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慎看待我国对外净资产地位.docx

《领导专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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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009年 第 37 期
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登临宏观 一览众山
总第309期
宏观纵览
周刊
l 民工到底荒不荒
l 减持美国债无法一厢情愿
l 完善“分税制”缓解地方财政困难
l 警惕碳关税：“环保”名义下的贸易保护
l FDI扭转跌势有利调整经济结构
宏观中国
l G20峰会：大幕未开“硝烟”起
l 清障哥本哈根：大国博弈气候峰会
l 保护主义全球大蔓延？
l IMF“卖金脱困”背后的美国意愿
l 危机一周年：泰国经济得到的教训
l

海外观察
l 物联网可能进入3G　技术瓶颈待破
l 风电产业等待瓶颈大突破
l 钢铁淘汰落后拟定四大政策方向
l 住宅高端化将致供需进一步失衡
l 《邮政普遍服务》标准颁布
行业聚焦
区域动态
l 烟台港的“蓝色”回归
l 广东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升温
l 长三角港航业产能过剩亟待转型
l 《促进中部崛起规划》经济带与城市群
l 柴达木建中国最大的循环经济圈

一周看点：
Ø 财经数字
Ø 权威视点
Ø 政策要闻
本期焦点
审慎看待我国对外净资产地位

本期焦点

审慎看待我国对外净资产地位
编者按：
　　总量上，我国是否真的持有过多的净外国资产，需要商榷。从国民账户出发，测算一国的对外净资产主要有资本项目直接法和经常项目间接法。以2007年为例，资本项目间接法所衡量的净国外资产为7991亿美元，是经常项目间接法下净外国资产10779亿美元的74%，只相当于当年外汇储备15882亿美元的50%。差额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增值的忽视。从GDP占比看，我国持有的净国外资产高于主要为净负债的发达经济体(日本除外)，但低于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四国）。
　　结构上，应注意主体错配及货币错配的风险。我国对外资产主要在货币当局与金融机构手中，而对外负债则主要由私人非金融部门承担，本质上并没有脱离传统意义上外债的潜在风险。一个更复杂的测算表明，我国货币错配占GDP的40.5%，而其中79%由公共部门承担。因此，无论总量和结构，我们都需要审慎看待我国的对外净资产地位。

　　近几年来，中国在对外净资产上所处的地位已为大家熟知。尤其以较低的价格出口实物换来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连货币政策都受到了相当困扰。大家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持有了过多的对外净资产?尤其是在美国迫于国内经济情况不得不增发货币的背景下。而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这一担心没有太大的必要。我国其实并没有持有过多的净外国资产，而且结构上主体错配与货币错配的风险还很大。
　　从国民账户出发，测算一国的对外净资产主要有资本项目直接法和经常项目间接法两种方法。根据资本项目直接法，一国的净国外资产不外乎以五种形式出现：净国外直接投资存量、净股本证券投资存量、净债务性资产存量和其他投资以及储备资产。这五者都代表着资产的运用形式，代表着未来对外国资产或商品的求偿权。所以，净国外资产就是上述五项之和。根据经常项目间接法，不管国外净资产以怎样的形式实现，其来源则主要是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所以也可以用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来代替净外国资产。
　　测算的重点是资产价格与汇率调整。从资本项目直接法来看，净国外资产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名义金额基本不变的资产，如债务性资产(包括债务证券与其他投资资产)与官方储备，对于这块资产，要考虑到汇率调整;另一部分为名义价格变动很大的权益性资产，如证券投资与直接投资。除汇率外，还要考虑其价格变化。
　　很显然，如果考虑到上面价格与汇率问题，两种方法就有了区别。资本项目直接法可以按照资产运用的几类一一调整汇率与价格，但经常项目间接法只能反映流量的累积，而并不能体现资产存量价值的变动。正因为考虑到了市价和汇率变动因素，资本项目直接法更为准确，更能代表一国净财富的市场价值。
　　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资本项目间接法所衡量的净国外资产要低很多。以2007年为例，资本项目间接法所衡量的净国外资产为7991亿美元，是经常项目间接法下净外国资产10779亿美元的74%，只相当于当年外汇储备15882亿美元的50%。
　　这一差额实际上隐含着一个重要的推论。差额中，最主要的一项因素是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增值的忽视。经常项目间接法实际上是在假设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多年未取得任何收益。实际上，我们以国内代表劳动生产率的人均GDP增长率来代表直接投资的投资收益，测算的结果很惊人。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的外资资产已经达到了一个可观的数字。如果这些资产撤出，必然对外汇储备形成要求。我们一直低估了我国以外商直接投资形式存在的对外负债的增值，而高估了外汇储备应付彻底撤资的能力。在评估外汇储备适度量时，要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外汇储备的来源一部分是外商直接投资。如果外汇储备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收益率高，那么这一收益剪刀差就会越来越大，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出现外商直接投资的累计资产超过了收益率很低的外汇储备。这种收益剪刀差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对于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率要有紧迫感。
　　再接着往下分解，我们还发现我国净国外资产存在着主体错配。中国虽表现为最终的净资产状态，但对外资产主要在货币当局与金融机构手中，而对外负债则主要由私人非金融部门承担。虽然作为一个国家整体，总额上可以相互抵消，但实际上，各部门间是不可抵消的。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并没有脱离传统意义上外债的潜在风险，只不过这种风险暂时被官方手中持有的大量净国外资产掩盖了而已。
　　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国的净国外资产还存在货币错配的问题。我们的资产以外币(主要是美元)定值，负债则是以本币定值。汇率变动时，净资产就会存在变动风险。一个更复杂的测算表明，我国货币错配占GDP的40.5%，而其中79%由公共部门承担。
　　其实与国际上相比，也不能说我国就持有了过高的净国外资产。我们选择有代表性的部分国家和地区来作比较：把美国、英国、日本、欧洲地区作为发达经济体的代表，金砖四国(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从GDP占比看，我们高于主要为净负债的发达经济体(日本除外)，但低于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
　　全球经济不平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时甚至超越了经济本身。未来几年的趋势不好把握，但至少就现状来说，无论总量和结构，我们都需要审慎看待我国的对外净资产地位。总量上，我国是否真的持有过多的净外国资产，需要商榷;结构上，则更应注意主体错配及货币错配的风险。（朱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财经数字

8月财政收入5237.47亿元　同比增36.1%

　　财政部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5237.47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1389.54亿元,增长36.1%;全国财政支出4737.12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701.38亿元,增长17.4%。财政部表示,8月份收入增长较快,主要受去年8月份收入基数较低、今年又有一些一次性或不可比增收因素影响。综合近几个月情况来看,全国财政收入呈逐月回升态势,1-8月累计收入实现了正增长,但增长幅度比较小,特别是中央本级收入仍然下降1.6%,除与去年同期基数较高有一定关系外,主要是受经济增长放缓、企业效益减少、结构性减税很多、出口退税大幅增加以及物价下降等因素的影响。
（来源：证券日报）
1-8月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4.7%
　　1-8月，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21147亿元，同比增长14.7%，增幅比1-7月提高3.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回落14.4个百分点。
　　1-8月，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26.2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3.5%；房屋新开工面积6.31亿平方米，同比下降5.9%；房屋竣工面积2.92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5.1%，增幅比1-7月提高0.4个百分点。其中，住宅竣工面积2.41亿平方米，增长26.8%，比1-7月提高0.2个百分点。

（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4%
　　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116亿元，同比增长15.4%，比上年同月回落7.8个百分点，比上月加快0.2个百分点。1-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763亿元，同比增长15.1%，比上年同期回落6.8个百分点，比1-7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分地域看，8月份，城市消费品零售额6935亿元，增长15.3%；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3181亿元，增长15.5%。

（来源：统计局网站）
8月对主要贸易国家出口情况

　　海关统计显示，09年8月，我国出口总值同比下降23.4%，其中对欧盟出口同比下降26.5%，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21.8，对日本出口同比下降19.8%。
(来源：海关总署)
1-8月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81.7%。

　　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2985亿元，同比增长33.0%，比上年同期加快5.6个百分点，比1-7月加快0.1个百分点。从施工和新开工项目情况看，1-8月份，累计施工项目339768个，同比增加78760个；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339844亿元，同比增长36.2%；新开工项目234906个，同比增加69223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96739亿元，同比增长81.7%。
（来源：统计局网站）

权威视点

许小年：经济增速必定再次下滑
　　　9月20日，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所学术委员许小年对未来的宏观经济走势抛出了上述悲观论断。他认为，今年前三个季度宏观数字的好转，完全出于政府积极的财政和信贷政策，而当政策力度减弱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要出现再次下滑，即“二次探底”。许小年指出，从国家财政的角度看，现在财政已经比较紧张，税收部门正想尽各种办法增加今年的税收，今年的税收目标一再上调。如果再持续“烧钱”，财政就会非常紧张。他认为，从中长期来看，由于经济结构无法得到调整，财政的问题、银行资产的问题、企业盈利和就业等问题将在三、五年内显露出来。
　　他同时担忧，目前不断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做法，使得经济中原有结构失衡问题进一步恶化，错过了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许小年认为，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推出政策拉动国内需求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能再增加投资。“否则无益于给一个戒毒病人送去另外一支鸦片，或者叫饮鸩解渴，”许小年说，“这样的结果是进一步增加经济中的过剩产能，过剩产能若干年之后就是银行坏账。”
（许小年：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所学术委员）

巴曙松：中国经济二次探底概率很小
　　从近期公布的一系列数据看，市场一直担心的出现1998-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所谓二次探底问题的风险在降低，这主要因为新开工项目增长依然强劲；因为票据融资规模的到期和替换，2009年下半年流入实体经济的信贷数据依然不低。尽管七八月份信贷投放只增长3559亿元和4104亿元，但由于当期票据融资减少2500亿元左右，因此每月流入实体经济的信贷依然高达6000亿元以上。同时，政府高度关注投资带动的需求向市场驱动的需求的转换，并且在积极降低准入门槛来刺激民间投资的活跃，出口的回复也可能在外部经济的带动下较早复苏，房地产市场2009年8月份的数据较预期更为乐观。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

吴晓求：股市下半年难现大涨
　　吴晓求表示，当前流动性难以收缩并不意味着下半年股市能够像上半年一样大涨："整体来看，下半年股市将介于2007年和2008年之间的结构震荡行情，按照市场估值水平，A股有望形成以3000点为中轴，正负500点为震幅的震荡行情。""下半年影响股市走势的事件主要有三方面。"吴晓求指出，首先，美元走势的不确定性将左右黄金、能源、有色板块的走势；其次，市场对流动性充裕的预期将给市场带来结构性的变化；第三，全球经济复苏脚步也将左右A股的走势。同时吴晓求指出，从长期来看，有色、能源、煤炭、新能源等板块值得投资者跟踪。此外，从金融领域来看，券商板块也值得投资者关注。
（吴晓求：著名经济学家）

哈继铭：预计CPI11月转正
　　著名经济学家哈继铭近日在深圳表示，CPI有望于今年11月转正，明年全年通胀水平预计为3.5%。他预计中国治理通胀将主要采取行政措施，而不会贸然采取货币政策手段。哈继铭认为，8月份环比通胀已经显现，只不过受制于翘尾因素，8月份CPI同比数据仍显示为通缩，随着11月份翘尾因素基本消失，CPI有望转正。哈继铭说，在美国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之前，中国不太可能贸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胀。中国的宏观政策受固定汇率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制约，因此他预计中国治理通胀将以行政措施为主，而非货币政策，比如对一些大幅涨价的行业进行补贴。目前外界普遍预计明年贷款增速下降，并进而影响流动性宽松局面难以为继。哈继铭认为，今年上马的大量政府项目期限为3-5年，明年不可能停下来，因此明年银行贷款在惯性之下仍将保持不低的增速，达到7万亿也不是没可能。
　　哈继铭预计，中国出口在今年第4季度将出现明显的改善，单以出口量来看，明年出口量将实现正增长8%。今年全年出口量预计为负增长13%。这一出口量的统计口径与海关总署的统计口径不同，未包含价格因素。
（哈继铭：中金首席经济学家）

政策要闻

国务院讨论并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
　　会议提出，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争取到2015年，中部地区实现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提升、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新进展的目标。为此，一要以加强粮食生产基地建设为重点，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二要按照优化布局、集中开发、高效利用、精深加工、安全环保的原则，巩固和提升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地位。三要以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研发为着力点，建设现代装备制造业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四要优化交通资源配置，强化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地位。五要加快形成沿长江、陇海、京广和京九“两横两纵”经济带，积极培育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县域经济，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六要努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水平。七要优先发展教育，繁荣文化体育事业，增强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八要以薄弱环节为突破口，加快改革开放和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来源：中国政府网）

中国出台六项举措援助发展中国家
　　日前，商务部会同外交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部门，出台了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六项举措，涉及农业、粮援、教育培训、卫生、清洁能源、免债、零关税待遇等领域，主要包括：未来5年内将援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数量翻一番，对外派遣的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数量也翻一番；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捐款3000万美元设立信托基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的项目和活动；向粮食紧缺的国家增加粮食出口和援助；向发展中国家新增10000个来华留学奖学金名额，同时专门为非洲国家培训1500名校长和教师；为对非洲国家援建的30所医院配备适当数量的医生和医疗设备，同时为有关受援国培训医生、护士和管理人员1000名；免除最不发达国家2008年底对华到期未还的无息贷款，给予有关最不发达国家95%的产品零关税待遇；为发展中国家援建100个小水电、太阳能、沼气等小型清洁能源项目，帮助受援国开发可循环利用能源，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
（来源：中国网）

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从信贷、财税等方面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力度。这是继上月“六项措施”出台后，国务院再次发文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方面，《意见》提出，要加快研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股份制金融机构的办法；积极支持民间资本以投资入股的方式，参与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合作)银行、城市信用社改制为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另外，《意见》还强调，要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创业板市场建设；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设立包括中央、地方财政出资和企业联合组建的多层次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
（来源：上海证券报）

工信部发布《关于促进工业企业加强管理降本增效的若干意见》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了促进工业企业加强管理降本增效的11条意见，以促进企业提高管理水平，降低成本费用，提高经济效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意见》指出，要充分认识加强管理、降本增效的重要意义，强化全面预算管理，严格控制成本费用。强化资金资产管理，防范资本投资风险；加大集约采购力度，严格控制采购成本；加强销售管理，降低库存成本；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完善成本控制体系。《意见》还指出，企业应切实抓好技术改造，降低工程项目成本；加强信息技术应用，有效改善经营管理。另一方面，要求相关政府部门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大力提供公共服务；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来源：新华网）

宏观中国

民工到底荒不荒
编者按：
　　随着劳动力绝对供给的减少，“第二代”农民工对工资收入、福利水平要求的提高，中国劳动力缺失将会在未来变得越来越严重。金融危机下的“民工荒”再次凸显了依靠低廉劳动力发展外贸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而反过来，“民工荒”将倒逼中国的经济模式转型，尽管这种转型是痛苦的。

　　似乎是5年前情景的再现——工厂门口打着招工条幅，贴着“大量招聘普工”海报的车在街上来回溜达，工厂求工若渴却应者寥寥。始于2004年的那场波及全中国的“民工荒”也不过如此。与当时处于黄金期的中国经济不同，此时正值经济危机一周年，经济是否回暖仍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当下工厂招工潮被乐观的分析者视为经济回暖的信号。他们认为从打不到工的“民工慌”到招不到工的“民工荒”，短短半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着悄然变化。这种变化又是工厂订单数量的快速上升导致的，而订单的增长则意味着出口发生逆转，中国经济正在快速回暖。
　　事实也许未必如此。
　　经济回暖风向标？
　　温州和东莞是中国经济中两个重要的风向标，这两个城市的经济运行情况被看做是判断中国经济是否回暖的重要参数，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又是判断两城市经济快与慢的重要指标。
　　温州市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数据显示，8月份该中心用工缺口36368人，缺口占比73%多，相比6月52%上升了11个百分点。就整个浙江来说，7月份该省用工缺口高达25万人。
　　而东莞从5月份开始，用工需求出现恢复性上升。一二季度分别为12.99万人、18.7万人，分别较前一季度上升19%和44%，特别二季度已恢复到去年同期95%的水平。不远的深圳，农民工的供需矛盾更为突出。
　　这难道不能反映两地经济乃至中国经济正在回暖吗？
　　不可否认，订单回升的确拉动了用工增加。据统计，最近几个月来，广东省外贸有明显回暖迹象，出口额降幅逐渐收窄，五六七月出口降幅分别为21.2%、18%和15.1%。之前跌幅很大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都在迅速反弹，7月出口降幅分别比上半年收窄5.4%和13.1%。西方圣诞节、感恩节和万圣节的市场因素，也使珠三角不少闲了一段时间的工厂变得忙碌起来。
　　但企业人士经过分析发现，订单的增加更多的是海外客户在补库存而非新增需求，当补充库存的订单完成后，可能又陷入“订单恐慌”中。对此观点的佐证是，按照往年惯例，圣诞用品出口高峰期一般从每年7月开始，但今年7月，世界最大圣诞用品出口基地广东省仅出口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0%。即使在目前旺季的情况下，浙江温州等地很多中小企业的实际产量仍不足产能四成，大部分订单依然集中在大型企业。
　　中国海关副署长李克农不久前也表示，8月出口数据将环比回升，同比下降幅度会减小，但外贸何时重回正增长依然很难预测。因此，在外贸数据本身负增长的情况下，切不可由于季节性旺季对订单的需求而轻言外贸回暖，考虑到欧美等国依然不确定的复苏前景，对于因圣诞节等明显周期性需求导致的订单回升必须有个正确的研判。
　　除去订单增加的因素。这轮企业用工紧张的原因还在于劳动力临时供需失调。去年经济危机时，长三角和珠三角企业大都采取裁员或放假的方式降低成本以求自保，导致很多农民工回归故里。比如当时东莞劳动力市场至少失去了60万个工作岗位，近百万人被迫离开东莞。百万人劳动力留下的空洞，劳动力需求增加时，很难短时间内得到填补，劳工势必短缺。
　　劳动力供给增长率逆转
　　2004年是一个分水岭。自那年中国首次出现“民工荒”后，政府与学界才开始关注中国的劳动力供给问题。之前，政府对农民工的关注主要是解决每年春节前后的运输难题。
　　民工潮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1989年几百万农民的自发性南下流动，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波民工潮。那一年的初春，中国的南方到处可见三三两两的乡下人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习惯了计划的人们把大批农民的这种“计划外”自发外出，称为“盲流”。不少人为之担忧甚至恐慌，当年3月8日，新华社发表文章规劝农民朋友“城里找活难，农村天地广”。
　　回过头看去，出现在1989年的民工潮并非农民们的一时兴起所为。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潜能到了1988年已几乎释放殆尽，那一年的中国粮食产量的增长出现了停滞，与此同时，“卖粮难”则屡现报端。再进一步加大对农田的劳动力投入已无任何意义，在种田之外寻找就业门路早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需求。而一度风起云涌的乡镇企业在1980年代后期也迎来了一轮自我调整，这令此前人们津津乐道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就地转化模式难以为继。1989年，全国外出务工人员已达3000多万人，很多地方开始有组织、成规模地向外输送劳动力。
　　此后的十五年间，外出打工的农民数量持续增加，给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提供了源源不断、低廉的劳动力。
　　珠三角地区在2004年初现民工荒之时，更多人相信，这仅仅是局部和暂时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但是后来发现，这是全国性的短缺，甚至在劳工力供应大省的江西、安徽，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用工紧张。
　　对于民工荒，政府、学界、媒体都在寻找答案，试图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口大国，竟然意想不到的出现用工紧张？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认为，中国的劳动供应发生了变化。在一份劳动力供给状况的研究报告中，他用数据证明了2004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当年，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数量增长率为5年来最低，增长率较上年减少74%。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59岁)供给增长率也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到201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2021年开始绝对减少。他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是人口供给增长率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享受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10年内人口大幅增长带来的“红利”，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
　　但这样的“红利”已不太可能在下一个10年乃至20年继续出现。1990－2002年，乡村人口绝对减少了2658万人，并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扩大之中，这意味着农民工的来源已经出现了萎缩。
　　刘易斯转折点
　　对于民工荒的分析，学者还提到了一个经济学名词——刘易斯转折点。从劳动力充分供给变化到短缺，在发展经济学上叫刘易斯转折点，这个点就是一个阶段变化。在转折点之前，有一系列的经济特征，比如说，经济增长无论吸纳多少劳动力，都可以在不增长工资的情况下获得。在2004年前的10年内，民工的工资基本没有增长。但是2004年以后，民工工资一年的增长速度，比过去十年增长的速度都要快。与此同时，劳动者与雇佣者的相对谈判地位提高。一个极端的数据是，2004年之前的10年里，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如果把物价等因素考虑进去，实际是负增长。
　　即使在2004年之后，农民工工资有所提高，增幅并不低，但是因为基数太低，农民工工资也未见大幅度提高。以东莞为例，目前最低工资标准为770元，低于长三角的一些城市。东莞的很多工厂以此作为薪资底线，工人高出底薪的收入完全靠加班来赚取，工人福利待遇增长水平远低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农民工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享受不到城市人应有的子女入托、入学、住房、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
　　在这次经济危机中，首先受到伤害的依旧是农民工。伴随着企业的倒闭，一些工厂主拖欠员工工资后隐匿、逃逸，欠薪逃匿事件明显增加。据调查，去年广东省因工厂主欠薪逃匿引发30人以上员工上访的事件达333宗，同比增加80.98%，经多年整治才得以改变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又呈回升态势。
　　一些学者在2004年就根据已公布的统计数据，推算民工供给量的变化，结果是在2003年底，农村待转移劳动力应该还有7000多万。但是为什么会依旧出现全国性的民工荒，原因就是农民工的工资实在不能支持其在打工地以后的生活，他们攒足回家创业的钱后，在40岁来临前，选择离开。一位在广东的台商抱怨说，他给工人提高了工资，为夫妻提供60平方米左右的夫妻房，替民工的孩子交纳在当地上学的学费，甚至允许民工的父母前来同住，以照顾孩子。但他还是惊诧地发现，几年后，这些民工仍然选择了离开、回家。
　　而作为新生代的劳动力（我们称之“第二代”农民工）因为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除工资薪酬外，更加注重对职业前景的选择，且把就业地区环境、就业企业工作场所环境及周边生活环境列为就业选择考虑的条件。低工资、不佳的生活环境，显然不是吸引他们进入工厂。浙江温岭劳动就业处的一位官员在安徽一家技术学校为本地企业招聘了19位年轻的工人，但是一个月后，19人全部离开了，没有一个留下，原因是自己的工资不足以支撑在当地的生活（比如上网、娱乐消费的）。
　　随着劳动力绝对供给的减少，“第二代”农民工对工资收入、福利水平要求的提高，中国劳动力缺失将会在未来变得越来越严重。金融危机下的“民工荒”再次凸显了依靠低廉劳动力发展外贸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而反过来，“民工荒”将倒逼中国的经济模式转型，尽管这种转型是痛苦的。

减持美国债无法一厢情愿
编者按：
　　截至7月末，当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再次突破8000亿美元，较6月末的7764亿美元增持241亿美元。无疑是给国内某些认为应“减持美债”的声音以当头棒喝。与其一味鼓吹减持美债、保障外储安全，还不如多多思考，如何从源头上控制外储的持续膨胀。尤其是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情况下，更应当进一步调整外贸结构，不能盲目追求贸易顺差。正如著名经济学家余永定所指出的，即使不能减少贸易顺差，也可以把所得转化为海外投资、或者对发展中国家有条件地援助，以减少外汇储备的存量。

　　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7月份国际资本流动数据，无疑是给国内某些认为应“减持美债”的声音以当头棒喝。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当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再次突破8000亿美元，较6月末的7764亿美元增持241亿美元。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高达2.1万亿美元。当6月份的数据显示中国大幅减持251亿美元美国国债时，“减持美债、实现中国外汇储备战术型调整”的论调，一时风行。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一个月的数据很难说明趋势的成立，紧随其后中国即大举增持美债，更让政府对待美国国债的态度显得扑朔迷离。
　　渣打银行中国研究部主管王志浩的研究指出，即使是6月份中国事实上也没有减持过美国国债，由于通过中介(伦敦的经纪商)购买美国债券，这部分购买量并没有在TICS数据中显示在中国的名下，而是归到了英国账下，使得月度统计出现了偏差。
　　为不断膨胀的外汇储备寻找出路，确实让政府头疼不已。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比美国市场更加理想的投资场所，购买美国国债好比“从一堆烂苹果里挑一个烂得不太厉害的”。购买黄金、石油等资源类产品，不仅需要对投资时机做出正确的判断，以需要市场能够承受中国“大手笔”的购买力，否则一出手就会推高大宗商品的价格，很难获得预期收益。
　　至于那种认为可以利用巨额外汇储备，向美国政府争取更多贸易利益的建议，在实际操作中亦很难运用得当。外汇储备这个看似强有力的筹码，并没有有效阻止美国在贸易保护主义的独木桥上渐行渐远。另外，尽管美国的“国债钟”已经不堪重负，但迄今为止，市场对美国国债的需求仍能够保持稳定。只要山姆大叔想借钱，愿意借钱给他的人有的是。在美国国债并不愁卖的背景下，“减持美国国债”很难成为一种“可置信威胁”。
　　从本质上看，巨额的外汇储备，正是由于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造成的。一般来说，顺差意味着国民财富的增长，但我国却不同，顺差最终为国家积累了历史上最大量的外汇储备、也形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有很多，如美国人的贪婪、超前消费等。但它更真实的客观基础是中国付出了难以计量的巨大代价，比如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消耗及产业结构升级的不断延迟。
　　从理论上说，外汇储备无异于通过跨国借贷的形式把本国储蓄借给美国这个高消费国家。一边是获得了资金，而另一边则找到了一种无奈的投资方式，这种关系恰如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所谓的“金融恐怖均衡”。保持美元资产的稳定，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实际上也是在保障中国海外资本的安全。
　　回到美国国债的问题上来，维持稳定才是大家共同的利益诉求和期待。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贸易顺差持续积累的现状不能改善，外汇储备规模的膨胀就难以控制，未来将面对的难题只能越来越多。
　　与其一味鼓吹减持美债、保障外储安全，还不如多多思考，如何从源头上控制外储的持续膨胀。尤其是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情况下，更应当进一步调整外贸结构，不能盲目追求贸易顺差。正如著名经济学家余永定所指出的，即使不能减少贸易顺差，也可以把所得转化为海外投资、或者对发展中国家有条件地援助，以减少外汇储备的存量。

完善“分税制”缓解地方财政困难
编者按：
　　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的现象已越来越受到质疑。不少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困难的情况，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完善“分税制”，从原则上说，首先必须强调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匹配。其次，为解决省与省级以下财政的分配问题，应当通过启动行政结构的变革，来渐进解决这一难题。在技术层面，各相关税种的收入比例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如何分配，还可继续研究，但在大原则的前提下，这种探讨将沿着改革的目标方向迈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财税体制未来仍面临着相当大的改革空间，而“分税制”的完善，理当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的现象已越来越受到质疑。在日前举行的第十五届全国省会城市地方税收理论研讨会上，上百名与会代表围绕着“应对金融危机，地方税收面临的挑战与展望”这一主题展开探讨。不少与会人士表示，目前地方税收结构不尽合理，大部分省会城市收入增长主要倚重房地产业，这给“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地方税收增长带来严峻的考验。
　　不少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困难的情况，早已不是新鲜话题。一些地方政府实际拥有较大规模的“隐性负债”，并过多依赖土地财政，自身“造血”机制不完善，“造血”能力不足。尤其是一些基层地方政府，财政上的困难比较突出。
　　不少地方面临现实财政压力，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如政府行政性的开支过于庞大、建设财政的规模过大，都是重要因素。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实体经济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不少地方财政更会感到吃力。另外，在分权体制之下，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与事权间不够匹配，也是造成一些地方财政困难的原因之一。
　　当然，楼市价格今年来的不断攀升，各地“地王”的新闻不断曝出，这对于缓解一些地方财政来说，倒是不错的消息。不过，这些消息同时又强化了很多城市收入增长过于依赖房地产业的状况，对于地方财政的合理增长而言，难言健康。楼市的过于火爆，泡沫不断积累，又给未来的经济发展留下了隐患。
　　撇开其他原因不谈，仅从“分税制”下地方税收结构的角度看，现有的制度安排确实在影响着地方财政收入。“分税制”初始制度安排的内在缺陷，以及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偏差等原因，加上能够产生地方税收收入的来源单一，导致一些地方财政陷入困难当中。而在地方财政结构中，省级政府财力集中度高而转移支付力度不足，省级以下纵向财力差距过大。
　　同时，如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分税制”并没有能够有效地均衡地区间因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区域差异。“分税制”带来的集权效应引起了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些变化，地方政府从预算外，特别是从土地中聚集财力的动力强劲。“城市化”也因此成为地方政府的增长点，“二元财政”的结构格局由此凸显。
　　显然，指出地方财政面临困难及过于依赖土地收入与“分税制”改革有关，并不是要否定这场改革。事实上，正如财政学者贾康所说，1994年启动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财政体制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改革。实行分税制，在“经济性分权”框架下超越了“行政性分权”的局限。
　　“分税制”改革的意义，不单单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层面。“分税制”改革与当代政府治理中的以属地化管理为基础的行政逐级发包制结合在一起，成为在信息和财政双重约束之下的理性选择的产物，既节约了大量组织和监督成本，也较为清晰地界定了地方官员的行政责任边界，既使地方官获得使用权力稳定空间，也使各级政府间形成利益制衡与谈判机制。在属地化管理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在事权、财权、人事权的一系列分权改革，塑造出地方政府带动经济发展的特殊角色，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相当的活力。
　　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分税制”的制度安排并不完善，在现实运行中，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原则没能有效得到坚持。分税制改革主要解决的是省级财政与中央财政的关系，而未能很好地解决省与省级以下各级财政的关系问题。不少基层政府财政的困难，与此不无关系。转移支付制度也还存在一些弊端。
　　无疑，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需要有解决之道。地方债的发行已经开始谨慎探索，这当然是一种途径;促进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带动地方性税收收入的增长，亦是增强“造血”功能的必需之举。但与此同时，地方财政的现实困难及对土地财政的过于依赖，也提醒人们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分税制”。
　　完善“分税制”，从原则上说，首先必须强调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匹配。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解决了中央财政不足的困境，但若因此矫枉过正，也与改革目标不相吻合;其次，为解决省与省级以下财政的分配问题，应当通过启动行政结构的变革，来渐进解决这一难题。政府层级的缩减，短时间里难以实现，但如“省直管县”这样的改革，相对容易启动。事实上，近来关于“省直管县”改革的消息不少，正是改革合乎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