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信任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docx

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信任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易朝辉作者简介：易朝辉（1976—），男，湖南株洲人，武汉大学博士毕业，讲师，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创业管理。

（湖南农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本文首先在比较国外一般信任的经典模型上探讨了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信任发展模型；然后，提出了信任的两种利用方式:开发式和探索式；最后，通过数据调查，实证检验了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信任发展及其利用方式对创业绩效的正向影响，由此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关键词：创业者；创业投资家；信任；创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A Study on Trust between Entrepreneur and Venture Capitalist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Yi Chaohui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classical models of the trust development, the paper firstly explores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trust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 and the venture capitalist; secondly, the paper proposes two kinds of the trust using way: the exploiting and the exploratory; finally, the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trust’s development and the using way on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data investigation, which has drawn the corresponding conclusion.

Key words: Entrepreneur; Venture capitalist; Trust;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美国硅谷创业投资在推动创业企业的成长和可持续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突出了自主创新对于一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独立的战略意义。因此，创业投资在创业领域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目前，中国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很多创业者手上有好项目，却找不到资金；众多风险投资家手里有钱，却找不到好项目。可见，作为这些企业的绝对投资主体，创业投资却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二者之间有待进一步实现完美的顺利对接。另一方面，虽然投资新兴产业的风险比较大，但从统计概率上说，高新技术企业获得创业投资以后将表现出内在的高成长[1]，这种高成长性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增长速度快、企业规模扩大、创新能力增强、企业持续成长的潜力大[2]。由此，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对这一现象进行探讨，试图通过个体层面的深入研究找到增进组织绩效的途径，并最终能促进创业投资和创业企业的共同发展。
基于此，本文依据企业资源基础理论，将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信任作为一种获取关键资源的手段，分析我国风险企业中这种信任的发展过程及其利用方式对创业绩效的实证影响。
一、信任的发展模型
自从Timmons等(1986)首次提出，创业投资家和创业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比资金本身更加重要以后，越来越多的文献基于不同的视角，譬如，基于传统委托代理理论、囚徒困境模型、金融契约理论、组织学习理论、网络关系理论等众多视角来探索并解释二者的关系，并强调信任对于双方合作的重要性。由此，信任的演变过程也成了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1．国外的信任发展模型
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信任的来源有着不同的看法，从而也就有着不同的产生机制。关于信任演化的研究首推 Boom 和 Holmes（1991）两位学者，他们基于浪漫背景阐述了信任的产生和发展，提出了浪漫的关系发展将要经历三个阶段：①浪漫的爱慕阶段；②浪漫的评估阶段；③浪漫的适应阶段。[3]随后，Shapiro等（1992）详细论述了在商务关系下而非浪漫关系下信任是如何演化的。他们认为，在商务背景下将产生三种不同类型的信任模式：威慑型信任（Deterrence-based trust）、了解型信任（Knowledge-based trust）和认同型信任（Identification-based trust）。[4]
事实上，信任研究更需要动态性评价（Sheppard 和 Tuchuinsky，1996）。因此，在Shapiro等（1992）的理论框架基础上，Lewicki 和 Bunker（1996）对信任的演化进行了拓展。他们基于信任双方正开始新关系的不确定性前提下，提出了信任的三阶段模型：计算型信任（Calculus-based trust）、了解型信任和认同型信任，[5]并认为信任的三种类型是在一个连续性的重复过程中相连的，其中信任在前阶段上的达成能促使信任在后阶段上的产生。[6]
2、中国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信任发展模型
首先，在信任的演变过程中增加初始信任阶段。从我国风险企业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合作过程看，国外一般信任的演变模型一定程度上能揭示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信任发展过程，但这些信任模型主要关注了合作关系建立后的信任演变，而忽视了合作前信任关系的研究，而这一阶段的信任对风险企业也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决定合作成功与否。本文把这一阶段的信任称为初始信任，主要基于国外的信任倾向学派（Rotter，1971；Hollon 和 Gemmill，1977；Hackman，1987）和可信赖行为学派研究（Barber，1983；Butler，1991；Mishra，1996）。
其次，基于情景因素对一般信任发展模型的了解型信任进行细分。由于现有的风险企业面临越越高的不确定性环境，所以，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信任发展必然要受到企业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创业者或者创业投资家会针对环境的变化做出不同的信任决策。[7]就创业投资家而言，譬如风险企业中全体员工的高士气、团队的强合作意识（Sillince 和 Saeedi，1999）以及组织内的公平和谐氛围（Rahim，1983）等等，都会促使他增加对创业者的信任水平。因此，风险企业更需要考虑这种组织因素对信任认知的影响，据此，本文将了解型信任细分为基于个体的了解型信任和基于组织的了解型信任。
第三，在信任的演变过程中凸现情感因素。在关于信任类型的研究中，很多学者提出了情感型信任的概念，强调了情感对于信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性（Lewis 和 Weiert，1985）。John Child（1998）认为，情感型信任有时候是与行为者身份的认同联系在一起的，他在评价中国的特殊信任时认为，中国人的信任是基于情感发展和身份认同的信任。显然，Lewicki 和 Bunker（1996）提出的信任模型没有凸现信任的情感因素，这不太适合中国的情景。中国是一个重视关系和人情的社会，正如费孝通（1948）所指出的，中国人是差序格局的，或者说是关系主义的（Ho et al.，2001）。关系是信任的基础。因此，随着对对方的深入了解，双方往往能够建立起信任的习惯模式，甚至可以认同对方的需求与偏好，真正视其为利益共同体。这种基于认同的信任往往包含了强烈的人际情结，并真心关注对方利益。由于回避主观认知与评价努力的倾向，习惯模式与身份认同减少了评价相关信息的动机，[8]并就此降低了采取系统性途径的可能性。累积的人际知识与信任决策的惯性也阻止了对于启发性途径的回归。由此，信任双方会下意识启动以往的信任决策，维持信任的持续。
第四，强调信任的演变与风险企业创业周期的匹配性。从目前来看，由于创业过程的动态性特征（Benyamin等，2006），科技型新创企业的创建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型，企业创建与发展阶段难于划分，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不同的行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不具有统一的划分标准。从资源需求来看，风险企业在不同的阶段由于其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从而导致所需要的资源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不同，这直接决定了企业成长的速度和生命周期。因此，结合先前研究的成果和风险企业的资源需求特性，本文认为风险企业的创业过程包括从创建与生存、到成长、再到IPO前的发展扩张等一系列过程。
尽管创业投资家并非在创业型企业的创建阶段就开始进入，但是无论从哪个阶段进入创业型企业，都要经历与创业者合作前和合作后两阶段，他们之间的信任作为企业的一种特殊资源将直接影响到风险企业的绩效。据此，本文提出了基于风险企业生命周期的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信任发展模型（如图1），以为后面的实证部分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信任利用方式与创业绩效
本质上看，创业就是创业者利用、开发和整合各种资源，为企业创造新价值的一系列过程。也就是说，在创业的不同阶段，企业需要不同的资源来开展创业活动。由于创业型企业自身资源的缺乏，创业者需要动用一切途径，构建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以从外部主体获取相
企业创立与生存
已建关系发展
早期关系发展
时间
基于情感的认同型信任
基于个体的了解型信任
基于组织的了解型信任
计算型信任
初始信任
合作失败
信任增加
企业成长
企业发展与扩张

图1 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信任发展模型

应的资源并加以整合。事实证明，创业者社会网络是创业资源的重要来源。对于风险企业而言，创业投资家的加入不仅带来了资源，还进一步扩大了创业企业网络。一般创业投资家在经验、社会网络关系、金融专业、技能甚至素质上与创业相辅相成。创业投资家还在企业策略规划、融资、财务管理上有特长，与金融业的关系对风险企业也是一种财富。更为重要的是，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信任关系将有助于更好的利用这些资源和网络，譬如创业者网络、创业投资家网络以及风险企业创业网络，而且在企业的成长过程中，这种信任关系还会促使创业者和创业投资家尽可能通过其人际关系联系未来可能对企业发展有帮助的联系人，然后将网络聚焦于那些能提供关键资源和客户的联系人，[9]从而扩大自身的信任网络以及创业网络。
实际上，在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合作过程中，他们一方面尽可能的从现有的社会网络关系中获取创业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致力于建立新的人际关系，扩大现有的信任网络，从而获取创业必需的资源和信息。譬如，有研究发现：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平均每周会花费5个小时来建立新联系人和维持现有的联系人。[10]顺着这条思路，并借鉴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有关资源探索和资源开发的观点，可以将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信任利用方式分为开发式利用与探索式利用。就信任的开发式利用而言，主要侧重于开发利用现有创业者以及创业投资家各自的社会关系中承载的资源；对于探索式利用，主要侧重于通过一定的投入，探索和构建新的社会关系，以获取更多的外部资源。从这种意义上看，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信任利用方式，很大程度上通过影响风险企业总体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创业绩效。由于，时间和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必须在开发式利用和探索式利用之间做出合理的配置。换句话说，在特定的条件下，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信任利用方式就是创业成功的关键。
四、实证检验
1．数据收集
在最终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形成以后，主要在长沙、武汉、上海、深圳、北京等地区进行问卷调查。为了提高回收率获取更多的样本数据，本调查主要采用了如下几种途径：一是亲自去企业发放问卷并及时回收；二是通过邮寄回收问卷；三是通过老师、同学等各种社会关系发放问卷，然后根据被调查的送达方式完成问卷调查；四是通过访谈完成相应的问卷；五是通过阅读创业者故事和创业企业网站的信息完成问卷。本调查采用无记名方式，最终收集问卷668份，其中有效问卷334，有效问卷率达50%。
2．研究方法
本文所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探索性因子分析；二是验证性因子分析；三是结构方程模型，其中采用的软件主要为SPSS13.0中文版和AMOS5.0。
3、控制变量
根据先前的研究，创业环境被认为可以影响创业导向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Miller和Friesen，1983；Lumpkin和Dess，1996； Knight，2000；Moskaowski，1998；Zahra和Neubaum，1998)），因此，本文首先控制了创业环境变量，以剥离环境因素对创业绩效产生的影响。同时，根据创业周期等成长理论，将企业规模和年限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这些变量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
4．数据分析与结果
本文首先采纳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来验证五组样本的问卷填写人对各种变量产生的反应。分析结果表明，尽管在个别条目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并不特别显著，因此，从总体上来讲，本研究的样本来源基本上不存在明显差异，即具有同质性，表明本研究所采用的五种不同数据收集方法不会对本研究的分析结果产生显著性影响。
本文的分析结果如表1和图2所示。
1
表1 本文分析结果
假设路径
标准化系数
是否支持假设
H1：信任水平与创业绩效之间正相关
0.113(2.083)***
支持
H2：初始信任与创业绩效之间正相关
0.187(2.881)**
支持
H3：计算型信任与创业绩效之间正相关
0.213(2.998)***
支持
H4-a：基于个体的了解型信任与创业绩效正相关
0.332(4.664)***
支持
H4-b：基于个体的了解型信任与创业绩效正相关
0.289(3.772)***
支持
H5：基于情感的认同型信任与创业绩效正相关
0.265(3.681)**
支持
H6-a：开发式信任利用与创业绩效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0.175(2.412)***
支持
H6-b：探索式信任利用与创业绩效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0.054(1.002)**
支持
控制变量效应
创业环境 → 创业绩效
0.145(2.089)**
企业年限 → 创业绩效
0.088(1.574)
企业规模 → 创业绩效
0.116(1.983)**
变异解释比例R2
0.603

拟合优度指标
RMSEA=0.061
GFI=0.902 AGFI=0.889
CFI=0.936 NFI=0.874
注：***p<0.01;**p<0.05;*p<0.1。括号中的数值为 t 值。

从测量模型的分析结果来看，本文中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之间的信任各维度都对风险企业的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基于个体的了解型信任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效应为最强，其次是基于情感的认同型信任，再次是计算型信任和初始信任，这表明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之间的信任发展阶段对创业绩效的作用基本上依次递增。不过，基于情感的认同型信任不及了解型信任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原因在于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在合作中情感的投入还缺乏共识，这与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访谈中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情感投入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同样，开发式信任利用高于探索式信任利用对创业绩效产生的影响，这也完全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创业者主要关注和利用从现有关系网络获取关键资源，而对建立和利用现有网络之外的关系资源缺乏重视和相应的投入。
五、结论
1、实证验证了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信任有助于创业成功
研究结果发现，从测量模型中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之间信任各维度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路径以及显著性水平来看，无论是信任水平、信任发展各阶段还是信任的利用方式，都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性的正向作用，因此，实证证明了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信任对风险企业的实践重要性。但是，这些信任维度在创业过程中却起着不同的作用，其中基于个体的了解型信
创业环境
企业规模
企业年限
0.175***
0.054**
0.088
0.116**
0.145**
0.265**
0.187**
0.213***
0.289***
0.332***
0.113***
创业绩效
控制变量
信任水平
初始信任
个体了解型信任

计算型信任
探索式信任利用
情感认同型信任

组织了解型信任

开发式信任利用
拟合优度指标：
RMSEA=0.061
GFI=0.902 AGFI=0.889
CFI=0.936 NFI=0.874

图2 本文的分析结果

任（影响路径系数为0.332，显著性水平在0.01以上）以及基于组织的了解型信任（影响路径系数为0.289，显著性水平在0.01以上）对绩效的影响为最大，这与实际完全相符合的，因为信任度的提高有赖于双方的长期交往和了解，这种了解不仅仅对个体（主要是创业者及其团队）各种素质和能力的了解，正如大家所认同的，“一流的设想加二流的人才要比二流的设想加一流的人才风险大得多”；而且通过对风险企业组织环境的认知也会提高双方的信任水平，譬如在调研过程中，有位创业投资家这样说过，“如果一个企业内部，所有员工都很有激情并愿意奉献，团队之间也很和谐、有战斗力，那么我会对这个企业的创业者更加放心，也会增加我对投资的信心”。尽管合作之前的信任，譬如初始信任（影响路径系数为0.187，显著性水平在0.01以上）对绩效的作用相对较小，但是也不能忽视，而且需要特别重视。在调研过程中有创业者说过，“初识信任是合作的前提条件，如果我一开始我对他不信任（创业投资家），我想我们的合作会很艰难的”。另外，信任水平对创业绩效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影响路径系数为0.113，显著性水平在0.01以上）。在创业过程中，尽管信任强度有助于风险企业低成本的获取和整合创业所需更的关键资源，但是并不会显著改善风险企业的创业绩效。从调查数据来看，更多的风险企业获得的只是资金或者人才方面的支持（100%），而对于社会关系（9.6%）、管理与技术知识服务支持（23.4%）并非普遍，也就是说，风险投资家并非像理论意义上的那种能实际为风险企业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这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缺乏一批优秀的创业投资家。正如成思危所说，“风险投资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而风险投资家是决定这项事业成败的关键人物，我国亟待培养一批优秀的风险投资家”。尽管如此，由于信任各维度之间也存在相互的关联，因此，要发挥信任的整体优势，不能割裂各维度之间的联系，这样才能极大的提高创业成功率。
2、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信任演变过程
在创业过程中，风险企业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多样化的创业资源支持。因此，企业的创业资源需求在不同阶段会以某种规律不断的变化（Aldrich和Reese，1993）。而许多研究也表明，信任也是一个过程，也在动态的变化着，不同的信任阶段将会构建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网络又会以不同的方式提供不同的创业资源。而这些资源也就满足了企业成长的动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风险企业的成长过程就是说信任的演变过程（图1）。
从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初始信任等信任发展各阶段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187、0.213、0.332、0.289、0.265，显著性水平都在0.05以上，表明信任发展各阶段对创业绩效的作用依次增强，基本符合本研究理论上的推断。也就是说，信任是从低级水平阶段逐步进入高级水平阶段。但是其中信任的最高级阶段，即基于情感的认同型信任对绩效的影响却低于了解型信任，其中原因在于，相对来说，前者更难建立，这不仅取决于双方的信任强度，更有赖于双方对彼此情感的认知和投入，并且这种情感并非只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更是建立在双方对彼此的欣赏和认同的基础上。从本研究的访谈中也发现，创业者或者创业投资家在与对方合作过程中很难作更大的情感投入，更多的还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从而影响了这种信任对创业绩效产生的影响。实际上，这一结论与前人结论相一致，基于情感的认同型信任并非因为交往时间变长而变得更高，同时情感联系对情感型信任的贡献低于亲戚关系和同学关系（李新春，2006）。当然，不可否认，在我国的风险企业中，有或者将会有许多创业者和创业投资家会消除文化观念的差异，彼此投入情感、增强认同，从而使他们之间的信任进入最高级的阶段，从而进一步提高合作效率和创业绩效。
3、不同的信任利用方式在风险企业成长过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具体来说，信任利用方式的合理利用有助提高风险企业绩效，但探索式信任利用方式在我国风险企业中还处于较低层次。在当今复杂的全球化商业环境下，网络化成长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企业成长模式（Aldrich和Reese，1993；Peng和Heath，1996）。对于这些资源缺乏的创业型企业而言，追求网络化成长将是获得成长的一个重要选择。由此，风险企业可以通过运用关系网络，获取和整合资源，为企业发展提供关键资源（邬爱其，2005）。无论是从关系的角度还是资源的角度来看，企业的网络关系也是企业获取所需资源的重要渠道（Gulati，1998）。从这个意义上，创业者可以通过与创业投资家建立信任从而利用和构建各种关系网络，为风险企业的成长获取相应的关键资源。
本文提出了两种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之间的信任利用方式：一是开发式信任利用方式，主要侧重于开发利用现有创业者以及创业投资家各自的社会关系中承载的资源；二是探索式信任利用方式，主要侧重于通过一定的投入，探索和构建新的社会关系，以获取更多的外部资源。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二者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175和0.054，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1以上和0.05以上，表明二者对创业绩效具有正向的影响关系。同时，也表明开发式信任利用方式对绩效的作用远高于探索式信任利用方式，也就是说，我国风险企业还处于开发式信任利用阶段，而探索式信任利用没有发挥应用的作用，从而影响了企业绩效的提高。原因可能在于：尽管通过信任关系网络，小企业可以利用成员企业的优势资源，但前提是该企业也需要贡献自己的优质资源或者其他资源投入（袁红林，2005）。也就是说，资源确实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进行传递的，但一味地注重“获取”并不能促使资源流向企业，而注重于“奉献”才能创造出资源并使资源流向企业（Baker，2000）。 [11]从调研的第一手数据也可以看出，创业者和创业投资家尽管认识到探索式信任利用的作用，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并没有充分投入和挖掘，甚至发现创业者对现有的关系网络也未充分利用，因为对于创业型企业而言，本身资源就很缺乏，难以贡献相应的资源从而导致无法获取网络成员的信任。就像创业型企业很难获取商业银行的信任一样。还可能是因为创业者和创业投资家并没有真正了解关系网络中成员长期的互动关系以及创业网络在企业成长过程中的演化规律，因此很难全面了解创业网络的性质和功能，也就无法利用信任去构建新的网络，更多的停留在对现有网络的不充分利用上。尽管如此，在创业过程中，充分利用信任建立的网络，无论是现有的关系网络还是新网络，将有助于获取和整合创业过程中所需的关键资源，最终提高企业绩效。
因此，本文的研究从理论和经验研究两方面分析了风险企业中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信任演变过程及其利用方式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拓展了信任理论在创业领域的应用。本研究发现，作为资源供给方的创业投资家与作为资源需求方的创业者彼此之间的信任有利于实现各自的目标。那么，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如何获取对方的信任，促进合作与创业的成功？从信任的演变过程来看，无论是创业者还是创业投资家，都要进行相应的信任投资，建立各种信任网络，充分利用和整合资源为创业服务。在宏观方面，我国政府有责任逐步建立起诚信文化，推动法制性社会信任的建立，制定有效规章制度，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和贪赃枉法等不法行为，并对失信行为进行有效的惩罚和管制，努力营造一种充满信任的商业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以及宽容失败的创业文化，这样可以有力的促进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信任与合作，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创业行列中来。
中国风险企业的信任研究还是刚刚起步，这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本文只是对这一问题的某一方面进行了一次有益的尝试，要想真正了风险企业中的各种信任关系，还有待以后不断探索给予解决。进一步研究风险企业中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信任问题，需要修正和完善信任测量量表，拓展样本数量，并引入相应的中介变量（譬如创业导向）和调节变量（譬如创业资源），以增强结论的有效性和普适性。

参考文献：
[1] Shepherd, Dean A., Armstrong, Michael J. & Levesque, Moren. Allocation of attention within venture capital firm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 Research, 2005, 545-564.
[2] 夏清华，易朝辉.风险资本支持下的中小企业成长[J]. 财贸研究，2007年第1期.
[3] Lewicki, R.J. & Bunker, B.B. Trust in relationships: a model of trust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In B.B. Bunker & J.Z. Rubin (Eds), Conflict, cooperation and justic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5.
[4] Shapiro, D., Sheppard, B.H. & Cheraskin, L. Business on a handshake[J], Negotiation Journal, 1992, 8(4):365-377.
[5] 罗德里克·M·克雷默，汤姆·R·泰勒著，管兵等译，组织中的信任,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3，p163.
[6] Lewicki, R.J. & Bunker, B.B. Developing and maintaining trust in work relationships, in R.M. Kramer & T.R. tyler (Eds), Trust in organizations: Frontier of Theory and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1996, 114-139.
[7] Hosmer, L.T. Trust: the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hilosophical ethic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2): 379-403.
[8] Potter, R.E. and Balthazard, P.A. Understanding Human Interactions and Performance in the Virtual Team[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ory and Application，2002, 4:1-23.
[9] Greve, A.,Salaff, J.W. Social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hip[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3, 27(3): 1-22.
[10] Aldrich, H.E., Reese, P.R. Dose networking pay off? a 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s in the research triangle. In: Churchill, N.S., et al., eds. Frontiers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pp. 325-339), Wellesley, M.A.: Babson College, 1993.
[11] 韦恩·贝克著，王晓冬译，社会资本制胜[M]，上海交通出版社，p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