，这个群体的数量可能会达到5亿甚至更多。目前在绝大多数的农村，农业生产虽然仍然是农民的立足之本，但已经处于个人生产的“相对副业”地位。这些地区的农民同时也在以农民的身份进行着第二三产业的活动，所以也可以视为农民工群体。本次调查围绕“农民工学习需求”问题，共调查了4名对象和统计局调查。所有调查对象均是随机找到的，符合规定的条件。被调查者详细情况附农民工学习需求调查问卷。
一、4名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李于明，男，22岁，大专，团员，未婚，家庭成员3人。计算机的水平不赖，学历也还不错。所以他想到广播电视大学学习经济学，当一名财务人员。如果不行的话，他就去参加当地政府组织的短期培训，学习数控技术，毕竟对于一个男士来说，数控这个职业也是不错的。
陈子强，男，35岁，初中，群众，已婚，家庭成员有4人（有女儿）。他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个民营企业任职。月收入1500-2000。曾先生很想学习一技之长，在电大参加了电工、家用电器的维修等培训，等掌握了一技之长后，自己开维修店，这对于他继续留在发达城市有一定的帮助。
钟丽，女，24岁，中专，群众，未婚，家庭成员4人。在沿海发达地区工作的她原来是学计算机管理的，但后来当了超市职工，同样无法施展她的专业能力。她想到广播电视大学学习管理学，凭借着不错的气质和口才，努力成为一个管理者。但她也考虑到电大组织的短期培训中学习计算机应用，继续强化她的专业能力，使自己在城市的竞争中体现出自己的优势。
温伟荣，男，31岁，高中，群众，家庭成员4人（有子）。在沿海一广告公司工作，原来学的也是计算机管理。因为自己的学历低，所以成了他竞争的门槛。所以他现在最想取得一个本科学历，主修经济学，当一个财务方面的工作人员。
二、农民工学习需求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民技能培训力量薄弱，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对农民的素质教育普遍重视不够，特别是缺少时间短、见效快的务工技能培训，培训机制不健全，培训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加上部分技术含量较高的工种培训要求高、时间长、补贴少，使不少农民望而却步，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使得农民工的技能水平无法得到提升。
（二）侵害合法权益现象突出。目前农民工工作超时问题普遍存在，同时，由于加班现象普遍存在，职工工资水平明显偏低。由于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解决农民工拖欠工资工作的力度，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并不十分突出。
（三）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农民工缺乏社会保险意识，对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缺乏了解，比较注重眼前利益，参保积极性不高，加上部分企业法律意识不强，认为农村劳动者可以不缴纳社会保险，是导致农村农民工参保率低主要原
因。
三、解决农民工工作建议
（一）完善农民工工作机制，确保农民工工作措施落到实处。一是成立相关专业工作组。主要有农民工培训工作组、法律服务与维权工作组、宣传工作组等。二是建立联席工作制度。召开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专业工作组联系会议，落实工作计划，及时解决问题。三是强化督查落实。制定下发工作意见和明确成员单位职责的文件，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与各市（区）政府和相关部门签订责任状，将农民工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
（二）实施城乡统筹就业战略，不断促进农民工平等就业。定期举办面向外来务工人员的人力资源交流市场，力争每年帮助3-5万外来劳动力在本市就业。
（三）完善农民工维权综合协调机制，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一是切实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严格监督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实施及时调整发布工资指导线和最低工资标准；二是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全力推进劳动合同工作三年行动计划，力争在两年内实现劳动合同制度全覆盖。三是强化劳动保障行政执法。四是健全完善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机制。探索在农民工较为集中的企业、社区设立劳动争议仲裁特别庭，建立高效、便捷的农民工维权响应机制。
（四）大力实施农民工平安计划，努力解决农民工后顾之忧。一是建立农民工专项社会保险制度。实行低标准进入、渐进式过渡，着力提高用人单位和农民工的参保积极性，制定农民工社会保险关系和待遇异地转移和接续办法。二是积极实施新型的农村基本社会保险制度。探索建立农村低保户参加医疗保险政策。三是切实解决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
第五篇：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报告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报告
摘要。随着城市的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为城市的建设作出重要的贡献，但这些长期在城市的务工人员却无法得到良好的生活。为了更好地了解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状况、生活条件、城市户口、医疗保健、子女就学、住房等一系列得不到解决问题，利用寒假时间来深入他们中间进行实践调查，为了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和困难，及时发现存在的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帮助他们融入城市。为了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关键词：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社会保障
调查目标。近年来，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在各行各业工作，为城市注入了活力，为社会付出了廉价的劳动力，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然而他们在陌生的大城市仍然处于“边缘”状态，他们干的是工人的活，却还是农民的身份，他们经常受人歧视，很难融入城市生活，在城市里的生活状态不容乐观。我和伊梅借着寒假的空闲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