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课外延伸.doc

赤壁之战课外延伸：
关于“借荆州”的问题
——把不同观点的论据放在一起，结果大概就可以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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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过来的原因是，来源不一，需要放到一起来，所以专门新设一栏“他山之石（转载）”，用来扔这些东西^_^。

一、史书的相关记载
《资治通鉴卷六十六》记载：“建安十四年（209年）十二月，……权以瑜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会刘琦卒，权以备领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备立营于油口，改名公安。”
《江表传》记载：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於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后）从权借荆州数郡。
《资治通鉴卷六十六》记载：“十五年（210年）十二月，……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乃自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权以鲁肃为奋武校尉，代瑜领兵，令程普领南郡太守。鲁肃劝权以荆州借刘备，与共拒曹操，权从之。……复以程普领江夏太守，鲁肃为汉昌太守，屯陆口。”
《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令程普领南郡太守。肃初住江陵，后下屯陆口。”
《三国志程普传》记载：“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周瑜卒，代领南郡太守。权分荆州与刘备，复还领江夏，……。”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曹公败於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三国志吴主传》记载：“十四年，瑜、仁相守岁馀，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十五年，分豫章为鄱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屯陆口。”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二、借荆州的实际经过
根据以上相关历史记载，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和《三国志鲁肃传、程普传》均有很明确的说明，而《先主传》则没有明确说明。特别是编年史的《资治通鉴》将前后时间记载的很详尽。由此，我们可以勾画出“借荆州”的实际过程为：
1、建安13年12月，周瑜率领的大军于赤壁击败曹操，又逆江西进，占领沿江各重要城市（包括入川的门户夷陵），包围江陵，与曹仁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2、建安14年初，刘备跟随周瑜在江陵参加围攻，趁江陵大战，周瑜无暇南顾之机，要求孙权同意其代为收复南方四郡，孙权同意。于是刘备率部南下收复四郡的地盘。并交给孙权管理。
3、建安14年底，曹仁放弃江陵北撤，周瑜占领战略要地江陵。孙权任命周瑜为代理南郡太守（治江陵），程普为代理江夏太守（治沙羡）。
4、同时或稍晚，刘备借口自己的部队没有立足之地，要求周瑜分一些地盘。周瑜同意分南郡的南岸地给刘备使用（借用）。刘备在油口把军营改建为公安城。作为自己的办公地点。
5、同月，刘琦死，刘备自封为荆州牧。将公安作为自己的州牧办公地点。由于刘备兵力逐渐增加实力膨胀，孙权将妹妹嫁给刘备。以巩固双方的友谊，或者说是加以控制。
6、建安15年底，刘备冒着生命危险去见孙权，要求管理（借）整个荆州。周瑜则建议趁此机会扣留刘备，以绝后患（当然更反对借荆州了。估计此时周瑜正在孙权处汇报攻蜀事宜）。
7、此后不久，正好周瑜病死，孙权命程普代理南郡太守，鲁肃接管周瑜的部队，负责整个荆州地区。亲刘备的鲁肃接任，乃劝孙权将荆州借给刘备，孙权同意了。
8、此后不久，程普从江陵退至江夏，鲁肃退至陆口，将自公安以西的荆州长江沿岸的全部重要地区（包括江陵至夷陵一线），也就是荆州的5个郡移交（借）给了刘备。
这就是借荆州的全部过程。
这些地方，是关系到孙权江东基地生死的关键区域，是孙权的部队经过一年多欲血奋战（包括前面的赤壁大战和江陵攻坚战，而刘备只是利用这个有利的局面兵不血刃地帮助收复了南方四郡）从曹操手中夺过来的。如此轻松的就借给刘备，应当说孙权和鲁肃真是很够意思，很顾全大局。如果这样的情况都不算借，那么世界上就没有“借”这个字了。
所以我完全不同意《细说三国》中的所谓荆州乃汉朝皇帝的荆州，其它人没有权利将荆州借给别人的说法。因为当时汉献帝的话还有谁听？试想：如果被曹操控制的汉帝命令刘备或孙权将荆州借给曹操，他们会听从吗？所以《细说三国》在此问题上有明显的偏见。当然，我这样说，很多人是不赞成的。我下面进行证明。

三、双方领导对于借荆州的表态
实际上，刘备也是承认借荆州的，并找借口拖延不还：
——《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是岁刘备定蜀。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谨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资治通鉴卷六十七》采用了《吴主传》的记载。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二十年，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
刘备的这种做法，使一向亲刘的鲁肃也愤怒了。他亲自带兵在益阳与关羽对峙，并单刀赴会，责备关羽以及刘备的不够意思：
“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三国志鲁肃传》）
“肃因责数羽以不返三郡，……肃曰：不然，始于豫州觐于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荫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愆德堕好。今已籍手于西川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羽无以答。”（《资治通鉴》）
鲁肃在这里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那就是孙权看到刘备刚遭到惨败，远来无立足之地，才把荆州借给其使用。现在刘备已经得到了益州，却不归还借的荆州；仅要求先归还三郡也不同意。
这里三郡很明显是借出的荆州的一部分，孙权是在索要整个荆州（指借出的五个郡）不成而退其次要求先还三个郡的。
当然也有朋友认为，刘备最多只是借南郡，而不是借荆州。但是这与记载不符：
①——《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是岁刘备定蜀。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谨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请注意其中的话：乃尽以荆州与吴耳。
可是这里就有问题了：《先主传》和《吴主传》都明确记载（见前面的引用），刘备答应孙权，一旦夺取凉州，立即把荆州都给孙权。难道刘备有病吗?如果当初仅借了一个南郡，为何要把荆州各郡都给孙权呢？刘备攻占凉州关孙权什么事情，要把荆州都给孙权？如果只是一个郡，何用说尽以荆州与吴？说以南郡归还不是很合理吗？因此要归还的绝不仅是一个郡，而是一个州。
②——《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
如果刘备仅借南郡，何必请求都督荆州？只请求都督南郡，不是孙权更好同意？
③——《三国志鲁肃传》记载：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於地。
曹操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如果刘备已经有四郡，再多一个南郡，何至于惊的曹操落笔於地？很明显，是刘备此前就没什么地盘，这次突然借来数郡，才会让曹操大惊。因为曹操了解刘备的能力，一旦有了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以后就消灭不掉这个劲敌了。
④——《江表传》记载：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於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后）从权借荆州数郡。
这里很明确记载借给刘备的是：荆州数郡。
⑤再有一点，——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权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遂置南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吴主传》孙权对于刘备不还荆州的反应是武力夺取南三郡，可见在孙权的认识里，刘备应归还的不仅仅是南郡，还包括南方各郡。
由此可知，在刘备和孙权这两个双方的负责人眼里，借的确实是除曹操占领的和孙权留在手里的江夏、长沙北部地方以外的所有荆州各郡，而不仅仅是南郡。

四、刘备收复南方四郡的性质
1、刘备虽攻占南方四郡，但是没有所有权。
——《资治通鉴卷六十六》记载：“建安十四年（209年）十二月，……权以瑜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会刘琦卒，权以备领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备立营于油口，改名公安。”
——《江表传》记载：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於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后）从权借荆州数郡。
刘备是在夺取南方四郡一年之后，周瑜才分南郡南岸地给刘备的。这时，如果刘备真的已经拥有四郡的广大地盘，对南郡的南岸地如此小的地方，周瑜给刘备干什么呢？
由于油江口属于南郡的地盘，刘备要在这里立足，就必须要求周瑜分一块地面给其驻扎。那么问题就出现了：
① 如果刘备已经占据了面积广大的荆州南方四郡，为何还要求周瑜分这么一小块地盘给其驻扎呢？要知道南郡的绝大部分地盘都在江北。江南公安一带只是沿江的狭长地带。因此，如果刘备已拥有四郡，周瑜就不可能分南郡南岸地给刘备，刘备也就不可能在公安筑城。——既然周瑜确实分这小块地给刘备，证明刘备是不拥有四郡的。
② 如果刘备已经占据了南方四郡，在这南方四郡中，不乏较大的城镇：比如，曾经为荆州治所的汉寿，孱陵、益阳等，刘备都可以用来做为办公地点，为何要临时在油口把军营改建为城市做办公地点呢?——刘备不去这些城市，并不是他喜欢新建小城，也不是公安地位重要必须在这里，而是其他地方都不属于他，他不能去。请注意，刘备借来荆州后，很快就不住公安而搬入孱陵城了。
③ 如果刘备已经控制了南方四郡，却没有任命任何的郡太守，而只有诸葛亮督三郡，调其赋税的记载呢？从以下记载可以看到：刘备的两个主将，关羽和张飞，竟然都没有担任过这四个郡中任何一郡的太守，在借荆州之前，关羽只是遥领曹操占领的襄阳的太守，而张飞竟然根本就没有太守职务。试问，如果刘备真有四郡，还要任命太守的话，此二人难道不是首选吗？
①《关羽传》：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
②《张飞传》：先主既定江南，以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后转在南郡。
③《赵云传》：迁为牙门将军。先主入蜀，云留荆州。（《云别传》记载：“从平江南，以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代赵范。”不过《三国志》正史并没有此记载，而且赵云一直是内卫性质的亲信将军，外放做太守的可能性很小。因为除了《云别传》说的太守之外，赵云一生没有担任过太守之类的地方官员。因此《云别传》的记载可能有误）——刘备在借荆州前没有任命一个自己人做四郡的太守，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权力。
所以，结论是刘备虽攻占四郡，但是并不实际拥有，依然是没有任何地盘的，所以才要求周瑜分一小块地方给他驻军，所以才能在南郡江陵县的公安修筑城市。
请注意：此时的公安，位于长江和油江的交汇处，长江南岸，属于南郡的南岸地区，而不属于武陵郡的孱陵县，武陵郡的北界距此确实很近，但依然有7千米左右（约17汉里）。可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分册》和《三国分册》。

2、孙权虽然没有派兵攻占四郡，却拥有对四郡的处置权。
① 孙权有随意分割、处置长沙郡和军队进入作战的权力
——《吴主传》：十五年，分豫章为鄱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屯陆口。
——《黄盖传》：后长沙益阳县为山贼所攻，盖又平讨。
如果刘备已经拥有了南方四郡，包括长沙、桂阳、零陵、武陵，但是在建安十五年，孙权却自作主张把长沙分出一块为汉昌郡交给鲁肃负责。这刘备能答应吗？
② 孙权方面有任命武陵太守以及作战、驻军的权力
——《周泰传》：后与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荆州平定，将兵屯岑。（岑位于今湖南澧县，当时属于武陵郡地界）因此周泰军在荆州战役结束后驻扎武陵郡也是事实。
——《黄盖传》：建安中，随周瑜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语在瑜传。拜武锋中郎将。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时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敌，因开城门，贼半入，乃击之，斩首数百，馀皆奔走，尽归邑落。诛讨魁帅，附从者赦之。自春讫夏，寇乱尽平，诸幽邃巴、醴、由、诞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郡境遂清。后长沙益阳县为山贼所攻，盖又平讨。
这最后一个记载非常关键，我们知道，刘备在赤壁战后很快就拿下了南方四郡，比周瑜拿下南郡快很多。如果刘备已经真正拥有四郡，孙权是不会再任命武陵太守的，也不会让黄盖随意跑到刘备负责地区攻打山贼。
黄盖死于何时？可参考《三国志孙瑜传》和《孙皎传》。《孙皎传》记载到：迁都护征虏将军，代程普督夏口。黄盖及兄瑜卒，又并其军。——可见黄盖与孙瑜大致同时期死亡或略早。而《孙瑜传》记载：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而从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后到建安二十四年吕蒙夺回荆州，武陵郡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刘备的管制之下，唯一的可能，就是赤壁之战后，周瑜死前的两年时间，由于刘备虽然帮助收复四郡，但是没有实际管辖权，所以孙权才任命了黄盖为武陵太守。
有人说黄盖可能是遥领，这是错误的。所谓遥领，是指不实际到任的。而黄盖不仅到任，并且率领郡兵进行了平叛作战。必然是实领。
③ 孙权有任命桂阳太守的权力。
——《全琮传》：孙权为车骑将军，以柔为长史，徙桂阳太守。
——《张昭传》：昭复为权长史，授任如前。备表权行车骑将军，昭为军师。
这个记载证明，孙权在这个时期还任命过桂阳太守：全柔。那么全柔到底是在何时担任的这个太守呢？我们先看全柔担任太守前的职务，孙权的长史，这个职务虽然官不很大，但是多为孙权最亲信之人担任：比如，全柔的前任是张昭，而接任的是诸葛谨。因此只要搞清楚其与前后任接任的时间，就可以大致确定全柔担任太守的时间，因为全柔没有兼任太守。
——《诸葛谨传》：后为权长史，转中司马。建安二十年，权遣瑾使蜀通好刘备，与其弟亮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
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看到，在建安20年的记载前，诸葛谨接任长史之后，还又担任过一定时间的中司马，因此，诸葛谨在建安20年接任全柔的长史职务是可能性很小的。因此全柔可以担任桂阳太守职务的时间段就大致可以确定为是：建安14年到建安19年之间。问题在于，在这个时间段内，桂阳郡只有建安14年到15年可能归孙权管辖，而建安15年底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到建安20年之间，桂阳是不属于孙权管辖的。
因此，只能有一个答案：就是全柔大致是在建安14年底接任了长史一职，不久之后就改任桂阳太守直到桂阳借给刘备的建安15年底。
以上证据证明：孙权在赤壁战后的2年里，至少对武陵郡、桂阳郡和长沙郡，有任命太守和派兵作战以及随意分割的权力，反观刘备方面，除了有调赋税的记载外，其他权力是根本没有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大致归结为：刘备虽然占据了南方四郡，却是在孙权的授权之下，替孙权去收复的，刘备本人并没有对四郡的所有权和处置权。这样，《资治通鉴》和《江表传》的记载就比较准确了。
这也是为什么刘备在占据南方四郡之后，还要求周瑜分一小块地盘给其驻扎和做荆州牧的办公地。也是后来刘备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去见孙权，请求管理荆州（借荆州）的主要原因。

论证方二：
歇后语“刘备借荆州——有借不还”家喻户晓，此多赖<三国演义>的宣传和戏曲方面的夸张.

追找历史依据,刘备借荆州的说法也仅是来自于<江表传>,现在我们大家所谓的正史依据就是来自<裴注三国志>,而裴注也多次用到了这个<江表传>,可见有一定实用性,不一定都假的,这个有些是可以作为依据的,只是的区别对待到底哪些真或者假. 就拿借荆州问题来说吧. 借荆州以模糊时间起讫、不清楚所借何地、所有权移转不明，根本无法描整件出租荆州的细节。"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后）从权借荆州数郡。"这就更加是胡扯了,当时的孙权仅占有部分江夏和部分长沙,还有花费苦心得到的南郡,哪里有数郡可借给刘备?
江表传作者也是吴国人,其人鼓吹曲《关背德》、《通荆门》，足见东吴大造舆论,史学家孙盛还评价本书为吴人专美之辞.因此,涉及这个问题,不适宜以江表传为依据.后来北宋司马光,对于这个问题,写得《资治通鉴》也是参照<江表传>原版，亦不可作为依据了.

荆州七郡：南阳、南郡、江夏、长沙、桂阳、武陵、零陵。赤壁战后，曹操占南阳，以及北部的其它地方;孙权占江夏\长沙部分(一部分归曹将文聘占领,部分归刘表子刘琦占领)又发动江东子弟兵对曹仁镇守的南郡发起猛攻,南郡失陷被东吴所占;刘备则占有零陵、武陵、桂阳全部，长沙、江夏及南郡的部分。可以说刘备当时已经拥有绝大部分荆州土地.荆州没有完整的被一个势力所统治,可见当日若有"借",也不可能是借整个荆州.
这个时候问题来了,有人说"刘备在赤壁战中是以从属的身份作战,功劳甚微,不应得到土地,江南四郡可能是孙权下达的命令所做的一次军事行为".

问题一:刘备赤壁战功绩

赤壁之战的水战主力是孙权派出的周瑜军队，刘备虽然参战，但是在水上执行火攻的任务，是善于水战的周瑜所领导的.论功理应是周瑜.不过不要忘记了这是
水战,陆战方面乌林这个地方，刘备率军(有很多人认为刘备军不满二万而曹操兵多，但在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下，只能相信刘备拥兵二万。)亲冒箭矢，追击曹操，因此才会战胜 .
《武帝纪》：“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程昱传》：“太祖征荆州，刘备奔吴。论者以为孙权必杀备，昱料之曰：‘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权果多与备兵，以御太祖。”
《乐进传》：“后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南郡诸郡山谷蛮夷诣进降。又讨刘备临沮长杜普、旌阳长梁大，皆大破之。”
《李通传》：“刘备与周瑜围曹仁于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通率众击之，下马拔鹿角入围，且战且前，以迎仁军，勇冠诸将。”
《先主传》：“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以参战功劳来看,刘备积极作战,粉碎了曹操军陆战的威胁性,理应可得土地.其实荆州被不同的势力共同以战争武力争夺瓜分,谁占领土地谁就拥有土地权限.

问题二:刘备赤壁战的身份

刘备也不是以什么从属的身份来参加作战的,孙权并未并吞刘备部众，也未收刘备为重臣，从以后赤壁合作共抗曹操，一直到争三郡与袭荆州，皆可视为两个势力的合作与斗争。如果是上下属关系,封爵拜官授兵奉邑这是必然的形式，但还未对任何臣属有过划界分立，刘备一来没得孙权封爵、二来未受孙权拜官，三来从未拥有孙权授兵，四来更无任何奉邑.怎么也不可能是从属身份的,种种迹象皆可显示刘备是以军阀身份参与联盟的.这个时候在这里通常会冒出这么个问题:刘备赤壁之战前计穷兵败投奔吴的地盘樊口,居樊口，接受孙权补给?这还不是从属那是什么??
[《江表传》：“孙权遣鲁肃吊刘表二子，并令与备相结。肃未至而曹公已济汉津。肃故进前，与备相遇于当阳，因宣权旨，论天下事势，致殷勤之意，且问备曰：‘豫州今欲何至？’备曰：‘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肃曰：‘孙讨虏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使自结于东，崇连和之好，共济世业，而云欲投吴巨，巨是凡人，偏在远郡，行将为人所并，岂足托乎？’备大喜，进住鄂县，即遣诸葛亮随肃诣孙权，结同盟誓。”
《江表传》：“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
这里的引用又是<江表传>.而正史三国志记载的却是
《武帝纪》：“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
《刘表传》：“太祖军到襄阳，琮举州降。备走奔夏口。”
《先主传》：“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
《诸葛亮传》：“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
《孙权传》：“备进住夏口，使诸葛亮诣权，权遣周瑜、程普等行。”
《周瑜传》：“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因进住夏口，遣诸葛亮诣权，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
《鲁肃传》：“备遂到夏口，遣亮使权，肃亦反命。”
野史可信度不如正史，而且当野史又与正史相违时，参考价值就大大折扣了。可见刘备当时所处位置在夏口,不是樊口,而夏口是刘琦势力,也就是刘备叔侄安身之处,夏口占据长江中游战略要地,是保卫江东的西疆门户,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通过联盟,周瑜才可长驱上朔,阻敌于赤壁.既然没有寄居樊口,也就是不在孙权地盘,后面说刘备接受孙权补给就完全是无稽之谈,毫无根据的一派胡言.

问题三:江南四郡

江南四郡可能是孙权下达的命令所做的一次军事行为?上面已经解释过了刘备是以军阀头目的身份联合东吴抗曹,不是从属,既然不是孙权手下,也就不存在听命于孙权,刘备独立武装势力自立更生的行为不应该受到孙权节制,况这纯粹是猜猜,没有任何史料能够支撑孙权对于刘备的控制,或者下达这次军事行动的命令,这种观点难以站稳脚步.
《武帝纪》（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诸葛亮传》：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刘巴传》亦可为证：曹公辟（刘巴）为掾，使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会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远適交阯……

《零陵先贤传》：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还京师。时诸葛亮在临烝……；又注“诸葛亮督长沙、零陵、桂阳”条云“亮时住临烝。”

按刘备略三郡时间既明，足见刘巴亦于建安十三年十二月 “不得反使”，“欲游交州，道还京师。”而此时诸葛亮已住临烝，督三郡，足为《亮传》之旁证。

《云别传》“从平江南，以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代赵范。”足见刘备在十三年平定江南后，即已授官拜爵，任职封疆，廖立长沙太守,赵云桂阳太守,郝普零陵太守。(蜀传皆可见)以此论之，荆南诸郡被刘备拿下,拥有实际操控权。

《黄盖传》曾说到"建安中，随周瑜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语在瑜传。拜武锋中郎将。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时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敌，因开城门，贼半入，乃击之，斩首数百，馀皆奔走，尽归邑落。诛讨魁帅，附从者赦之。自春讫夏，寇乱尽平，诸幽邃巴、醴、由、诞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郡境遂清。后长沙益阳县为山贼所攻，盖又平讨。"

有些人就在此大作文章,以为从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后到建安二十四年吕蒙夺回荆州，武陵郡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刘备的管制之下，唯一的可能，就是赤壁之战后，周瑜死前的两年时间，由于刘备虽然帮助收复四郡，但是没有实际管辖权，所以孙权才任命了黄盖为武陵太守。其实,要知道遥领置官、分郡设郡、出兵驻地等等，都不代表长期统治。孙权也置官周泰为汉中太守(后权破关羽，欲进图蜀，拜泰汉中太守、奋威将军，封陵阳侯。黄武中卒。《周泰传》)，情况同前，没有孙权攻占取得汉中，仅有对当地任官的指派，这种行为称之「遥领」，专指主权不实辖,是虚衔.再如刘备曾被曹操上表为豫州刺史,可豫州却从未见其统治过,真正统治权依然在拥有此土地的曹操手中,亦不过是虚衔.事实上武陵郡由刘备所攻夺，也由刘备占领统治，黄盖所领武陵太守并不及刘备所治武陵郡内，刘备以荆州牧的职称直辖公安县及武陵郡。

而孙权势力,从孙坚开始到孙策跨江及孙权屡侵，被江夏太守黄祖一人力抗孙家父子三代，坚守荆东门户十七年（自初平二年孙坚战黄祖至建安十三年，黄祖被孙权袭杀，而孙权从此一直到后来仍无法完全掌握江夏郡。赤壁战前孙权没有机会涉足荆南。战后孙权遣将周瑜及程普围攻南郡江陵，没有空闲对江南四郡进行军事行动。
在众多事实的证实下,刘备确实拥有四郡的领土管辖权.既然是自己的地方,应该也不能是用借这个词的了.

那么剩下的就是南郡归属问题了.
周瑜在日,南郡在东吴控制范围内,不过南有刘备势力,西有刘璋势力,北有曹操势力,孙权的南郡夹在三家中苟活,而刘备得到四郡被堵住了与曹操的对立,也阻塞了通往西蜀的大道,人杰的他必然不甘心长久下去,因此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意在南郡,而孙权考虑到北方曹操势力的强大压力,南郡不容易守等众多因素,同意把南郡让出去,孙权把妹妹嫁给了刘备.此后孙刘联盟进入甜蜜阶段.这里问题上的南郡应该说是双方都允诺的条件下让出来的(吴书鲁肃传存在的借字很可能是吴国史官自圆其说,因为当时蜀没设史官,因此陈寿只能按照那样照搬.借地之事若真有存在,吴史官大可把时间、何地等重要依据给详细记录下来作为凭证,日后索要需求.可见到的都只是简略的字借,综整本三国志也就鲁肃传那样说)孙权让出南郡可以说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孙权方面减轻了曹操来自北方的压力,可以全心全意建立起来自寿春部分的江北防御体系,一方面又多了一个盟友,帮助自己抵御曹操.刘备方面,有了南郡,西通巴蜀,北逼襄阳.隆中对军事战略目标占据荆州和联合东吴目标初步形成.曹操方面听说了孙权资助刘备土地,也大吃一惊,可见当时抉择的正确性.

在刘备成功拿下西川后,孙权派使者向刘备要地,刘备答应拿下凉州后就把荆州给孙权.孙权自认有恩于刘备,当初曾让地给备,现在备土地多,分些给我也理所当然.刘备考虑到孙刘联盟的事实,又是亲家,也客套性的许诺,也是缓兵之计.如果孙权当初是借南郡地给刘备,完全可以照本收回,可是后来做的却是争三郡,(《鲁肃传》记述甚明：备既定益州，权求长沙、零、桂，备不承旨。)足见孙权请求要的荆州，仅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在还是联盟的情况下公然进攻,明显是不把刘备放在眼里.于是双方交兵.无奈迫于曹操的压力,双方湘水和议，“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这之后刘备江夏势力彻底让出给孙权,而南郡还是在刘备手里.孙权让一南郡给刘备.刘备让3郡给孙权,可以说是给孙权优惠,很维护同盟了.

道义
面对刘备得之不易的荆州,有些人再次予以否认,认为刘备得到土地,也是非法的.他们的根据往往是刘表托孤给刘备,但这个所谓的孤已经把荆州让给曹操了.所以刘备所维护的刘琦势力是应该唾弃的.要明确知道刘备受刘表托孤之重任,理应辅佐他的儿子管理荆州,可是他的不孝小儿居然投降了曹操,要知道刘表虽然保占一方,却未肯将其基业拱手让于人,当年官渡之战如此,如今人将莫也如此,
曾有记载
《刘表传》：拜（韩）嵩侍中、零陵太守。及还，盛称朝廷曹操之德，劝遣子入侍。表大怒，以为怀贰，陈兵诟嵩，将斩之。嵩不为动容，徐陈临行之言。表妻蔡氏知嵩贤，谏止之。表犹怒，乃考杀从行者。知无他意，但囚嵩而已。
从对待韩嵩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刘表是深恶投降派的，而此时曹操即将南下，荆州严峻的的外部形势促使刘表托孤,为了保证刘备能够全力应付曹操，避免出现二人联手对付刘琮，刘表必须作出某种姿态来安抚刘备,他迫切需要这个曾帮助过自己成功狙击过来自北方侵略博望夏侯敦的刘备照顾自己的两个儿子，保住基业。既然刘表是反曹操的,小子却大逆不道的反父亲意,把荆州双手奉送给了曹操,等于说亲手毁了刘表的死前心愿，辜负了刘表的一番心血和刘备的辅佐，那么作为叔父的刘备是否有义务来维护兄长身前的意愿维护这块土地,另立其主长子呢?应该是很有必要的看来是出师有名的,刘备后来拿下荆州四郡就表刘琦为荆州刺史,笼络人心的同时也使自己的出师名正言顺了.

演义里为突出诸葛亮的智慧,往往在某些地方故弄玄虚,夸大作假,毕竟是三分假七分真的文学作品,切不可当正史对待.读历史就应该明白真相,有些事情就是在不断探索中追求真理,有上述而论,刘备借荆州实在千古奇冤!!

1、我在文章中说的很清楚,南郡并不是借出的,而是让出的,同样刘备的三郡也是分割给孙权,也属于让,以三郡比一南郡,已经算是倒贴了.根据<资治通鉴卷65>记载刘备在建安13年赤壁战后不久后就出征讨伐四郡,四郡投降归顺了,而在<资治通鉴卷66>建安14年下旬周瑜才攻占了南郡,南郡当时的归属权还在东吴手上呢.真正的历史事件应该是刘备先有四郡后得南郡,而不是兄所谓的栖身南郡后征伐四郡,那么历史真相就被兄歪曲了.东吴攻占南郡用了一年有余,可见周郎陆战水平实在不怎么样?想让他不破南郡前先占江南四郡似乎也有些困难,刘备当时除江夏部分外无栖身之所,四郡的肥肉岂会轻易放过?

2、当时情势对刘备确实相当不利,可是不要忘了是孙权先进攻刘备的,同盟已经产生裂痕,既然孙权请求刘备让三郡给东吴,刘备已经允诺等攻占凉州后让地,孙权若真在乎同盟岂会视刘备承诺于无物?分明就是信不过同盟,所以就进攻了.刘备出于自身利益,当然不可能让叛盟的东吴凭白拿走三郡,争夺是必然的虽然两面受敌,但倘若真的开战,对孙权也是相当不利的,刘备率5万精兵自蜀而来,还有关羽的荆州兵力,孙权要打,必然是要打应战,而且是长久的持续战,对于补给\战线\钱粮都是个相当大的考验,况且陆战不是东吴所擅长的,最主要还要时刻提防曹操势力在淮南区域的南下.双方应拼,倘若西蜀被曹操攻灭,刘备必然埋怨于孙权的趁火打劫,不顾同盟,就会率倾巢荆州势力全面向吴,吴自己也是吃不消的,双方对于开战和不开战权衡利弊,都觉得实在是有必要继续同盟,于是刘备也退让一步分三郡给吴,孙权也退还零陵,双方和解.
所谓的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就如同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一样.都是历史上所无的,纯粹演义等民间野史所作,不可轻信.历史上的刘备没借荆州又何来还?双方都是利益趋势中的让步,正如阁下所说联盟的本身就是双方都得利,一旦对本国有威胁,叛盟和倒戈都是有可能的.

这里有两点稍微不同的看法
1.借一还三的问题，南郡是大郡，刘备何等雄才，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都是刘备栖身南郡后很快就得到了(都是投降的)，假使孙权不想利用刘备北拒曹操的话而不借的话,凭小周的本事应该也是轻取。
2.彻底出让江夏、长沙、桂阳也是实在没办法,当时的情况是益州初定,曹操定汉中,局势十分微妙,如果不给这三郡,很可能同盟就维持不下去了(小孙已经派小吕"夺"过长沙,零陵,桂阳了),那么刘备将面临两处敌人,这在当时来说,他是吃不消地
所谓的借和还,只不过是大局中的进退,双方都抱着利用对方的心思,当然双赢最好,实在利益有冲突的话,还是要打,而后孙权称臣于魏,关羽败亡,孙权求和不得,夷陵开打,此势之然也。
关于“刘备死后蜀汉的权力结构”问题（zz）
从永安托孤看三国权力交接

诸葛亮与李严，在刘备的托孤安排下，一主一次挑起了蜀汉未来的重任，永安托孤不仅是一次后事的交代，而且是一次准政权交接，其处理的结果直接影响蜀汉命运乃至三国的政治格局。不少人认为由此李严全面掌握了兵权——至少，在刘备亲自安排和授意下，李严掌握了蜀汉军权，在实权上仅次于诸葛亮甚至与之平行，某种程度上有节制诸葛亮的意思。而实际上如何，至少从后来发展情况上看，并非如此：

1、尚书令掌有相当大的实权，但存在一个问题，他向谁负责、受谁节制——这个很简单是皇帝，而问题是刘禅尚未成年，起码是不成熟的接班人，他既没来得及树立自己的威信，也没来得及培养自己的羽翼，纯粹就是被隆重推出的“新产品”，那么李严不受节制、权倾朝野了么？

首先一个事实是，诸葛亮以丞相身份开府了，这是另一套政务处理机构——与其说是刘禅批准诸葛亮开府的，不如说这是刘备的意思：“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以刘备之明，不可能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当着李严对诸葛亮说这番话——当然，李严当时是否在场也待考证，但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至少李严是知道这回事的，那么刘备的意思很明显，意在以诸葛亮为主主持政局。以刘备对诸葛亮的了解和对当时情况的掌握，这不大可能是一种让诸葛亮效忠的权术心理，也不是做给李严等人看的政治过场，而是再一次明确蜀汉的立国宗旨：统一中原，匡扶汉室——这一点诸葛亮与刘备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朝野皆知，诸葛亮将来可能施展的政治抱负，无论出发点如何，其终极目的与刘备是一致的。

国家不可能有两套最高政务处理机构，诸葛亮开府理政，那么李严的尚书令干什么去了？实际上李严也没回到成都，他以尚书令身份留镇永安，并没有过多实际接触到核心政务。最后一点，李严尚书令一职也没有持续多久。那么刘备安排李严当尚书令做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是为当时东边的防务着想，使李严拥有一定的行政调动能力，足以镇守一方。

2、接着说李严实权的第二部分：兵权，原文是“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先说蜀汉的“国策”，从刘备开始，自始至终没有变过，而且非常鲜明地要“统一中原、匡扶汉室”，主要目标是北方的曹操，从刘备得有荆州、到成为汉中王、直至称帝，从没有忘记过备战曹操。那么刘备怎么可能将重点转移到防吴上来，而且押上了全国兵力？东边的防务再急也没有北边防曹魏重要，这是其一；其二，将兵权全部交给一个留镇成都以外的大将，不仅轻率，而且匪夷所思。仅此两点，以刘备的性格和办事方式，是不会将全国军事统辖权交给李严的。从心理上说，李严是地道的益州人士，不仅与刘备原有的北方人事圈子不是一码事，与刘备长期共事的荆州集团人员也对不上号，就算刘备向益州集团示好，不至于、也没必要奉献全部的兵权。接着说职务本身，“中都护”——禁军职务，加官而已。

如果说李严只拥有了永安的军事统辖权，这个范围有点小，合适的说法，这个权应该包括有能力调动永安及其附近州县的军队，必要时可以调动除成都及其他重镇以外的任何军事资源。这样，李严就是赫赫一员地方大员了。

这样的安排，既照顾和抚恤了益州人士的情绪，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又巩固了东边防务，同时不影响立国方针。刘备与诸葛亮的托孤名言，不管是否说给李严听的，但它的确起到维持蜀汉政权风雨不动摇并“根正苗红”的作用。

刘备是做了两手准备的，如果刘禅成才，这当然是最好的一种结果；如果刘禅平庸，那么维持和执行“基本国策”的重担就落在诸葛亮身上了。至于那句“君可自取”，没有其他佐证说明指的不是自立为皇帝，但同样也没有佐证说明那就是这个意思。而根据刘备对诸葛亮的了解和默契，这里至少印证了一点：他们有共同的政治意图和梦想，纲领性思路上是一致的。于是这话的意思大概是这样：我就这么点事能交代的都交代了，往后的事就拜托你了，你看着办吧。以刘备与诸葛亮君臣事迹和陈寿的观点来看，这是把左右国之宗旨的大权交给了诸葛亮，让他在必要的时候成为精神领袖。

注意，国之宗旨，不等于国之政权，虽然两者关系紧密。立国之本何去何从，历来的规矩经常是皇帝拍板说了算，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其形成的过程、拥护的程度和贯彻落实的情况，则并非君主能力所能左右，至少在清朝以前，中国古代门阀制度和知识分子集团的力量是不容小觑的。
保持对政治目标自上而下的一致，从处理彭羕、廖立和李严等事情上，也印证了这一点。彭羕和廖立掌握的权力不足以左右大局，只能以恃才傲物示人，彭羕到马超那里去发泄不满私下毁谤也就算了，当酒后狂言可以了事，问题是居然“狂”到怂动兵变，这无论在哪个朝代哪个政权，都是极不允许的，于是彭羕下狱；廖立好一点，只是毁谤，但时机又选错了，尤其是李严在职位和权力上超过他之后，居然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下肆意毁谤同事，这无论在哪个君主或主要决策班子面前，也是不容许的，于是廖立贬官为民。至于李严，情况更复杂，处理起来也更麻烦，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李严动摇了蜀汉的原则。

这三件事最典型，都是原则问题，而不是诸葛亮与这些人意见相左。处理彭羕时刘备在世，若说诸葛亮排斥异己，刘备不至于不察和不明至此——如果刘备专听诸葛亮的，就不能解释在东征问题上诸葛亮劝不住刘备，只能说在内政和用人上，诸葛亮是得到刘备信任和肯定的，二人看法和意愿一致。

魏的政权交接更为制度化一点，毕竟这是当时最强大的一方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