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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在“折返点”上（中国像一辆自行车只能向前不能停）
“折返点”是白岩松的一大创造性“概念”：折腾、反复、试错、前进三步后退两步，最终的指向则是全民从“富”到“福”。他提倡“有分寸的推动力”。
《新周刊》第336期
白岩松是中国电视界的一张“中国脸”。这张脸过于严肃，以致于爱憎分明、毁誉各半。
在现实当中，42岁的白岩松“愤外随和”，待人接物，宽厚细致。旁人评说，有了“大师样”。他说度过“中年危机”后的自己：“作为生命个体，我平静了一点；作为新闻人，我困惑增多，因为不仅要想到自己。”
他自称是个“谨慎的乐观者”，但也许更是个“理性主义者”。他说：“我也是在不妥协中过来的。可回头，很多很多的事在告诉我：我还是要20多岁时想要的，但是采用的方法不一样。”
20多岁时，他也跟领导拍桌子。后来新闻界前辈艾丰跟他说过一句话——“小白，好的群众是能够改变领导的群众。”这句话话多或少改变了他。
1994年，他随团报道龙永图在日内瓦进行恢复关贸总协定谈判。一天早晨，龙永图散步时问他：“小白，你知道什么是谈判吗？”龙永图接着说：“小白，谈判是双方妥协的意识。如果谈判不是最后双方妥协却是一门艺术，就不要谈了。任何单方面胜利叫征服。我们接受谈判，慢慢要用谈的方式去解决。”
16年前这句话在白岩松脑海里重新发酵。“难道我们不是在跟生命谈判吗？难道不是在跟时代谈判吗？难道不是在跟理想谈判吗？那好了，就要接受双方妥协的艺术。”尤其在中国，所有要实现的东西，在进程中追求最后期待的结果，恐怕都要接受双方妥协的艺术。白岩松说：“我认为这是告别革命之后解决社会进步较有效的进程和方法论。”
他父亲是纯蒙族，母亲是纯汉族，出生在北方。AB型血，狮子座。“我知道自己会比较分裂。AB型血是一个天然的旁观血型。”11月10日，他接受《新周刊》独家专访，和盘托出在电视上“未说出的话”和“旁白”。
我是个谨慎的乐观者
悲观者认为改革失去方向，我作为“谨慎的乐观者”认为正处于折返点，正转向下一个方向。中国问题表象是贫富差距，实际是效率与公平的博弈，比如富士康实质上是追求效率极大化模式，现在转向追求公平。考虑尊严、幸福和自由等等隐藏公平背后的因素。
《新周刊》：你上一次在“中国电视榜”领奖说过一句话——“中国电视行业现在问题不仅是既得利益者太多，而且既得利益者当官的当官、赚钱的赚钱，也不把机会让给年轻人。”
白岩松：我说的是期待，不是一个全部的判断，否则没意义了。其实是对自己和周围的一种提醒。不仅是电视行业，很多行当都一样。首先我说电视行业既得利益者首先是提醒，其次是非对立面。如果既得利益者和刚起步的人是对立面，结果一定是革命。
《新周刊》：主持时政类节目有困扰吗？最大困扰在哪里？
白岩松：困扰多了。《新闻1+1》是大陆电视行业第一个时政类节目。我一直在考虑“有分寸的推动力”。若只考虑分寸不考虑推动，叫生存，价值也不大。若仅仅考虑推动不考虑分寸，可以推几回呢？既然做就得按现存逻辑做，这也是一种困扰。比如要改变过去要么对要么错的判断，或者好或者坏。我恰恰认为中国的事情纯粹对的小比例，纯粹错的可能也不是大比例，几乎是对中有错、错中有对。这也是一种困扰，那么去表达呢？比如广州免费公交，我是电视里最早作出反对的，第二天《广州日报》刊登了。我首先认为免费公交是善意举措，其次在节目中我说这是带着歉意的补偿，同时指出好政策没有好细节、没有想得更周全不一定收到好的效果。这件事能用对或者错、好或者坏简单判断吗？
《新周刊》：你主持节目时代表哪个利益群体？
白岩松：还真不想天天面对着观众。有很多人跟我说“你会不会想象每天有这么多人看电视？你说什么观众在听什么？”如果这样我估计不会说话了。我每天只关注想要说什么，该说什么。你说代表哪个利益集团？不是很清楚。我代表很多利益群体，分布在不同的节目里。重要的是代表一种方向。我在《幸福了吗？》一书序言中说过“方向比速度重要”。
《新周刊》：我和很多专家聊，都谈到改革不是失去动力而是失去了方向。
白岩松：现在处于方向确立过程中，更处于困惑、迷惘折返点中。
《新周刊》：你用的“折返点”这个词很好。
白岩松：正好，你说的我也在想。中国很少有关注“十二五规划”、关注“五年规划”。前几个五年规划方向清晰，是追求一切能用数字衡量的目标，比如说GDP，甚至单位能耗等等。为什么对中国改革前20年清晰呢？个体和国家目标一致，是尽早地富裕起来。“富”可以用数字说明，个人可以从“万元户”说，国家可以从“翻两番”说。现在处于不能用数字衡量目标时期，比如“尊严”怎么衡量？是用8%或12%？每年“尊严”增长指数12%？自由、民主、幸福等等哪个可以用数字衡量？悲观者认为改革失去方向，我作为“谨慎的乐观者”认为正处于折返点，正转向下一个方向。比如温家宝多次谈政治体制改革，十七大报告大篇幅谈民主。中国媒体既不敏感又没深入研究讲话、报告。
《新周刊》：我是做媒体的，不是不研究，首先想这些是否是假大空呢？
白岩松：30多年间改革，如果不研究每次党代会报告不知道应该研究些什么？回头去看中国每一次重要的变化都体现在一次又一次党代会报告中，比如1992年关键词“市场经济”、1997年“公有制等多种实现形式”、十七大“民生和民主”。一步一步向前走。十七大报告大谈了民主，媒体放大了民生，几乎没谈民主。还有一个重要关键词“统筹兼顾”，它标志着未来几年走平衡木，光快不行也得好，光效率不行得兼顾公平。
《新周刊》：民主是方向，也是一个诊断标准，却不是药方。那药方会是什么呢？
白岩松：肯定是一点一点来的，比如十七大报告“公民的有序参与”，这基本上是方法论，也存在相对较长时间表问题。很多人以为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是胡锦涛改革30年讲话里的，其实十七大报告就写了。20O7年就有，只不过没多少人去看。2008年温家宝请人去中南海座谈，其中谈到了“还权于民”。温家宝谈到了“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绩于民”。后来汪洋、张春贤多次谈到了“还权于民”。我们是不是首先应该关注，过去不常提的开始提了？是不是一种开始？是不是提了立即就要实现？这是方向和速度的问题，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去提及、推动。
《新周刊》：可现实里官员和民众还是感到了“错位”，为什么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呢？拆迁、自焚、上访等等事例层出不穷，维稳变成当务之急。
白岩松：我不太接受这样说。十几年前没有强拆吗？哈尔滨最早打黑逮捕的乔四，就是强拆，90年代就在打击。原因：一、媒体和公众没太关注；二、效率优先。近几年，一、《物权法》保障；二、由效率转向公平。中国问题表象是贫富差距，实际是效率与公平的博弈，比如富士康实质上是追求效率极大化模式，现在转向追求公平。考虑尊严、幸福和自由等等隐藏公平背后的因素。比如争议《劳动法》出台是否早了，背后也是效率与公平的博弈。不是完全不一样，而是近年来格外关注拆迁、官二代、富二代等等。这些在过去屡屡发生，但没浮出水面。现在问题显性化了，公众很在意，不太容易接受了，而且愿意去推动朝更好方向发展。
十几年前强拆比现在严重多了，说拆就拆。前天看纪录片《90年与北京奥运会》，那时改造和谁商量过了？2010年广州亚运会面对广东媒体批评，一路上与老百姓道歉。在这个过程中前进了。为什么说自己是一个谨慎的乐观者呢？一、慢慢在向前走，也许速度不像急迫期待的人那么快；二、在逐步推进过程中，社会越来越在意了。比如，在生活中两人相处，一方把另一方真的当朋友，最后可能真的是朋友了。如果一开始就把一方当敌人，最后可能真是敌人了。方向、前景也似乎如此。若愿意接受方向，达成共识，努力推动，也许会朝好的方向变化。
中国梦怎么做？
从理性角度来看，这一代年轻人的苦，我总结了新三座大山：以《蜗居》为代表的以物质等同成功的压力；以《蚁族》为代表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以《潜伏》为代表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另外从青年角度，要给现在年轻人心理支持和机会支持。
《新周刊》：你在耶鲁演讲提到了中国梦，有一个比较形象的中国梦吗？
白岩松：我觉得是三代人，中国所有变化浓缩在三代人里，爷爷、爸爸和儿子或奶奶、妈妈和女儿。爷爷奶奶在农村，爸爸妈妈因为高考在城市里，孩子在美国，或日本、英国。中国有无数这样的家庭。全世界的变化集中在30年历史进程很少。
《新周刊》：难道这就是中国梦吗？
白岩松：不是。这是一个开始。美国梦是完成时还是现在进行时呢？
《新周刊》：继续全世界播种，会有怎样愿景呢？
白岩松：耶鲁演讲最后的话两个含义，一、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一个英文《我有一个梦想》，还会有一个中文的。二、中文《我有一个梦想》不存在政府那里，存在一个又一个普通中国人心里。
《新周刊》：三代人关系已经构成了社会现象。
白岩松：我觉得这不是结果，是起步阶段现象。比你期待更好中国梦会有更长一段时期，但毕竟开始了。
《新周刊》：有些人是有能力做梦的，有些人失去了梦想。
白岩松：比如谈论幸福，其实是有条件的人一种奢侈的谈论。对吗？
《新周刊》：换一种立场来思维。
白岩松：对啊。当有条件的人都不想那不更可怕吗？有时简单对立是容易的。当吃饱了，吃饱就不再是梦想，一步一步来啊。在节目中不再谈论用数字衡量的成果，你得知道下一步想要什么？有人问这些都有了是不是就幸福了？这个国家就好了？当然不是啊，目标是没有终止的。在今天时代背景下，看到心有问题，肝有问题，就得赶紧找药方。等有一天心肝不错了，可能胃出毛病了，但那是下拨人要治的病。过不了多久，我们60后要退出历史舞台了，70后有他们的挑战，更何况70后被路过了，直接跳到了80后。他们有他们的挑战。永无休止。
《新周刊》：你有没有想过退隐江湖，过陶渊明式的生活？
白岩松：历朝历代中国知识分子都这么想。如果仅仅想的是这样一种结局，绝大多数都没做到，你只能想办法在任何环境下都是“采菊东篱下”。
《新周刊》：比方说我有很多朋友梦想在哪盖一个房子。
白岩松：太外在了。要能把自己心性磨得慢一点，哪都行。
《新周刊》：记者节你去给北大学生做了一个讲座。你观察现在大学生是什么样的状况？这个群体怎么样？
白岩松：理解大学生现实压力，不可把很多大词汇立即拽给他们。你必须理解他们，他们和80年代上大学的人是不太一样，80年代的大学生没有任何可追求的目标，只能到精神上去找乐子，所以看起来很精神很文化。我没有看到80年代有几个母亲表扬那个年代，但是知识分子，拥有回忆权利的人，会回忆80年代。只是少数人拥有权利，回忆也竟然变成了一种权利？我始终认为80年代被美化了，或者它被某一局部优秀放大了，覆盖了整个时代。
80年代天天乍暖还寒，担心政策变化。1988年抢购日用品。校园里常常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摇滚乐诞生都经历了一个破折的过程。80年代远远不比现在好。
2000年年底《新周刊》颁奖，我那时得奖感觉这是一个新闻时代，没想到娱乐大潮已经开始了。那时舆论监督只是个别栏目特权，直播会非常吓人，直播一次会全台总动员。现在新闻频道一天的资讯量超过600，舆论监督已经回到新闻当中，成为一种属性。直播司空见惯了，老百姓都不会觉得直播怎么怎么样，是不是一种进步啊？但是人们的期待会增长得更快。
《新周刊》：你怎么看待这个时代精神和物质的关系？
白岩松：狂追了30多年的物质，接下来可能要重新看待精神，其实也正常。老祖宗早就说得很明白了，吃饱了才能想点别的事。饿的时候谈理想？话题回到你刚才说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说面对大学生要理解他们现实压力，不能把一些大词再拽给他们。让他们要谈理想，谈浪漫。
《新周刊》：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好可怜。
白岩松：这是因为你拿精神维度来衡量他们的现状。中国人买房起始年龄27岁，全世界都做不到，这不正常。我在拥有第一套房之前，10多年的时间处在北京游动过程当中，我搬过8次家，但全是租的房子，我租房子的时候，离市中心更近。买房了却在五环开外。
《新周刊》：现在机会缺失啊。
白岩松：不，正常的时代机会一定缺失。比如我1993年做电视新闻主持，前面没人，才25岁，没人跟我比。一片空地。
《新周刊》：你就是标杆，一直往前冲。
白岩松：那个时候20多岁的头就是50多，你只要把他熬走，你就登台了。现在20多岁的头30多，30多岁的头40多，熬吧，10年一代，机会就少了。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时代。
《新周刊》：现在主持人也进入中年了。
白岩松：但是话说回来，我这一拨下一拨的主持人来说，要比我们难多了。我在好多人心目当中都已经是老主持人了，可我才42岁。
《新周刊》：你是前辈，德高望重。
白岩松：可我只是42岁，那么对下一拨的主持人来说，挑战和压力就大很多了。很多人问一个学院派问题：“你渴不渴望新的一代年轻人超越你们？”我总是开玩笑地说：“请以最快的速度超过我们。”为什么呢？你不能指望我原地等你，我也不可能原地踏步，我也在往前走，你只有更快的速度才可能超过我们。
但是当然很难，虽然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起步时比我们好太多，但不幸的是，他们上来就有比较对象，是拿了做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我们做比较对象。其实很不公平，但没办法。
《新周刊》：其实这不是环境问题。这又回到机会缺失，又变成心理问题。你要认清自己的位置和心理需要。
白岩松：有时进大学和这些弟弟妹妹或者说这帮孩子，我经常说：“是，社会要关爱，但不要以为用溺爱的方式，这不可能。第二个，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哪一代人青春容易？”我一直认为回忆不靠谱，非常谨慎回忆，因为回忆是少数人的特权。然而每个人都在回忆，但是公开的回忆是有话语权的人才有。比方说，全世界全中国都说青春最好，青春最美。我上大学的时候流行一首诗“21岁，我们走出青春的沼泽地，像一把暗哑的六弦琴”。生命中无数的第一次都在青春，能容易吗？你都有自己要面对、解决的问题。
《新周刊》：再回头看看摇滚乐心态，比如说崔健的《一无所有》。为什么摇滚音乐到现在就没落了呢？
白岩松：那个时候是真的摇滚音乐精神和需求土壤。它有真的一种对象：你面对谁？你反叛什么？现在的摇滚音乐之所以没那么大力量，首先它不知道冲谁了。它没有对立面，它反叛什么？反叛的东西被模糊了。我现在听很多摇滚乐，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说无病呻吟？呻吟很重要，你得有病。而现在它找不到了，而且现在摇滚音乐有一个新的现象：各地政府玩命的拥抱摇滚乐，举办各种音乐节，迅速地和解。
安全感到哪里去了？
安全感一定要建立在不变的基础上，这样才有安全感。现在聚会越来越多，人在找什么？所以时代一定要快点走，走到那个不变的，走到慢点的时代去。慢点的时代里会有一种成分，就是安全感。
《新周刊》：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那些既得利益者，比如富官、富豪都面临一个问题：没有安全感。
白岩松：谈到安全感的问题，我听到各种各样的人都在抱怨。高高低低上上下下全有。现在在中国随便一个饭店吃饭，听到各个桌都在抱怨。首先在抱怨环境下，人们背后就有一种很大的不安全感。为什么有不安全感？不确定啊！真正方向还没有一个最终确定。其次，整个集体的信任度丧失。为什么连献血最后都缺乏到信任缺失？很多人就不献血吗？不一定，但他觉得会不会得艾滋病？献完血是不是被你卖了？你说这背后能有安全感吗？最后有很多东西是现实的，不是咱们空说的、虚的。发达国家，一辈子就弄个房贷，就一个月一个月地交。中国人保证是刚开始一个月一个月交，只要有能力就迅速交齐。这很奇怪！恐怕不光是为了省钱，也为了一种安全感。富的怕财产丧失，穷的就会想会不会越来越穷。这很奇怪。所有人都这样。
《新周刊》：所以说中国三代家庭结构：爷爷在农村，父母在大城市，孩子就送出国。骨肉三段。
白岩松：一种围城现象。在里头的人就看着外面的好，在外面的人就看着里面的好。都不一样。
《新周刊》：你刚才把安全感分成两部分去描述，一是不确定，二是信任度。如果要找原因，是环境的原因？制度的原因还是个人原因？
白岩松：是阶段，是这个时代，是刚走到这一步，是必然的。为什么我说在等待，或者依稀看到折返点。问题就在这，这个折返点是什么？在竞争越激烈的地方安全感越不足，像北京广州上海幸福指数恐怕比较低。我相信幸福感指数比较高的在中小城市。
我的家乡呼伦贝尔，它的安全感要比北京强。因为老街坊还在，从小一块长大的人还在，打个电话朋友就能聚在一块。回忆没断。越是大城市的人越没有故乡没有故居，所以不会有安全感。你是漂泊一代，关键你不知道下一步在哪。没法去预测。
《新周刊》：能从文艺作品、电影、诗歌和音乐找到安全感吗？
白岩松：是，人们有时候就从这里面去找。我曾经有一次热泪盈眶，是一条小新闻。当时北京前门胡同要拆迁改造，有一个几十年卤煮火烧小店要完蛋了。很多人以倒计时方式去排队吃一碗卤煮火烧。北京台新闻采访店旁边的老大爷：“为什么要保留类似像卤煮火烧的这些东西？”老大爷说：“孩子越走越远，你总得让他回头的时候有点念想吧！”老大爷一句话说到时代的点上了。
《新周刊》：这就跟删除键一样，全删了。
白岩松：如果你的过去都被覆盖了，你怎么可能有安全感？这些年我经常说，快速变化时代追求的目标一定是走到那个不变的时代去。我5年前去香港，特意到新港城海安咖啡馆，那是全香港最早的咖啡馆。负责结账的是80多岁的爷爷，跑堂的是60多岁的儿子，坐着那的除了我家之外全是60多岁的人。这些老人为什么每天到这来呆一会儿？安全感！每天一帮老友聚在一起喝杯茶，几个小时后散去，会觉得日子一如往昔。
《新周刊》：安全感。它会不会引起人们一种心态：要去找到一种幻觉去抵制安全感？
白岩松：因为有不安全感，所以急于占有。急于通过物质或者其他的获取安全感。比如，为什么很多人想当官？为什么很多人想赚钱？也是解决安全感的问题。
《新周刊》：你在央视也没当官吧？有过想当官的想法没？
白岩松：什么都不是，我放弃了很多能让我有安全感的东西，比如职位。我本科毕业，如果在二三十岁，我要混个研究生文凭很容易。一直非常坚决地拒绝了。我在栏目组连张办公桌都没有。
《新周刊》：您是有意识和权力保持距离？你警惕这种东西？
白岩松：有可能。起码我不靠近。比方说，我为什么坚决不要权力，不要办公桌，就是提醒自己。
《新周刊》：这是洁身自好吗？
白岩松：也许有点。换个词别人可能会说我表面上随随和和的，也可能骨子里太清高了，但我做不到洁身自好。
《新周刊》：能这样说非常不容易。
白岩松：我觉得谁也做不到。《雍正王朝》里有一个小细节：一个官员周围所有的官员都贪，那个官员也收了五两碎银。但是他用收五两碎银的方式展现了另一种清高，但是他没有洁身自好。再者不要把自己说得那么清高，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许我抵制商业性的各种各样的邀约，但朋友我抵抗不住，尤其是好朋友，没钱我也得去。就这么简单。
《新周刊》：当你每次对体制、对央视有情绪想愤而出走时，是怎么一点点把自己给拉回来的？
白岩松：其实我挺想反过来问一句，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哪是体制外？
《新周刊》：你这个观念是悟出来？还是受到什么提醒？
白岩松：不用提醒。如果这个都体会不出来，在中国我白干这么多年新闻了。我反而觉得很多体制外说起话来格外的光荣、伟大、正确。
《新周刊》：阵营的问题。不同的阵营有不同意识形态。
白岩松：我现在很不愿意划线和贴标签。你说体制，我还真有一点点不服气。全中国你能找出一家电视台，有中央电视台这样千奇百怪的主持人类型吗？有吗？为什么在我脑海中都会说，中央电视台是体制内？体制内。没错！但是你看有小崔，又有张越，又有老毕，阿丘，李咏，朱军，柴静。怎么理解体制内？体制内有机会也有些好玩的在成长，《东方时空》不是诞生在体制内吗？《实话实说》不是诞生在体制内吗？《新闻1+1》也在体制内。看你想干什么，在哪儿干。
《新周刊》：你觉得中国电视两年来的进步是快了还是慢了？
白岩松：肯定比你期待的慢了，但是它在往前走。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的很多事你必须接受一种现实：有可能是前进一步退半步，再前进一步再退半步。
《新周刊》：折返嘛。
白岩松：即使处在退半步过程中，也没必要沮丧，因为总体趋势是向前的。但如果是前进半步退一步，你即使处在前进半步中，你有什么可得意的？因为总体趋势是向后的。
《新周刊》：前进或退步过程中把既得利益者或既得利益集团夯实了。
白岩松：我觉得中国短时期内很难成为一个新的稳定结构。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像一辆自行车，只有骑着向前，它才不倒；只要停，一定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