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征服者帝国.doc

文明史：征服者帝国

中国工人出版社

凌沧洲

◎《征服者帝国》前言

公元７世纪，一批批豪杰喝下朋友、家人送别的酒水，从长安出发，前往中国的西北边陲。在西域的茫茫大漠中，一些人用诗歌描述了西域壮美的景色，记录了帝国上升期人们豪迈的心理，他们的冒险，他们的勇敢，他们无穷无尽的活力和想象力。西域，地缘政治的战略要地，丝绸之路上繁忙的驼队，东西方文明碰撞的遗迹……古中国文明盛衰的元素之一。
面对大漠茫茫，边城落日，他也曾写下“野昏边气合，烽迥戍烟通。”也曾写下“城上风威冷，江中水汽寒。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长安。”长安城倒也歌舞升平，但这歌舞升平中常常潜藏着杀气——争权夺利的杀气，排斥异己、草菅人命的杀气，告密横行、罗织罪名的杀气。终于，他们反抗暴政，揭竿而起，但是失败身灭。
帝王家谱下的历史依然给暴君们足够的崇敬，无字碑还立在陵园；但是，那些反抗暴政的勇敢者，人们除了还回忆起朗朗上口的名句外，一切的痕迹似乎已蒸发和消音。
这本《征服者帝国——中西文明的不同命运与选择》挖掘沉埋历史冰河的遗迹与宝藏，在历史的荒原上独自作冒险的行进，将生猛的笔触探入荆棘丛生的坟场，也伸向雨云密布、随时有电光雷声的历史的天空。
这本书让勇敢者复活，让勇敢者在我们的心灵上归来。
凌沧洲拂去历史表面的尘土，追寻我们民族的勇敢记忆，追寻我们民族豪迈的时刻，他们对自由刻骨铭心的追求，血与泪的追求，他们的挫败，他们的奴役，他们失落已久的梦想。
这本书让言论英雄复活，在大黑暗的年代，他们以特立独行的声音为民请命，为底层人民的疾苦泣血哀歌，为即将来临的风暴作准确的预言；他们以向死而生的勇气，指斥独夫民贼的私欲，剥下独夫民贼虚伪的面具，展示历史上权力制衡的悲壮尝试与失败。
这本书跨越东西方文明的障碍，以生动的故事比较东西方文明的基因，探索我们文明的童年记忆，像历史心理学家一样去发现我们民族童年的心理创伤。
这本书就是为你而写的，为开放的心灵而写。如果你，已经厌烦那些四平八稳、为历史歌功颂德的陈词滥调；如果你，已经厌烦那些四平八稳的叙事文风，想看到不按牌理出牌的手法，看到摧枯拉朽的文字闪电战；如果你，希望沉闷的书房中有一丝扑面而来的新鲜空气；如果你，在荒原黑夜中独行，要听到呐喊的声音……这本书，正是为这样年轻的心灵而写的。僵化的心灵，偏见的眼光，请不要读我的著作。
我远方的读者朋友们在黑夜必不寂寞，你们在读凌沧洲的作品时，一定会让潜藏在自己心头那些特立独行的想法浮出水面，一定能会心一笑：“吾道不孤！”
凌沧洲
2008年秋于北京

◎《征服者帝国》目录

前言
文明的血脉
雅典，长安，荣耀与梦想
罗马劫，长安怨
妖血:长安帝国的悲歌
虎视燕云一百年
开封?蔡州?临安
历史冰河下的遗宝
勇敢者的梦想
勇敢者归来
过河！过河！过河！
士为自由死
追寻自由遗踪
叹息也能把人吹走
财产权:中西历史寻踪
伽利略时代的东西方点滴
中西修史的不同方式与命运
中式上书与法式陈情表
中国言论自由衰亡史的转折点
前清疯人院
前清帝国尸检报告
彼得与玄烨
铁屋1793
北洋士兵挨炮击 舰长妓院猛开炮
前清扫黄实录：南娼北妓莺歌燕舞官场
前清黑帮反腐遮羞布与权力护身符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雅典，长安，荣耀与梦想（1）

我们的城市向全世界开放……雅典是希腊的学校。我可断言，我们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
——伯里克利
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岑参
1．东西方三地探索不同的道路
距今两千八百多年前，一场社会风暴正在远东大陆腹地——周王朝的都城镐京（长安以西）——酝酿，其结局不仅开启了中国的信史时代，也为未来两千余年的东方帝国埋下文明的基因。
距今两千五百多年前，在地中海边的名城雅典和罗马，社会风暴也即将来临，但与东方那次风暴不一样，雅典与罗马的风暴永久地改变了他们的权力运作模式，深远地影响了当今世界的文明。
这是公元前841年和公元前509年，东西方三地人民自发起来，用不同的手段反抗暴政，寻求他们理想中的治国模式。
你可以换位思考，称周厉王为东方的塔昆，也可以称罗马的塔昆为西方的周厉王，而雅典的僭主——独裁者们——也是一丘之貉。他们欺骗民众、鱼肉民众的手法可能各不相同，但残暴贪婪却是大同小异。
周厉王姓姬名胡。这位姬胡先生在位三十年，贪财好利，宠幸荣夷公秉持政府的工作。大概脾气相投的人也特别容易得到宠幸与提拔。按姬胡先生的臣僚芮良夫的说法，荣公也是那种喜欢独占财利而且鼠目寸光的人，国王任用宠臣，垄断了国家的许多买卖，肥了自己的钱囊。芮良夫还劝谏姬胡：“财利，是从各种事物中产生出来的，是天地自然拥有的，而有谁想独占它，那危害就多了。作为国君，应该是开发财源分配给上下群臣百姓。可现在，君王您却去学独占财利，这怎么行呢？普通人独占财利，尚且被人称为是强盗；您如果也这样做，那归服您的人就少啦。荣公如果被重用，周朝必然要败亡了。”
利令智昏的姬胡先生哪听得进逆耳忠言，荣夷公垄断国家权柄依然大捞特捞，周王朝看来在腐败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姬胡暴虐无道，放纵骄傲，国人都公开议论他的过失。召公劝谏说：“人民忍受不了您的统治了！”这位姬胡先生恼羞成怒，像一切专制独裁统治者惯有的想法一样，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祭起了高压和恐怖的法宝。他从卫国找来一些巫师，让他们来监控那些议论的人，发现了就来报告，立即杀掉。
在姬胡先生严苛的暴政之下，国人没有谁再敢开口说话，路上相见也只能互递眼色示意而已。姬胡见此居然非常高兴，以为自己真是有能控制人间一切声音的神圣威权，告诉召公说：“我能消除人们对我的议论了，他们都不敢说话了。”
比起罗马皇帝卡里古拉提名一匹马当元老院元老，比起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让人冒充雅典娜女神树立自己的权威，周王朝的天子更自觉法力无边。
但是召公一席话，可以看做是古代东方政治人物对民心和言论的洞察：“这只是把他们的话堵回去了。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蓄积多了，一旦决口，伤害人一定会多；不让民众说话，道理也是一样。所以，治水的人开通河道，使水流通畅，治理民众的人，也应该让人讲话。天子治理国家，要使公卿列士都可以献诗，盲乐师献曲，史官献书……百官可以直接进谏言，平民则可以传递意见上达天子，近臣要进行规谏，同宗亲属要补察过失，乐师、太史要负责教诲，师、傅等年长者要经常告诫，然后由天子斟酌而行，这样决策行事才不违背道理。民众有口，就如同大地有山川。民众把话从口中说出来了，政事好坏也就可以从中洞察。好的就实行，坏的就防备。民众心里想什么口中就说什么，心里考虑好了就去做。如果堵住他们的口，那能维持多久呢！”

◎雅典，长安，荣耀与梦想（2）

姬胡不听劝阻。从此，国人都不敢说话，过了三年，到公元前841年，憋屈已久的人们愤而起义，攻入王宫，袭击姬胡。姬胡逃到彘地，现今的山西地界，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姬胡的儿子姬静被藏在召公家里，国人知道了，就把召公家包围起来，召公说：“以前我多次劝谏君王，君王不听，以至于遭此大难。如果现在王太子被人杀了，君王将会以为我对他们记仇而在怨恨君王吧？侍奉主子的人，遭险而不仇恨，怨而不怒，更何况侍奉国王呢？”在这种铁杆奴才思维的支配下，召公用自己的儿子代替了王太子，王太子终于免遭杀害。
召公、周公二辅相共理朝政，号称“共和”（前841）。（共和的另一说是：共伯和受诸侯拥戴，代行王政。）共和十四年（前828），姬胡死在彘地。太子静已在召公家长大成人，召公、周公就扶立他为王，这就是宣王。“革命”以革了一个无辜替身的命开始，穿插摄政王的插曲，以大权回归王室独裁为结束。
公元前841年的中国式共和，在我看来，与罗马式的共和岂止相去十万八千里，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这基本上是一种摄政王政治，依然是开明专制体制下的一种仁政。更等而下之的，共和一词到了汉代，还成为一种宫廷女官的名称，位视百石。《汉书?外戚传》注：“共读曰恭，言恭顺而和柔也。”
公元前841年是长安帝国文明史上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受尽暴政之虐的人民奋起反抗，开篇无比悲壮，令人高山景仰；结局滑稽无比，令人哭笑不得。古老的东方，有着召公这样的“险而不仇，怨而不怒”的奴隶理念，缺乏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老布鲁托斯的自由民主理念，帝国土地也无法打造出雅典、罗马的模式。
而公元前509年，受着暴政压迫的雅典人和罗马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掀翻了他们身上的暴政，开创了一种早期民主政治的模式。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关键的一年，跨越两千年时空，目睹人类为自由和幸福付出的血泪和苦难之路，我们将会对这一重要时刻的历史意义看得更加清楚。
公元前6世纪，雅典浮现出的民主政治受到僭主——也就是独裁者的困扰。改革者梭伦的远房亲戚，一位名叫庇西特拉图的人正对颠覆民主政治跃跃欲试。他的计谋就要大获成功。他找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让她披盔戴甲装扮成雅典娜的样子，雅典娜是雅典的守护女神和战争女神。“女神”站在双轮战车上与庇西特拉图一起驱车赶到雅典城，同时相随的使者则大喊：“雅典娜把庇西特拉图带进城来了！”（参见《古代希腊》，彼得?阿克罗伊德）
你不能不佩服这一古世界精心策划的宣传力作，挟带着女神的美貌与风采，雷霆万钧般打入民众的心中。
你也不能说在僭主的统治下，经济就不高速增长，城市就不繁荣昌盛，在庇西特拉图时代，宏伟的公共建筑，盛大的节庆，体育馆，戏剧比赛，人民似乎也过得不赖，但是独独缺乏民主权力。
公元前514年，庇西特拉图的一个儿子喜帕恰斯被暗杀，雅典的贵族在酝酿推翻僭主政治。有人求助于外部势力，引“狼”入室——他们贿赂了特尔斐神谕所的女祭司，让她把斯巴达的军队召唤来。公元前510年，斯巴达军队进军雅典，庇西特拉图的另一个儿子西比亚斯投降，并永远离开雅典。

◎雅典，长安，荣耀与梦想（3）

公元前509年，平民起来攻击贵族统治，逐出了斯巴达人，次年，克里斯提尼掌权，开始了雅典民主的大规模改革——扩大公民权授予的范围，不仅恢复了前510年贵族统治时被清洗出局的许多人的公民权，并把公民权普遍授予住在阿提卡的外邦人和被释放的奴隶。行政区的划分以地域关系取代血缘关系。用五百人会议代替四百人会议。建立十将军委员会。实现陶片放逐法，每年一次在民众大会上由与会者表决被弹劾者——需要逐出雅典的对国家有危害的公民。
也就是在这一年，雅典的远房邻居罗马城，为一件血案而激动，人民的热血和追求自由的火焰被点燃。那是国王塔昆的儿子强奸了美丽的少妇卢克丽霞，卢克丽霞愤而自杀。激动的罗马人奔走上了大街，大街上到处都是火光和鲜血。因为他们压迫苦难的人民，暴政终于到了谷底并激起反弹——塔昆被赶走了。
罗马人民有了自己选择的机会。那么，他们选择了何种政体呢？早在罗马的王政时代，塞尔维乌斯?图留斯（公元前578～公元前535年）扩大了人民的权力以削弱元老院。罗马的新宪法和他的名字有关。这一宪法是“以希腊为范例，特别是以梭伦为根据的”。罗马人确实学习过雅典人的立法。李维说公元前454年罗马派人来研究梭伦的法律，但后世学者认为罗马人是赴南意大利研究希腊法律。
罗马人民把国王赶跑以后，确立了每年选举执政官的制度。共和国的行政、军事大权由两名执政官掌握，任期一年，选举产生。孟德斯鸠指出：“这一点也是使罗马变得极其强大的原因。每个国王在他的一生中都有雄心勃勃的时期，但这之后就会是纵情享乐、懒散的时期。然而共和国的领袖是年年更换的，他们总想在任期内建功立业以便重新当选，因此时刻不放松表现自己的雄心，他们劝说元老院建议人民发动战争，他们每天都向人民指出新的敌人。”
有趣的是，孟德斯鸠还比较了罗马和雅典的人口状况和实力：“在国王被驱逐之后不久罗马所进行的人口调查，以及在法列拉的狄米特留斯在雅典进行的调查中，我们看到两个城市的居民数目几乎是相等的：罗马的居民是四十四万人，雅典的居民是四十三万一千人。不过罗马进行人口调查正是在它的全盛时代，而雅典进行人口调查的时候，它已经完全腐化了。我们看到，罗马的成年公民是它的居民人数的四分之一，而在雅典，成年公民只有二十分之一弱，因此，在不同的时期中间，罗马的实力比起雅典的实力来几乎是四分之一比二十分之一，也就是说罗马比雅典要强到五倍。”（《罗马盛衰原因论》）
如果调查数据相对准确的话，我们不能不佩服罗马人和雅典人在两千多年前的智慧。实际上塞尔维乌斯?图留斯时代所作的人口普查也为罗马的代议制政府和选举播下了种子。史学家对古代中国迟迟未能有效地数字化管理财政颇多非议，认为那也是古中国衰微的一个因素之一。而当我们阅读古代中国史学著作，面对哪个皇帝当政时人民有多少户的记载，依然对人口的准确数据一头雾水。
无论如何，公元前509年，对于雅典与罗马是决定性的时刻，注定了他们的古代文明的走向。而公元前841年发生在长安附近的这次风暴，也给古代中国文明开创了决定性的模式——人们渴望明君统治，警告君王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是帝国的治乱兴衰、周期更替始终无法走出王权的怪圈——人们，需要一个国王或皇帝。帝国文献记载，早在殷商时代，国王们就自称予一人（盘庚迁都时更是要人们听从“予一人”之命），王字的写法就是上面一个天下面一个人。

◎雅典，长安，荣耀与梦想（4）

2．杀人令的出笼——演说与表决
公元前427年夏季，一艘三列桨战舰急急忙忙从雅典出发，穿越波涛汹涌的爱琴海，向东追赶雅典的另一艘战舰。第一条战舰已经在头天晚上出发了。
追赶的战舰，人歇桨不歇，一部分水手吃大麦饼的时候，另一轮水手顶上划船；一部分水手睡觉的时候，另一轮水手顶上划船；他们担心前面出发的战舰已经抵达目的地。
他们必须追上前面那条战舰。那可是关系到密提林城邦人民生死的大事。密提林的使节还在雅典追赶的战舰上为水手提供酒和大麦，并且许诺，如果及时赶到，还有一笔酬金。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雅典的战舰如此急如星火追赶自己的同胞呢？因为那前面一条战舰上，带着杀人屠城的命令，要将背叛雅典同盟、暴动的密提林城邦的成年男子悉数处死，妇孺变为奴隶。而这后一条战舰带去的是雅典最新的命令：从容地审判那些雅典军队首领帕彻斯认为有罪而送到雅典来的人，让其余的人在他们的城市中继续生活。
这是一条救命之船，在杀人之船抵达密提林后也立即赶到。帕彻斯刚刚看完了第一道命令，准备执行的时候，救命之船进了港口，阻止了这次屠杀。密提林人命悬一线，生死间不容发。（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发生了什么事情，要让雅典人变更命令？密提林人因何与雅典发生如此严重的冲突？为什么一天之内，命令发生大转折，雅典人喜欢朝令夕改吗？雅典人命令从何而出？雅典人的抉择程序为何？
这个故事，展示古代那个生存竞争的冷酷世界，在爱琴海岸的雅典人如何运转他们的公众生活秩序。与大多数东方宫廷的黑箱作业与神秘政治相对的，爱琴海的城邦虽然也有贵族体制，寡头体制，但是雅典放射出的是古代民主制度灿烂的光芒，即使在战争的残酷与血腥中也不例外。
密提林本是雅典的盟邦，但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密提林背叛了雅典，投向斯巴达。但是遭到雅典舰队的围困。密提林人向雅典人屈服后，雅典人讨论怎么处置战俘的问题。他们在愤怒的支配下，想要把掌控在他们手中的密提林人——成年男子处死，妇孺变成奴隶。
但是也有人意识到这个决定是多么冷酷，因此处死派和饶恕派在雅典公民会议上针锋相对。一直主张处死密提林人的克里昂向公民陈述理由，如果不对叛乱行为予以严惩的话，势必给其他人以鼓励，因为叛乱的代价很小。雅典不得不在对敌人作战的同时对背叛自己的盟友作战。
但是激烈反对处死密提林人的戴奥多都斯站起来发言：“匆忙通常和愚笨联系在一起，愤怒是思想幼稚和心胸狭窄的标志……我们不应过于相信死刑的效力而得到错误的结论，不应剥夺叛逆者悔过的可能和他们尽快赎罪的机会，而使他们陷于绝境……如果一个城邦叛变，后来知道不能成功，但还能用赔款纳贡的方式弥补，它就会投降。但如果用克里昂的办法，只能让他们抵抗到底……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我们要花费更多的金钱去围城。如果我们攻陷了那个地方，也只是取得了一个破坏了的城市，也丧失了可以从这个城市获得的收入，而这种收入正是我们战时的力量所依靠的……我请求你们采纳我的建议：从容地审判那些雅典军队首领帕彻斯认为有罪而送到雅典来的人，让其余的人在他们的城市中生活着。”

◎雅典，长安，荣耀与梦想（5）

雅典人举手表决，双方的票数几乎相等。但饶恕派取得了简单多数。戴奥多都斯的建议获得了通过。
这是2400年前雅典政治决策的场景，地中海的另一个世界——罗马，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与雅典的模式相去不远。
想象公元前509年以后，在雅典卫城的西边，在一座名叫普尼克斯的山上，每隔十天，6000成年雅典公民出席会议。每个想发言的公民被护送到演讲台，他要把手和胳膊放在他的宽大外衣下面，以表示他的礼貌。这样的关心国家的方式，势必培养出口若悬河的辩士与演说家。“公民们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而且这种参与意识相当普遍。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会遭人鄙视，会被人叫做白痴。在希腊语中，这个词就是沉湎于自利。”（罗素）
如果我们把思绪驰向镐京，驰向长安，周、汉、唐的朝廷决策的程序，几乎都是策划于密室，拍板于宫廷的。凌沧洲读中西历史古典名著，得出最深刻的印象之一：中国人似乎更擅长书面表达，中国古史中对皇帝的建言有一些是以上书、奏章的形式被记录下来，帝国的精英们文采斐然，妙笔生花，或许正是帝国公共事物的封闭性，使文臣们更习惯于用笔而不是口表达意见，当然，听众也是朝廷上区区几个核心成员；而雅典与罗马，因为其公共事务的开放性，是培养演说家和雄辩家的温床，每当人们谈到雅典名人的演说时，总不会离开伯里克利、吕西阿斯、狄摩西尼、伊塞奥斯和伊索克拉底，后者还在雅典设立学院，训练出不少演说家。最后，演说术因为马其顿对希腊的征服，窒息了雅典的民主制度而衰落。
人们都很熟悉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他著名的论断：“幸福是自由的果实，而自由是勇气的果实”，可以看做一个热爱自由、热爱荣誉的民族的灵魂座右铭。伯里克利还有一篇演说也充分表明了雅典的智慧，这篇演说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作的：
“我们所应当悲伤的不是房屋或土地的丧失，而是人民生命的丧失。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最大的光荣是从最大的危险中得来的。当我们的祖先反对波斯人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资源；就是他们所有的那一点资源，他们也放弃了，但是他们驱逐了外族的入侵，把我们的城邦建成现在这个样子，这是由于他们的贤智，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幸运；由于他们的勇敢，而不是由于他们的物质力量。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榜样：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抵抗我们的敌人，努力把与平常一样伟大的雅典遗传给我们的后代。”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各城邦之间的厮杀，是希腊人打希腊人的战争，虽然城邦之间的制度还有差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的世纪，也正是中国处于战国的时代。
公元前404年，雅典被围困，投降，宣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三十暴君政治由此揭幕。这一年，中国，三晋攻齐，入齐长城，内战的烽烟仍经久不息。
雅典的失败是毁灭性的，斯巴达的盟友提议铲除雅典，但斯巴达觉得毁灭一个曾经为希腊自由英勇而战的雅典不光彩，只是推倒了雅典的城墙，让雅典的海军投降。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的那些岁月里，先后有三位伟大的哲学家在雅典居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有着师承的关系。苏格拉底探讨人类的智慧、道德与价值，主张公开辩论，在雅典三十僭主统治被推翻后的日子里，雅典人的胸怀变得狭隘。苏格拉底的辩论和嘲讽为自己树立了一些政敌。公元前399年，他被控无信仰和腐蚀雅典青少年的思想，一位民主派政客、一位悲剧诗人和一位修辞学教师出任了苏格拉底的正式起诉人，在法庭上，年已七旬的苏格拉底发挥了他反讽和辩驳的才能。审判的结果，这位“雅典的牛虻”被宣布判处死刑。在监狱期间，苏格拉底拒绝了朋友的越狱逃跑的建议，喝下剧毒植物芹叶钩吻汁，从容死去。

◎雅典，长安，荣耀与梦想（6）

我们今天通过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著作了解这一希腊哲人的事迹。柏拉图重回雅典后，公元前388年，在雅典城外开创了一间学院，亚里士多德曾在此学习。
亚里士多德去世的这一年，公元前322年，政治活动家、辩客和哲学家惠施与庄子论学，我们想见古代中国学者自由辩论的情景，也不由得想起了苏格拉底的辩论；我们想起雅典自由办学的传统，也不由得想起古代中国自由办学的遥远历史。亚里士多德去世两年后，孟子晋见魏国国王“推销”仁义的施政理想，次年，孟子晋见齐襄王，对策天下将“定于一”。
浏览一下古中国诸子百家施政的核心理念——
孔子：天无二日，国无二君。
慎子：多贤不可多君，无贤不可无君。
管子：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
荀子：君者，国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
庄子：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孟子：天下恶乎定？定于一。
韩非子：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而在希腊，那些先贤如此思考和写作，决定了那个文明的走向，虽然经历无数的坎坷和忽略，但其影响力和生命力正长盛不衰——
“城邦是由公民组成的集体，所以，首先要了解什么叫公民，公民是什么样的人……完全意义上的公民，就是能行使审判员和行政官员权力者……凡有可能享有表决权和审判权的人就把他称为这个城邦的公民。”(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政治制度的现状如下：凡父母为本市市民者均可参加，凡年满十八岁者都可到区里登记。登记时，区里公民集体宣誓后进行投票表决。”(亚里士多德《雅典政体》)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中选用了三位波斯国王在公元前521年的一段虚构的对话，讨论不同政体的弊端：
“君主政体不需要向任何人汇报，完全可以为所欲为，那么，它将如何成为秩序井然的政体？杰出之士被授予无限权力，就会失去他习惯的思维方式。国家的繁荣使他变得狂妄傲慢。人的欲望在任何时候都是天生的。上面这两种毛病使君主沾染了所有的恶习：由于傲慢，他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也让他干出许多疯狂的罪行……由一群酒囊饭袋来掌权，最让人受不了；逃过了傲慢的僭主，却遇到一群傲慢的群氓……”（希罗多德《历史》）
许多年以后，目击了希腊被罗马征服的一位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在其《通史》中，也阐述了个别国家的政治史。他主张君主的、贵族的、民主的原则三者结合的模式。
希腊作家对民主体制的不倦讨论，罗马作家如西塞罗对共和的深入思考，为西方文明留下了许多思想遗产，最后，通过孟德斯鸠、洛克、伏尔泰等人的探索，为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思想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原动力和永不熄灭的神圣引擎。
3．征服者来临——雅典、罗马、长安的衰亡与复兴
公元前338年，东方大地上狼烟四起，秦国攻击魏国，俘其将魏错。秦国的改革倡议者商鞅被人告发谋反，车裂身死，全家被灭。而在这一年，决定雅典和希腊命运的一场决战也在西方展开。

◎雅典，长安，荣耀与梦想（7）

雅典的北方，马其顿已经崛起，在其国王菲利普的率领下，马其顿人在克罗尼亚战役中击败了希腊人同盟。菲利普国王召集希腊城邦的代表在科林斯开会，强迫他们结盟，自己就是这个联盟的领袖。菲利普已经控制整个希腊。他要展开一项计划，对波斯人进行战争。但他的计划还没有开始实施，就被暗杀在他女儿的婚宴上。
菲利普年轻的儿子亚历山大继位，一个让东西方都震惊的征服者跃上世界历史舞台。他血洗希腊城邦中对马其顿的反抗者，夷平了底比斯，当地的居民都被卖为奴隶。恐怖的阴云笼罩希腊，希腊臣服在亚历山大的武力恫吓下。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领37000人的大军(一说35000人)长驱直入亚洲，在伊苏斯和高加梅拉彻底击溃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大流士在逃亡中死于自己人的谋杀。亚历山大在对波斯人作战的期间，还进军埃及，据说，早已被波斯征服的埃及人很欢迎新来的征服者，把他们当做“解放者”一般。最后，亚历山大还想进军更遥远的东方，在印度西北部和当地的国王开了一战，获得了胜利。但是对家乡的思念、异域的气候、厌战情绪，使亚历山大的军队拒绝继续东进，亚历山大征服全世界的梦想终于画上句号。公元前323年，年仅32岁的亚历山大高烧病死在巴比伦。
许多年后，在罗马的西班牙行省，另一位未来的征服者恺撒面对亚历山大的雕像，感叹着自己的年华渐逝：“亚历山大在我这个年纪已征服了世界。”
在亚历山大死后到罗马征服希腊的这几百年时间，被称为希腊化时期；而被亚历山大征服过的许多地区，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被称为希腊化世界。亚历山大对东方的战争，在西方人眼中或许是东征，而在波斯人眼中或持东方本位观点的人眼中，那是东侵，而且亚历山大东侵过程中也滥杀无辜，仅地中海海岸城市提尔一地沦陷后就屠杀、奴役了成千上万的人。当然，在东侵过程中，客观上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谈到中亚的希腊化世界与中国的交流时，有两点值得人们注意：
第一，公元前139年，伟大的汉武帝派遣官员张骞寻找、联络数十年前为匈奴所破的大月氏。大月氏向西南方向遁逃后，征服位于今日阿富汗的希腊人的大夏王国（亚历山大帝国分崩离析后留下的一个王国），在那里定居下来。汉使者返回中国，随身带回了希腊文化的象征葡萄树苗以及大量有关西域地理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中国随后在中亚开展军事和外交攻势的基础。
第二，汉武帝接连派出好几支远征军讨伐匈奴，迫使匈奴各部或归顺，或逃往沙漠地区。正是中国人的胜利，引起了向西民族的大迁徙、最终冲击罗马帝国、导致其崩溃的连锁反应。中国人大破匈奴后，派了一个外交使团前往张骞报告中提到的西域各国。有两个从前留下的希腊王国贾尔干和粟特，大概自恃自己与中国之间远隔一个帕米尔大高原，颇为安全，故大胆地辱骂了中国使者。但是中国军队其军事威力惊人，竟翻越帕米尔高原，迫使他们降服汉皇帝。这样，汉帝国以一个巨大的楔形物插过中亚，最后于公元一世纪，与大月氏人在印度西北部建立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全球通史》）

◎雅典，长安，荣耀与梦想（8）

这是长安荣耀的时刻，我们的祖先扬首向西，以开放的胸怀接纳外来的事物，以冒险的精神探索未知的世界。他们没有在游牧民族冲击和入侵下屈服，反而进行了绝地反击，将他们驱赶向西。
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分裂为三。雅典趁机带领希腊城邦进行了反抗。这场“希腊战争”持续了很短的时间。雅典人最终失败了，他们的反抗首领被处死，民主政治被废除。雅典的光芒在世界黯淡下来。
公元前146年，雅典被罗马征服。希腊已经沦为罗马的东部行省，成为罗马一个死气沉沉的边缘地区。
李维曾记录，罗马共和国与马其顿的战争期间，雅典自愿站在罗马共和国一边，以一篇咒骂的檄文向马其顿宣战。但是，罗马人嘲笑：“这就是雅典人对马其顿的战争，一场文字战争，雅典人的武器只剩下文字了。”
公元前88年，雅典人再作尝试恢复民主制的努力，他们与爱琴海对岸的米特拉达梯结盟，掀起了一场革命风暴。新政府成立起来，发誓将捍卫城市古老的秩序和传统。但罗马的军头苏拉撕碎了这场梦想。公元前87年春天，苏拉率领5个军团出现在雅典城外，包围了雅典。苏拉命令士兵砍伐从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教学的小树林，建造围城器械。后来，雅典求和使团来了，还大谈雅典的光荣历史。苏拉中断了他们的夸夸其谈：“罗马不是派我来听古代历史的。”他把使团赶了回去。雅典城的人们被饥饿折磨得吃煮熟的皮鞋。英国当代史家汤姆?霍兰评述说：“文化首都雅典饿得只剩最后一口气了。”攻陷雅典以后，苏拉放纵军团杀戮抢掠，鲜血流到了城外，雅典的独立繁荣不再，废墟累累。（参见汤姆?霍兰《卢比孔河——罗马共和国的胜利与悲剧》）
然而这些暴殄文化的罗马征服者也有背运的时刻，第二三世纪，罗马由于内部的争斗和外部的蛮族入侵，帝国持续衰败。公元410年，哥特人洗劫了罗马。罗马也遭到蛮族的嘲讽，据说蛮族首领向罗马人要求很多珠宝财物粮食，罗马使团问：那罗马人留下什么呢？蛮族首领嘲讽道：生命！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欧多立克灭亡。公元1084年，吉斯卡多率领诺曼第人抢劫罗马。永恒之城一次又一次经受耻辱。
第三世纪，蛮族困扰罗马帝国的时候，长安帝国——汉王朝也经历内忧外患乃至衰败的命运，帝国的权柄走马灯一样地更换主子，由汉而魏，由魏而晋。晋室的开山皇帝们以阴谋狡诈而闻名于世，而后继者又多昏聩愚昧。“何不食肉糜？”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家族的身上——当有朝臣报告帝国饥荒时，弱智的皇帝吃惊地问：为什么不吃肉粥？
晋的后宫也如同帝国许多时期的后宫一样糜烂铺张。公元274年，晋取良家及小官吏之女五千人入宫挑选。公元281年，晋灭吴的次年，选吴宫女五千人进宫。晋武帝司马炎在酒色场中过足征服者的瘾，后宫将近万人。这种吓人的规模，即使罗马最荒淫的皇帝尼禄与卡里古拉也要甘拜下风，估计他们是想也不敢想的。伴随着这种荒淫，是地缘政治和文明策略的短视。公元280年，侍御史郭钦建议将内地各依附的游牧部族迁往边地，皇帝不听。随后，与罗马帝国相似的，边境上不断有匈奴人的挤入，表面上是降服，实际上是不断地楔入帝国领地，再过二十年，晋将自尝苦果，中原人民将遭受内忧外患的双重挤压。

◎雅典，长安，荣耀与梦想（9）

第四世纪初，“八王之乱”演变成大混战。公元304年，匈奴左贤王刘渊在离石（今山西）起兵，称大单于，随即祭出汉室外甥的旗号，名曰汉，称王。
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的部将祁弘等进入长安，其所部雇佣兵鲜卑人大肆杀掠。这种混战中更涌现出一位屠伯，青州刺史苟晞上任，日行杀戮，州人赠此名号，也算遗臭万年了。公元311年三月，洛阳城在顶着汉旗号实则匈奴联军的压迫下，全城恐慌，士民争相东逃，四月，石勒追击，在平城大破晋兵，死者十余万人。石勒把被俘的人排成人墙，一溜儿砍杀过去。五月，晋怀帝图谋出逃，只能步行出宫，到铜驼街，遇盗兵而回宫中，六月，匈奴人刘曜攻破洛阳，杀官民三万余人，焚烧洛阳，把晋怀帝俘虏至平阳。八月，匈奴联军入关中，破长安。饥荒与战争接踵而来，关西大饥，白骨蔽野，士民生存下来的百无一二。白骨兵火有余烬，铜驼夜来为谁哭？当一个文明面临厄运时，所有的灾难似乎都聚集了。
公元313年，在匈奴人刘聪（后汉）的营地，宴会上刘聪命令晋怀帝身着青衣，为宾客倒酒。晋臣多哭，这些丧失了故国家园的前显贵们因何而哭，是悲自己还是忧皇帝，还是为民族劫难一哭，还是为文明的尊严即将扫地而哭？司马业听说晋怀帝被刘聪杀害的凶信之后，在长安登基，是为愍帝。长安已经荒凉破败，据说：户不满百，公私车仅有四乘。
几年之后，刘曜进兵长安。长安无粮，斗米值金二两。晋愍帝出降，送往平阳。刘聪再次羞辱了中原皇帝，让他执戟前导，还倒酒、洗酒杯，在晋臣一片哭声中，刘聪把司马业也干掉。北方已经完全沦入异族之手，公元319年，刘曜在长安改国号为赵，以冒顿单于为祖，次年，迁其部落20万余口至长安。刘邦、刘彻如果地下有知，不知是哭耶笑耶？
一个曾经繁荣的文明大城衰颓没落，荒凉到要从秦州迁二千余户充数，并且频繁易手，不同部族的首领们以杀戮为耕作，长安人的苦难可见一斑。要到7世纪后长安才重新振作，成为当时国际性的大城。
第七世纪初，一位英明神武的王子跃登中国历史舞台，促进了中国文明的辉煌。在李世民的领导下，古中国的国力达到空前鼎盛，帝国重新恢复了因战乱丧失的对西域的控制，同时把势力延伸到中亚。帝国对西北的重视，极具战略眼光，因为即使到了宋代，李纲痛感中原帝国不能控制西北，感叹“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
公元624年秋天，突厥的两个汗王从并州侵入，直指关中。有人给唐高祖李渊出主意：“只因为财物宝藏、男女人口聚在京师，所以突厥来抢，如果烧掉长安，不在这里建都，则胡寇自止。”李渊就派中书侍郎宇文士及巡行山南看看有没有可居之地，就要迁都。萧瑀等皆以为这样做不行，然而最终不敢犯颜直谏。只有李世民建言：“霍去病，汉廷之将帅耳，犹且志灭匈奴。我愧列封王，尚使胡尘不息，让陛下讨论迁都，这是我的责任。请求让我报效一次，拿下那个颉利。如果一两年间不能将他拿下，再说移都之策，我不敢复言。”李渊愤怒，但仍派遣李世民率领三十余骑巡行关中计划抗击。当李世民回来的时候，坚持己见：一定不可迁都，李渊停止了迁都的构想。

◎雅典，长安，荣耀与梦想（10）

李世民和他的将领们最终击败了突厥人，如同汉帝国迫使匈奴西移一样，迫使突厥人的势力西移。法国史家勒内?格鲁塞对李世民有很高的评价：
太宗在粉碎了突厥人之后，以这些人为辅助军，在以后的20年中，使突厥斯坦的突厥人和戈壁上印欧种人的绿洲都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一个受到震惊的亚洲从他身上看到一个陌生的、史诗般的中国。决不向蛮族求和，也不以重金去收买他们撤兵，太宗扭转形势，战胜他们，使他们害怕中国。（《草原帝国》）
对内，李世民把古代宽和政治发挥到极致，用人不拘一格，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史书上评价说：选拔人才不搞私党，托付大业则人尽其才。所以屈突通、尉迟敬德，由仇敌而转化为倾心相助；马周、刘洎，从疏远也得以重用。
公元626年9月，“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李世民）帝不受，令颉利归所掠中国户口。”
公元627年，关中饥荒，卖儿卖女的事情常有发生。次年春天，李世民派遣杜淹巡视关内各州，拿出后宫的金银宝器，把出卖的男女赎回给他们的父母。
公元631年，即张宝相将军擒获颉利可汗、太庙献俘的次年，“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属。”古世界可经常有这样仗义疏财、关爱人民的仁政？经常有的是聚敛钱财而人民饥寒交迫而死的惨剧。让我凌沧洲在千载之下，向古中国的人道主义的善举，致以敬意。
长安的荣耀，不在帝国悠久的历史，不在帝国绵长的城池，而在帝国历史上闪烁人道光芒的义举。
长安的荣耀，是在这种宽和政治中，有限开放了权力跑道，汉的荐举，隋唐的科举，使人才有了消费市场和上升通道，而且相对稳定，缓解了社会矛盾。
长安虽然没有留下罗马那样辉煌的建筑，凯旋门，纪念柱，也没留下像雅典娜神庙、特尔斐废墟那样宏大的建筑；但是长安帝国留下了一座座精神的纪念碑——长安帝国的诗人们为他们的后裔提供了精神的宝藏。
无论如何，长安在第十世纪后衰败了。从汴梁到临安，从南京到北京，中国的地缘政治中，长安已经不是核心，而永远地边缘化了。
而作为中华文明的圣城，我们永远