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上的妇女(4).doc

美国历史上的妇女　（4）
──女权运动第三次浪潮
陈　其
一、第三次浪潮的起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最初10年间,一些出类拔萃的美国妇女在国家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等领域中占据了显要地位。 这一现象令人鼓舞。 但不为外人注意的是,在此时段内的9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兴起了第三次浪潮。与前两次浪潮相比，第三次浪潮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甚至可以说混乱得多。

如前所述，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一次浪潮，虽然总体上涉及妇女的各种权利，但基本上聚焦于妇女的选举权；第二次浪潮的主要关注点是妇女的就业机会平等和报酬平等，以及有关生育的各项权利，特别是自主堕胎的问题; 为妇女和儿童设立了家庭暴力避难所；要求公开报告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和强暴；开辟避孕和其他生育服务的渠道；为妇女在工作场所制定和推行反性骚扰政策；养育儿童服务；为年轻女性提供平等的、更多的教育资助；开设妇女研究课程。这些进展都为第三次浪潮提供了基础。

    第三次浪潮的主体是新一代女性。根据某些学者的总结，第二次浪潮的女权主义者是 “在政治和文化相互结合的地方成长起来的”，是“肯尼迪时代、越战、民权运动和妇女权利运动”的产物；第三次浪潮则孕育于朋克摇滚、嘻哈音乐、科幻小说作品、消费主义和互联网的时代氛围中。这些新女权主义者是1972年《教育法第九修正案》(Title IX)颁布后，与女性文化和女权主义一同成长起来的。作为女性，她们在入学、经济资助、应聘、提升和工资待遇等方面的待遇得到改善，在获得教育机会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文化素质和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她们与上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截然不同，不再仅满足于获得局部的解放，也不止步于复制过去，而是要发现自己的道路。 她们提出多方面、多层次、非单一的诉求，以实现完全属于自己一代的全新理想。

作为对第二次浪潮中忽视问题的回应和反弹，第三次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兴起。成长于第二次浪潮中的新领袖，如黑人妇女贝尔·胡克斯（ Bell Hooks）[1]和其他许多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试图在女权主义思想内部开拓新空间，把问题集中在种族与性别的交叉点上。第三次浪潮与前两次的不同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前两次浪潮大体上是白人中上阶层、身体健全人和异性恋倾向的妇女参与的运动。虽然黑人妇女和女同性恋者也是前两次浪潮的重要参与者，但基本上遭到女权主义者的忽视或歧视。第三次浪潮则试图把范围更广、不同类型的妇女包括进来。因此，“女性”一词，到第三次浪潮时已代表“多肤色、族群、民族、宗教和多文化背景的女性”；其二，第三次浪潮追求解决更广泛社会阶层的妇女面临的种种问题，而不仅仅是白人中产阶级妇女所追求的目标；其三，它对“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传统定义发起挑战， 因为在她们看来，这些定义虚构出一种所谓的“普遍女性认同”，而且过分强调中上层白人女性的风格和特质。在《求真》引言中，一位第三次浪潮的奠基者和领袖写道：“流行概念所创造的能干女性应当具备的外貌、行为或思想的理想形象的‘完美女性气质’，简直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发明而已，那是一个根据生物学和美德教义照本宣科进行演绎的剧本角色”。

20世纪90年代早期，几起事件标志着第三次浪潮的到来。首先，首都华盛顿华等地出现狂野女孩运动(Riot Grrrl  Movement)。 其根源是诞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朋克运动（Punk)。朋克起源于六十年代车库摇滚和前朋克摇滚，是一种简单摇滚乐， 其音乐不拘泥于技巧，注重表达的是思想解放和反主流的激进立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朋克运动在英美两国蓬勃开展。到了90年代，美国的“女孩”（grrrl）一词使用了“咆哮发声”的三个重复字母“r”,来宣示女性的自我张扬、自我肯定和充分解放。

狂野女孩运动实际上是一种紧跟时尚的次文化现象。除音乐活动外，它还包括艺术、科幻小说和杂志、积极参与政治、宣扬“自己动手” 伦理（DIY PHILOSOPHY）。她们的处世态度是“自给自足”“自强自立”，经常讨论的话题包括强奸、家庭暴力、性和女性自强等。该运动“通过一个强大的、具有女性倾向的妇女团体，表达出对社会问题的强音”。它鼓励年轻女孩积极介入，把昭示“青春期少女的立场”作为运动的中心，目的是赋予女性掌握自己声音和表达艺术的力量。卷入狂野女孩运动的有几个乐队，如“比基尼杀手”和表演者（bratmobile）, 这两者引领着狂野女孩革命，挑战朋克圈子中长期被男性独霸的局面。当时的类似乐队还有第17个借口，自由小猫和第五排，等等[2]。这一运动通常被视为第三次浪潮的起点。

新浪潮的兴起，还与另一重要事件有关。1991年，克拉伦斯·托马斯被提名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参议院准备对托马斯的任命进行投票表决。在这关键时刻，托马斯的女助手、时年３５岁的安妮塔·希尔指控托马斯曾对自己实行过“性骚扰”，迫使参议院推迟表决。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接连三天举行听证会，在美国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最后听证会因“查无确证”，草草收场，参议院遂以52对48票通过总统对克拉伦斯的提名。
为回应这一结果，女权主义者丽贝卡·沃尔克发表题为“第三次浪潮形成”的文章，声明：“我不是后女权主义的女权主义者，而是第三潮女权主义者”。 美国广大妇女则以声势浩大的自行车游行的方式表示抗议。

此外，如前所述，上世纪90年代是美国精英妇女开始大显身手的时代。1992年是所谓的美国“妇女年”，有四位女性成为联邦参议员，女参议员人数增加到6人，1993年增加到7人。 20世纪90年代，还出现了美国第一位女联邦检察长和女国务卿、第二位联邦最高法院女大法官，首位具有独立的政治、法律、联合行政和公共服务事业的第一夫人。这些积极现象，却从反面为第三次浪潮的兴起提供了背景。因为在第二次浪潮里中上层白人妇女取得的成就，对少数民族和其他弱势妇女群体而言，恰恰是巨大缺陷，第三次浪潮正是对这一缺陷的直接回应和反弹。

二、第三次浪潮的理论与实践

第三次浪潮理论的特点是流派纷呈，计有反种族主义、有色女性意识、妇女主义、后殖民理论、批判性理论、后现代主义、跨民族主义、经济女权主义、自由意志女性主义、新女权主义理论、跨性别政治，以及对性别二元对立说的拒绝。它还强调性别的模糊性，并吸收了同性恋的理论因素。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第三次浪潮意识形态的中心是对性别和性欲的后结构主义解释。“性的积极性”被认为是第三次浪潮的一部分，性欲被当做生活中的积极面加以赞扬。很多第三次浪潮女权主义者对第二次浪潮时对色情业和性工作者的抨击进行了反复斟酌，并重新做出正面解释。

对于第二次浪潮中提倡的“女人特质”，第三次浪潮以自己的哲学加以否定。 1992年,一个全女子乐队演奏了“所有女人都是泼妇”（[3]）, 1999年女作家伊丽莎白·沃策尔（Elizabeth Wurtzel)出版的《泼妇: 赞扬困境中的妇女》，都昭示了自己的“泼妇哲学”。 根据后者的解释，所谓的“泼妇哲学”就是：“我想尖叫、狂喊、让发动机空转、喜欢的时候就大叫、只要乐意，就在纽约高级购物区大发脾气；把自己生活中最私密的细节向完全的陌生人坦露；我行我素，干自己想干的事，做自己想做的人。 十分简单，这就是我的泼妇哲学”。

总之，第三次浪潮思想汇集了很多矛盾与冲突，突出特点是其理论的多样性和矛盾性，缺乏统一思想。由于这些纷繁的意识形态相互重叠和交叉，有些女权主义者认为自己一身多任，从属于不同流派的女权主义者。更糟糕的是，如此五花八门的信念和诉求，使一些第三潮女权主义者讨厌自己被称为女权主义者。其他一些人，则希望保持并重新定义这个词，以把新思想包括进去。

第三次浪潮关心的主要问题包括：种族、社会阶层和性问题，包括工作场所中经常发生的问题，如性骚扰、不公平产假政策、母亲权利，即通过医疗保险和儿童保险的手段保障单身母亲，尊重职业女性和离职做全职母亲的女性。其中，她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仍是生育权利，如避孕和堕胎。 但是，第三次浪潮女权主义是在更深层次上，不再仅满足于控制人和妇女的生育能力，她们不仅要解放妇女, 更重要的是让妇女“掌握自己”。1973年，妇女虽然取得了堕胎合法化的胜利，然而此后二三十年间，美国各州对“堕胎合法化”的限制却日益增多，管控得越来越严。 这些限制包括强制性的“堕胎等待期”、父母双方同意法和配偶满意法。甚至到21世纪初，南达科塔州仍在颁布除非为保护母亲生命而必须的堕胎，在所有情况下禁止堕胎的法律。这些法律在女权主义分子的眼中，都是对妇女民权和生育权的限制。她们为放宽甚至挣脱这些限制而继续斗争。

 第三次浪潮还试图彻底铲除对女性的侮辱性词汇（derogatory terms）。在男性主宰的社会中，存在大量对女性的侮辱性名词。他们深入大男子的骨髓，成为他们泄愤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口头语。虽然美国妇女的地位比起百年前，甚至几十年前有了显著改善，但那些积累了两百多年的污言秽语，仍在美国日常生活中沿用。诸如“老处女”（spinster）、“母狗”（bitch）、“妓女”和同性恋女人（whore）等，仍然继续流行。第三次浪潮女权主义者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第三次浪潮对美国的日常语言也产生影响。女权主义者认为语言直接影响到现实观念。针对英语中很多重男性色彩和带有“性别歧视”元素的语言，女权主义者展开了斗争。 她们主张使用无性别意识语言，如用“Miss”统指所有已婚和未婚女性，或在某人性别不明时，用“他或她（he/she）”表示，而不象以前只用代表男性的“他（he）”。她们还支持使用包含两性元素、而非特指男性的语言，如以“humanity” 取代 “mankind” 来表示“人类”；为打破男子的政治垄断，倾向用无性别指向的chairperson取代 chairman（主席）

三、第三次浪潮中的矛盾与困境                            

对第三次浪潮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它在理论上的混乱并缺乏统一的奋斗目标。如果说第一次浪潮是要妇女获得选举权，第二次浪潮通过斗争使妇女获得在职场的平等机会，结束了法律上的性别歧视，取得了合法堕胎权，第三次浪潮则缺少一个统一目标。

女权主义运动虽然取得积极成果，也带来令人困扰的问题。女权主义运动，特别是其第三次浪潮，对妇女和社会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导致对女权主义的反思与批判，甚至有的学者对女权主义加以否定。

有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对“母狗哲学”和“狂野女孩”不以为然。她们批评说，在美国流行文化中本来就缺少多样化的、正面的女性形象代表。在媒体中，女性总显得不健康---她们紊乱的饮食习惯、表现为完全为满足男人需要而存在的性物品、具有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倾向。她们认为的理想女性应是充满才智的，特别是女政治家，更应表现出智慧和文化素质，“狂野的母狗”只能为妇女的“负面形象”雪上加霜。

在美国社会，对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已经开始纠枉过正，传统的“女性气质”有复苏的迹象，“女强人”形象的吸引力正在衰退。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位居政坛要职的美国女性，政治顾问通常都建议她们尽量展现女强人风采，弱化女性温柔、恋家的特质。因为这些顾问相信，民众更关注的是女性是否足够坚强、精明和能干来胜任领导人的角色。比如在1990年选举中取得突破的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黛安·芬斯坦，当时打出的是“坚强和人道”的竞选口号。而在此前1971年的选举中，芬斯坦的口号是“坚强并不是男性的专利”。 1988年，美国民主党女性团体“艾米莉的名单”发出一份内部通告，提醒成员“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女性必须通过不断奋斗，建立自己的威望、力量、坚韧性和成功机会”。事到如今，很多女性政治家的顾问却建议，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位居政坛要职，女政治家不必再刻意强调自己坚强能干的一面。相反，恰到好处地展现女性气质，反而有助缩短她们与选民的距离，赢得更多支持。进入21世纪，一位美国民主党政治顾问曾经表示：“这已经是个完全不同的年代。随着年轻一代的不断成长，民众期待‘女强人’这一旧观念将进一步被削弱。”很多女政治家必须注意强化自己的“好妈妈”“好妻子”形象 。在女性参与总统竞选的实际操作中，女政治家关爱家人的母亲形象也可以作为一种政治资本展现在民众面前。政治顾问认为，这是一种使候选人显得更加人性化的策略，有助于缩短候选人和选民，特别是女性选民之间的距离。分析人士认为，儿童话题能够令候选人，特别是女性候选人显得更加“善良、温柔和可亲”。至于强硬的希拉里·克林顿，民意调查显示力量和才智是她所拥有的明显优势，因此，在此基础上注意强化她的女性特质会更增强她的魅力。

女权主义理论一定程度的极端化也引起深刻反思。 一些当代女权主义者认为，其实“妇女就是人”，用性别把人类分裂为二，而不是统一起来的女权主义者，严格讲是“性别主义者”，而非女权主义者。萨默斯（Christina Hoff Sommers）[4]在她1995年《谁盗走了女权主义？》（Who Stole Feminism? ）一书中，指出现代学术上的女权主义理论和运动很大程度上具有“厌恶男性”的性质。由于它的女性中心主义色彩，不如称为“性别女权主义”更为贴切。 她认为，性别女权主义者把自己打造成受害者的角色，追求的是男人的优惠和照顾。而她主张的则是“公平女权主义”，即排除以女性为中心、以充分的民权和法律权利为目标的一种意识形态。因这种观点，她被一些女权主义者冠名为“反女权主义者”。“后女权主义者”法鲁蒂（Susan Faludi）在她1991年的著作《反挫：对美国妇女未宣战的战争》（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中声明：女权主义运动开启了妇女解放运动，使它成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困扰妇女的诸多“问题”的根源。但是她认为，其中很多问题实际上是虚幻的，是媒体在没有可靠证据的情况下生造的。她还发现，美国女权运动在七八十年代的成就，反而招致了麻烦，招致男性的反制措施。该书封底的一段文字鲜明地指出：

当女性觉醒，企图挣脱父权社会的控制，努力在工作上、政治地位上、学术思想领域、企业界等各方面展放异彩的同时，无法面对“女人不再是弱者”的父权社会，立刻挑起打击女人的反挫力。更可怕的是，这股打击力正悄悄地蔓延，并散播“都是女性主义惹的祸”…。

妇女运动的成就，似乎陷入悖论的尴尬。比如，女性在婚姻和生育方面权利的改善，却带来了令人预料不到的负面效果。波尔斯在文章“告别女权主义”中，就讨论了避孕立法和避孕药的使用对妇女产生的影响，认为：“这个药丸”似乎解决了妇女解放运动曾经长期为之斗争的“从不断生育中解放”的问题；但这药丸的负面影响是，男子无法感受到对后代的责任，“靠着这小小药丸，他们应负的责任在一夜之间就被免除”。舒尔曼的文章“女权主义者怎样拯救了婚姻”提到, 特别是最近的发展“标志着婚姻一直给予妇女的保护陡然消失”， 因为在20世纪，妇女开始在职场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就影响了她们与自己的男朋友或丈夫的关系，影响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工作量和角色转换。另外，他还分析了女权主义的胜利带来的另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性革命，正是这个革命导致“同居的泛滥、单身母亲和男同性恋解放运动”。 由于上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和将男女截然对立的女权思想，带来了无数的家庭破裂，单亲母亲、问题儿童和艾滋病流行，人们不得不反思：美国社会是否值得为性解放和女权主义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当前，像很多西方国家的妇女一样，美国妇女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希望建立家庭、抚育孩子，同时追求事业的妇女, 处于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境遇。女权运动改变了社会上关于妇女在家庭中作用的心态。以前，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是保持平静与和谐，专心为丈夫和孩子做早饭，送孩子上学，然后回家准备晚餐，并完成当日的家庭杂务。现在，妇女都有职业，每天上班，不得不在复杂生活中的不同方面手忙脚乱地应付。所有顾主都不喜欢雇用有家的妇女。女性不得不长时间工作，而且在生孩子时，只能请很短时间的不带工资的产假。她们经常需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是呆在家里看孩子，还是马上回去上班, 牺牲家庭生活呢。如果她们选择在家照顾孩子，那事业必然出现断层，导致她们就业机会率的降低和较低的工资。

进入21世纪，美国妇女状况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中的分量加重，压力自然增大。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报告发现，不仅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比自己丈夫高的比率越来越高，而且在五分之一的婚姻里，妻子还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研究的调查对象是30至44岁之间的夫妇，研究的时间跨度近40年。报告揭示，目前男性仍是家庭收入的主要贡献者，有78%的家庭中男性收入至少与妻子的收入相当，或者高于女性。但女性收入超过其丈夫的比例，已从1970年的仅仅4%骤升至2007年的22%，是原来的四倍以上。 过去，美国有个老笑话说，女人上大学并非为获得“学士”（Bachelor）“硕士”(Master) 和“博士”(Doctor)学位，而是为了获得“先生学位”（Mr． Degree），即找到一个未来供她花钱的丈夫。 在那个时代，婚姻曾是妇女在经济上改善人生的最佳途径之一。这份报告发现，现在的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是越来越多的男性因婚姻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状况。与1970年相比，现在的男性通常与比自己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结婚，而且事业型妻子的数量日益增多。报告总结道，这种变化造成了一种“从婚姻中获益的性别角色转换”，因此“当前，婚姻对男人来说，是更合算的交易”。

2011年，白宫关于美国妇女现状的报告分析了当今美国妇女状况的积极面和消极面。这份报告的题目是《美国妇女：社会和经济的幸福指标器》，它对妇女生活提供了全方位的展示，涵盖妇女生活的5大方面。 报告所汇集的关于家庭、教育、收入及就业、健康、犯罪和暴力方面的资料，显示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发展趋势。 积极面是，妇女不像以往那样容易沦为包括谋杀在内的暴力犯罪的受害者。今天的妇女结婚较晚，孩子数量较少。妇女在总人口中占51%，在65岁以上美国人口中占57%。根据报告，妇女受教育率的增长比男人更快，今天的美国，年轻女性的大学毕业率比男青年高。这种情况不仅局限于白人妇女，在所有族群中亦然。但消极面引人注目，即妇女在教育方面的进步未能转化为职场中的平等收入。白宫妇女和女孩委员会主席法勒里·贾雷特说：“一个原因是，她们并没有进入那种高收入工作领域。”奥巴马政府对妇女工资低的根源看得很清楚，难怪“总统自他开始就任以来，就努力鼓励妇女和女孩进入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认为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男女工资差别。

一些当代女权主义者从美国社会经济性质的迅猛变化出发，把问题发掘得更加深透，也更加有远见。他们认为，第三次浪潮女权主义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美国的科技进步与经济变化中妇女的角色问题。他们分析，女性在计算机等高科技行业中所占比例之所以低，是性别差异造成的，是女性对计算机的态度、渴望和职业素质不高造成的结果。传统研究发现，男性是计算机游戏、进行数学分析和互联网的主要使用者，而女孩则主要善于计算机的文字处理功能。如“任天堂游戏男孩”，就成为把女性分离出去的文化符号，进一步强化了女性不善于技术追求和抽象科学思维的传统认识。而且，教育实践中的偏颇也阻碍了女性对技术的追求。在计算机课程中，男孩们占据了教师的大部分时间，并展现出明显优势，女孩则有被排除感，丧失掌控高深计算机理论的信心和动力。女孩对科学技术领域介入的缺乏，更强化了女性的能力不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形象。

美国是世界经济最发达、科技创新最蓬勃、发展最迅猛的国家。在高度信息化的美国, 因男性在掌握高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方面的明显优势，使原本就十分复杂的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男女关系问题变得更为难解。生物学上的差异决定着两性各自的所长和所短,决定着各自所把扮演的社会角色，更形成了固定的社会期许。但是，与男性相较，女性在高科技领域等高工资职业所需要能力的相对薄弱，将使她们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上将日益处于不利地位。

过去一百年中已取得巨大成就的美国女权主义思想和运动，在21世纪美国经济社会性质的迅猛变化中，必将面临新挑战，必须做出新调整。

结　语

依个人浅见，经过美国女权主义者的长期艰苦斗争和不懈努力，当今美国已经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性别歧视（sex discrimination）。同“种族歧视”一样，“性别歧视”已在美国的法律层面和社会氛围中失去合理存在的依据。 美国NBA黑人球星天文数字的收入和高涨的社会人气、网球黑明星大小威姐妹的高度社会认可、姚明在NBA和美国社会的影响力和正面形象，网球女将李娜作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百人”之一荣登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以及中国14岁高尔夫神童关天朗受到美国人热烈追捧等事实，比较有力地说明：在当今的美国，要想成功地自立于社会，甚至出人头地，种族和性别因素已经不具决定性影响，最关键的因素还是个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