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慈禧—体味权力者的智慧与挣扎.doc

“愚昧而保守”似乎是人们对慈禧的固有印象，但如果慈禧真的愚昧而守旧她能让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一时人杰俯首帖耳？能操控清朝最高权力垂五十年？能在农民起义、汉人实力派、列强、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冲击和眈视之下，力保清朝皇权在她身殁之前不坠？
国人总爱用日本的明治天皇与慈禧做对比，可却很少有人思考过，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为天皇带来了权力；而中国的改革却会削弱慈禧的权力。对于慈禧以及与她类似的自中国传统土壤成长起来的政治强人们而言，改革的底线就在于是否危及她的权力。古往今来，又有谁见过中国的最高权力者自解权柄的？
有基于此，“重读”慈禧并非为慈禧翻案，而只是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探究中国的政治强人们的执政逻辑。而慈禧无疑是中国政治强人这样一种“生物”的标本式人物。<>

核心提示  慈禧与曾国藩、李鸿章并不一样，她不是一个改革者。 但作为中国至高权力的所有者，她又有什么理由把国家搞垮？诚然，传统的中国政治强人是把个人权力放在首位，但这并不代表国家利益总与个人权力相冲突。事实上，在大多数时候两者是重叠的。而二者重叠的时候，“权力者”同样可以是改革的保护者和支持者。
同治中兴：从大力提携汉人大臣开始
满人入关的时候，清朝是个异族政权，由此在清朝的政治体制中，“重满抑汉”一直是清朝皇帝坚持的原则。清朝的“重满抑汉”主要体现在官员的任用上，比如朝廷的中央六部便设立双尚书侍郎，满汉各一，以满为主（如之前的户部，满尚书为肃顺，汉尚书为周祖培，实权掌握在肃顺手中）。这种制度，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没有出现过。
为了巩固政权，清廷也尽可能地吸纳汉族士人参政，但一些重要的职位如军机大臣，特别是首席军机大臣，一般只能由满人担任；而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多为满人。由此，满人往往在朝廷和地方上占据重要职位，地位远较汉人要显赫。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曾经精明强干、建功立业的满人贵族相继去世，他们的子孙往往不学无术，沦为纨绔子弟，满人的整体素质也大为下降，大多数的政务和军事活动最后还是要依赖汉人，譬如康熙平三藩、雍正征噶尔丹策零，最后都是依靠汉人才得以成功；而那些满族子弟早已沦为老爷兵，靠边站了。更要命的是，这种趋势到晚清更是愈演愈烈，八旗子弟往往成天遛狗斗鸡，出入戏院茶楼，肃顺曾说，“满人大多是浑蛋多”，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对于本朝“重满抑汉”的祖制，慈禧不可能不知道，但她垂帘听政后各地军情急如星火，太平军仍旧盘踞江东，捻军和回乱也时时威胁着清廷的心脏地区，这些心腹大患，无一天不让她悚然心惊，坐卧不安。可是，再看看身边的那些满族亲贵，除了妄自尊大便是颟顸无能，真正有才华、能够治国安邦、统兵作战的满人官员几乎是凤毛麟角。
慈禧想到这里，不免叹了口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自己的丈夫咸丰在的时候，这天下都治不好，何况自己一个女人呢？但叹气归叹气，该承担的责任还得去承担，慈禧仔细一想，自从太平军起后，国内战祸绵延达10年之久，而清廷还没有垮台，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各项奏报来看，不是八旗，也不是绿营，而是汉人的团练武装抵挡住了太平军的进攻，而这些汉人将领，如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他们原本都是读书人，但战乱的年代，却将他们锻炼成了军中领袖。这些人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应该是值得信任的。
该到了重用他们的时候了。早在咸丰的时候，像曾国藩这样的优秀人物就该被提拔，可因为种种原因，却让这位“湘军”的创始人一直郁郁不得志。据说，民间常有曾国藩是“癞龙转世”的说法，让曾国藩屡屡被猜忌。比如1854年湘军攻占武汉后，咸丰帝大喜，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他一时兴奋，要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结果旁边有个人插了一句:“曾国藩以侍郎衔在籍丁忧，现在还是个平头百姓。一个平头百姓能够一呼蹶起，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啊”。咸丰听后一个激灵，让曾国藩做巡抚的事就不再提起。
咸丰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万一曾国藩这些汉人官僚势力坐大，拥兵自重，那清廷岂不是同样危在旦夕？不到万不得已，怕是不能授予汉人过大权力的。对此，慈禧不是不知道，但中国士大夫最忌讳的是有功不赏、有禁不罚，曾国藩心里当然憋屈，他的门生弟子、亲朋好友也一个个为他喊冤抱屈:在镇压太平军中，曾国藩作为湘军的首创者和领袖，他的一些朋友和将领如胡林翼、刘长佑等一个个都封了总督巡抚，而曾国藩东奔西跑，却只得些钦差大臣之类的虚衔。
慈禧心里清楚，要想树立自己乃至清廷的威信，就必须先平定太平军等各地起义，而要平定这些农民起义，就必须要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那些汉人。既然“八大臣”都扳倒了，难道还怕用汉人吗？
没有多久，曾国藩便被受命统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军务，四省的巡抚、提镇以下官员全部归他节制。随后，依照曾国藩等人的建议，一大批汉人官员被任命为封疆大吏和地方大员，如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郑元善为河南巡抚、李续宜为安徽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江忠义为贵州巡抚，另有一大批汉人成为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等。
这些任命发出后，朝野一片哗然:这是自清朝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人事变动，用“大换血”来形容毫不为过！更重要的是，这次受到重用的，无一例外都是些汉人，有的甚至连高等功名都不具备（如左宗棠只是个举人，完全是凭军功出身），同时将这么多省区的军政大权交给汉人，这个手笔也太厉害了！
满人亲贵们立刻跳起来了，这还了得！这不是要断送祖宗200多年的江山吗！？这也忒冒险了！但是，这些埋怨和抗议都被慈禧一句话给挡回来了:“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
这下，那些亲贵们就没有声音了。最后的事实证明，慈禧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那些汉人官员，这是她的无奈之举、冒险之举，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慈禧的神来之笔。这一重大举措，不仅让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武装集团最终剿灭了太平军和捻军等反叛力量，而且将岌岌可危的大清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到同治四年（1865年），当时全国10名总督中除湖广总督官文一人之外，其余9人全是汉人，而15省的巡抚则是清一色的汉人，对汉人的重用程度可谓前所未有。
不仅如此，慈禧还利用各种机会学习汉文化。在政变成功后，给事中孙楫向两宫太后奉上《帝鉴图说》一书，想以此书作为小皇帝载淳的启蒙教材。《帝鉴图说》是明朝内阁大学士、万历朝首辅张居正为10岁的小皇帝朱翊钧编的特殊教材，这个教材很有特点，它根据小皇帝的年龄段，将历代帝王励精图治或者胡作非为的案例用一个个小故事并辅以插图的形式编成，十分生动有趣。慈禧拿到这本图文并茂的儿童读本后，还没来得及给儿子看，自己倒先被里面的故事迷住了，于是她将图书留下，每天都要仔细研读--对于慈禧当时的文化水平而言，这样的书是最合适不过了。
后来，江南道监察御史徐启文又给慈禧上了一道折子，建议将“列圣实录宝训”和汉唐以来母后临朝的事实经验汇编为一册，以供两宫太后参考。慈禧非常欣赏这个建议，于是便让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马上进行编写，以备她学习参考。这本书编写好后，慈禧特赐名为《治平宝鉴》，并不时地安排学识出众的大臣进行讲解，譬如翁同龢就先后为两宫太后讲解了宋、金、元、明四朝的帝王政治事迹，共15个专题。
在大臣的讲解过程中，恭亲王、醇亲王，还有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等也随同听讲，慈安和慈禧则坐在黄色帷幔内的御座上听课学习，有时候慈禧还会就一些问题提问，学习态度十分认真。
应该说，年轻时的慈禧还是很热爱学习的，她并不是将书籍作为摆设来附庸风雅，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从书本中学习到治国的经验教训。在平日的闲暇时光，慈禧也会写写大字或者描几笔画，也从中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也许慈禧并不知道“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但她一定知道汲取各种知识对她提高政治操控和驾驭群臣的能力有帮助作用，这于国于民于己，倒也不算太坏。
为自强 慈禧打击顽固派支持洋务派
洋务运动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进步运动。它顺应历史前进的潮流，揭开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序幕，它以兴办近代工业为中心，引进的先进生产力带耒了一系列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长期的、缓慢的、艰难的変化。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便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了。当時中国正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大起义冲击着满清王朝的颓垣残壁。可以说“内忧外患”一同并至，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分化为顽固派和洋务派。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同治帝的老师、工部尚书、大学士倭仁、宋晋等，地方上主要是一些内地的官员。
这些人妄自尊大，盲目排斥西方的一切新生事物，固步自封，拒绝进行任何改革；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恭亲王奕 、军机大臣、大学士桂良和文祥等，在地方上则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为首的湘淮集团。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声、光、电、化、轮船、火车、机器、枪炮、报刊、学校等，打出“自强”和“求富”的旗帜。认为要富强，使中国“有备无患”，必须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甚至社会政治学。因此提倡兴“西学”、提倡“洋务”、办军工厂，生产新式武器、迠立新式军队，达到“自强”目的。为了介决军用工业的原料、资金、运输问题，进而大力兴办民用工、矿业和运输业，达到求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目的。
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批属于近代意义上的新生事物，对中国社会起了某些积极的作用。然而，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的‘自强’、‘求富’，决定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清政府首先是把“心腹之患”的大平天国和捻军镇压下去，而后才是设法抵御被认为是“肢体之患”的外国侵略者。因此，开始实行的“自强新政”主要内容:首先是引进和学习西方近代军事科学技术，以对外国侵略者的退让、妥协，换取军事上的支持，加强镇压太平军、捻军。一开始就以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新式军事工业为主要任务。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军火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制造弹药、大炮等军火。1862年4月（同治元年三月）李鸿章的淮军在松江筹迠洋炮局、又先后在苏州办了两亇洋炮局、1865年在上海迠立起中国第一座大型综合兵工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又将苏州炮局西迁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制造总局，为“剿捻”制造枪枝、弹药。
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了中国第一座造船厂--福州船政局。专造兵、商各轮船。1866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了天津机器制造局，制造华北地区“剿捻”用的军事装备。在四大军事企业中江南、福州两局还带有制造机器轮船、发展民用工商业的意图。近代军用工业虽具有资本主义倾向，但不可避免地具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並且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是很强的。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外国侵略者借1860年建立起来的“中外和好”之机，加强和加速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簾价商品输入激增，尤其是同中国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纺织品，使外贸由出超変成了入超，加之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1874年日本占台，使一部份开明官僚士绅和具有资本主义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抵御外侮、挽回权利的思潮，使清政府在军事上大力建设海军、增强海防、编练区别于湘、淮军的新式陆军的练军；经济上除继续在各省设立兵工厂、扩大原有军用工业外，还着重于民用企业的创建，以期与洋商竞争:1873年创设的轮船招商局就是由军事工业向民用企业转変的标志。
洋务派增加了买办商人和有维新倾向的知识分子。1870年开始筹迠了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海军。日本侵台、“海防议起”，清政府向英、德订购舰只建立起南洋、福建、北洋水师，重奌建设北洋水师。使得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起了一定的抵御外侮的作用。
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企业，除少数为政府出资官办外，大多为官督商办。主要的有:1873年开业的轮船招商局到1877年收买旗昌船产，后迫使怡和太古订立齐价合同，进而又开采煤矿和采掘、冶炼其它金属矿芷；九十年代初，湖北张之洞办成以汉阳铁厂为中心兼采煤、采铁的钢铁联合企业；李鸿章、盛宣怀督办的津沽、津沪、长江、闵、浙、沪、粤等地，乃至通向全国、欧洲的电线架设；八十年代初左宗棠在兰州的机器织呢局和上海的机器织布局；1893年李鸿章、盛宣怀在上海新建的华盛纺织总厂……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洋纱、洋布的进口。
在洋务运动初兴时，为引进西方近代技术设备，兴办军事工业，购买洋枪、洋炮，不得不依靠外人。为了培养翻译人员，淸政府于同治元年（1862年）在北京设同文馆，又在上海、广州设方言馆。要真正办好“洋务”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中国必须要有通晓洋务的人才，于是派遣人员岀国留学便摆上日程:1872年120名幼童留美、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派遣经过外语训练的成年人始自福州船政局，不仅至美、英、法，还到德国学习陆军、到欧、美学习冶炼钢铁。八十年代更在国内创办了许多专业性的学堂，如:天津、上海、南京的电报学堂、广州的西学馆、台湾的西学堂、吉林的表正书院，以及商务学堂、医务学堂、矿务学堂、天津、广州、威海的水师学堂、广州的水陆师学堂等等，为洋务运动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使八十年代社会上岀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早期改良仑义倾向的社会思潮，如王韬、郑观应等，把东西方各国的君主专制、君主共和、君民共主，三者加以比较、研究，认为君主立宪的民主制最适合中国，提岀了开国会、设议院的要求。它们虽然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扼制下，不能正常发展，但毕竟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使中国在艰难曲折中向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洋务事业的得以开展，除中央政府的奕 、文祥等人及地方政府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外，根本上是慈禧太后在起作用，慈禧是支持洋务运动的。当年她春秋正盛（三十多岁），她经历了内忧外患无日不在的咸丰朝的太平天国全国性的大乱、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北狩”热河。这些复杂、艰难的局势，对于工於心计、抱负远大的慈禧耒说，是记忆犹新的。她曾相机行事:在咸丰朝参予政事，劝咸丰帝任用曾国藩建湘军，消灭太平军、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虽因对国情、世情知之甚少，认为“泱泱大国”怎能败于“幺尔小夷”，强硬主战，“闻恭王与洋人和，深以为耻”，却不乏其维护统治阶级的“爱国”一面。尤其“辛酉政変”后，喜欢读书的慈禧，学习了“儒学”的精髓，在掌握了最高统治权后，重用恭亲王奕 、充分信任汉人，给曾国藩以真正的军政实权，初步稳定了政局，自然更想干一番事业的。因此，她对新的事物是比较感兴趣的，她大力支持洋务运动是很自然的。同治朝的“西风东渐、洋务兴起”正是在慈禧大力支持下进行的。
从同治元年（1867年）关于同文馆中设立天文算学馆，曾进行一场大辩论就可看岀。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恭亲王奕 上折，请在同文馆内添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算学（即自然科学）知识，可以学到对制造机器、火器起到关键作用的根本知识。慈禧认为可以，便以同治帝的名义批示:“依议，钦此。”。十二月二十三日（1867年1月28日）奕 又联衔再上一折，进一步阐明设立天文算学馆的道理，批驳了‘此举为不急之务’、‘捨中法而从西人为非’、‘师法西人深为可耻’等反对设馆的谬论，明确提岀“识时务者，莫不以学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这道奏折又得到了慈禧的批准。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年2月25日）又上折蔫从三品太仆寺卿徐继畲为总馆同文馆事务大臣，以提高同文馆的地位。
慈禧当天便予以批覄，不仅同意奕 的举蔫，还指示徐继畲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可见她对洋务派的支持。正月二十三日还发布懿旨，奖叙奕 等洋务派官员，肯定表扬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洋务派高级官员。然而，正月二十九日监察御史张盛藻上折反对，认为“自强”之道不在制轮船、洋枪而在“气节”。慈禧明确地、不客气的加以申斥，认为张的奏折毫无价值，不用讨论。二月十五日（3月20日）同治帝的师傅、大学士倭仁却上折支持张盛藻，反对设天文算学馆，提岀“何必师事夷人”、“伏望宸衷独断，立罢前议”。一时京城内外诋毁奕 的谣言四起，妄图挑拨慈禧和奕 的关系。奕 针对倭仁的攻诘，则予以坚决反击。
由于倭仁是当时的理学大师又是帝师，位高权重，慈禧口传谕旨，叫倭仁看总理衙门和曾国藩等上的折子，想以此改変倭仁立场。不料倭仁的态度甚为固执，三月初八日又上一折，认为办天文算学馆是“上亏国体，下失人心”。慈禧与奕 则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法，倭仁讲何必夷人，那么就请他保举，慈禧更命倭仁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倭仁请辞，不准。期间，守旧派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知州杨廷熙等均上奏:认为“同仁馆之设，有十不可解。
请求收回成命，以杜乱萌”。集中表达了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的顽固派意见。慈禧十分生气，命军机处起草驳斥杨廷熙的上谕。措辞极其严厉，态度鲜明地痛诋了倭仁等顽固派，坚决站在奕 等洋务派一边，为这场斗争激烈的大辩论画上了句号，九月十五日天文算学馆正式开学。在这半年大辩论中慈禧一直十分关注天文算学馆，她借同治名义，先后发岀十道谕旨，观奌鲜明、态度坚决，甚至故意捉弄倭仁，直到这亇老夫子完全告侥。慈禧是当时大清帝国乾纲独揽的最高统治者，没有她的支持，一切关系到国家的重大举措是绝不可能实施的。因此，洋务运动的兴起，根本上是慈禧在起作用。
然而，由于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用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达到的是维护封建专制的目的，他们决不敢、也不可能把专制制度改为民主政治制度。他们即使摆脱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控制，决不可能摆脱封建势力的侵蚀和阻挠，最终是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的。《馬关条约》的簽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收复新疆 同治中兴的标志
在慈禧第二次垂帘听政前后，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边疆危机。清王朝就像一间破屋子一样四处漏风。到底先堵哪个漏洞，这个问题考验着慈禧的政治智慧。面对大臣们先“海防”还是先“塞防”的争论，慈禧如何权衡利害做出决策？面对外国势力的渗透，慈禧是强硬抵制还是妥协投降？著名清史专家沈渭滨教授继续为您揭秘慈禧真相。
在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边疆的情况下，清政府碰到了许多问题，在这些边疆危机中，慈禧对于国内的版图是不同意被列强侵占的。
同治四年的时候，中亚的浩罕国将领阿古柏趁新疆发生反清起义的时候率兵侵占了新疆，而英俄两国都想通过阿古柏政权把新疆从我国割裂出去。而清政府不仅面临着新疆危机，东南沿海有海防薄弱，所以必须在“海防”和“塞防”中做出抉择。
这时的清政府早已是金絮其外，败絮其中。有限的国力使得清王朝只能集中力量堵住一个漏洞。但是，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西南边陲，都是中国至关重要的门户。在这僵持不下之时，慈禧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这一场所谓“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应该选海防。而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进军平定陕甘回民起义，对新疆的地方了解很多，他认为新疆自古以来物产富饶，在战略上也非常重要，应该趁英国、俄国还没有完全介入的时候，及时地收复新疆。
两个被慈禧认为朝廷重臣的大臣所上的奏折完全不同，慈禧看到这两份不同意见的奏折以后进行了严格的平衡分析。左宗棠长期在西北用兵，他对于西北的形势了解非常多，所以慈禧感觉到左宗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在“塞防”和“海防”的这场大论战中，先堵哪个漏洞，考验着慈禧的政治智慧。那么慈禧为什么如此坚决的要收复新疆呢？仅仅是因为她信任左宗棠吗？
为什么她先要收复新疆呢，我们讲得彻底一点，新疆是大清版图中间的很大一部分，失去这样大的领土，慈禧要受到千古骂名的。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她命令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把收复新疆的大权完全交给了左宗棠。在慈禧的大力支持之下，朝廷给予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饷是比较充分的。
左宗棠并非仕途出身，多年征战的他是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赫赫战功，才被慈禧所一步步提拔，并逐渐信任的。那么在这场他一生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战役中，左宗棠能否完成朝廷的重托？临危不乱的他展现出了怎样的作战韬略？
光绪二年二月，左宗棠按照方针，将战略目标定在攻克北疆的乌鲁木齐。他任命自己部下大将刘锦棠作为主力，并且给他订了一个指导思想——“师克在和”，同时他又给他订了一个战略方针，叫“取其要害”。
1876年8月18日，刘锦棠以及其他的部将一举收复了乌鲁木齐，后来打到十一月，天山北路全部收复了，左宗棠就乘胜追击，1877年分兵三路齐头并进。1878年的1月2日，除了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之外，新疆全部被收复了。
正是因为一百多年前，左宗棠成功地收复了新疆，所以在现在的中华大地上，我们仍然可以为有着美丽而又富饶的新疆而骄傲。然而就在后世高度评价左宗棠的历史功绩的时候，沈渭滨教授却把关注点投向了收复新疆的决策者——慈禧。
左宗棠出兵新疆，一共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达到了目的，这也是左宗棠到现在仍然享有崇高威望的原因。那我要问，决定收复新疆，并且在财政、用人、建省等方面做决策的慈禧，她的举措不也应该也要予以肯定的吗？
时论说到边疆危机，往往指责慈禧对外妥协。这一说法不合事实，请看:
日本侵略琉球，转而侵略台湾，慈禧对琉球确实没有足够保护，但对本国台湾却指示刘铭传坚决抵抗，终使日本不能得逞；
法国侵略越南进而窥视云南，慈禧暗助黑旗军抗法，宣布对法战争。最后，承认法国保护越南却不肯割地赔款，《中法条约》是历次条约中对中国损害最轻的条约；
英俄企图通过阿古柏军的入侵而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慈禧坚决反对，命左宗棠平定新疆，保住了清皇朝版图中最大一块领土。为收复伊犁，慈禧指令崇厚赴饿谈判，订约后又不满崇厚失地太多，改派曾纪泽使俄，终于从虎口中夺回大部分领土。
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她一开始就倾向主战，骨子里却主张列强调停，本意是无法战胜日本而希望依靠“以夷制夷”取得体面和平。只是打不过日本而不得不求和，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
事实俱在，能说她在边疆危机中一味妥协卖国吗？哪一个统治者甘心把国家领土白白送人？慈禧之所以不惜动武，根本上是为了保住领土，不愿在自己手中割去土地。历史对慈禧的指责，丛集在权欲、专制、暴戾、卖国、腐败等方面，这些大多是缺乏知人论世，、实事求是的，从而构成了对慈禧的妖魔化。
这些指责出现的历史背景，主要在戊戌维新失败到辛亥前后，解放后更甚。造成妖魔化的原因，一是康梁出于保光绪的需要，而攻其一点；二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出于反清需要，而大造反满舆论；三是解放后在阶级斗争影响下，出于对地主阶级头子的批判，需要一棍子打死。
我们看待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一个问题人物，应该要采取实事求是、知人论世的态度，千万不要简单化、片面化，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政治强人慈禧与她的同治中兴
慈禧同中国历代多数帝王一样，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放在首位。当权力受到威胁时，她不惜发动政变，就像铲除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一样，毫不留情。但权力到手后，她却宁可守成——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运作，以维持政局和权力的稳定。
慈禧对于洋务活动中所推行的各项内容的支持也是如此，如果她认为某项内容对她所拥有的权力不利，她一定制止。不论这项内容对民族和未来的发展是否有益。她断然终止第一批留美学生计划就应属于这样的原因。
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文化，是洋务运动发展的必然。洋务运动起步以后，洋务派认识到要把西学西技学到手，聘请洋人专家到中国教习是一条路径，而更好更有效的一条捷径，则就是派遣人员出国留学，培养懂得洋务的专家。在洋务派的积极倡议下，一项一百二十名幼童分四批留学美国的计划付诸实施。
首批赴美留学幼童同治十一年（1872），三十名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男孩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
这些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幼童们第一次出现在美国城市的街道上时，他们聪明的头脑还未被“四书五经”完全禁锢，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生活。他们被分配到美国人家里生活，异国自由独立的空气激发起他们久被压抑的童心。他们脱下了长袍马褂，换上美式服装，有的还大胆地剪掉了辫子。他们迅速学会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和骑脚踏车，有人甚至敢于用拳头和人较量。
这些事情立即引起了负责留学生事务的陈兰彬等人的注意，他们认为这是西方教育对纯正的中国思想的一种“污染”，必须采取防范措施，不然这些中国幼童就都会变成“洋鬼子”了！
慈禧不断地接到有关于留学美国的学生们的情况汇报，她对于留学生抛弃传统文化的悖逆行为深感担忧，她不能坐视这些中国幼童都变成“洋鬼子”，从而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于是，慈禧毅然决定放弃留学计划，招回所有的学生。
1881年9月6日，对留美的中国幼童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愤和忧伤的日子。清廷招回幼童，幼童们被迫中断学业，全数“遣送回国”。而这时，大多数人学而未成。六十多人中断了在大学的学业，许多人还在中学学习。一百二十名幼童中真正完成大学学业的只有两人。
唐山至胥各庄铁路通车式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夭折了。这不仅是慈禧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尽管被迫中断在美的学业，这批留美幼童中最终还是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铁路、煤矿、电讯、外交、海关、新闻等专业人才。他们中有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负责勘探建设唐山开平煤矿的吴仰曾，担任过电报总局局长的唐元湛，以及民国时期担任总理的唐绍仪和曾任外长的梁敦彦。
慈禧缺乏作为一个新时代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和思想。她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不能纵观全局，缺乏改革的目标。数千年的专制思想所形成的高高在上的孤傲、专横并没有在她身上消失，所以她不愿主动吸纳新知识，导致她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愚昧和无知。令中国人汗颜的“马拉火车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1876年在香港和上海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唐廷枢（1832—1892）奉李鸿章之命开发开平煤矿。开办之初，唐廷枢就以企业家的锐利眼光，提出必须修建铁路，解决运输问题，优质的开平煤才有竞争力。如果沿用传统运输方式，用牛车将煤运至江边，再用小船运至天津，每吨计价六两四钱，比从日本进口的每吨六两的煤还要贵，无人愿意购买。如果修建铁路转水运至上海，每吨成本才四两，必能打开销路，并解决轮船和军舰的燃料问题。李鸿章采纳了这个建议，上报朝廷批准，兴建从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
慈禧却迷信火车头运行影响风水的流言:火车的运行会破坏位于遵化东陵的风水，喷出来的黑烟会给周围农田里的庄稼带来损害。于是慈禧决定:如果想修铁路的计划得以批准，必须以驴马拖载，方可批准。
1881年，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通车，中国总算有了自己修建并且至今（成为京沈铁路一部分）仍在运行的铁路。不过，令中国人脸红的是，它是用马拉的，时人称之为“马车铁路”！经过唐廷枢等努力补救，好话说尽，极力开导，几个月后，机车才恢复行驶。
慈禧在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危殆时刻，没能够像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那样审时度势，睁开眼睛看世界，顺乎潮流，励精图治，奋起直追，痛下决心，改造我们的文化，使之融入现代文化的大潮之中。相反，她将一己的权力看得比国家、民族的利益和未来的发展还重，顽固地坚持已经过时了的东西，没有把中国带入近代化的门槛。这是她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遗憾。（来源《说慈禧》 作者:隋丽娟 出版社:中华书局）

核心提示  甲午战争的失败，慈禧作为中国最高权力者绝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这种责任和慈禧主观故意导致甲午战争的失败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当一场对外战争里还掺杂着内部高层权力争夺的时候，许多事情的是非更是难以说清。而就中国历史而言，这种情况可绝非只出现在甲午。
慈禧太后对于海军发展的关注度超出今人想象
最近偶尔读到一段史料:1881年4月30日，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威远”兵轮在小阳山洋面（东经121°57’，北纬30°40’）发生触礁，损伤两处龙骨。我心中不由打了个激灵，这个“小阳山”，是否就是如今正在建设的小洋山呢？我尝试用“谷歌地球”搜索经纬度，果然，鼠标的箭头停留在东海大桥的西面，距离欣欣向荣的深水港码头，不过数浬之遥。
“威远”是1877年下水的铁胁木壳军舰。排水量1268吨，航速11节。出事之时，正奉调从福建驶往北洋途中。福建船政局是洋务运动中兴建的大型造船企业，“威远”是其建造的第20条舰船。然而当时，无论近代企业，还是近代军队，都缺乏严格管理，官兵军事素质和纪律饱受各方诟病。事故发生后，右庶子陈宝琛上奏弹劾。
事隔一年后，1882年5月11日，船政大臣黎兆棠奏报调查结果:上年“威远”在小阳山洋面“向东北偏北一字而行，突闻触撞之声，船身一震，即刻遍船搜看，并无渗漏松缝。细查海图，亦无暗礁沙线，未知水底何物，当时行驶如常。抵沪由机器制造局勘验，计伤损龙骨两处，估需拆修护板，木工及木料等共银一千五百余两。”又称“泰安”轮船三十四名水手寄禀到船政衙门，揭发管驾周凤震虚捏人数。经派员查明，该船按月支领口粮银两并无丝毫克扣，船员对联名呈控毫不知情。还称育才根本，全在学堂。从前练童得力，训练帆船延洋教习试之洪波巨浪之中。现帆船朽废，练童只能分派兵船实习，惟有赶紧筹款，仍购帆船驶洋教练，方可长其胆艺，以储干济之才。
黎兆棠的奏折，是个典型的官式报告，基本上否认问题，抹平矛盾。比如“威远”，既无碰坏，亦无漏水，为何要花一千五百两银子去维修呢？对于纪律涣散，黎兆棠也不认账，但实际上，这个恶习，后来从福建蔓延到北洋，其本质，就是不认真训练，高级军官带头腐败，军事技能差，部队没有战斗力。到甲午战败，总结失利原因，这几条再次被屡屡提及。
难得的是，慈禧太后在这个奏折上，硃笔批示，表明自己的态度:
据奏“威远”、“泰安”二船，一系无心误碰，一系被人诬告，均著毋庸置议。惟船政局积弊甚多，务当尽力厘剔。帆船一项，著赶紧购买，以资练习。船政局之设，于今二十年矣，一切事宜总当熟悉。乃造船仍延洋匠，管驾则仍用洋人，欲望其制敌，难矣。至于船中诸弊，若非该大臣不破除情面，咎由攸归，凛之！
太后意思是说，“威远”、“泰安”问题，你们说船长没有责任，我可以不处理；陈宝琛批评训练废弛，你们乘机跟我要经费买练习舰，我也同意。但我提醒你们，船政局已经办了二十年，各项事宜总该掌握了。如果一切仍靠洋人，还能克敌制胜吗？管理中的积弊，你们赶紧给我纠正，如果不能破除情面，再出什么事儿，朝廷就要追究责任了！
按照清朝处理公文的流程，皇帝、皇太后看了大臣所上奏折，或通过军机处拟旨，或亲笔批示。亲笔硃批的，一般也仅是“知道了”，写大段文字的相对较少。所以这件慈禧太后对小阳山附近海事事故的批语，是珍贵的历史文献。平常民间很少看到慈禧太后的手迹，偶尔颁发的一些赏赐性题字，多数也由别人代笔。从照片看到，慈禧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甚至文意还不通顺（“若非该大臣不破除情面”云云，“非”字似为衍字），但可看出她对船政局的事，既高度关切，又过于宽容，责任人未受追究，都轻松过关。
在清政府创建近代海军的各种奏折中，我还看到过慈禧太后另外两次亲笔懿旨。一道是同年10月3日，李鸿章议复张佩纶折。翰林院侍讲张佩纶认为，日本并吞琉球，又在朝鲜发动壬午事变，请南北洋大臣简练水师，广造战船；山东、台湾疆吏宜治精兵，蓄斗船，与南北洋成犄角；分军巡海，绝关绝市，召使回国；责问琉球之案，驳正朝鲜之约，使日本增防耗帑，再大举乘之，一战定之。李鸿章表示，日本步趋西洋，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未敢谓确有把握。应先练水师，再图东征。对此，慈禧亲撰懿旨曰:
练水师必须购船炮，购船炮必须拨巨款，试问五年后果有成效否？日本蕞尔，包藏祸心，已吞琉球，复窥朝鲜，此不可不密防也。尔其慎之毋忽！
另一次是在1885年夏天，船政大臣裴荫森奏请仿造法国军舰式样，建造新式钢甲舰，李鸿章认为裴氏所荐军舰，“船式轻重尺寸均不合海面交锋之用”，请朝廷“勿任轻掷帑金”，而慈禧却支持福建船政探索仿制新式军舰，硃笔写下懿旨:
筹办海防二十余年，迄无成效。即福建建造各船，亦不合用。所谓自强者安在？此次请造钢甲兵船三号，著准其拨款兴办。惟工繁费巨，该大臣等务当实力督催，毋得草率偷减，乃得有名无实。
从这些批件看出，慈禧太后对于海军发展的关注度，超出今人的想象。仅仅追究她后来挪用海军经费去建颐和园，给海军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显然不够全面。中国近代化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整个社会结构都面临着巨大变革，培养民族精神，提升组织效能，克服内生性腐败，都是必须完成的基本环节，如果做不到，光凭装备，也无法取得胜利。从这点上检讨，后人更应当追究慈禧太后对1881年“威远”触礁事件和“泰安”腐败案的姑息。

甲午海战中国败北主因：并非慈禧挪用军费
关于甲午战争，流传著各种谎言，比如清朝给海军的钱不够，没买新舰艇，没有买最好的开好弹，清朝实力不如日本，等等。英国海战史学家揭穿了这些谎言，他说:“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0:5的悬殊“比分”惨败呢？”。下面我就来看看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吧。
梁启超称，自马江败后，“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3000万……颐和园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40页，这个说法，与海军经费筹集的一般规律相差太远。海署除维持海军及年拨100万两充东北练饷外，要在光绪十四至二十年中另外筹款2000万两或3000万两(即平均每年另筹300至400万两)是不可能的。梁启超文章目的在于鼓动反对慈禧，言过其实，不能据作信史。梁启超制造了很多谎言，戊戌变法，康有为为了掩盖“围园杀后”的计谋，逃到日本后软禁王照，并与梁启超一同篡改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就是在附会梁启超的谎言。
从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慈禧常驻颐和园，说明规模初具。可是工程仍在继续，并开始筹备慈禧六十寿诞庆典，海军衙门经费继续挪用于园工。是年二月十六日奕匡片称:“查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内腾挪30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复将各省督抚认筹海军巨款260万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惟每年拨工之款原属无多，各省认筹银两亦非一时所能解齐。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一俟津存生息集有成效，陆续提解臣衙门分别归款”。八月二十五日，奕匡、福锟奏:“此次奉报出使经费197万两款内，已于本年四月间准总理衙门咨开奏准，暂行借拨颐和园工程银100万两，由津生息项下按年尽数归还”，见《洋务运动》(三)。
特别指出，挪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是海军衙门经费，而非北洋海防协饷,而且已经归还。
就海军经费方面来讲，清政府投入海军的经费一点也不比当时日本投入的少！北洋水师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每年合计300万两，占年度财政的4%──10%。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
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无款的海军和藏款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矛盾的对照。
直到大战爆发前，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北洋舰队的装备北洋舰队都不比日本联合舰队差！北洋舰队的装甲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日本联合舰队。当时，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铁甲舰方面的数量比是6:1，中国遥遥领先；非铁甲舰方面，8:9，日本略胜一筹。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厚14寸，即使是经远号、来远号的护甲厚也达9.5寸。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号”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而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设计而成，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堡式铁甲军舰，在世界也处于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