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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第 8 卷 第 4 期 2023 年 8 月澳大利亚智库塑造政府对华决策的途径与作用 吕淑珍 陈弘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上海 200241作者简介：吕淑珍，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E-mail：；陈弘，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所长，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会长，教授，博士，E-mail：。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摘要：目的/意义 自美国大力推进和落实旨在遏制打击中国的“印太战略”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如法炮制，陆续推出了多项反华、遏华的措施与政策，对华态度逐渐强硬。在此过程中，澳大利亚智库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方法/过程澳大利亚智库充当政治势力的代理人，借用“链式结构”塑造决策层对华敌对政策和引导普通民众对华负面认知的效果显著。本文通过对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和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进行案例分析，发现澳大利亚智库与情报部门和国内外利益集团关系紧密，塑造民意影响决策部门涉华政策。结果/结论 澳大利亚智库专家联合媒体平台引导舆论，将智库的倡议转化为“民意”，进而影响政府外交和安全政策研判，其实质是将智库高度政治化甚至武器化。当下澳大利亚对华舆论环境整体偏右，我国需清晰认知澳大利亚智库所扮角色，以研判政策走向，掌握外交主动权。关键词：澳大利亚 智库 对华决策 链式结构分类号：C932.8 D73DOI:10.19318/ki.issn.2096-1634.2023.04.101 前言智库作为当代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已成为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不可缺少的一环。智库长期充当国家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桥梁，在影响政府决策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故有学者将其称为除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以外的“第五种权力”1以及社会的“第五阶层”（the fifth estate）2。澳大利亚历史最为悠久的外交政策智库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AIIA）成立于 1924 年，与美国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1919年成立）、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21 年成立）和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1927 年成立）诞生于同一时期。时至今日，澳大利亚已发展了一批涵盖外交、教育、环境、经济等多个领域的成熟智库。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发布的2020 全球智库报告（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中，澳大利亚共有 45 家智库上榜，占亚洲智库总数的 1.3%（该报告将大洋洲国家数据并入亚洲统计），位列亚洲第 8，全球顶尖智库前 150 名中有 3 家澳大利亚智库，分别是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和独立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CIS）3。判定智库实力的关键在于其影响力，即智库研究成果塑造政府公共决策的方式和程度。大多数欧美高级智库倾向将其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定位为政策咨询师和协助制定者；与之相比，澳大利亚智库则倾向于充当代理人（the phan-toms）的角色，表面上宣称是独立组织4，实际上实践探索102第 8 卷 第 4 期 2023 年 8 月受到本国或别国势力幕后支持，主要工作是为政策决策铺路造势。澳大利亚国内曾经也不乏客观、中立的声音，但随着美国出台旨在遏制打压中国的“印太战略”，澳大利亚选择充当其马前卒，智库也成为澳大利亚反华行为中的重要一环。本文重点针对智库与政府、民众间的双向互动，就澳大利亚智库塑造决策层对华强硬政策和引导普通民众对华负面认知的途径与作用进行分析和研究，探讨澳大利亚智库如何在政府涉华决策过程中扮演右翼政治势力代言人角色。2 澳大利亚智库运作机制概述2.1 澳大利亚智库主要特征智库研究公共政策，不具有行政权力，通常也没有盈利能力，主要是通过为决策部门提供“智力产品”，以及这种服务的影响和声誉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5。作为特殊经营实体，智库同样要遵循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一家智库的研究水平若无法得到外界认可，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客户和资金，并最终被市场淘汰。对智库而言，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旋转门”（revolving door）。往往国家政权更迭越快，人员流动就越频繁，“旋转门”的作用空间也就越大。澳大利亚属于英联邦国家，实行议会制和政党轮替制，每 3 年举行一次联邦议会选举，允许党内竞争，接受执政党在任期间改选党首，新党首自动取代原总理。相比其他西方国家，澳大利亚的制度优势为“旋转门”提供了便利。特殊的宪法制度与过短的选举周期导致澳大利亚自2010 年至今已经更换了 7 任总理，其中任期最短的一届总理仅上台 3 个月，因此，澳大利亚更需要智库承担精英储备和人才周转的重任。借助“旋转门”机制，澳大利亚智库争相推荐己方人员填补决策机构职位缺口，又招揽重要离任政府官员，以便其静待时机东山再起，前高层官员也可以利用人脉优势为智库吸引项目和投资。例如，两度出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2013 年败选后退出澳大利亚政坛，移居美国，并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拜尔佛中心国际关系学研究员，后又成为美国亚洲协会主席，借助其“中国通”身份的便利，继续在各项涉华议题上发声。前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全国主席艾伦金吉尔（Allan Gyngell）曾在外交部和总理内阁就职，在被任命为澳大利亚国家评估署（The Office of National Assessments，ONA）署长前，曾担任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创始执行董事，就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尤其是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智库与政府间人员流动形成的“旋转门”机制打破了身份转换的壁垒，拉近学界与政界、思想与权力的距离，给双方都带来了利益，能够有效保证智库在国家对华政策决策中的地位。澳大利亚智库发挥政策影响力的第二大优势在于政府投入力度。西方典型的三权分立体制所带来的权力分散和长期博弈意味着决策者提出的议案只有在理由充分的情况下才可能得以通过，因此，决策者需要聆听各方声音，获得支持。“冷战”时期，澳大利亚政府意识到智库研究的新成果能够为政策制定开拓新思路，越来越重视政策咨询机构和咨询程序6。虽然澳大利亚大多数社会智库不在政府部门编制内，但其接受官方投资的数目丝毫不亚于政府内部决策咨询部门。例如，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ASPI）由澳大利亚政府资助设立，并由澳大利亚国防部提供绝大部分经费，地区安全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Regional Security，IFRS）接受澳大利亚政府赞助，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CIW）直接由联邦政府政府出资 5,300 万澳元成立。由于澳大利亚智库在资金上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借助灵活的“旋转门”机制，澳大利亚智库和政府间形成了远超其他智库大国的紧密联系，智库思想和政府政策的相互吸收和转化更为便捷，为澳大利亚智库充当政府代理人奠定了基础。2.2 澳大利亚智库影响力运作的链式结构澳大利亚智库影响政府决策链式结构见图 1。虽然普通民众属于边缘决策者（periphery）7，但政策制定应当建立在一定公众基础上，政策实施需要公众理解支持。因此，智库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充当调解人，通过电子或印刷媒体解释问题、事件和政策，使公众明了国内和国际政策问题”8。澳大利亚进一步将智库“引导舆论，创造能够在未来一年到一年半变成现实的思想”9这一103图 1 澳大利亚智库影响政府决策链式结构Figure 1 The chain structure Australian think tanks use in shaping public policies使命发挥到极致，形成了“情报部门/利益集团 智库/媒体 社会公众 政府”的政策影响机制。澳大利亚情报部门或利益集团往往会根据其战略重心选择相关话题及证据，择机将其提供给智库和媒体。媒体和智库共同构成影响链条的第二环。媒体虽然拥有强大的公共宣传功能和舆论放大效果，但缺乏独立解读重大政策事件的能力，需要借助其他精英团体或个人的政策主张和思想观点作为“卖点”。智库汇集大量“有较高声望且掌握超常口头和文字交流技巧”10的人才，对政策和国情的解读比政府官员的解释更容易得到公众的信任，但缺乏长期公开、稳定的渠道向民众推销思想。为此，澳大利亚产生了“智库研究+媒体推广”模式，智库“充分利用多种渠道和市场策略出版各类文章、书籍和论文，不定期地出现在电视、杂志和报纸访问当中，写一些读者喜闻乐见的时文、简报”11，以渲染特定话题，向公众灌输特定观念，引导舆论走向。社会公众和公共舆论是智库与媒体的直接受众目标，也组成影响链条的第三环节。政府判断舆论形势的最常用手段是智库发布的各种民意调查。经过媒体一段时间的渲染和炒作，公众会普遍接受智库专家对形势的研判，民意调查的结果自然如智库所愿。此时，社会上已经形成了有利于特定政策出台的良好氛围，决策者若想体现“民意”，则在政策考量时自然会受其影响。以国防预算为例，澳大利亚往年增加国防预算和扩军类议案会遇到较大阻力，国家整体预算有限时，反战议员和民间力量都倾向将经费投入到与国计民生更紧密的项目中。为提高议案的通过率，澳大利亚国防部和相关利益集团（如军工企业）为右翼智库提供与中国相关的片面信息，支持其在媒体上大肆宣传澳大利亚正遭受所谓的“中国威胁”，营造危机临近的紧迫感，再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呼吁政府加大军事开支、扩充军备。当民意调查显示原先持反对意见的议员和社会公众都普遍焦虑国家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时，澳大利亚政府部门通过议案并出台扩军政策的可能性将大大提升，相关利益集团便可从中得利。2016 年，澳大利亚政府宣布未来十年重点推动国防军事发展。经过智库和媒体多年酝酿，时任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于 2022年宣布，至 2040 年年底澳大利亚国防人员将扩充至 10.1 万人，达到“越战”以来最高水平12。2017 年，全球十大武器进口国排行中，澳大利亚占比达到 5.4%13，排名第 4。上述变化均发生在澳大利亚各智库配合国防白皮书（2016 Defence White Paper）发布中国军情和对华民意调查后的两年内，在这种先入为主、以反华思维为先导的舆论误导下，公众趋于认同澳大利亚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而造成这一形势的根源就是“中国的崛起”。于是莫里森当局“顺应民意”，借此机会扩充军备，将反华势力抛出的政治话题实现政策转化。2.3 智库类型与其公共影响力智库在政治上多属于“激进的机构”，通过“积极追求公共信任的最大化，并寻求其专家及思想获得支持，从而影响政策制定”14。通常情况下，智库独立程度越高，外界越是认可其研究成果和吕淑珍,陈弘.澳大利亚智库塑造政府对华决策的途径与作用 J.智库理论与实践，2023，8(4)：101-110.此处“独立”仅指智库不隶属于政府机构，自成单位，并非指智库议题选择和研究客观性不受政府、利益集团等各种势力的影响。其与“Independent”常用意义有区别，部分智库自我介绍时将两个概念混淆。104第 8 卷 第 4 期 2023 年 8 月发言的客观性，而衡量智库独立程度的常用依据是经费来源。以资金来源划分，智库大致可以分为六类15，按照独立程度由低到高分别为政党附属型智库（political party affiliated）、政 府 附 属 型 智 库（government affiliated）、半 官 方 智 库（qua-si-governmental）、半独立型智库（quasi-indepen-dent）、大学附属型智库（university affiliated）、自 治 和 独 立 型 智 库（autonomous and indepen-dent）。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作为澳大利亚知名度最高智库之一，具备半官方智库特征，虽然不是官方组织框架的一部分，但通过政府拨款或利益集团的委托合同获得经费，并多次接受澳政府委托开展民意调查，为特定赞助部门撰写研究报告。而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更接近半独立型智库，即不在政府架构内，但提供主要资金的政府部门、利益集团、个人捐助者或组织机构能够对其施加较大影响。例如，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在 20202021 年度超过 80%的经费来自澳大利亚国防部、美澳两国政府部门和军工企业16，故该智库在议题选择和成果输出上紧跟美澳政府风向。随着与智库功能相似却不属于官方界定范围内的组织和智库混合体越来越普遍，有学者根据智库运作风格、工作人员聘请模式、研究的客观性和完整性诉求等，将智库分为学术型、合约型和游说型三类2。据此分类，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偏向合约型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则符合游说型智库标准。然而，在现实中，大多数智库并非属于某种单一类型，界线较为模糊，往往会出现多种类型的结合体。下文将以澳大利亚的两大知名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和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为例，揭示澳大利亚智库运作以及发挥公共影响力的多重特点。3 案例研究 1：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2003 年 4 月，澳大利亚企业家弗兰克 洛伊（Frank Lowy）于悉尼创立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期望能够借助一个独立、无党派的国际政策智库向世界传递澳大利亚的声音。如今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领衔澳大利亚智库，在2020 全球智库报告的全球顶级智库、全球外交政策与国际事务类智库等 12 个综合类和专业类排行中榜上有名3。3.1 跟踪涉华热点，调整民调议题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对华研究起步早且经验丰富，中国议题在其公共舆论和外交政策项目部发布的年度民意报告中从未缺席。自 2005 年以来，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每年会针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辩论开展一次社会调查，跟踪当年度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热点话题和公众反馈，其研究成果被澳政府和国内外媒体奉为捕捉澳大利亚公众情绪、判断舆论走势的风向标。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年度民意调查报告涉华热点问题举例见表 1。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早年对华民意调查主题主要集中于领导力、经贸往来和国家安全领域，这与中澳间总体平稳、偶有摩擦的双边关系相吻合。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美国在“印太”地区视中国为竞争对手，澳大利亚政府对华策略开始调整，媒体对华态度也相应改变。2017 年年底，澳大利亚查尔斯 斯特尔特大学公共伦理学学者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出版了无声的入侵中国如何将澳大利亚变成傀儡国家（Silent Invasion: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配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时事调查节目“四角方圆”（Four Corners）等媒体报道，拉开了指责中国“窃取情报、政治渗透”，鼓动澳政府强力采取遏华反华措施的序幕。此后，澳大利亚借华为、新冠、新疆等制造话题，联合反华势力操控舆论，刻意污名化中国，严重破坏中澳关系。在舆论误导之下，对中国真实情况缺乏了解的澳大利亚公众受其影响，视中国为负面因素，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看法消极，担忧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增长。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也随之调整民意调查方向。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在全球各个智库榜单中均名列澳大利亚第一或者唯一，是公认的澳大利亚影响力最大的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则是近年来反华论调最为激进的智库，其倡议多次体现在莫里森政府的对华政策中，因此本文选取这两家智库为研究对象。105表 1 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年度民意调查报告涉华议题清单Table 1 List of Lowy Institutes annual polls on Chinese issues 序号调查问题主题涉及年份（年）1您认为未来 20 年中国有可能成为澳大利亚的军事威胁吗？澳中关系20092015，2017，2018，20222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经济伙伴还是安全威胁？澳中关系2015，2017，2018，202020223您对中国会在世界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有多大信心？世界领导人和国家2006，2008，2009，2011，201720224您对中国领导人在世界事务中做正确决定有多大信心？世界领导人和国家 201820225中国是澳大利亚在亚洲/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吗？澳中关系2014，2016，2017，2019，20226澳中关系紧张，哪个国家更应受到指责？澳中关系20217您是否担心中国影响澳大利亚政治进程？安全与防御2018，2020，20228到目前为止，您认为中国应对新冠疫情表现如何？公共卫生202020229如果中美发生军事冲突，澳大利亚应该如何选择？安全与防御2021，202210您对中国可能在太平洋岛国开设军事基地担忧程度如何？安全与防御202211您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的外交政策会多大程度威胁澳切身利益？安全与防御2006，2008，2009，2014，2017202212您赞成澳大利亚军队对中国南海和台湾地区采取行动吗？安全与防御2016，2017，2019，202213鉴于中国的人权情况，您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参加冬奥会吗？体育政治202114您赞成中国政府控制的公司或银行购买澳大公司的控股权吗？经贸政策2008，2021资料来源：根据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官网数据整理。3.2 设置话语陷阱，奠定对华基调以中美 5G 技术之争为例，美国从 2017 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对华为展开政治与舆论攻势，施压盟国禁用华为设备，澳大利亚媒体跟风报道“华为接受外国政府指示给澳网络带来风险”，抹黑“华为 5G 基站有强辐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20172018 年民意调查提及“中国威胁论”的问题从 27%增加至 42%，调查结果表明，澳大利亚公众舆论已接受了媒体的误导，澳大利亚政府顺势在民众的要求下拆除了华为已经调试好的 5G 基站，成为第一个跟随美国宣布全面禁止华为参与5G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西方国家。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 2022 年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度五年来逐年下滑，7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可能在未来二十年内对澳大利亚构成军事威胁，另有 63%的澳大利亚人将中国视作澳大利亚的安全威胁而非经济伙伴。随着澳大利亚国内越来越担心中美在南海以及台海问题上的潜在冲突，选择保持中立的人数比例有所下降，一旦冲突发生，绝大多数受访者更倾向于派遣澳大利亚军队支持美国。一方面，年度民意报告选题的变化和所得数据结论，揭示了澳大利亚国内对华舆论不容乐观，公众对华印象整体下滑的趋势；另一方面，民意调查诱导与民意下滑的恶性循环也给了澳政府持续对华强硬的动因，调查问卷中的部分问题预设“中美开战”“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建立军事基地”成真，询问受访人的下一步行动，但没有提供“假设的事件可能不会发生”这类选项，掩盖了部分声音，如此得到的结果又反向起到扭转民意、推动中澳关系进一步走低的作用。澳大利亚国内资深中国问题研究者同样无法避免反华逆流，逐渐被反华势力裹挟操纵。澳大利亚记者理查德麦格雷戈（Richard McGregor）曾任顶尖智库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研究员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高级助理，先后在中国台湾、香港和北京居住，学习过中文，熟悉中国国情，是澳大利亚的“中国通”之一。麦格雷戈现为洛伊东亚高级研究员，频频在彭博社、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等各国知名媒体发声，自 2017 年起陆续在洛伊官网上发布 120 余篇评论文章，紧跟当年度中国时政热点变化，其观点也随着两国关系整体下滑走向偏激。早在 2018 年，麦格雷戈就联合洛伊太平洋项目主任乔纳森普莱克（Jonathan Pryke）在日本经济新闻（Nihon Keizai Shimbun）和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发表 南吕淑珍,陈弘.澳大利亚智库塑造政府对华决策的途径与作用 J.智库理论与实践，2023，8(4)：101-110.106第 8 卷 第 4 期 2023 年 8 月太平洋地区的澳中竞争（Australia versus China in the South Pacific）和澳大利亚须谨慎与中国在太平洋竞争（Australia must tread carefully in its Pacific contest with China），主张澳大利亚应保证自身作为太平洋岛国主要经济和安全伙伴的地位，在家门口与中国抗衡。以麦格雷戈为代表的专家学者设定了对华基本论调，进而被媒体宣传扩大，因此，2022 年年初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订安全合作协议后，澳大利亚反响强烈，在国内洪水泛滥、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之际，依旧宣布投资 2,900 万美元支持所罗门群岛警力部署。综上所述，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领跑澳大利亚智库，其观点可以引导本国其他研究所和咨询机构思想风向。虽然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声称避免政治倾向，以保持研究成果的中立性和权威性，但受整体环境裹挟，从 2005 年第一次民意调查开始，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就设置了对华印象类模块，聚焦“中国崛起”给澳大利亚带来的危机感。作为澳大利亚最有影响力的民意调查，其涉华问题设置需要配合当年度对华政策的调整，如 2022年新增的“冬奥会”和“太平洋岛国地区中国军事基地”问题，在这样具有导向性的时机和问题设置下得出的调查结论往往会推动对华政策进一步强硬，再结合每年发布的亚洲实力指数（The Asia Power Index）报告显示中国各项排名不断上升的事实，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实际上在反复佐证抬高“中国威胁论”的论调。4 案例研究 2：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于 2001 年由澳大利亚政府成立，在2020 全球智库报告三个专业领域榜单中排名靠前，分别是全球防务与国家安全类智库第 11 名、全球外交政策与国际事务类智库第 33 名和全球最擅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的智库第 47 名3。官网上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自我定位为“印太”地区战略政策议题中媒体引用率最高的“独立”、无党派智库。事实上，作为被中国官方点名的反华机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独立性其实只是一个幌子，实际作用更接近于以智库作为伪装、服务于个别政治利益的工具和西方反华势力操控下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传声筒。4.1 借助媒体网络，反复输出观点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擅长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鼓励其名下研究员在媒体撰文并接受访谈。供稿较多的有国际网络政策中心主任弗格斯 汉森（Fergus Hanson）和高级研究员丹妮尔卡夫（Danielle Cave），合作平台包括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悉尼先驱晨报澳大利亚金融评论（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等澳大利亚知名媒体报刊和部分美国、英国、印度主流报刊。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近三年涉华媒体发文和访谈举例见表 2。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在探讨澳英美联盟（Australia,the United Kingdom,United States，AUKUS）、网络技术等议题时，反复穿插对中国的负面评价是其常用手段之一，即使每篇文章具体谈及中国的只有寥寥数语，报道的主题也并非中国问题，只是将中国因素作为讨论的大背景之一，也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媒体受众的对中国的整体态度和看法。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多数文章引用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将其固定为公认的明确概念，如：从开源到强大的国家安全资源称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际网络政策中心已成为研究“中国阴谋”的全球权威机构17；与美签安全协议，澳大利亚高科技实力将增强支持澳大利亚加强在量子科学和其他可用于应对来自中国威胁的技术方面的能力18，在完全没有任何论证和证据的情况下大肆使用“中国阴谋”“中国威胁论”等负面术语。也有公然直接指责中国的文章，如：澳大利亚有能力提升战略技术水平19声称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政府在该地区“日益自信和咄咄逼人的行为”；“信任泡沫”方法20抱怨有利于中国的不对称全球化使北京获得了权力，中国正在利用这种权力“破坏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莫迪警告技术武器化21强调中国存在利用技术和数据等“新武器”破坏民主制度的可能性。还有少数文章并未点名中国，只是隐晦地提到相关事件，使读者产生联想，如 引入新全球技术的倡议：悉尼对话22中提及澳大利亚与世界的技术差距随着新冠疫情而扩大，诱导读者联想到西方国家107表 2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近 3 年涉华媒体发文和访谈情况Table 2 List of China-related articles and interviews from ASPI in past three years序号发表时间题目作者媒体平台12020.12.23 引入新全球技术的倡议：悉尼对话丹妮尔卡夫（Danielle Cave）战略家（The Strategist）22021.09.20 澳大利亚有能力提升战略技术水平汉森和卡夫悉尼先驱晨报32021.10.04 潜艇和泡沫弗格斯汉森（Fergus Hanson）澳大利亚广播公司42021.10.26 澳大利亚网络安全的清算时刻到了弗格斯汉森（Fergus Hanson）澳大利亚金融评论52021.10.26“信任泡沫”方法尼丁白（Nitin Pai）印度教徒报（The Hindu）62021.11.12 从开源到强大的国家安全资源/澳大利亚人报72021.11.16 台湾的数字民主如何帮助亚洲繁荣唐凤（Audrey Tang）日经亚洲（Nikkei Asia）82021.11.17 巨大飞跃：莫里森公布国家“关键技术”蓝图布莱恩特赫维希（Bryant Hevesi）天空新闻（Sky News）92021.11.17 数十项新兴技术存在国家安全风险弗格斯汉森（Fergus Hanson）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02021.11.17 与美签安全协议，澳大利亚高科技实力将增强麦克切尼（Mike Cherney）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112021.11.18 莫迪警告技术武器化安德鲁蒂莱特（Andrew Tillett）澳大利亚金融评论122021.11.19 安倍：日应与 AUKUS 在网安和 AI 方面合作丹尼尔赫斯特（Daniel Hurst）卫报（The Guardian）132022.02.09 四方民主集团：几十年来最强大的联盟/澳大利亚人报资料来源：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官网数据整理。就新冠问题对中国的不实指控，进而诱发对华负面情绪。澳大利亚普通民众长期接触西方主流媒体，信任其报道，又因汉语水平有限，缺乏直接获得客观、真实信息的渠道，久而久之，对中国的整体印象必然下降。4.2 利用华人面孔，杜撰偏激报告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接受北约、美国防部以及英国外交部资金比例远超其名义上隶属的澳大利亚国防部，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20192020 年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收到的大份额经费中就有英国驻华大使馆和荷兰大使馆的定向资金，分别用于支持“新疆问题”研究和“中国统战”问题研究16。为了配合其金主证明“中国是一个危险的崛起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搜罗专业人士埋头研究中国，其中包括前政府官员，如曾任国防部战略副部长和总理战略政策高级顾问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前执行所长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也有来自各高校的兼职研究员，最多的还是能提供特殊利用价值的“反华专家”。这些所谓“专家”往往集亚洲面孔、中国背景和明显反华动机于一身，或在中国居住过较长时间，或出生在中国，到澳大利亚后急于通过制造反华话题扩大其影响力以牟取个人利益，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周安澜（Alexander Joske）和许秀中（Vicky Xiuzhong Xu）。周安澜在北京长大，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许秀中出生于中国，后赴澳留学，因为澳大利亚大多数民众无法直接阅读汉语文献，两人熟练的汉语和在中国生活经历增加了其涉华言论的可信度，但同时也给了两人玩弄文字游戏、误导民众的机会。周安澜杜撰报告全球采花，中国酿蜜23和中国国防大学追踪器24声称中国军方派遣了数千名研究生前往美、英、澳等国家，以交流合作为名“公然窃取西方最新先进技术”，还发布“中国涉国防院校索引”，将中国高校与澳大利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扭曲为以窃取尖端武器机密为目标的网络攻击，伪造中国军方对澳渗透的危机感。上述观点一经推出，西方媒体纷纷引述，又一次掀起“中国窃取军事技术”的反华浪潮。结合美中关系急剧恶化、特朗普政府竭力阻止美国高新科技流往中国的大背景，澳大利亚吕淑珍,陈弘.澳大利亚智库塑造政府对华决策的途径与作用 J.智库理论与实践，2023，8(4)：101-110.108第 8 卷 第 4 期 2023 年 8 月智库紧跟美国脚步推动国内对华强硬政策的路线。所谓的情报档案被泄露给默多克在澳大利亚的媒体，再由同属默多克的媒体转售给美国的政治听众，这样跨国转一圈增加的“真实度”远超白宫直接交给福克斯新闻网25。而一旦美国成功出台相关对华科技封锁政策，亦步亦趋的莫里森政府必然呼应，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及其背后反华势力目标即可达成。2020 年年初，国际网络政策中心发布待售的维吾尔人（Uyghurs for Sale）29，该报告由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反华悍将许秀中领衔，共同作者有执行董事丹妮尔卡夫（Danielle Cave）以及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莱波德（James Leibold）和凯尔西门罗（Kelsey Monroe）。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深谙以华制华之道，视华裔澳大利亚人为可利用的资产，正如前外交官戴夫 夏尔马（Dave Sharma）宣称，像在“伊斯兰国”崛起期间与穆斯林合作那样充分利用澳籍华人。考虑到华人研究者黄种人的相貌和流利的中文更具有迷惑性，该报告最终以许秀中的名义推出，一经面世，关于“强迫劳动、拘留中心”等新疆人权问题的谣言四起，恶意攻击中国国际形象，余波至今不消，印证了其策略的险恶用心。澳大利亚国内也有部分声音质疑这份研究报告的科学性，指出其观点线索或是由国外反共组织提供，或是捕风捉影，无从证实溯源。美国独立调查报告网站“灰色地带”（The Grayzone）指出26，“中国强制维吾尔族人劳动”的说法其实“是美国、北约和军火商授意发布的，目的是推动冷战公关战”，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不是基于真正的证据，只是为了煽动民众反华情绪。尤其报告结尾还特别感谢了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专门向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捐助的 10,000英镑经费，进一步证明该报告背后受外国资本操控，独立性和可靠性存在争议。通过反查参考文献，很容易发现这篇在西方被炒作得甚嚣尘上的报告选择性地忽视了海量的正面信息，恶意解读甚至误导曲解汉语原文作为所谓证据。例如，报告第一部分引用新闻通稿对口援疆，做到群众心坎上27证明新疆工人住在“隔离宿舍”，然而原文对住宿条件的描述其实是“有专门的学习室、清真食堂，宿舍里空调、洗衣机一应俱全”，随后又援引新疆尼勒克：多措并举探索提升农村劳动力疆外有组织转移就业新模式28一文称新疆工人“受到持续监视，并被禁止参加宗教仪式”，但是原文中完全没有上述字眼。虽然这份调查报告错漏百出，但在利益集团与媒体合力之下，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依旧有效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对华决策。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为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et-ter Cotton Initiative）停止新疆地区棉花认证提供了借口。紧随其后，美国国会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将经贸竞争披上人权外衣，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制裁令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澳大利亚亦不顾经济损失施压国内服装零售业完全脱离新疆棉供应链。直至两年后，澳大利亚政府依旧以所谓人权问题为借口，跟随美国对中国实行“外交抵制”，宣布不派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与澳大利亚其他智库相比，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工具化、武器化性质尤为突出，背后反华势力的痕迹更为明显。近年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影响政府决策的途径逐渐走向国际化，借用默多克旗下媒体在美澳两国流通信息的便利，推出研究报告支持美国政府对华打压抹黑，在全球掀起反华浪潮，待时机成熟，美国顺利出台遏华政策后，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澳大利亚政府自然跟随推出相应反华政策。5 结语2022 年 8 月，澳大利亚人报以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听到了对华的战鼓30为题，报道了澳大利亚左倾智库澳大利亚研究所（The Aus-tralia Institute）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结果显示，认为中国将“很快”和在“未来某时”攻打澳大利亚的受访者分别为 9%和 38%，另有 86%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非常具有”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攻击性，1829 岁的受访者中有 16%担心来自中国的“入侵”，相较之下，澳大利亚民众甚至比中国台湾地区民众更担心遭到中国大陆的攻击。上述结果只是澳大利亚智库和媒体众多调查报道的冰山一角。种种迹象表明，澳大利亚公共舆论风向已然转变，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度持续下降，担忧澳大利亚与中国发生战争，对华恐惧情绪日益增长。澳大利亚民众对华认知从早期109的缺乏了解到现今的全方位重视，对华态度从积极、友好转变为恐惧、焦虑，这与澳大利亚智库专家联合媒体平台引导舆论、塑造有利舆论氛围、推动政府决策的战略目标密切相关。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政治倾向总体中立偏右，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则是极右翼，两者都属于澳大利亚知名度较高的大型智库，可以代表澳大利亚对华舆论整体偏右的大环境。然而，有些智库和个人也在发出不同的声音。例如，澳大利亚国内政论网站“珍珠与刺激”（Pearls and Irrita-tions）刊登了澳大利亚 15 位知名学者（包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主任、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以及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等）致澳新任总理阿尔巴内塞和外长黄英贤的联名公开信，敦促澳政府改善对华关系。又如，澳大利亚公民党网站刊登报告揭露西方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支持分离主义运动，企图破坏中国稳定、遏制中国发展。与占据民意主流的右派观点相比，这样积极、理性的声音过于微弱，能够被纳入政府决策的通常是激进的右翼建议。综上所述，澳大利亚智库目前已经高度政治化，某些情况下甚至高度武器化，在反华浪潮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从公共舆论入手影响澳大利亚政府外交和安全政策研判。对澳大利亚智库的政治舆论功能，我国应当有清晰认知，以此研判澳大利亚政府对华政策走向，从而掌握外交主动权。参考文献：1 WEAVER R K.The changing world of think tanksJ.Political Science&Politics,1989,22(3):563-578.2 詹姆斯麦甘.第五阶层:智库公共政策治理 M.李东海,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VII,15.MCGANN J G.The fifth estate:Think tanks,public policy,and governanceM.LI D H,translated.Beijing:China Youth Publishing Group,2017:VII,15.3 MCGANN J G.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21:13,15,20.4 MCGANN J G.200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9: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