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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彩下的历史脸谱——琐谈对日史识之病
1894年7月25日一艘由中国政府租借，载满中国精锐部队淮军的商船在朝鲜附近洋面被日本联合舰队击沉，近千人罹难，直接引爆了甲午战争。这就是在国际战争史、司法史成为经典案例的高升号事件。
在高升号被日舰击中后，不少清军跳水求生未果，事后，中国方面指控日舰用机枪残杀落水者，日本方面则指控任在船上的清军为追杀弃船的英国船员，而向水中开火。
“选择性健忘症”在这场争论中，被中国史学界引用至今的主要依据，是同船预先逃生的李鸿章德籍顾问Hanneken的证词。然而H在指控在指控日本军舰残杀落水者的问题，也说到：“事实是，落水的人们不但被日舰，亦被垂沉的船上的人（指还在高升号的清军）射击。后者可能有野蛮想法，即倘使他们一定要死，他们的兄弟亦不允许活着。”也就是说，他认为中日双方对杀害落水者都有责任，遗憾的是，在绝大多数哦引用了汉纳根证词的中文论著中，这一细节被有意无意的回避了。这就是“选择性健忘症”。我的一位美国收藏同道曾抱怨过：与中国历史有关的考据，经常难以从中文资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为“中国人只收藏对自己有利的资料”，厄尔很少其他各方尤其是敌对方的资料。
我们的历史研究，便是在一个已经设定好的框架内，根据设定好的程序，根据需要对历史进行剪裁，无论被冠何种高尚的借口，以等同于电视新闻制作中所谓的“客观镜头，主观剪辑”，虽然每一个镜头都的确来自实况，但不同的剪辑和拼接却能得出完全不同的导向。
我们一直在诟病日本人对近现代侵略史的“美化”和粉饰（身为华人应该扼腕痛恨）但我们对自己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所进行的回避和篡改，似乎亦可傲视东邻。太长的时间内，我们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的研究，被异化为政治立场（从意识形态到民族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的表态和站队，学术本身倒已退居二线。
这种“选择性遗忘症”，令我们在不断的要求日本反省历史（这当然极为重要）的同事，俨然以人师自居，完全忽略了必需的，甚至是急需的自省。在对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多次讨伐中，我们却很少敢于“推人及己”，直面自己的教科书。
我们与日本同病的“选择性遗忘症”，首先表现在我们对历史的选择性剪裁：圆明园被毁；八国联军侵华时很少涉及随着枪炮带来的制度层面以至人文层面的更新；还有一些近代人物，诸如李鸿章、慈禧、孙文等的评价。至于现代史，则更是禁区林立，“健忘”与“修正”俯拾皆是。国共内战、文革武斗。
“一史两制、一事两制”，这种史识上的人格分裂和史评上的双重标准成为我们史家“裁缝”的特性。“反面人物”身上的“罪恶行径”乃至“卖国行径”在“正面人物”上就成了智谋和策略，最多的就是“多走了几步弯路”、“多交了点学费”而已。这样的人格分裂和双重标准，与日本一方面否认南京大屠杀，另一方面不忘广岛的罹难者又有什么本质区别。
而同样的，中日两国却“同病不同命”：日本人更多的是以此欺人，而我们则更多的是以此自欺；因此，日本能将恶魔奉为世代英雄为其祭祀，而我们则将英雄也一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剩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好“干净”。
苍白无力的悲情。我们的“选择性健忘症”，还时刻提醒日本毋忘侵略史的同时，却只提醒自己是个受害者，却没提醒自己去反省何以自己总是成为历史悲情的主角呢。受害者这样的身份究竟是耻辱还是荣光？是否因为有了一个可供谴责的强盗和匪徒，我们就可以有理由和借口将窝囊与无能包装成悲壮与高尚呢？
仅仅控诉暴行，仅仅诉诸悲情，丝毫也不能减弱我们应有的自责。遗憾的是，日本人被达回老家都一个甲子，我们去还只沉溺于悲情之中，停留在哭泣的“伤痕文学”阶段，难以自拔、难以深入。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放在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托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争者上，它在心理还是个弱者。那些抗争的英雄被我们遗忘了，被我们只知道哀叹伤感的眼泪淹没了。
悲痛如果不化为力量，眼泪就是最无用的化妆品。我们今天应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应该让日本正视历史，而它就是不正视呢？我们是应该让日本道歉下跪，如果它就是不道歉下跪呢？我们是应该反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如果它就是参拜呢？我们除了叫叫嚷嚷，还能干些别的吗？
“以德抱怨”的单恋。在我们将纪念耻辱看的重于纪念战争，推动自省的同时，我们却奇怪的坚信“以德报怨”的单恋，可以弥合历史的伤痕，缓解现实利益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